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 當前古代文體學的研究現(xiàn)狀
何謂文體？這是本書研討的邏輯起點。新時期以來，在文學研究界，是最具學術敏感的文藝理論學科的學者率先關注文體學。童慶炳早在二十余年前，就主編了一套“文體學叢書”，其中童著《文體與文體的創(chuàng)造》，將文體分為三個層次：體裁、語體、風格，并認為“文體是指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它社會歷史、文化精神”
。這種解說，在當時無疑是深具啟發(fā)意義的。但是不必諱言，其觀點主要借鑒了西方文體學的理論，并考慮了中國古代文體發(fā)展的狀況而“雜糅合成”，故而表現(xiàn)為一種中西合璧的理論思考。文藝學對文體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激發(fā)、帶動了古典文學界。之后不久，古典文學學者也開始深思何謂中國古代文體，其中以吳承學的研討最為深入系統(tǒng)。
經(jīng)過多年的積累和探索，吳承學、沙紅兵在2005年第3期《文學遺產》上發(fā)表了《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論綱》，此文將“文”與“體”分而治之，指出中國古代的“文”是一個層次共生系統(tǒng)，由文教禮制、文德、典籍、文辭等構成；而“體”的內容則更為豐厚，包括體裁或文體類別、具體的語言特征和系統(tǒng)、章法結構與表現(xiàn)形式、體要或大體、體性體貌、文章或文學之本體等六方面。可謂條分縷析，歸納總結出了中國古代文體內涵與外延的豐富和模糊。
西方的中國古典研究學者也清楚認識到了中國文體的特點，美國的宇文所安談到，中國文論中的“體”，既指標準形式(normative form)，也指文類(genre)，還兼有風格(style)之意，然則“‘體’究竟指文類、亞文類，還是風格，可以根據(jù)語境和由‘體’構成的復合詞來判斷，但‘體’字單獨出現(xiàn)，則無法辨別它的具體所指”。這種解說是符合中國古代文體實際的。
關于中西文體的差異，不妨引一段胡蘭成的論述：
中國的文體是獨有的，為世界上他國所無。古代希臘人寫的歷史就只是記錄，另有史詩才是文學的。他們不能有像《堯典》《虞書》《黃帝本紀》和《左傳》那樣的文體。柏拉圖集中所收的哲學，若非演說體，即是問答體，沒有像《易·系辭》和《莊子》的文體。至于希臘的文學，則除了史詩便是戲劇，但沒有像《離騷》與宋玉的賦那樣抒情的文體。在西洋，抒情詩早有，但抒情文則遲到一直后來才有抒情的散文體，但也還是貧缺。中國抒情文體的發(fā)展，自楚辭漢賦至蘇東坡的《赤壁賦》，與柳宗元的《永州八記》、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等，文體與內容如此豐富闊大，乃是因為能寫情寫到了天性與事理之際，文章的升高到了文學與非文學之際。
由此可知，中國古代文體具有自身的鮮明特征，表現(xiàn)為復雜性、多義性和不確定性，它的“貫通”特質極為明顯，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泯滅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與西方文體相對穩(wěn)固的板塊結構大不同。中西雖有相近相似之處，但兩者的差別顯然更大。同是抒情，中國文體與西方文體的表現(xiàn)迥異。以西鑒中，以西補中，則可；以西套中，以西律中，則不可。中國的文體研究，理應彰顯本國的特色。這一點，已經(jīng)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
隨著研討的多方面展開，商酌的深入細化，中國學者開始致力于古代文體學學科的構思和建設。吳承學等《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論綱》從兩方面思考了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一方面，通過對基本內涵與對象的探討，勘劃古代文體學學科的大致范圍和性質；另一方面，通過與古代文學史、古代文學批評史、現(xiàn)代西方文體學等學科之間的互動，確立古代文體學在古代文學研究學術結構中的適當位置，同時保持諸學科之間的相對開放性”。該文認為，古代文體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包括：古代文體史料學研究、古代文體學史研究、古代文體史研究、語體與語言形式、作為“風格”的文體學研究、古代文體學的方法論和思維方式研究等六大方面。雖然目前學術界對建立古代文體學學科尚無一致意見，但古代文體學研究早已從昔日的冷門逐漸轉變?yōu)楦挥猩詈駶摿Φ男碌膶W術生長點，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
依筆者看來，如要執(zhí)簡馭繁，古代文體學的研究主要就是三大塊：首先是文體研究。這包括具體文體、文體系統(tǒng)、文體間關系、文體發(fā)展流變的研究。其次，文體理論的研究。諸如作家的文體意識、文論家的文體批評和古代文體理論史的梳理等。再次，有關古代文體文獻史料的搜輯整理。針對不同情況可以采取點校、資料匯編、集釋等多種形式，這是文體研究的基礎工程。概而言之，文獻史料是文體學研究的基石，而文體研究和文體理論研究是文體學的兩翼。無論文體學學科怎樣建設，文體學本身都不失為一門具有獨特價值和重要意義的學問。
新時期以來，古代文體學的研究逐漸興起，呈蓬勃發(fā)展的良好趨勢。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其一、發(fā)表和出版了一大批古代文體學的高水平論文和專著，研究領域大大拓寬，研究正在向縱深推進。就專著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推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1990年出增訂版)；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tài)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2002年出增訂版)和《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曾棗莊《中國古代文體學》(三卷七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等2012年版)，上述諸書堪稱新時期古代文體學研究的標志性論著。其二、成立了兩個文體學研究中心，召開了一系列以文體學研究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北京大學于2002年成立了中國古代文體研究中心并召開學術討論會，中國人民大學同年亦舉辦了中國古代文體研究的學術會議。2003年，中山大學成立中國文體學研究中心，并創(chuàng)辦了國內首家以文體學研究為核心內容的學術網(wǎng)站(網(wǎng)址：http：//wtx.sysu.edu.cn)，還連續(xù)主辦了多次全國性的古代文體研究學術討論會，組編出版《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叢書》。其三，涌現(xiàn)出以吳承學教授為代表的文體學研究領軍人物。吳承學本人不但以高品質的研究成果嘉惠學林，他還具有高瞻遠矚的謀劃布局，從倡導文體學學科、整理文獻史料，到建立研究中心、承擔國家重大課題，再到召開全國性會議、組編文體學研究叢書，更指導了一批以文體學為主題的高水平研究生學位論文，等等。這些足以說明吳承學在文體學方面的建設和舉措是全方位的。吳承學在其《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后記中感慨地說：“二十多年前，當我進入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領域時，它還是一個相當邊緣的冷僻地帶，而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一片學術熱土?！?sup>顯而易見，文體學由昔日的冷門轉變成為近年來古典文學研究的熱門話題，這其中吳承學教授功不可沒。
筆者在十年前，曾反思文體學研究情況，認為文體學研究發(fā)展雖快，卻也有不成熟的地方。首先，研究意識和理念存在偏差，對古代文體缺乏一種“了解的同情”。文學文體研究一直以來多把注意力集中到詩歌、散文、小說、戲曲四大門類上，以今人的文體觀為標準去衡量推想古代的文體狀況，“以今律古”的偏差直接影響了古代文體研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往后的研究需要更多關注中國古代文體的“原生狀態(tài)”。其次，研究布局不夠平衡，缺乏整體規(guī)劃。就文體批評研究而論，多年以來主要集中在魏晉南北朝和明代，其中又以對《文心雕龍》文體論的研究為主，其它時代的文體批評多付闕如，似乎文體批評就是文學批評史中一個可有可無的環(huán)節(jié)。而古代文體研究文獻的蒐集董理也亟待展開，除了《文心雕龍》《文章辨體》《文體明辨》等常見常用論著外，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中存在大量有價值的文體史料，如宋代的四大類書(《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總集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明代賀復徵編選的《文章辨體匯選》，清代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等，包含的研究資料異常豐富，尚待我們善加發(fā)掘利用。再次，文體研究和文體批評研究各行其是，仿佛兩股道上跑的車，割裂了兩者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猶如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研究需要相輔而行一樣，文體和文體批評也不宜分而視之，它們是整個文體學研究的兩翼，最佳途徑是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桃李春風，相得益彰。
上述諸端是筆者對當時古代文體學研究現(xiàn)狀的一些粗淺思考?，F(xiàn)在十年過去了，回首審視，無論是文體學研究的布局和規(guī)劃，還是古代文體的個案研討，抑或蒐集整理文體史料，諸方面都有較快的發(fā)展和進步。以文體學文獻史料的整理為例，我們欣喜地注意到，王水照主編的煌煌十卷本《歷代文話》2007年已經(jīng)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標志著古代文體文獻的整理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曾棗莊在古稀之年，以一人之力，完成多卷本“古代文體資料集成”(作為《中國古代文體學》的附卷，共五冊)，毅力可嘉。吳承學主持之《中國古代文體史料集釋》和《中國古代文體史料學》也在進行之中，非常值得期待。應該說，文體學已成為近年來古典文學研究中最具創(chuàng)新活力、成果最豐碩的研究領域之一。
當初筆者把博士論文選題范圍確定為古代文體學以后，接下來就考慮論文的研究旨趣、寫作體例和基本框架結構。經(jīng)過反復思考，筆者準備撰寫一部斷代文體學的研究論著。在筆者寫作博士論文前后，已有兩部斷代文體理論研究專著面世，分別是李士彪《魏晉南北朝文體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賈奮然《六朝文體批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這兩部著作的研究朝代一致，研究路徑都表現(xiàn)為對一個朝代文體理論的深入思辨探究。魏晉南北朝無疑是古代文體理論研究最充分的朝代，能不能把目光轉移到其它缺乏關注的朝代？能不能把某一朝代的文體研究和文體批評研究結合起來加以論述？能不能從文體學的視角審視解決一些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問題？能不能從更寬廣的文化視閾觀照古代文體的流變？周勛初《宋人發(fā)揚前代文化的功績》說：“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自古以來從未中斷，在這迂回曲折的歷史長河中，趙宋一代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文體自然包含在整個大文化的范疇之內。文體——文學——文化，無疑是值得探究的課題?；谏鲜鏊妓?，筆者把博士論文的題目定為“宋代文體學研究”，試圖對開墾余地極大而又極富研究價值的兩宋時期的文體學進行一番考索探賾，希望這種斷代文體學研究嘗試能給新世紀以來蓬勃展開的古代文體學研究提供一點啟示，帶來一些新的思路。
二 宋代文體學研究的學術空間
中國古代文體存在“大文體”或“泛文體”的傾向，文體的結構層次多，體制機制靈活，包孕豐厚。具體而言，其“大”與“泛”表現(xiàn)在：文體是語言系統(tǒng)、結構形態(tài)、表述形式、風格面貌諸要素的有機統(tǒng)一，它既指體裁，也指不同體制、體式作品所具有的某種相對穩(wěn)定的獨特風貌。
與文體關系密切的一個重要概念是語體，應對文體、語體兩個概念略作辨析。語體源于西方語言學?，F(xiàn)代研究把語體分為口頭語體和書面語體，如套用到古代，口頭語體如古代的語錄體，而書面語體如古代的法律語體、政論奏疏語體、文學語體等。顯而易見，語體強調從語言運用的角度去研究，關注的是“體”中的常用詞匯、句式結構、修辭手段等一系列問題。文體與語體，雖有聯(lián)系，但區(qū)別更大。它們的內涵、外延、研究對象、學科歸屬都有所不同。
古代文體學研究與中國古代文學及其理論的關聯(lián)極其密切。文體是文學作品最直觀的形式，每一種文體的產生、發(fā)展、興盛乃至嬗變、衰亡的歷史，都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和審美思潮，也反映了文學創(chuàng)作觀念、價值標準的變化。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文體”又稱“體”“體裁”“大要”“大體”“勢”或“體制”等，這些概念范疇的內涵相當豐富，分別指向文體在題材內容、表現(xiàn)手法、結構形式和風貌特質等理論層面上的諸多問題。古代很多文學批評其實就是文體批評，從某種意義上說，最負盛名的《文心雕龍》實即一部文體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國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上的許多重要問題都與文體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譬如古人的辨體、尊體和破體的文體觀念，雅文學與俗文學，詩學里的唐宋詩之爭和“以文為詩”，詞學里的“以詩為詞”和詞“別是一家”等等。深入研究古代文體學，對理解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及其關聯(lián)，能起到綱舉目張的顯著效果。
在中國文學的長期發(fā)展中，文體種類之繁多，變化之駁雜，理論之深細繁復，為世界文學所罕見，這為建立有本國特色的文體學打下堅實的基礎。歷來的文學研究通常按體裁進行，具體到宋代文學，詩歌、散文、賦、詞、駢文、話本、南曲戲文等各體文學咸備，文體問題在宋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理論中尤其突出、特殊和重要。傳統(tǒng)的宋代文學研究，從文獻董理，到流派作家、文學思潮、藝術分析等等，成果頗為豐碩。傳統(tǒng)研究雖分體為之，然而并不以文體為研究的本位與核心。王水照主編的《宋代文學通論》，分成文體篇、體派篇、思想篇、題材體裁篇、學術史篇。其中的文體篇，恰由王先生自己執(zhí)筆，提綱挈領，深具啟發(fā)意義。但總體來說，宋代的文體學研究還相當薄弱。關于宋人的文體意識，各種文體的形態(tài)與流變，文體的分類和文體批評的特征，文體與文化，尤其是宋代文體系統(tǒng)和文體關系、宋代文學中普遍存在的破體相參現(xiàn)象及其意義等，雖有學者從若干方面予以關注，卻較少做深入系統(tǒng)的觀照考察。由此言之，宋代文體學研究具有非常廣闊的學術空間。
唐宋時期，社會和文化觀念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中唐至北宋一段，承前啟后，為我國古代社會一大轉折。有學者概括宋代文化的特點為“自由的思想和懷疑創(chuàng)新的開拓精神”。由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宋代文化繁榮和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是文壇的錦團花簇與文學理論的深入推進。宋代文學既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帶有總結性的時代，又是一個新的開端。詩、文等傳統(tǒng)文學主流，在宋代得到一次集大成式的檢閱和總結；而元、明、清文學所呈現(xiàn)出的諸多現(xiàn)象，亦在宋代初露端倪，現(xiàn)諸變相。與此緊密相關，宋代的文體及其批評也同樣呈現(xiàn)出新的形態(tài)和特征。宋人頗自豪于本朝文章的鼎盛繁榮：
王稱《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序》云：“蓋文章至唐而盛，至國朝而尤盛也?！?sup>
楊萬里《杉溪集后序》云：“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圣制作，于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云漢昭回，天經(jīng)地緯，衣被萬物，河岳炳靈，鴻碩挺出。”
倪樸《筠州投雷教授書》云：“宋之文超漢軼唐，粹然為一王法?！?sup>
金代王若虛云：“宋文視漢唐百體皆異，其開廓橫放，自一代之變?！?sup>
莫不對宋代文章推崇備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文章”“宋文”是綜合性的“大文體”概念，里面包含多種文體，看王若虛的論斷最為明晰。宋代文體的新變發(fā)展與文體理論的深細辨究如影隨形，相得益彰?？陀^地說，宋代文體學是整個中國古代文體學的轉捩點，它上承六朝、隋、唐，下開明、清，以宋代為文體研究的坐標中心，可以把握我國古代文體學的基本形態(tài)、發(fā)展脈絡和地位價值。
近年來，宋代文學研究全面推進，文體研究也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學者對各種文體形態(tài)及文體理論開始予以較多關注。本書研究的是宋代文學中前人有所啟而未遑發(fā)，尚屬薄弱而又亟待深入的一個系統(tǒng)課題。從文體角度研究宋代文學，有助于充分認識宋代文壇所展現(xiàn)的多種文體分化與綜合、限制與超越、排斥與融通的復雜多元格局；有助于深入理解宋人的文體觀念、把握宋代諸文體發(fā)展流變的軌跡、確定諸文體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探討文體交融互滲對文學史演進所具有的深層意義；有助于從宏觀上把握文體與文學的關系、文體與文化的互動，探索古代文體、文學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
三 研究旨趣和寫作體例
文體研究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都是源遠流長、牽涉廣泛的大學問，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現(xiàn)代文體學卻主要源于西方。西方文體學與語言學關系最緊密，還與文藝學、心理學、美學等很多學科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在西方紛繁復雜的文體論述中，如果把研究對象分為廣義和狹義的文體，那么“廣義的文體一般是指在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不同職業(yè)、不同年齡、不同身份、不同場合、不同語境中運用不同的語言習慣和語言體式”，而“狹義的文體是文學文體，主要指不同作家筆下的不同的語言體式所形成的文體風格”。近代以來，中國的文體研究較少致力于本國文體理論的系統(tǒng)化與學科建設，而主要呈現(xiàn)為一種輸入西方理論、借鑒域外方法的單向流動局面。不必諱言，這種以吸納輸入為主的格局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論。對于積淀深厚的中國古代文體學而言，在學術意識和研究方法上尤需慎重，應始終對古人懷有一種“了解的同情”，萬不可簡單機械地以西律中、以今推古。由此言之，中國古代文體研究與一般意義上的西方文體學有著極大的差異。
本書主要關注的是文學文體，但亦不偏廢公牘和應用性文體。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沒有嚴格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古代的文學并不像今天一樣成為一個獨立的門類，而是當時整個古代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古人秉持的是一種泛文學或曰雜文學的觀念意識，開放性的文學概念致使文學不斷“拓其疆宇，則文無所不包”。不過文學終究還是具有一定的標準，不妨把敷文藻飾和審美意蘊算作古代文學區(qū)別非文學的認定質素。由于古代文學內容的廣博，古代文學文體也種類繁多、琳瑯滿目，大大超出了今天“文學四分法”的涵蓋范圍。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說：
文體學的純文學和審美的效用把它限制在一件或一組文學作品之中，對這些文學作品將從其審美的功能與意義方面加以描述。只有當這些審美興趣成為中心議題時，文體學才能成為文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它將成為文學研究的一個主要部分，因為只有文體學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學作品的特質。
研究古代文學，應該具備一種“風物長宜放眼量”的大文學史觀；而研究古代文體，也最好采用寬口徑的大文體觀。以審美價值為標準界定審視古代的文體，就能把古代的大部分文體納入研究視野，讓研究更符合古代文體的原生狀態(tài)，具有更大的學術價值和意義。由此言之，我們所說的古代文體學實是一種以文學為本位、以文體為關注核心、以審美為認定標準的綜合立體研究。
當然，本書不是要把文體學與文學史的研究等同起來，事實上也無法等同。吳承學說：“文體史與文學史的視角有所不同，其價值判斷也有所不同，有些作品藝術成就并不高，在文學史上地位不高，但由于其文體形態(tài)有獨到之處，在文體史上就有獨特的地位。同樣，在文學史上影響重大的作品，卻未必在文體史上占有一席之地?！?sup>此論頗為中肯。也有的作品，兼具文體形態(tài)之獨創(chuàng)和藝術之匠心，故而在文體史與文學史上，皆有地位，典型例證如宋代蘇軾的《赤壁賦》等。本書力爭調和文體史與文學史之研究，兼顧并向文體側重。
本書主要研究的是：宋代的文體形態(tài)和文體理論；宋代文體系統(tǒng)與文體之間相互影響、相互融通、妙處相資的關系；關注宋代文體的“原生狀態(tài)”，進行文體個案研討；論述宋代文體批評的基本特征；研究宋代文體分類的基本情況；探討文體相參、破體為文在宋代文學史上的意義及相關理論問題。在此基礎上，把宋代文體學置于整個古代文體學的歷史中加以觀照，就文體的古今之變、雅俗之辨和文化意味等論題進行翔實而全面的評述。其中又以宋代文體學的核心問題——本色與破體為研究重點，而貫穿整個研究過程的是古人的“辨體”意識。
本書既有關于宋代文體學的宏觀思考，也不乏對宋代具體文體的微觀探究，同時注意把宋代文體學研究中的點、線、面有機結合起來。
本書所要論述的重要觀點大致有：
一、把宋代文體學定位為古代文體學史上一個承先啟后的拐點時代。宋代眾體咸備，各種文體都獲得充分的發(fā)展空間，文學文體方面，承襲前代的詩、文、詞三足鼎立，新興的戲曲、小說也嶄露頭角、一試身手；公牘和應用文方面，已有的和新創(chuàng)的文體競相發(fā)展，迎來了歷史上實用性文體發(fā)展的一個高峰。宋代是古今文體駢與散、簡與繁、文與質、雅與俗糾葛轉關的樞紐。作為古代文體理論發(fā)展歷程中的重要一環(huán)，宋代文體批評層累式地多角度深入探究，提升了文體研究的理論水平，并與當時的文體書寫產生互動，且對明清兩代的文體批評有重要影響。
二、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漢賦、唐詩、宋詞、元曲，都是其時最有代表性的文體，但它們在當時并不是挺立獨秀，而是與其它文體交融互動、共存共榮。就宋代而論，宋詞是一代之所勝，但絕非一代之專擅，宋文、宋詩等其它文體同樣極有光彩。宋詞與其它文體是相通相資、相得相成的復雜關系，詞的大放異彩離不開“文體共同體”的眾星拱月、一力扶持。
三、經(jīng)過細致考辨，推斷聯(lián)系宋代各文體的紐帶是散文。雖然宋代的各種文體發(fā)展較為均衡，但并不意味著這些文體是平行的，不分主次的；通過對宋代詩、詞、散文、賦、駢文、話本等主要文體的流變及其相互關系進行稽考梳理，可以得知詩、詞、賦、駢文、話本等都或多或少接受了來自散文的影響，散文能對其它文體起到巨大的輻射作用。“以文為詩”、“以文為詞”、“以文為賦”、“以文為四六”……，詩、詞、賦、駢文等，主動或被動地接受散文影響，超越限制，觸類旁通，增強了文體持續(xù)發(fā)展的動力，推動了既有文體的丕變和新興文體的成熟，從而使宋代文學、文體出現(xiàn)多次重大開拓。
四、某一朝代的文體，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系統(tǒng)，也是一個休戚相關的共同體。各種文體在系統(tǒng)中共存與協(xié)調發(fā)展，猶如大自然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一個健康的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和諧、穩(wěn)定，其中的各物種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約、自我調節(jié)和退化淘汰等復雜機制，而一個時代的文體系統(tǒng)正有類于此。因此，從單一視角研究文體，顯然是片面的、狹隘的，必須立足于文體——族群——系統(tǒng)，以多元角度觀察考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真相。宋代文體系統(tǒng)的鮮明特色是良好的平衡性、包容性、貫通性，各種文體處于系統(tǒng)之中，相依存，通有無；任何文體如果堅壁清野，不與其它文體往來，也就失去了生機和活力。
五、各種文體相互參融、妙處相資是文學、文體發(fā)展的重要動力?！段男牡颀垺ねㄗ儭吩疲骸胺蛟O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shù)無方。”異體相生，文體間的破體參融有利于發(fā)掘各種文體的表現(xiàn)潛能，豐富藝術手法和技巧，對創(chuàng)造別開生面的文學面貌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在宋代，如果沒有詩向文的借鑒，就不會成就宋詩以思理筋骨見勝的特質；沒有賦與散文的相通合流，就沒有文賦的出現(xiàn)；沒有詩和文對詞的滲透影響，就沒有詞在格調境界上的提升；沒有詩、文、詞等幾種文體的綜合融攝，就沒有戲曲和話本小說的重大開拓。
六、怎樣處理駢散關系是中唐至北宋文體學的一大關鍵。文筆之辨、駢散之爭，由來已久。對于駢體，是采取排斥敵對，還是與散體相互參融，干系甚大。中唐韓、柳已經(jīng)開啟了駢與散的融匯之路。錢穆說：“韓、柳之倡復古文，其實則與真古文復異?！苏居诩兾膶W之立場，求取融化后起詩賦純文學之情趣風神以納入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純文學之閫域，而確占一席地。故二公的貢獻，實可謂在中國文學園地中，增殖新苗，其后乃蔚成林藪，此即后來之所謂唐宋古文是也。”此處真古文，應指先秦兩漢之古文，而唐宋古文是參融駢散、詩賦之新古文。韓、柳其實是調和駢散的肇端者，而宋人才是真正完成此文章大事業(yè)之終結者。宋人處理駢散關系，駕馭文體，入而能出，通達靈活，最是成功，故而宋代散文、駢文各得其所，同時又推動了一批文體的變化出新。
七、文體演變的背后具有耐人追尋的文化意味，文體的發(fā)展和演進往往映照出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特質。宋代文體學的創(chuàng)辟新變根源于融會貫通的宋型文化背景，研究文體離不開當時的文化大視野。宋人對“祖宗之法”的看重，宋代文言與白話的關系、雅文體與俗文體的并存格局，宋人“以俗為雅”的審美觀念，特別是宋代文化融會貫通的大格局，都影響到宋代文體的面貌和發(fā)展，顯示出文化對文體的浸潤是深刻的、潛移默化的。另一方面，文體是文化的載體，具體文體的流變，亦能反映出古代社會的政治軍事、禮樂制度、宗教民俗等的點滴細節(jié)。
當代作家王蒙說：
文學觀念的變遷表現(xiàn)為文體的變遷。文學創(chuàng)作的探索表現(xiàn)為文體的革新。文學構思的怪異表現(xiàn)為文體的怪誕。文學思路的僵化表現(xiàn)為文體的千篇一律。文學個性的成熟表現(xiàn)為文體的成熟。文體是文學的最為直觀的表現(xiàn)。
作為小說家、散文家的王蒙，其文體寫作無疑是成功的。他的這番話，是建立在大半生文學創(chuàng)作(亦即文體書寫)經(jīng)驗基礎上的理論思考，深刻洞察了文學與文體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沒有文體，何來文學？不談文體，文學將面臨重大缺失。即便是公牘應用文，也得依靠文學性來傳世。就讓我們通過宋代文體這扇門，打開五彩斑斕的宋代文學勝境，進行一番探賾尋幽的文體探索和文化遨游。
- 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chuàng)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
- 參看吳承學、沙紅兵《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論綱》，載《文學遺產》2005年第3期。
- [美]宇文所安著，王柏華等譯《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62—6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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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承學、沙紅兵《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論綱》，載《文學遺產》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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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勛初《周勛初文集》第3冊，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92頁。
- 繆鉞《宋代文化淺議》認為：“宋代文化的特點是自由的思想與懷疑創(chuàng)新的開拓精神。”載《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頁。
- 陳寅恪《論再生緣》，載《寒柳堂集》，第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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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五，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22頁。
- 參看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chuàng)造》第二章“西方文體論的歷史回顧”，第63—65頁。
-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8頁。
- [美]雷·韋勒克、奧·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第193頁。
-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第237頁。
-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19頁。
- 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載《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4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頁。
- 王蒙《文體學叢書》序言，載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chuàng)造》，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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