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開始的中國現代新文學是以徹底地批判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文學為基本前提的，一些激進的先驅者沖破了長期以來“老大”中國的中心論和優(yōu)越感，代之以用世界性的眼光來剖析中國肌體內存在的痼疾和毒素，并希望給中國文化以根本的療治，這是中國文化及其文學獲得重生的新的契機。為了真正達到改變中國的目的，有的人甚至走向極端，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文學視為洪水猛獸，頗有立即消滅之而后快的欲望，于是有時提出了非常過激的言論。如魯迅就提出過青年要少讀或不讀中國書，錢玄同則呼吁將中國的古書都扔進茅廁里去；又如陳獨秀倡導打破一切偶像，于是一切宗教都在清除之內；還有胡適認為文學革命的核心問題是“廢文言而用白話”。如果從矯枉過正的角度看，這些過激的思想言論確實能夠給中國人以猛醒，但從學理和后來的實際情況看，它們卻是不正確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為中國文化再怎樣有問題，它的更生不可能完全離開“母體”，何況中國文化和文學也確實不像激進派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換言之，如果中國文化和文學沒有一些非常優(yōu)秀的東西，那它就不可能為人類創(chuàng)造出那么多優(yōu)秀的東西，也不可能那么“長命”。

林語堂早年也是激烈地反對和批判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但很快他就認識到這一思想的局限性，于是在批判中國文化中的丑惡的同時，他開始發(fā)掘其合理性和優(yōu)秀品質，尤其是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進行審視和甄別。順著這一觀念和理路，林語堂非常重視中國文化固有的“血脈”之“傳承”，于是他發(fā)現儒家、道家等文化中存在著非常有價值的內容。概括起來，一面是孔子的入世和世俗化傾向，是熱愛人生、善待人生，并注重德行修養(yǎng)和治國平天下的一種生活方式，這在孔子、蘇東坡等人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另一面是老莊的出世和非世俗化傾向，即以旁觀者的身份參透天地自然和世俗人生的智慧派，這是一種如神仙一樣生活著的逍遙自適、不受束縛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老莊、陶淵明、蘇東坡、袁中郎和林語堂的父親等人的身上充滿這種氣質。當然，儒家和道家文化并不能簡單地分開，它們有時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先賢如蘇東坡同時有著儒、道、釋等多種思想因素，而且又結合得比較好。還有中國人豐富的想象力，閑適、性靈和幽默的天性，對山水自然的熱愛，對文學的獨特看法，林語堂都對其進行了細細的探究和梳理，并化為自己的血肉。就如同一個異地探險者，在別人都不屑一顧的地方，林語堂卻發(fā)現了許多獨特的風光，這在人類文化整體地向西方文化傾斜的情況下顯得更為可貴。

當然，林語堂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掘，與“中國一切都是好的”式的“國粹派”大為不同，林語堂是分出“精華”和“糟粕”的，他也是站在世界文化一體化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換言之，在林語堂看來，世界和人類健康文化的建設，是離不開中國文化的優(yōu)秀部分的。中國文化過去的輝煌在新的時代里，不僅不能被簡單地拋棄，反而應該被重視，并用來為人類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