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詩人詩集版本流變及傳播效果

張元珂

（1．南京大學 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93 2．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北京 100029）

內容摘要：湖畔詩人詩集有的僅有初版本，有的不僅有初版本，還有各種再版本或修訂本。從初版到再版，其版本內部究竟發(fā)生了哪些變化？如何看待這些變化？在1920年代，其傳播渠道大都是以出版社營銷、個人贈閱為主，接受對象基本為文學界同仁、青年學生和新市民，這樣很容易地構成了一個由新文學作家、新式讀者和出版社三方合力形成的“場域”。那么，在這個“場域”中，其接受與傳播效果如何？本論文結合第一手的資料，側重從版本和傳播角度，對上述問題逐一展開研究。

關鍵詞：湖畔詩人；版本；傳播；《湖畔》；《蕙的風》

湖畔詩社骨干成員有四位：馮雪峰、汪靜之、應修人、潘漠華，外加后來加入的魏金枝、謝旦如、樓建南（適夷）。在這幾人中，應修人、潘漠華早在1930年代就為革命而捐軀，馮雪峰參加“左聯(lián)”后，更多以文學批評家、文藝理論家的身份介入文壇，故寫詩也不多。汪靜之在世時間最長，但由于其“寫不出血與淚的作品”（朱自清語），所以除在1950年代寫過少數(shù)應景詩之外，詩歌寫作也近于停止。因此，從整體上看，湖畔詩人出版的詩集并不多，代表作主要有：《湖畔》（四人合集）、《春的歌集》（三人合集）、《過客》（魏金枝）、《苜?；ā罚ㄖx旦如）、《蕙的風》（汪靜之）、《寂寞的國》（汪靜之）、《應修人 潘漠華詩選》、《真實之歌》（馮雪峰）、《靈山歌》（馮雪峰）、《雪峰的詩》（馮雪峰）。前四種共同組成《湖畔詩集叢書》系列。其中，《湖畔》和《春的歌集》分列為湖畔詩集第一、第二種，魏金枝的《過客》雖被列為湖畔詩集第三種，但當時因經費不足而未能出版，后來也未曾出版；謝旦如的《苜?；ā妨袨榈谒姆N，但因由其自費出版，印數(shù)不多，影響較小。

一

《湖畔》初版本收1920—1922年的詩，1922年4月由湖畔詩社出版，為湖畔詩集第一種。該書封面由當時在上海美專讀書的令濤設計，為三色圖案，由白云、青山、湖光和葦影組成，“湖畔”作為書名標注其下，左下角用小字體標有“一九二二年 油菜花黃時”字樣。初版本由應修人自籌195元而墊付出版，首印3000冊，并由其聯(lián)系印刷、廣告及銷售事宜。因是四人合集，又是自費出版，故無再版本。《湖畔》所收詩歌主要是馮雪峰、應修人、潘漠華的詩，僅收入汪靜之幾首小詩。這事出有因：“當時我的《蕙的風》已交書店付印，所以只選他們三人的詩合編成一冊，編成后想到湖畔詩社四詩友不可缺一，就從我的《蕙的風》草稿里取出四首加進《湖畔》里，作為友誼的象征。我們四人對當時詩壇的觀察一致，興趣相同，所以一見如故，心心相印，就成為知己。”由此看，他們出版這本詩集，也有其共同的目的：一是為了見證四人的友誼，二是為了宣揚共同的詩學趣味。尤值得一提的是，這本詩集中的詩在后來被收入各種詩選或文集時，也基本保持初版本樣態(tài)。比如，1957年馮雪峰編輯《應修人 潘漠華選集》，共收入《湖畔》中的35首詩，除個別處稍有改動外（編者做了詳細注明），基本保持初版時的面貌?！逗稀窞樾略妷谖灞驹娂?sup>，不但是湖畔詩社正式成立的標志，也是繼《嘗試集》（胡適）、《女神》（郭沫若）之后開一代新詩風范的詩集。

《春的歌集》為“湖畔詩集”第二種，共收105首詩，1923年8月編成，1923年12月由湖畔詩社出版。初版本共分四部分：卷一、雪峰和漠華的詩，卷二、修人的詩，卷三、若伽夜歌，卷四、秋夜憶若伽。內頁有“樹林里有曉楊 村野里有姑娘”字樣，卷末為“湖畔詩集”的出版信息（廣告）。這本詩集沒有收入汪靜之的詩歌，也事出有因：“對于《湖畔》二集，應修人計劃仍出四人合集，不可缺一。所以，在回信中附告汪靜之選定詩稿，抄寄給他。……特別是《蕙的風》一九二二年九月出版后，有了點小名聲氣，產生了愛惜羽毛的念頭，詩作仍沒有提高，自己也不滿意，不準備出版，所以沒有將詩稿寄去?！?sup>由此也可看出，汪靜之在湖畔詩人群中出名最早，影響最大，也多少表現(xiàn)出了特立獨行、離群單干的意思。

《苜蓿花》為“湖畔詩集”第四種，1924年11月1日編成，1925年3月25日出版，為64開狹長橫排本，粉連史紙印刷，藍色字體，裝幀很精致，可媲美《湖畔》。卷首內頁印有“我的二十一個春秋過去了！”字樣，還有詩人的自序，云：“有時我的心要哭，我就任眼淚流滿我雙頰；有時我的心要歌，我就任他的聲音傳出。為了安慰我自己的心，想在夜里睡一刻無夢的濃睡，所以把積在心頭的悲哀，親手埋葬在苜?；ǖ幕▍怖?。我并沒在夜半人靜后，聽見哭聲里有我書里的一句！”其詩歌的整體內容、情緒基調，由此可見一斑。卷末有“湖畔詩集”四本書的出版信息。初版本共收35首詩歌，每首3句，內容多為追憶亡妻之作，其情切切，其意綿綿，極具感染力。《苜?；ā芬矁H有初版本，而無再版本。

《蕙的風》初版本收1920—1922年的詩，1922年8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卷首有朱自清、胡適、劉延陵序言和作者的自序。內頁印有“放情的唱呵”字樣。初版本共分四輯：第一輯36首、第二輯25首、第三輯3首、第四輯36首。1923年9月出再版本，1931年7月出第六版，1957年9月又出修訂本。前六版基本按照初版本樣態(tài)重印，所收詩歌的次序、數(shù)量及內容都沒有改變，1957年版修改極大。此后的版本較多，但多依據(jù)1957年本，又有所修改，從而形成增訂本，比如，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首印8000冊。1957年本及1992年增訂本都是由《蕙的風》初版本和《寂寞的國》中的部分詩歌組成，但它又不是詩歌選集，故也將之納入《蕙的風》版本體系內。增訂本與1957年本相比，其不同處主要有：篇目數(shù)量有所增加，個別詩歌的題目稍有修改，卷首有修訂序言，卷末收入了各時期的評論。因其變化不大，此處不做深入討論。1957年版本與初版本相比，其變動處主要有：（1）人稱變換：將初版本中的第三人稱“伊”統(tǒng)一改為“她”。（2）次序變動：按照寫作時間先后，對初版本中的篇目次序重新排定。（3）韻腳變動：初版本中的詩歌多為自由體，押韻沒規(guī)律，有的幾句連續(xù)用韻，有的幾句都無韻，而且還用了很多方言韻；1957年版本對之進行了改動，使得用韻符合規(guī)律，該用韻而沒用韻的地方重新補上韻，同時修正方言韻。（4）字句改動：對原詩的字句重新改動，使其符合押韻規(guī)律，或者使其更符合句意內容的表達。（5）章節(jié)整合：對前文本中的章節(jié)、詩行重新進行整合，或調整詩句次序，或刪除原有詩行，或增加新的詩句，等等，這樣的整合近于“再創(chuàng)作”。比如，《題B的小影》末尾新增一節(jié)：“月下老人底赤繩，偏把你和別人相系。愛情被壓在磐石下面，只能在夢中愛你！”這就完全改變了前文本的表意體系，從而成為一個全新的文本。（6）除了上述5種變動情況之外，還有一種修改情況：文體變動。他將原本屬于自由體的詩歌，比如《過伊家門外》、《禱告》等，改成格律體或半格律體。到底是什么動因導致了這種文體上的重大變化？這也頗為耐人尋味。

《寂寞的國》為汪靜之第二部詩集，收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寫的93首詩歌，作為《文學周報社叢書》之一種，1927年9月由開明書店出版，首印1500冊。初版本封面左上方繪有一片葉子，一個人坐在葉心內，他手托前額，頭稍前傾，似有無限憂傷。此封面內容及風格與這本詩集的主題基調及精神氛圍互為表里、相得益彰，誠如作者在《自序》中云：“我因為落寞，苦惱，厭倦，所以作詩，我作詩是為了消遣自己……而且詩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在作詩便是在生活?！薄掇サ娘L》（1957）收《寂寞的國》中的60首詩，除《獨游》、《垂楊柳》、《秋夜懷友》、《漂流到西湖》四首詩有較大改動外，其他基本保留前文本風貌。這也可看作《寂寞的國》另一種形式的再版本?，F(xiàn)將上述四首詩歌的修改情況簡介如下：（1）《獨游》：原標題為“獨游邱山”，現(xiàn)改為“獨游”；原詩共5節(jié)，現(xiàn)刪除首節(jié)和末節(jié)，只剩下中間三節(jié)；將第三節(jié)中的“伊曾經坐著休息過”、“枯死”分別改為“我要采一株她坐過的青草”、“枯掉”；將第四節(jié)中的“靜寂”、“伊曾經吟過清涼的水”分別改為“清凈”、“我要捧過她飲過的水來-喝”。（2）《垂楊柳》：原標題為“柳兒”，現(xiàn)改為“垂楊柳”；原詩共3節(jié)，現(xiàn)刪除第二節(jié)第二句（“秋神的利劍不能逃?！保┖偷谌?jié)最后3句（“快把碧波兒摟抱！只愛今朝沒命的飄舞，聽他是凋零呀枯槁！”）；將第三節(jié)的第一句（“失了青春何處找？”）移至第二節(jié)第一句，并組成新的第二節(jié)。（3）《秋夜懷友》：刪除第二節(jié)，將原詩的第三節(jié)調整為第二節(jié)，重新寫第三節(jié)（“今夜的月色如此凄涼，我孤獨地在月下彷徨。我覺得無限的寂寞而無聊，默默向著長空凝望?！保?）《漂流到西湖》：原詩為5節(jié)，現(xiàn)為4節(jié)；將“伊”改為“她”；將第三節(jié)中的前三句（“我好像一只無家的狗，天天在西湖上亂跑。我的深重的愛情”）改為“我天天在西湖上游山玩水，忘不了她那迷人的美。我單思苦戀的愛情”；將第四節(jié)中的“后來我看見伊和一位青年”改為“后來我看見她和別人”；刪除第四節(jié)中的“心兒快要跳出來了”一句，將第五節(jié)中的“我只想把自己撕掉”當成第四節(jié)最末一句；將第五節(jié)中的其他三句（“但我不愿惱恨伊，此后我隨便什么都不管，大家就叫我瘋子了”）刪除。這些修改基本延續(xù)了上述修改策略，其表意體系變化很大，重新修改過的文本確實在節(jié)奏上增強了音樂性，在修辭上強調了簡約性，在詩意上強化了內斂性，這樣的修改效果應予肯定。但是，這樣的文本顯然不是“五四”時期的詩歌了，它們已經不再具有新詩發(fā)生學和文學史的意義。

綜上，《蕙的風》有多個版本，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版本譜系；《湖畔》和《寂寞的國》雖只有初版本，但與《蕙的風》（1957，1992）、《應修人潘漠華選集》、《雪峰的詩》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關系，故也可認定其形成了一個密切關聯(lián)的版本譜系。從具體的文本修改情況來說，《應修人 潘漠華選集》和《雪峰的詩》所收入《蕙的風》中的詩歌基本保持原貌，而《蕙的風》和《寂寞的國》對前文本的修改幅度又極大。汪靜之對前文本的修改并沒有根本性地改變原詩的思想內容，但是，他在詩歌韻腳、字句等方面的改動，實際上是在實踐另一種新詩藝術形式，故新修訂后的詩歌自然就是新文本了。他對原詩章節(jié)結構的整合和字句的增刪，都是著眼于修正詩歌藝術形式的需要，從而使得初版本中的詩歌在情感表達、意境呈現(xiàn)、主題言說等方面更富有邏輯性和層次性。他對韻腳的重新修改自然增強了詩歌的音樂性和節(jié)奏感，使得許多經由修改后的詩歌某種程度上達成了內容和形式的有機統(tǒng)一。他對詩歌章節(jié)結構及句式的調整，使得原先過于散漫的情緒、情感得到集中表達，從而更符合現(xiàn)代自由詩的文體規(guī)范?？梢哉f，他的這些修改也部分地克服或彌補了早期詩歌表意過于散漫、音樂性欠缺、不講求技巧等方面的缺陷。因此，這些經過詩人二次創(chuàng)作而生成的文本也就具有了全新的意義，它們不但脫離了“五四”時期的文化語境而成為新文本，而且還依附著1957年前后的政治氛圍和文學規(guī)范而成為新時代精神的物化產物。

這就涉及了汪靜之修改這些詩歌文本的動因。在1950年代，為適應新中國政治意識形態(tài)需要，作家們曾經對創(chuàng)作于1949年之前的作品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茅盾、曹禺、老舍、王統(tǒng)照等1949年以前就已成名的作家都依照新規(guī)范主動或被動地對自己的代表作進行了改寫。但是，從汪靜之的文本修改情況來看，政治意識形態(tài)對他的規(guī)約性體現(xiàn)得并不明顯，他只在詩歌藝術形式上進行修修補補，并沒有表現(xiàn)出對官方話語的直接呼應。這似乎也表明，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幾年，黨和國家對作家的要求還是相對較為寬松的，是以溫和召喚而非強力規(guī)范為主，因而像這類單純表現(xiàn)個體意識而不涉及工農兵思想的作品，也能夠獲得在全國層面上發(fā)行的機會。只是從1957年下半年“反右”運動擴大化后，此種只歌唱個人悲歡、展露個體情緒的作品，與整體政治形勢就沒有相互妥協(xié)或折中的余地了。那么，他修改這些文本的動因除了“作為‘五四’新文學史料而再印”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原因呢？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漢語規(guī)范化運動似對汪靜之的文本修改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具體表現(xiàn)就是，詩人通過對前文本章節(jié)的整合、字句的潤色、韻腳的修改，刪除或修訂了許多江浙一帶的地方方言，大大弱化了民國時期的書面語特色，從而使得詩歌語言明顯帶有50年代中期語言規(guī)范后的特點。這也說明作家對前文本的修改動因是復雜而多種的，政治意識、語言規(guī)范、出版方式、審查制度等都可能對作家的版本修改構成深刻影響，但究竟哪種因素是主導動因，需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再者，汪靜之修改這些詩歌的時間已距“五四”時期三十多年，而中國新詩經過三十多年的發(fā)展，無論語言還是藝術形式，都已今非昔比。汪靜之以1950年代的語言規(guī)范及沉淀而來的新詩經驗，對創(chuàng)作于“五四”時期的詩歌進行修改，其重新改寫的文本自然就等同于再創(chuàng)作了。這些改寫過的文本不但大大弱化了“五四”時期的語言風格，而且也改變了那時的藝術形式（如上所述，將自由體改為格律體或半格律體），因而，1957年的改寫文本肯定不能一如作家的初愿——“作為‘五四’新文學史料而再印”——成為文學史書寫所依據(jù)的最佳“善本”，而是另一種經由再創(chuàng)作而生產出的文本形態(tài)?？傊?，文學史意義上的版本必須是1922年的初版本，而不是1957年的修訂本。

二

中國新文學的生成與發(fā)展從來就不是單一推進的過程，它既與政治意識、經濟發(fā)展、文化思潮等宏大意義上的外部因素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也和圖書出版、讀者構成、期刊生態(tài)等微觀意義上的文學因素密不可分。但是，如果單從作品而言，湖畔詩人的詩作很難被納入“文學經典”譜系內，其絕大部分詩歌不具備在“原典意義”上被闡釋出更多價值的可能性。這不是說湖畔詩人的詩作不具有深遠的文學史意義，而是說這些詩作不具有經典所包孕著的不斷被闡釋、被解讀的多元而深厚的價值。雖然如此，因其在新詩經驗探索和文體建設過程中居于不可被跳過、被忽視的歷史位置，某些詩作或詩集（比如《蕙的風》和《湖畔》）也就注定成了文學史意義上的經典。這兩本詩集所具有的文學史地位，不僅表現(xiàn)在其分別為新詩史的第五、六本詩集，很早就與《嘗試集》和《女神》一起開創(chuàng)了新詩寫作的現(xiàn)代性傳統(tǒng)，也因為其對“五四”時期新文學思潮的生成與傳播、新式讀者的培養(yǎng)起到了不可小覷的助推作用。正是因為這兩本詩集對真摯愛情的吟唱，對青春思想的宣唱，所以，其對追慕愛與自由的青年人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趙景深說：“《禱告》一詩是我在初戀時期所最愛讀的……我愛這首小詩的溫柔甜蜜，當我第一次做玫瑰色的好夢時，每逢晚間睡眠，總要低聲吟唱一遍，雖然我的帳子里并沒有掛著《白蓮圖》?！?sup>胡風說，“《湖畔》詩集教給了我被‘五四’運動喚醒了‘自我’的年輕人底感覺，救出了我被周圍的生活圍困住了的心情”，而且“使我真正接近了文學也接近了人生”。趙景深和胡風的讀詩體驗在知識分子讀者群中頗具代表性。前者將個體成長中隱秘的青春體驗移植到文本所營造的意境中，從而在共鳴中完成了精神投射和自我鏡像的過程，這是一種混合著生理與心理雙重“歡愉體驗”的快感閱讀活動。后者不單純表現(xiàn)為快感閱讀，還在“文學”與“人生”的互動體驗中，更將之升華到了生命感知的高度，是一種文本與讀者彼此映照，從而引發(fā)深度體驗的更高級的創(chuàng)造性閱讀活動。

那么，它們對普通讀者的影響力又是如何呢？“當時年輕人耳熟能詳?shù)氖峭綮o之等人自由、大膽、純真的詩句：‘我冒犯了人們的指摘，/ 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樣欣慰而膽寒呵?！踔劣袀髀勀持袑W女生因為未能第一時間買到詩集而投河自殺，幸虧被路人救起?！?sup>引文提及的“中學生投河自殺未遂事件”可以說明一個基本的事實：汪靜之那些鮮活、真純而又稚氣的愛情詩擊中了年輕人內心最柔軟的部分，那是一個需要用“身心之愛”、“自由之靈”來緩解“心之壓抑”、“生之苦悶”的區(qū)域，青年人在閱讀這些詩歌時，把其中的“愛”和“自由”幻化為一己的此在體驗了。這有點類似今天的各類“粉絲”，他們往往在自造的精神空間中，將自我意識和精神幻影一股腦兒投注于一個虛擬的對象上，從而被一種異己力量所控制，深陷其中而又不能自拔。只要大體瀏覽郭沫若、張資平、郁達夫、丁玲等一大批新文學作家創(chuàng)作于“五四”時代的作品，我們便大概能夠明白，所謂“個性”、“自由”、“解放”，似乎只有“愛情”是青年人所能把握的，其他一切往往身不由己。靈肉的歡悅、苦悶與沖突真實再現(xiàn)了那個時代青年人最基本的成長狀態(tài)。由此看，《蕙的風》與《湖畔》中的愛情詩最能夠喚起一代青年人的心靈共鳴，那種“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的詩意表達，那種毫無掩飾的、不加任何雕琢的訴說方式，對生理與心理都壓抑已久的青年人來說，必然能夠產生一種魔幻般的沖擊力。

熟悉民國時期新文學作品版本的研究者，大概都會對新文學作品初版本的首印數(shù)有所了解：如果初版本首印2000冊，這就算是較為可觀的印數(shù)了；如果印數(shù)在1000或1500冊，也可算是能夠維持在一個基本的當量內；如果首印超過2000冊，比如2500或3000冊，這就算比較多的了；而如果初版本之后，陸續(xù)推出二版、三版、四版、五版……那可算是極為暢銷的圖書了?！掇サ娘L》能夠連出六版，銷量達到2萬冊，足以說明其在讀者群中的影響力。《湖畔》為四人合集，然其銷售業(yè)績也相當好?！氨贝蟆⑿轮缫怼逗稀?，請盡囑他們寫信來。印了三千，還有千把本堆在我房里。”由此看，《湖畔》首印3000冊，印量是較大的。從1922年4月初版始，到6月中旬止，在兩個多月內銷售近2000冊（含個人贈送），其速度不可謂不快。這也從側面說明，《湖畔》也深受讀者歡迎。總之，《蕙的風》、《湖畔》的初版本或再版本的銷售情況非常好。那么，為什么會取得這種效果呢？很明顯，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是‘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復興了白話的活文學，也復興了平民文學及科學精神與人文傳統(tǒng)”，那么，湖畔詩人的出現(xiàn)及其白話詩創(chuàng)作則恰到好處地契合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發(fā)展趨向，并以其對個性主義、人道主義或平民主義等現(xiàn)代意識的追求，為創(chuàng)生時期的“新文學”注入了新質素、新內容。他們以其對活語言即胡適所提出的白話運用以及白話之于新詩文體生成與建設所產生的決定性功能的強調，他們以其清新、纏綿風格對個人生活與情懷（特別是愛情）的自由表達，都極易引發(fā)一代人的精神共鳴。這是湖畔詩人及其創(chuàng)作備受青年讀者喜愛的根本原因。當然，《湖畔》與《蕙的風》之所以暢銷，還與以下幾方面的因素（外因）息息相關：

其一，固定讀者群的存在確保了圖書正常銷量。湖畔詩人致力于情詩寫作，“感情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籟，不是硬做出來的”（魯迅語）。這對同樣深受“五四”新思潮感染的青年知識分子，特別是在校大學生來說，很容易引發(fā)其心靈的共鳴。閱讀湖畔詩人的詩歌，宛然成為一種文學生活的需要?！霸谇嗄陮W生當中，不少人把這兩本詩集作為課余讀物。當時，在我們湖北省立女子師范里，同學中很多人都有這兩本詩集，大家都喜歡它風格新穎，裝幀精美，書又小巧玲瓏?！?sup>也可以說，在“五四”時代，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作者、讀者及傳媒（期刊、報紙、書店）彼此相互影響，相互關聯(lián)，形成了一個穩(wěn)固的、帶有新氣象的文化場域。這個場域漫溢著青春氣息，釋放著愛、自由的精神因子，形塑出了有關科學、民主中國形象的雛形。湖畔詩人天真純潔、活潑單純的“青年氣象”及其詩歌所展現(xiàn)出來的有關愛與美的“天籟之音”，都成為這個文化場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質素。故無論從讀者個體審美角度還是時代整體氛圍來說，湖畔詩人的群體形象及其詩歌都具備了與其產生共鳴的條件。因此，其詩集必然不愁沒有買家。而且，它們不但擁有普通讀者群，也擁有高級讀者群。比如，胡適、朱自清、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學開拓者們成為他們穩(wěn)固而可靠的讀者。他們?yōu)楹显娙说脑姼杼峁┝死碚撋系闹危瑑仍诙钸h地推動了其在文學場中的影響力，從而在發(fā)生學意義上使其與中國新詩的生發(fā)過程密切相連。

其二，委托書局代銷，圖書適銷對路。除了贈送、自銷外，他們還積極尋找其他銷售渠道，而代銷則為其主要銷售方式?！敖竦妹倒宄霭娌拷鋪硇?，說：知不日出版，不勝歡欣之至，出版時，冷定爭先購閱以為快；至于擬托代售一事，他意以為不如托上海大書局，如泰東，中華等為便云云?！?sup>信中所提及的泰東書局、中華書局都是大書局，網點多，有豐富的發(fā)行經驗，給予一定勞務費，他們也愿意代銷部分圖書?！氨本⑽錆h、長沙等幾個大城市的書店，都有代售。連莫斯科‘孫中山大學’的圖書館里也有這兩本詩集?！?sup>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依托京滬發(fā)展起來的大書局集圖書出版與發(fā)行、新文化創(chuàng)建與傳播于一體，在精英和大眾群體中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依托這樣的傳播媒體，自然能夠收到事半功倍的銷售效果。另外，薦銷也是他們嘗試采用的方式?！啊逗稀芬鸭慕o您一百本，似于八日付郵，請分遞北大出版部和新知書店，書價多少些都好，我們很悔定價太昂，上海已改售小洋二角了?！?sup>當時，周作人是富有名望的作家和大學教師，他們委托周作人向北大出版部和新知書店推薦銷售他們的書籍，效果自然也不錯。周作人儼然成為這些“商品”的代言人，不妨說，他們利用名人的社會效應和文化影響力，為自己的圖書做了一次價優(yōu)且獲益不小的廣告。

其三，刊載實體廣告，加大宣傳力度。隨便翻閱民國時期的新文學版本，其暢銷或有影響力的版本都載有圖書廣告。比如，胡適的《嘗試集》各版本都載有大量的圖書廣告，其第六版（1923年12月亞東圖書館出版）植入圖書廣告達12頁，既有《草兒》（康白情）、《冬夜》（俞平伯）、《胡適文存》（胡適）等新文學圖書的介紹，也有《紅樓夢》、《水滸傳》、《鏡花緣》等古典文學名著的推介。《蕙的風》初版本植入廣告7頁。可以說，圖書廣告和新文學版本聯(lián)袂出場，彼此影響，并生成文學意義，也是民國時期新文學發(fā)展進程中的一道靚麗風景。當然，這首先是出版社的營銷策略，但是，作為傳播學意義上具有濃厚商業(yè)色彩的“廣告”和以“啟蒙”、“救亡”為核心目標的中國新文學究竟是怎樣的關系，它對中國新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怎樣的、多大程度的影響，則是一項很值得研究的課題。具體到湖畔詩人，他們不但在其主辦的小型期刊《支那二月》和出版的圖書封面上登載圖書信息，也在《時事新報》、《民國日報》、《晨報》等當時影響較大的媒體上刊載廣告?！拔覀円呀浀菑V告《學燈》、《覺悟》，請您代接洽，再登廣告在《晨報副刊》（第四版）。廣告格式大概照《學燈》、《覺悟》一樣。日期，先連登五天，以后逢一、五登兩月（共十七天）。廣告費若干，望來信告知，隨即寄上?！?sup>這封信里提及的《學燈》和《覺悟》分別是《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的副刊，再加上《晨報副刊》，都是一些富有鮮明特色和極具影響力的報紙欄目。在1920年代，他們與新文學的互動及時而富有深度，其在文學界的影響力也大。因而，湖畔詩人的作品一經其介紹，必然引起讀者的關注。這也說明，湖畔詩人都不是“書呆子”，他們也頗為精通圖書出版、發(fā)行及其宣傳策略。

其四，借助名人效應，大大助推圖書銷售。朱自清、胡適、劉延陵分別為《蕙的風》作序，魯迅、周作人、宗白華、朱湘、沈從文、趙景深、馮文炳、樓適夷等文壇大腕或青年批評家為他們寫評論，及時而富有深度地闡釋湖畔詩人群的創(chuàng)作特點及文學價值。而宗白華、沈從文、朱湘、劉延陵、趙景深等當時富有影響力的當紅作家成為其忠實粉絲，他們紛紛撰文，或闡釋，或推介，其對青年讀者閱讀傾向的引導力不可小覷。其中，周氏兄弟聯(lián)合反擊胡夢華批判《湖畔》事件，更是對圖書銷售和傳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如果說胡夢華公開發(fā)表《讀了〈蕙的風〉以后》，指責其“墮落輕薄”、“有不道德的嫌疑”，是出于維護以梅光迪、吳宓、胡先骕為代表的文學保守派的文化立場的話，那么，周作人寫《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學》替愛情詩辯護，魯迅寫《反對“含淚”的批評家》（收入雜文集《熱風》）對其觀點予以批駁，并在《不周山》中虛構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以影射他，則是出于反對舊道德，揭批專制文化，捍衛(wèi)新文學革命成果的需要。兩派之間的筆戰(zhàn)持續(xù)近一個月，堪稱1922年中國文壇上的一件文學大事。它對宣傳湖畔詩人形象，闡釋《蕙的風》文學價值，引導讀者閱讀風尚，加快圖書銷售，等等，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新文學版本圖書的銷售不僅僅是一種商業(yè)行為，還是一種擔負文學現(xiàn)代性發(fā)展重任、重建新文明秩序的文化傳播活動。可以說，它在宣傳科學理念，傳播民主思想，助力新文學生成與發(fā)展，培養(yǎng)新式讀者群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與影視、報紙、期刊一樣，圖書也是一種傳播媒介，其銷售與流通必然是一種傳遞信息的活動。傳播面的大小、傳播速度的快慢、“到達率”的高低，都是衡量信息傳播質量高低的重要標準。在1920年代，像《蕙的風》和《湖畔》這類圖書的傳播渠道大都是以出版社營銷、個人贈閱為主，接受對象基本為文學界同仁、青年學生和新市民，這樣很容易地構成了一個由新文學作家、新式讀者和出版社三方合力形成的“場域”。這個新式“場域”始終伴隨新文學生成與發(fā)展的整個過程，既以其亙古未有之氣象為新文化運動孕育新生力量，也以其去舊迎新的氣勢為新文學的發(fā)展掃蕩落后勢力。具體到《蕙的風》和《湖畔》，無論是出版方主動營銷方式，還是個人的贈閱和代售行為，都能夠確保有用信息的“高到達率”。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傳播學意義上的信息“高到達率”，其傳播效果可以用一系列的文學事件加以衡定。比如，前述胡適、朱自清及劉延陵分別為《蕙的風》作序，周氏兄弟力挺《蕙的風》，胡風閱讀《湖畔》產生強烈共鳴，女中學生因未能第一時間買到詩集而欲投河自殺（未遂），等等。因為相關信息在這個“場域”中的傳播速度很快，到達率和接受率都極高，且很容易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新生力量，這也為新詩大踏步向前發(fā)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結語

湖畔詩人的詩集或因多人合集之故，或因資金匱乏問題，或出于復雜的歷史原因，其單行本大都沒有再版過。雖然如此，它們又都有不可取代的版本價值（比如：別具一格的封面裝幀、帶有時代特色的版式設計等）和文學史意義；而汪靜之和馮雪峰的詩集因大都經過多次再版，且每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而都存在版本問題。我們知道，搞清楚版本問題，是開展文學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在這篇論文中，筆者側重從版本形態(tài)、異文變遷、傳播與接受等方面對之展開詳細考察，意在呈現(xiàn)湖畔詩人及其創(chuàng)作的原生態(tài)風貌，并由此而對與之相關的文學史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1. 作者簡介：張元珂，文學博士，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副研究員。本論文為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新文學作品版本發(fā)掘、整理與研究”（17BZW185）階段性成果。
2. 汪靜之：《回憶湖畔詩社》，《詩刊》1979年第7期。
3. 根據(jù)汪靜之考證：“‘五四’第二年才出版了三本新詩集?！略妷牡谒谋拘略娂舻摹杜瘛罚ㄒ痪哦荒晗奶斐霭妫?，是異軍突起。這才是真正的新詩，這才是新詩的開山祖師?！略妷谖灞驹娂恰逗稀?，第六本詩集是《蕙的風》?！币姟痘貞洝昂稀痹娚纭罚袊骷覅f(xié)會浙江分會編，《詩刊》1979年第7期。
4. 曉東：《“湖畔”詩社始末》，《西湖》1982年第4期。
5. 新中國成立后，古體詩寫作蔚然成風，毛澤東、郭沫若、臧克家等一時詩詞往來，相互唱和，宛然形成一種文學氣象。汪靜之對前文本的修改，將自由體改為格律體，特別強調詩歌的韻律體系，是否也深受上述潮流影響？在此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6. 汪靜之：《蕙的風》序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7. 前四本分別為胡適的《嘗試》、俞平伯的《西還》、康白情的《草兒》、郭沫若的《女神》。
8. 中國作家協(xié)會浙江分會編：《湖畔詩社資料集》，第58頁。
9. 轉引自曉東：《回憶湖畔詩社》，《詩刊》1979年第7期。
10. 霍俊明：《“湖畔”情詩與“水仙”命運》，《文藝報》2014年7月23日。
11. 《應修人致周作人》（1922年6月16日），中國作家協(xié)會浙江分會編：《“湖畔詩社”資料集》，第119頁。
12. 朱德發(fā)：《胡適對五四新文學運動意義的評述——為紀念文學革命百周年而作》，《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13. 轉引自汪靜之：《回憶湖畔詩社》，《詩刊》1979年第7期。
14. 曾嵐：《歌笑在湖畔》，中國作家協(xié)會浙江分會編：《“湖畔詩社”資料集》，第7頁。
15. 《應修人致馮雪峰、潘漠華信》（1922年5月2日），中國作家協(xié)會浙江分會編：《“湖畔詩社”資料集》，第143頁。
16. 曾嵐：《歌笑在湖畔》，中國作家協(xié)會浙江分會編：《“湖畔詩社”資料集》，第7頁。
17. 《應修人致周作人》（1922年5月15日），中國作家協(xié)會浙江分會編：《“湖畔詩社”資料集》，第117、118頁。
18. 中國作家協(xié)會浙江分會編：《汪靜之致周作人》（1922年5月9日），《“湖畔詩社”資料集》，第116頁。
19. 初刊于《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10月24日。
20. 初刊于《民國日報·覺悟》1922年11月5日。
21. 有關《真實之歌》與《靈山歌》的版本問題，筆者在《〈真實之歌〉與〈靈山歌〉：中國新詩史上特殊而珍貴的版本》一文中有詳細梳理與闡釋，見《文藝報》2017年8月23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