三

莊存與、劉逢祿等以《春秋》為“五經(jīng)之筦鑰”，《春秋》義例又一宗《公羊》，為什么他們要尊奉《春秋》，獨崇《公羊》呢？

第一，《春秋》是“經(jīng)世”之書，是“禮義之大宗”，“法可窮，《春秋》之道則不窮”^[31]，可以“舉往以明來，傳之萬世而不亂”^[32]。

他們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孔子返魯作《春秋》是“不得已”，其中有“微言”在焉。它不是一般“紀事之史”，而是“約文以示義”^[33]，凡是所書，都有“所表”，是有其“書法”的。例如文公五年記“秦人入鄀”，《春秋》本來是“錄大略小，錄近略遠”的，為什么記載這個“微國”、“遠國”呢？莊存與以為，這是因為“秦人之好兵”，所以特記專條。他說：“《春秋》之法，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愛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薄扒厝撕糜帽?，而先見其端于天下，于入鄀然后見之也?！?sup>[34]又如文公十年記“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莊存與以為所以寫上“辛卯”這一日期，是因臧孫辰為魯所崇敬。寫上“日”，是否“貶”呢？“義不得無貶而辭無貶”，因為臧孫辰“自知弗如”柳下惠，卻“蔽之俾不通然后已”，這是“蔽賢”，所以雖則“辭無貶”，而“義在指矣”^[35]?！洞呵铩贰皶ㄖ攪馈保x有所指，“舉往明來”，經(jīng)世所資，因此，為人君者必知《春秋》，為人臣者也必遵《春秋》之義。

第二，《春秋》大義，存乎《公羊》，其中“通三統(tǒng)”、“張三世”諸例，辨名分，定尊卑，明外內(nèi)，舉輕重，要懂得《春秋》，就必須深研《公羊》義例。

歷來儒者言必稱三代，說堯、舜、禹、湯、文、武時期是“至治盛世”，而平王東遷，王室衰微，浸為“亂世”。經(jīng)今文學者認為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統(tǒng)，夏是黑統(tǒng)(人統(tǒng))，商是白統(tǒng)(地統(tǒng))，周是赤統(tǒng)(天統(tǒng))，夏、商、周三代制度各有因革損益，不是一成不變的。《春秋》就是“立百王之制，通三統(tǒng)之義，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zhì)”，從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36]。清朝去古雖遠，但只要“繼體守文”，能夠“深明《春秋》之法以制馭其政”，那么，“三代之治未嘗不可復，其亂未嘗不可弭”^[37]。也就是說，要根據(jù)《春秋》之“微言”，按著當前之實際，“后王有作”。

由于春秋之時，浸為“亂世”，諸侯征伐，周天子名存實亡，孔子在《春秋》中，“于所見(昭、定、哀)微其辭，于所聞(文、宣、成、襄)痛其禍，于所傳聞(隱、桓、莊、閔、僖)殺其恩”，“異其書法，寓有褒貶”。再則，“于所傳聞世見撥亂始治，于所聞世見治，廩廩進升平，于所見世見治太平”，“由是辨內(nèi)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38]。那么，“《春秋》起衰亂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極太平”^[39]，這種由“亂世”到“升平”、“升平”到“太平”的“三世”說，又是以社會歷史是進化的。要進化，那還要明乎《春秋》。他們在舉世高談三代，說成“世愈遠而治愈甚”，以致陷入退化論泥潭的情況下，比跡“三統(tǒng)”，推衍“三世”，主張“撥亂”，倡言“經(jīng)世”，不能說不是一個進步；但其依托的還是儒家經(jīng)籍，還想“復三代之治”，這無可否認是烙上了鮮明的階級烙印的。

第三，董仲舒發(fā)揮《春秋》“大一統(tǒng)”學說，儒家賴以“獨尊”。當今“盛世”，尤應(yīng)“一統(tǒng)”，不能拘泥章句，而應(yīng)“遠法《春秋》”。

“三統(tǒng)”、“三世”，說明時代不同，要隨時因革；只有因革損益，才能想望“太平”。懸一理想的目標，以為“太平”的倒影，時愈久則治愈盛，“大一統(tǒng)”，才能“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莊存與、劉逢祿認為，“大一統(tǒng)”要“以諸夏輔京師，以蠻夷輔諸夏”，才是“尊親之化”，“天地之所以為大”^[40]。“天無二日，世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sup>[41]必須尊親事君，“全至尊而立人紀”^[42]?！洞呵铩肪褪恰疤熳又隆?，用以“辨名正分”、正外內(nèi)、定尊卑、審輕重、紀遠邇、征敬怠、別同異的。為人臣子，就應(yīng)忠君，應(yīng)該“陳善必列其宜，匡失必舉其敗”，不能以“無端崖之辭以溷其上，而藏其奸”，不能“固奸以事君”，“以飾其惡”，欺君是“不祥”^[43]的。因此，“大一統(tǒng)”的核心是尊君，是拱奉中央王室。

春秋時，王室已微，孔子表彰齊桓、晉文，因為齊桓、晉文“尊王攘夷”，“一匡周室”，當他“筆削”《春秋》時，留有“書法”。如莊公二十五年記“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就是書之以“錄齊桓之功”的?！褒R桓主中國，則陳不知有楚患，國家安寧”，齊桓公死后，陳遂“日役乎楚”^[44]。齊桓“存三亡國，而天下咸諭乎桓公之志，再為義王，克盡臣節(jié)，修禮諸侯，官受方物，魯人至今以為美談”^[45]。這是由于齊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尊奉周王朝，“歸命”周天子，以成“大一統(tǒng)”。

照此說來，清代今文經(jīng)學的“復興”者之所以講《公羊》，是因為它存在《春秋》大義；而這些“微言”，又重在“大一統(tǒng)”。那么，他們實際是為了要“大一統(tǒng)”而找《春秋》為依附；又發(fā)揮《春秋》“微言”，以維護“大一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