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言君子

一個人一輩子若能做成一件大事，留下一句哲言，就可算功德圓滿。梅貽琦大半輩子服務于清華，使它聲名鵲起，將它提升為國內(nèi)數(shù)一數(shù)二的名牌大學，這絕對是辦成了一件大事。他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此語廣為流傳，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這絕對是留下了一句哲言。盡管它是從美國霍布根斯大學創(chuàng)辦者吉爾曼校長的名言“Man，not buildings”化來，但化得妙至顛毫，化出了百分之百的中國味，他用孟子的名句“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做舊瓶，裝入了來自大洋彼岸的新酒。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時說過，“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話不糙，理也不糙，但我仔細品咂，總覺得梅貽琦的那句話言近而指遠，更耐人尋味。

梅貽琦主張“行勝于言”，他做得多，講得少，強調(diào)“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他愛做實事，肯干難事，能辦大事，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學者、外交家葉公超用“慢、穩(wěn)、剛”三個字形容梅貽琦，深得要領：“……梅先生的慢，在他的說話上，往往是因為要得到一個結(jié)論后他才說話。因為說話慢，所以他總是說話最少；因為說話少，所以他的錯誤也最少。陳寅恪先生有一次對我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驗樗f話少而嚴謹，他做人和做事也就特別的嚴謹，天津人叫‘吃穩(wěn)’，梅先生可以當之無愧。當然梅先生是一個保守的人，但在思想上非常之新，在做事的設計方面也非常之新；在個人生活方面，他非常之有條理而能接受最新的知識。他有一種非常沉著的責任感，是我最欽佩的。……梅先生是一個外圓內(nèi)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做的事，罵他打他，他還是不做的。他處世為人都以和平為原則，而且任何事總是不為己甚。我對他的為人非常敬仰?！比~公超還在懷念文章中寫道：“梅先生是一位平實真誠的師友?！幸环N無我的selfless的習慣，很像希臘人的斯多噶stoic學派。他用不著宣傳什么小我大我，好像生來就不重視‘我’，而把他對朋友，尤其對于學生和他的學校的責任，作為他的一切?！盍钊讼肽钏木褪撬恼嬲\。處在中國的社會，他不說假話，不說虛偽的話，不恭維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币晃恢钦咴G于言而慎于行，他就能慢工出細活，穩(wěn)健從容。

清華大學的教授們竭誠擁戴梅貽琦，最根本的緣由就是他處事公平，待人誠愨，具有常人難以企及的服務精神和服務質(zhì)量，有一位學者評價道：“在現(xiàn)今條件下，服務有幾個信條：（一）要肯做事；（二）要忠于所做的事；（三）要久于所做的事；（四）要專于所做的事。梅先生可謂具備這四個條件?！睂W者謝泳在《過去的教授》一文中仔細計算過清華大學的經(jīng)濟賬：“梅貽琦掌管清華后規(guī)定：教授的收入為三百至四百元，最高可達五百元，同時每位教授還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講師的工資為一百二十至二百元；助教為八十至一百四十元；一般職員三十至一百元；工人九至二十五元。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各個級別之間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二十倍。從管理學的角度看，這種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個家庭，主婦的收入不超過保姆的十倍以上，她很難管理好這個保姆?！倍兰o二三十年代，在北平學界流行一句順口溜，“北大老，師大窮，唯有清華可通融”，擇校者持之有故，擇婿者亦言之成理。北大的歷史更悠久，清華的學生更少俊，至于辦學條件和師資水平，清華不僅可與北大頡頏，而且后來居上，在全國首屈一指。

與梅貽琦同時代的諸君子“譽滿天下，謗亦隨之”，胡適、陳獨秀、傅斯年、蔣夢麟、羅家倫自不待言，就是一代宗師蔡元培亦難免遭小人惡評、敵手非議，唯獨梅貽琦是個例外，世人“翕然稱之”，這太不容易了。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收集和研究過相當廣泛的文字材料，而且一直抱持“苛求的心理”，搜尋時人、后人對梅貽琦的“異詞”和“謗語”，卻迄無所獲。

清華人對梅貽琦的崇敬非比尋常，用一位校友的話可以概括：“清華人對梅先生孺慕情深，像聽戲的人對梅蘭芳一樣入迷，我們卻是另一種‘梅迷’?！?/p>

一、梅貽琦的慢

這個“慢”不是傲慢，不是怠慢，不是緩慢，也不是梅貽琦不惜時，不守時，而是指他從容不迫，張弛有度。大革命家黃興一生教人“慢慢細細”，就是教人慢工出細活，急就章難成精品。

梅貽琦畢業(yè)于天津敬業(yè)中學堂（南開學校的前身），是張伯苓門下的得意弟子。1909年，他報考清華學校首批庚款赴美留學生，可謂“得風氣之先”。張榜揭曉那日，看榜的人個個心情忐忑，唯獨梅貽琦神色淡定，步履輕閑，不慌不忙，不憂不喜，單看他冷靜的態(tài)度，旁人很難猜出他是否獲雋。后來，大家在赴美的越洋客輪上聚首，才知道他叫梅貽琦。

當年，赴美留學的公費生，選修文科者居多，選修理科者次之，選修工科者少之又少。梅貽琦入美國東部吳士脫工業(yè)學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攻讀電機工程專業(yè)，于1914年獲工學學士學位。七年后，他再次赴美，入芝加哥大學深造一年，獲得機械工程學碩士學位，一度受聘為紐約大學講師。美國的工業(yè)文明使梅貽琦大開眼界，理性告訴他，在短期之內(nèi)，中國的發(fā)展速度還無法由蝸牛之慢提升為駿馬之疾，急功近利只會欲速則不達，唯有辦好大學教育才能培元固本，奠定現(xiàn)代化的基石。嗣后，他語重心長，告誡行將赴美留學的青年：“諸君在美的這幾年，亦正是世界上經(jīng)受巨大變化的時期，將來有許多組織或要沿革，有許多學說或要變更。我們應保持科學家的態(tài)度，不存先見，不存意氣，安安靜靜地去研究，才是正當?shù)霓k法，才可以免除將來冒險的試驗、無謂的犧牲?！彼囊馑际牵狠份穼W子必須降服浮躁的心魔，精研細究各種人文、科學課題，把功夫做到家，才能有所創(chuàng)獲。

曾有人開玩笑說：梅貽琦做任何事都比別人慢半拍。民國時期，男人早婚的多，他卻偏偏晚婚，三十歲才娶韓詠華。殊不知，梅貽琦為人極孝悌，晚婚實有苦衷。當年，中國留學生家境富裕的多，貧寒的少，國內(nèi)的接濟源源不斷，梅貽琦卻是個例外。庚子之亂，梅家到保定避難，天津的財物被洗劫一空，家境一落千丈。留學期間，梅貽琦每月必從牙縫里省出錢來，寄回家中，幫助三個弟弟上學。學成歸國后，梅貽琦在清華擔任教職，提親者踏破了門檻，他總是婉言謝絕。為了贍養(yǎng)父母，幫助三個弟弟求學，他將自己的終身大事一再延宕。直到三十歲，梅貽琦才與二十六歲的韓詠華結(jié)婚，在當年這已不是一般的晚婚了?；楹?，他一如既往，將每月薪水分成三份：父母一份，弟弟們一份，自家一份。三個弟弟均對長兄深懷感激之情，幺弟梅貽寶（擔任過燕京大學代校長）曾含淚說：“五哥長我十一歲，生為長兄，業(yè)為尊師，兼代嚴父?！?/p>

梅貽琦的教育觀一以貫之。他強調(diào)“大學之良窳幾乎全系于師資與設備之充實與否，而師資為尤要”，“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圖之至極也”。教育學生，他主張熏陶，不贊成模鑄，流水線作業(yè)注定培養(yǎng)不出“博極今古，學貫中西”的通才，而只會扼殺“神騖八極，心游萬仞”的天才。他的“從游論”頗具新意：“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關(guān)系，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guān)系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師生從游則不止學問可以薪火相傳，品德、情操也可以熏之陶之，化于無形，得之不失。也許為效不速，但結(jié)果上佳。梅貽琦曾說：“學生沒有壞的，壞學生都是教壞的?！边@話看似絕對，細細體味它，卻很有道理。

梅貽琦所倡導的通才教育以思想自由為基石。1941年4月，借清華建校三十周年舉行學術(shù)討論會的時機，他發(fā)表文章《大學一解》，其中引用了宋代學者胡瑗的一段語錄，強調(diào)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qū)W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也。”這段話的意思是：“《易經(jīng)》艮卦說‘思想不要超出自己的本分和位置’，這正是為了規(guī)范當權(quán)的人。倘若是學者，就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說，因為他們沒有官員的職責，可按自己的心意去做。如果學者的思想也受到限制，那他們就只能在淺陋的學識中自我廢棄了。”中國政界有多少個黨派，清華師生中就有多少個黨派；中國學界有多少個流派，清華師生中就有多少個流派。這一點與北大如出一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不因黨見和政見歧異而相害，在清華大學和后來的西南聯(lián)大，沒有一位教授因為持不同政見或發(fā)表反政府反領袖的言論而被解職，這一氛圍的形成端賴梅貽琦日復一日的營造和維持。

在多事之秋，梅貽琦寡言，但并不寡謀，更不寡斷，他的“慢”既表現(xiàn)為豐沛的靜氣，也表現(xiàn)為充足的勇氣。即使兵戎相見，軍隊開進了清華園，也休想擾亂他的方寸。

抗戰(zhàn)前夕，北京高校學生的抗日激情空前高漲，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對學生運動警惕性相當高，但他明令部下：巡查清華園，不許動粗。清華大學的學生對軍人入校抱有敵意，竟做出過激之舉，不僅繳下士兵的槍械，扣留領隊的團長，還掀翻軍用車輛。這樣一來，事態(tài)迅速升級。當天晚上，軍隊荷槍實彈，進駐清華園，引起師生極大的恐慌。為了應付岌岌危局，清華校務會議的幾位成員（葉公超、葉企蓀、陳岱孫、馮友蘭）齊聚梅貽琦家，商量萬全之策，以求渡過眼前的難關(guān)。每個人都說了話，提了建議，唯獨梅貽琦向隅靜默，未發(fā)一言，不吱一聲。最后，大家停下來，等他表態(tài)。足足有兩三分鐘的時間，梅貽琦抽著煙，仍舊默無一詞。文學院長馮友蘭說話有些結(jié)巴，他問梅貽琦：“校長，你……你……你看怎么樣？”梅貽琦還是沒表態(tài)，葉公超忍不住了，用催促的語氣問道：“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著方案而不說話？”

這時候，每隔一秒鐘，都仿佛隔了半個月。面對幾位同仁焦急的目光，梅貽琦從容作答：“我在想，現(xiàn)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xiàn)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后的騷動。”他要教務處通知有嫌疑的學生，叫他們處處小心，盡可能隱蔽起來。然后他打電話給北平市長秦德純，此人曾是宋哲元的重要幕僚，請他出面說服宋哲元撤退軍警。秦德純應承下來。不久，宋哲元果然下令撤退了包圍清華體育館的士兵。

1936年2月29日，大批警察到清華園搜捕鬧事學生，逮走了十幾個人。有些學生懷疑清華大學教務長潘光旦向當局提供了花名冊，于是群起而攻之。潘光旦是殘疾人（早年因為跳高弄斷了右腿），學生搶走他的雙拐，扔在地上，這位著名學者只得用一條左腿勉強保持身體平衡，狀極難堪。梅貽琦見此洶洶之勢，并不退縮，他是一校之長，怎忍讓同事和朋友代己受過？他對那些不肯善罷甘休的學生說：“你們要打人，來打我好啦。如果你們認為學校把名單交給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負責。”他還用沉痛的語氣告誡大家：“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做事尤其要有責任心。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guī)避，我做校長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們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的?！銈冞€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后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持學術(shù)上的獨立?！?/p>

要讓那些血氣方剛的青年學生掐滅怒火，恢復理性，很不容易，但梅貽琦的耐性臻于極致，在軍事當局和學校師生之間，他艱難地找準了一個平衡點。都說要快刀斬亂麻，他卻是慢工出細活。多方的體面、利益均須顧全，這豈是急性子能夠頃刻辦妥的事情？

梅貽琦常常告誡莘莘學子“不忘國難”，從不反對青年學生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但他也在多種場合表明自己一以貫之的救國觀和愛國觀，“救國方法極多，救國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自己的力，則若干時期之后，自能達到救國的目的了”，“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shù)，造成有用的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清華大學稍微懂事的學生個個能夠體諒梅貽琦的苦衷，每次鬧學潮，他們都擔心自己的過激舉動會動搖梅校長的地位，因此必先貼出堅決擁護梅貽琦校長的大標語。為了呵護學生，營救學生，梅貽琦與北平警察局的局長多有周旋，學生們的感激方式很特別，他們模仿梅校長的口吻，編成一首順口溜：

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

傳聞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見得。

這首順口溜將梅貽琦在警察局慢條斯理、大打太極拳的神態(tài)、言語勾畫得活靈活現(xiàn)。

抗戰(zhàn)期間，梅貽琦是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三位“當家人”之一，由于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常在重慶，國民政府對他們另有任用，西南聯(lián)大的校務全靠梅貽琦主持。雖然蔣夢麟亮出“對聯(lián)大事務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態(tài)，亦能苦心維系大局，但涉及經(jīng)費分配等切身利益時，北大與清華難免會有齟齬，每當這種時候，最有力又最有效的彌縫者就是梅貽琦。應該說，與北大相爭，清華是吃了不少虧的。如果清華不肯吃這些虧（有的還是啞巴虧），西南聯(lián)大早就分崩離析了。在雞鳴風雨的亂世，辦教育亦如駕船行駛于怒海狂濤之中，一位勇敢睿智的掌舵人絕對是其他船員的保護神。黑云壓城，炸彈如雨，西南聯(lián)大依然弦歌不絕，為國家保存元氣，培養(yǎng)出遠勝于和平年代所能培養(yǎng)的高端人才，梅貽琦的功德可謂大矣。

抗戰(zhàn)初期，物力維艱，西南聯(lián)大經(jīng)費奇絀，但為了使梅貽琦行動方便快捷，校方給他配備了一部小汽車。梅貽琦視小汽車為奢侈品，將它毅然封存于車庫中，辭退司機，安步當車。若要外出應酬，他就坐人力車代步。若要去重慶出差，只要時間允許坐郵車，他就不坐飛機。坐郵車豈不是要比坐飛機慢得多也累得多嗎？梅貽琦卻舍快求慢，舍舒適取勞頓?！奥迸c“累”后面當然還有一個字，那就是“省”，艱難時期，能省則省，梅貽琦節(jié)儉慣了。他總是說：“讓我管這個家，就得精打細算。”他講的“家”，不是自己的小家，而是國立西南聯(lián)大這個大家庭。

“盡人事而聽天命”，梅貽琦的慢始終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是柔韌的太極功夫，而不是剛猛的南拳。

1945年，一二一學潮后，梅貽琦感到非常失望，一度想辭職讓賢，清華教授會堅決挽留他，使之打消了去意。但他清醒地意識到，由于“左派”日益坐大，清華教授會已經(jīng)從內(nèi)部產(chǎn)生裂痕，很難再采取一致的態(tài)度和行動，五四以來形成的“教授治?！钡脑瓌t和權(quán)威勢必喪失殆盡，“民主堡壘”的光鮮面目騙得了外人，卻騙不了自己。

梅貽琦那手“文火煲靚湯，慢工出細活”的功夫放在抗戰(zhàn)期間尚能足敷所用，然而國共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后，全國上下彌漫著急功近利的情緒，他原先的慢半拍變成了慢三拍，很難再利濟清華，走和留的問題就擺上桌面，令他煞費思量。

二、梅貽琦的穩(wěn)

早在八十多年前，教育家陶行知就說過：“做一個學校的校長，談何容易！說得小些，他關(guān)系到千百人的學業(yè)前途；說得大些，他關(guān)系到國家與學術(shù)之興衰。這種事業(yè)之責任，不值得一個整個的人去擔負嗎？”有見于此，蔡元培為北大掌舵，梅貽琦為清華操盤，同為不二人選，乃屬中華民族之大幸。

清華大學有一句話：“教授是神仙，學生是老虎，校長是狗?！边@就透露出一個信息，在清華大學做校長不可能神氣，倒有可能受夾板氣，擔子不會輕松，日子不會太好過。

1931年10月10日，梅貽琦臨危受命，出任清華大學校長。此前，羅家倫在清華園厲行改革，大刀闊斧，內(nèi)外受困，不得已辭職走人。嗣后，閻錫山派喬萬選出任校長，尷尬人遇尷尬事，他被清華師生拒斥于校墻之外，不得其門而入。繼任者吳南軒深得蔣介石的信任，“黨國”是他的口頭禪，獨斷專行是他的拿手戲，結(jié)果激怒清華師生，未能久安其位。清華亂象百出，代校長翁文灝也請求辭職，校政一度處于真空狀態(tài)。這種局面令教育部十分頭疼。當時，梅貽琦任清華學生留美監(jiān)督處監(jiān)督，人在美國，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李書華擬舉薦他出任清華大學校長，致電相詢，他婉拒不成，然后表示同意。

1931年12月4日，梅貽琦到校視事。12月8日，他宣誓就職，就職演說樸實無華，坦誠之至，字字句句嵌入清華師生的心坎：“本人能夠回到清華，當然是極其愉快的事?？墒窍氲截熑沃卮?，誠恐不能勝任，所以一再請辭，無奈政府不能邀準，而且本人又與清華有十余年的關(guān)系，又享受到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夠盡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shù)陌l(fā)展，將來可告無罪于清華足矣。”歸納起來，梅貽琦的“施政方針”有以下四條：（一）辦大學的目的一是研究學術(shù)，二是造就人才；（二）在學術(shù)上向高深的方面去做；（三）要培養(yǎng)和愛護人才，嚴格避免人才的浪費；（四）要盡全力充實師資隊伍，延聘第一流學者來校執(zhí)教。梅貽琦接手的是一個瘡痍滿目的爛攤子，他完善舊規(guī)，補充新血，只用一年多時間就使清華大學百廢俱興，煥發(fā)出勃勃生機。

清華學生鬧學潮是拿手好戲，品評教授是家常便飯，驅(qū)逐校長是保留劇目。梅貽琦卻創(chuàng)造了一個奇跡，在清華大學當了十七年校長，受到師生的一致?lián)泶鳎匚环€(wěn)如磐石，他究竟有何秘訣？梅貽琦給出的答案頗為詼諧：“大家倒這個，倒那個，樂此不疲，就沒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貽琦巋然不倒，并非他精于玩弄權(quán)術(shù)，而是他以德服人，建立堅實的民主制度是關(guān)鍵之關(guān)鍵。他對教授治校的原則一直奉行不悖，實行“四權(quán)分制”，主動削弱了校長的權(quán)力，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和校長各司其職，誰也不能取代誰，誰也不能僭越誰。清華大學教授會由校內(nèi)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是清華大學的最高權(quán)力機構(gòu)，表決權(quán)涵蓋以下幾個方面：審議改進教學和研究事業(yè)以及學風的方案；學生成績的審核與學位的授予；從教授中推薦各學院院長及教務長。教授會由校長召集和主持，但教授會成員也可以自行建議開會。清華大學評議會是學校的立法、決策和審議機構(gòu)，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各學院院長以及教授會推選的評議員組成，相當于教授會的常務機構(gòu)。評議會的職權(quán)包括“議決各學系之設立、廢止及變更；審定預算、決算，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在清華大學，根本不存在外行領導內(nèi)行的事情，教授會和評議會既分權(quán)，也分責，還分謗，就算有矛盾，有爭端，也會有緩沖的余地，能夠合情合理地解決。校務會則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四位學院院長組成，相當于評議會的常務機構(gòu)，處理清華的日常事務。朱自清撰《清華的民主作風》一文，自豪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間：“在清華服務的同仁，感覺著一種自由的氛圍，每人都有權(quán)利有機會對學校的事情說話，這是并不易的?！?/p>

以法治代替人治，民主至尊，無人可耍霸王脾氣。校務分層負責，法度嚴明，梅貽琦只須念好“吾從眾”的三字經(jīng)，即可無為而治。1940年9月，梅貽琦與清華結(jié)緣達三十一周年，為清華服務滿二十五周年，在昆明的清華師生為他舉行公祝會，異域母校美國吳士脫工學院錦上添花，授予他名譽工程博士頭銜。潘光旦的評價頗具代表性：“姑舍三十一年或二十五年的德業(yè)不論，此種關(guān)系所表示的一種真積力久的精神已自足驚人?！泵焚O琦在公祝會上致答謝辭，他將自己比作京戲里的“王帽”角色，這個定位相當有趣，也可見其骨子里的謙虛：“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官武將，前呼后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人，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為好戲并不要他唱。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對這臺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p>

亂世的顯著特性就是政治風云變幻莫測，梅貽琦做清華大學的“王帽”（實則是定海神針）并不容易，他不可能回避那些找上門來的大麻煩（它們才真是左右逢源的）。跟蔡元培一樣，梅貽琦在學術(shù)上兼容并包，在政治上溫和中立。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在潘光旦家與聞一多、聞家駟、吳晗、曾昭掄、傅斯年和楊振聲等幾位教授談至深夜，回家后他在日記中寫下心聲：“余對政治無深研究，于共產(chǎn)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于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tài)度，以克盡學術(shù)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均應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此昔日北大之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他有這樣的定見，公開提出“學術(shù)界可以有‘不合時宜’的理論及‘不切實用’的研究”的觀點，就并不奇怪了。盡管梅貽琦在政治上嚴守中立，但他悉心保護教員中的左派激進分子，例如張奚若、聞一多和吳晗。張奚若和聞一多都是肝火熾盛的“左傾”知識分子，他們首開謾罵之端，專與領袖和當局為難，盡管梅貽琦對張、聞二人的過激言論不盡贊同，仍然頂住外界施加的精神壓力和政治壓力，曲意保全清華教授，甚至在蔣介石面前以戰(zhàn)時學者生活疾苦為詞，作緩頰之計。1948年8月，梅貽琦得知一份政治黑名單上有清華教授的名字，就連夜找到吳晗，對后者說：“你要當心，千萬別進城，一進去被他們逮住，就沒有救了，在學校里，多少還有個照應。”

學校一般都強調(diào)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fā)展，蔡元培加上美育，梅貽琦在四育之后再加上群育，達到五育齊全。群體意識的培養(yǎng)可以使人更好地融入社會，克服交往的障礙，使群中有己，己中有群。梅貽琦說：“文明人類之生活，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gòu)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則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也。”這段話的意思是：“文明人的生活，無非是兩個方面：一是叫作‘自己’，二是叫作‘群體’。而教育的最大目的，無非使‘群體’中的‘自己’與多個‘自己’所構(gòu)成的‘群體’各自得到安身立命的途徑，而且進一步做到互相安置互相培育，互相匹敵互相包容，這樣一來，地域不分中國外國，時間不分古代當代，所到之處都能通達?！?/p>

梅貽琦的這番話恰當?shù)仃U釋了他的“穩(wěn)字訣”。他寡言，但并非寡人。事實上，沒有哪個剛愎自用的孤家寡人能夠使群眾心悅誠服，得到大家持久地擁戴和尊敬，即使手中掌握強大的軍隊也不行。誰若在群體中以鶴立雞群的高姿態(tài)凸顯自己，勢必會招致眾人的反感和敵意，一只鶴唯有在一群鶴中表現(xiàn)出領導才能，方可確立權(quán)威，穩(wěn)居其位。清華大學有那么多天才學者和行政高手，他們對梅貽琦長期表示由衷的好感和敬意，這太難得了。這說明，在實踐中，梅貽琦的“相位相育，相方相苞”“舍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群己觀非常成功。

抗戰(zhàn)期間，穩(wěn)定人心當屬第一要務，讓大家吃飽肚子是為政者的基本職責。梅貽琦主管西南聯(lián)大的校務，他肩上的擔子特別沉重。據(jù)鄭天挺《梅貽琦與西南聯(lián)大》一文回憶，梅校長做事，既穩(wěn)靠，又無私：“抗戰(zhàn)期間，物價上漲，供應短缺，聯(lián)大同人生活極為清苦。梅校長在常委會建議一定要保證全校師生不斷炊，按月每戶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實物，租車派人到鄰近各縣購運，這工作是艱苦的、危險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門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維持到抗戰(zhàn)勝利。這樁大協(xié)作可見人謀之臧。三校中，清華的條件最好，在聯(lián)大物質(zhì)條件極端匱乏的時候，清華大學成立清華服務社，利用工學院閑置的設備從事生產(chǎn)，用其盈余補助清華同人生活。這事本與外校無關(guān)。梅校長顧念北大、南開同人皆在困境，年終送給大家相當于一個月工資的饋贈，從而看出梅校長的公正無私?！甭?lián)大八年，梅貽琦不僅收獲了清華師生的敬意，也收獲了北大和南開師生的敬意，因為他處事公平，待人至誠。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仁者有德，德不孤，必有鄰。梅貽琦被人譽為“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溫，待人和藹可親。開會議事，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梅貽琦總是耐心地傾聽，最后他提出意見，眾人莫不折服。博采眾長，無為而治，擇善固執(zhí)，不隨俗轉(zhuǎn)移，梅貽琦尊重別人的意見，自己也很有主見。校務叢脞，如遇難題，他喜歡先詢問身邊的同事：“你看怎樣辦好？”對方回答后，如果切實可行，他立刻欣然首肯：“我看就這樣辦吧！”如果不甚妥當，他就說“我們再考慮考慮”，從無疾言厲色，更不會當眾失禮失態(tài)。

常言道：“酒能亂性?！比舴菢O穩(wěn)重的人，醉后多半會出洋相，失語者有之，耍瘋者有之，罵座者有之，泄密者有之?！耙诲V金，見人心；一缸酒，見人肚?！边@句諺語不是沒有道理的。還有一句西諺如是說：“酒神面前無圣人?！边@句話強調(diào)的同樣是“酒能亂性”，英雄難過美人關(guān)，圣人也難過美酒關(guān)。梅貽琦嗜酒，而且恪守酒德，許多朋友抬舉他為“酒圣”，這并不是一頂紙糊的高帽子。葉公超說：“梅先生歡喜喝酒，酒量也很好，和熟人一起喝酒的時候，他的話比較多，且愛說笑話——可是比歡喜說話的人來仍然是寡言的。他的酒品非常值得懷念：他也喜歡鬧酒，但對自己可絕不吝嗇，他那種很輕易流露的豪氣，使他成為一個極理想的酒友?！笨脊艑W家李濟的回憶更是言之鑿鑿：“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過的當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與蔡孑民先生才有這種‘不及亂’的記錄?！辈淘嗯c梅貽琦都是海量，具備海量的君子總是對敬酒的人來者不拒，醉酒的概率反而更大。

有一篇紀念梅貽琦的文章，標題叫《清華和酒》，對梅貽琦的酒量和表現(xiàn)有細致地描述：“在清華全校師生員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稱第一?！蠹叶贾烂废壬钍谷司磹鄣臅r候，是吃酒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時那種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過的人，終生不會忘記?！?/p>

1947年4月，清華復校后舉行首次校慶活動，在體育館大擺宴席，由教員職工先行發(fā)動，逐級向校長敬酒。梅貽琦一一笑領，老老實實地干杯，足足喝了四十多盅，真有一醉方休的勁頭，整場宴席下來，他的表現(xiàn)毫無失禮失態(tài)之處。

酒能害事，酒能壞事，酒能敗事，但梅貽琦穩(wěn)如泰山，溪澗泉瀑適足為景，不足為患。這樣的涵養(yǎng)功夫令人欽佩。

三、梅貽琦的剛

有人說，梅貽琦寡言而慎，無欲則剛，這當然不錯。他寡言，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不敢講真話，不敢講刺痛國民黨政府中樞神經(jīng)的狠話。在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紀念會上，他就公開抨擊過國民黨政府放棄東北的不抵抗政策，“以擁有重兵的國家，坐視敵人侵入，毫不抵抗，誠然勇于內(nèi)戰(zhàn)，怯于對敵，何等令人失望！”1945年，昆明一二一慘案發(fā)生，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嚴詞譴責便衣歹徒行兇殺人的暴行。梅貽琦從來就不缺乏勇氣，他有冷靜的理智，也有火熱的心腸。

梅貽琦外圓內(nèi)方，不該通融的事情，他決不會徇私情，開綠燈。他與秘書有一個剛性的約定，凡是向他求情的信件，不必呈閱，不必答復，當然也不能棄之于字紙簍，“專檔收藏了事”?？箲?zhàn)前，清華大學總務長某某是一位頗有名望的海歸，辦事干練，舉重若輕，梅貽琦很倚重他，兩人由同事發(fā)展為朋友。有一天，這位總務長忽發(fā)奇想，請求梅貽琦給他發(fā)放教授聘書，以重身價和視聽。這個順水人情，梅貽琦若肯做，只不過是舉手之勞，但他認為行政人員與教授職司各異，不可混同，一旦開啟方便之門，日后其他人必定以此為口實，也伸出手來謀個學銜充充門面，規(guī)矩一壞，方圓難成。梅貽琦不肯通融，那位總務長感覺丟了面子，傷了感情，于是拂袖而去。

據(jù)清華畢業(yè)生孔令仁回憶：西南聯(lián)大附中師資水平出眾，教學質(zhì)量很高，在昆明極具號召力，子弟能入這所學校就讀，仿佛躍登龍門。云南省主席龍云的女兒龍國璧和梅貽琦的女兒梅祖芬都想進聯(lián)大附中，結(jié)果龍國璧名落孫山。龍云感覺特別不爽，他可沒少給聯(lián)大物力和財力的支持，區(qū)區(qū)小事，梅貽琦怎么也不肯給個順水人情？他決定派秘書長去聯(lián)大找梅貽琦疏通。這位秘書長卻領命不行，龍云生氣地問道：“你還站著干什么？快去啊！”秘書長這才抖開包袱：“我打聽過了，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未被錄取。”如此一來，龍云滿肚皮的怒氣全消了，對梅貽琦的敬意又添加了幾分。

1943年3月4日，梅貽琦獲悉母親去世的噩耗，內(nèi)心悲痛如同千杵齊搗。當天下午，由他主持召開聯(lián)大常委會，蔣夢麟和張伯苓建議改期，他卻說：“不敢以吾之戚戚，影響眾人問題也。”在當天的日記里，他剖白心跡：“蓋當茲亂離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何暇哀死者？故近親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饰嵊谛Ｊ乱嗖粩M請假，唯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親之靈鑒，而以告慰耳。”這正是梅貽琦剛的一面，將痛苦強行鎮(zhèn)壓在心底，以百倍的努力告慰母親的在天之靈。

1948年12月，傅作義將軍弭兵息戰(zhàn)，北平易幟指日可待。當時許多大知識分子都面臨著走還是留的抉擇，要走的人無暇卜算黃道吉日，要留的人也無意整裝進城。梅貽琦走了，他是自愿的還是被迫的？可謂言人人殊。梅貽琦的弟子袁隨善回憶，大概是在1955年，梅貽琦在香港主動告訴過他當時離開北平的情形：“1948年底，國民黨給我一個極短的通知，什么都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飛到南京。當時我舍不得也不想離開清華，我想就是共產(chǎn)黨來，對我也不會有什么，不料這一晃就是幾年，心中總是念念不忘清華?！边@當然不是唯一的版本。據(jù)吳澤霖教授回憶，梅貽琦離校那天，他們在清華大學校門口相遇，吳問梅是不是要走，梅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辦法保護起來。”馮友蘭的回憶同樣真切，離開清華之前，梅貽琦召集了一次校務會議，散會后，其他人離開了，只留下梅校長和文學院長馮友蘭，梅貽琦說：“我是屬牛的，有些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們要各奔前程了?！边@是他的訣別之詞。從梅貽琦的個性來推測，若非他自愿，誰也不可能將他“架上飛機”。他和北大校長胡適都是自愿離開北平的。

梅貽琦不信奉馬列主義，但他對中國共產(chǎn)黨并無惡感，要不然，1954年他就不會贊成（至少是默許）兒子梅祖彥放棄定居美國的機會，返回大陸，效力于母校清華大學。梅貽琦去世后，1977年韓詠華回到大陸安度晚年，中國政府給予優(yōu)厚待遇，推舉她為全國政協(xié)第四屆特邀委員。

既然如此，梅貽琦為何執(zhí)意要離開大陸？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標準答案，人們猜度他的心思也很難找到可靠依據(jù)。有人推測，他感戴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不走則近乎忘恩負義。此說較為含糊。梅貽琦確實多次受到蔣介石邀請，與領袖共進午餐或晚餐，“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與談話”，儼如上賓。莫非此舉就足以令梅貽琦感激涕零，非走不可？梅貽琦若不走，顯然不存在人身安全方面的顧慮，周恩來和吳晗都已明確表態(tài)希望他留下來，這是當時中共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統(tǒng)戰(zhàn)策略。但他還是去了美國。

當年，梅貽琦南下，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孫科極力邀請他入閣，擔任教育部長，但他堅守一以貫之的中間立場，反復婉謝。他向新聞界的告白相當簡單，卻出乎至誠：“（我）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代?！边@句話隱約透露了他離開北平甚至離開大陸的苦衷，他重情重義，既然那些最誠摯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多半要走，他怎么好意思留下呢？但他不愿做官，始終只屬意于教育。

當然，有一個答案比較靠譜：梅貽琦對水木清華一往情深，清華基金是他的命根子，他從來不肯亂花一分錢，有人罵他“守財奴”，他毫不介意。梅貽琦離開大陸，正是為了保住清華基金。因為清華基金會規(guī)定，必須由清華大學校長和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二人聯(lián)署，才能動用清華基金的款項，如果梅貽琦留在北方，國民黨政府很可能會更換清華大學校長，這筆寶貴的教育基金就可能被挪作他用。1951年，梅貽琦主持清華紐約辦事處，專心管理這筆基金。他只有一間辦公室，只聘一位半時助理，自己給自己定月薪美金三百元。臺灣當局過意不去，令他將月薪改為一千五百元，梅貽琦不同意，他說：“以前的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睘榱私o公家省錢，他不住公寓，搬進一處很不像樣的住所，小得連一間單獨的臥室都沒有。

葉公超每次到紐約去，準定拜訪梅貽琦，話題總離不開勸他到臺灣辦學，把清華基金用于臺灣的教育事業(yè)。梅貽琦照例回答（并非敷衍）：“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我才回去?！彼辉笇⑦@筆寶貴的經(jīng)費拿到臺灣去撒胡椒面，討幾聲吆喝，他的想法十分長遠。1955年，梅貽琦由美赴臺，用清華基金的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這就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

當然，我們也不應該把梅貽琦視為百分之百的苦行僧。他跟梁啟超一樣，喜歡打麻將。據(jù)其日記記載，從1956年到1957年，將近兩年時間，他共打麻將八十五次，約莫每周玩一次雀戲。觀其戰(zhàn)績，勝少負多，贏二十五次，輸四十六次，平十四次，共輸?shù)粢磺Я傥迨．斈甑年柎好婷客胍辉X，算起來，破費不小。為了與朋友晤言一室，這筆錢（純粹是私款）輸出去也就值了。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于臺大醫(yī)院。他逝世后，秘書遵從遺囑，將他病中仍帶在身邊的那個手提包封存了。

兩個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的見證下，這位秘書揭去封條，打開手提包，裝在里面的全是清華基金的明細賬目，每一筆支出清清楚楚。眾人唏噓不已，贊佩不絕。

梅貽琦是清華校史上唯一的終身校長，他的墓園建于臺北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nèi)的山頂上，取名為“梅園”，園內(nèi)有校友集資栽植的花木，取名為“梅林”。梅貽琦紀念獎章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畢業(yè)生的最高榮譽。

1989年，梅貽琦誕辰一百周年，由中央美術(shù)學院雕塑家王克慶設計的梅貽琦銅像安放于清華圖書館老館校史展覽室內(nèi)。這座胸像惟妙惟肖，面容清癯，神色堅毅，活脫脫的就是老校長涅槃重生?！吧归L斯，吾愛吾廬”，梅貽琦對清華的熱愛無物可以隔斷，他對清華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他曾為清華大學題寫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八個字，他終身踐行，給清華學子樹立了完美的典范，他饋贈給清華大學的精神遺產(chǎn)必定與母校相始終。

羅家倫曾為梅貽琦的畫像題詞，“顯顯令德，穆穆清風，循循善誘，休休有容”，這十六個字絕對不是溢美的恭維話。1962年，梅貽琦溘然病逝，羅家倫撰寫的紀念詞可謂推崇備至：“種子一粒，年輪千紀，敬教勤學，道在斯矣?！闭\然，一粒壯碩的種子能夠長成一棵參天大樹，其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梅貽琦曾告誡莘莘學子：“要有勇氣做一個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轟轟烈烈?！边@個世界如此奇妙，只要你踏踏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持之以恒，終身不懈，就絕對不會平凡，甚至能夠名垂青史。謂予不信，請看“寡言君子”梅貽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