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樂府詩的范圍與分類

由于樂府詩概念的不確定性，人們往往以狹義和廣義來界定樂府詩。如蕭滌非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xué)史》中所言：“樂府之范圍，有廣狹之二義。由狹義言，樂府乃專指入樂之詩歌，故《文心雕龍·樂府》篇云：‘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而由廣義者，則凡未入樂而其體制意味，直接或間接模仿前者，皆得名之曰樂府?！保ㄊ挏旆?，1984:9）王運熙等則認為“文學(xué)史上的樂府詩，首先應(yīng)是指漢代興起的那種入樂可歌的歌詩，其次也應(yīng)該包括后世文人模擬樂府舊題或自創(chuàng)樂府新題的作品”（王運熙，王國安，1999:6）。二者表述雖有不同，但都是從文學(xué)研究的視野著眼。對于狹義樂府的范圍也有學(xué)者提出了主張，如梁啟超認為：“右目錄（《樂府詩集》）中所謂近代曲辭者，乃隋唐以后新譜，下及五代北宋小詞，與漢魏樂府無涉；所謂新樂府辭者，乃唐以后詩家自創(chuàng)新題，號稱樂府，實則并未嘗入樂；所謂雜歌謠辭，則徒歌之謠，如前章所錄者是。以上三種，嚴格論之，皆不能謂之樂府。舞曲、琴曲則古代皆有曲無辭，如小雅之六笙詩，其辭大率六朝以后人補作也。自余郊廟、燕射、鼓吹、橫吹、相和、清商、雜曲七種，則皆導(dǎo)源漢魏，后代循而衍之。狹義的樂府當以此為范圍。根據(jù)鄭郭兩書，分類敘錄樂府作品，以漢魏為斷。其六朝有作品，次章別論，唐以后不復(fù)列?！保簡⒊?，1996:33）此說從音樂學(xué)的角度劃定了狹義樂府的范圍。

隨著王朝的更替和歷代文人的不斷探索，樂府范圍逐漸擴大，樂府研究也已經(jīng)演變?yōu)榧兇馕膶W(xué)意義上的研究，研究范圍也日趨一致，即以廣義的樂府研究為主體，以樂府歌辭本體為研究對象。但對于樂府的分類，歷代學(xué)者因所依據(jù)標準不同表述也各異。馮班在《鈍吟雜錄》中如此區(qū)分舊樂府與新樂府：

總而言之，制詩以協(xié)于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為詩，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并杜陵之新題樂府，七也。古樂府無出此七者矣?！裰栊校灿兴睦涸伖蓬}，一也；自造新題，二也；賦一物、詠一事，三也；用古題而別出新意，四也。（馮班，1985:35）

王運熙等人在《漢魏六朝樂府詩》中把樂府歸納成了兩大類四小類，非常清楚明了（王運熙，2011:5）：

《隋書·樂志》和《通典·樂典一》沿襲漢明帝時的分法把樂府詩分為四類：①大予樂，郊廟上陵所用；②雅頌樂，辟雍饗射所用；③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所用；④短簫鐃歌，軍中所用。但這種分類法漸漸跟不上樂府詩的發(fā)展，尤其是不能概括魏晉以后樂府詩的演變。例如，到了魏晉時期，新設(shè)立的清商樂署把包括清商三調(diào)在內(nèi)的相和歌從鼓吹署里獨立出來，此后鼓吹樂專指短簫鐃歌和橫吹曲辭。魏晉之初始設(shè)總章管理舞曲，后來瑟調(diào)、清調(diào)、平調(diào)都依琴來調(diào)整，琴曲也漸受重視。至于雜曲歌謠和新樂府辭是不入樂的，所以四分法并不適應(yīng)時代的變化。同樣，《宋書·樂志》中記載蔡邕敘說漢樂府分四類：①郊廟神靈；②天子饗宴；③大射辟雍；④短簫鐃歌。這和上述四分法類似。

后來《晉書·樂志》又在四分法的基礎(chǔ)上將漢樂府分為六類：①五方之樂，祭天神用；②宗廟之樂，祭祖先用；③社稷之樂，迎“田祖”祈禱豐年時用；④辟雍之樂，推行“樂教”時用；⑤黃門之樂，君臣宴會時所用；⑥短簫之樂，軍中出師或奏捷時用。六分法和四分法一樣，都是按曲辭樂調(diào)及其使用場合來劃分的，基本限于宮廷典禮或聚會時所用的“官樂”，而在文學(xué)史上最有價值的，當時漢樂府官署在各地收集的民歌俗曲，甚少包括進去。

到了唐代，吳兢在《樂府古題要解》中又將樂府詩擴充為八類，即相和歌、拂舞歌、白纻歌、饒歌、橫吹曲、清商曲、雜題、琴曲。此八分法將相和歌、清商曲等樂府精華包括其中，表明當時文人對民間俗曲的重視。元左克明編輯的《古樂府》亦分樂府詩為八類：曰古歌謠，曰鼓吹曲，曰橫吹曲，曰相和曲，曰清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雜曲。把樂府詩分為八類的還有著名學(xué)者陸侃如，他的《樂府古辭考》把樂府詩分類為：①郊廟歌；②燕射歌；③舞曲；④鼓吹曲；⑤橫吹曲；⑥相和歌；⑦清商曲；⑧雜曲。同是八分法，其間還是存在較大差異的，可見歷代學(xué)者皆認為各種屬性和風格的樂府詩分類是自由的，不必禁錮在某一標準里。

明代徐獻忠在其《樂府原》中曾將樂府詩分為九類：①房中曲；②安世樂；③漢郊祀歌；④漢鐃歌；⑤橫吹曲；⑥相和歌；⑦清商曲；⑧雜曲歌辭；⑨近代曲辭（徐獻忠，1997:729）。清代顧有孝所輯《樂府英華》則將樂府詩分為十卷：①郊廟歌辭；②燕射歌辭；③鼓吹歌辭；④橫吹歌辭；⑤相和歌辭；⑥清商曲辭；⑦舞曲歌辭；⑧琴曲歌辭；⑨雜曲歌辭；⑩近代曲辭（顧有孝，2001:518-519）。以上分類均未能超出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分類之范圍，故并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共一百卷，收錄了五千余首樂府詩，多為思想與藝術(shù)特色俱佳的民歌和文人用樂府舊題創(chuàng)作的詩歌。在現(xiàn)存的詩歌總集中，《樂府詩集》是成書較早，收集歷代各種樂府詩最為完備的一部樂章和歌謠總籍，囊括了趙宋前除《詩經(jīng)》《楚辭》以外的絕大多數(shù)歌詩，其中保存了不少業(yè)已失傳著作中的珍貴史料，其歷史與文學(xué)價值完全可以和《詩經(jīng)》《楚辭》等典籍相媲美，對文學(xué)史和音樂史的研究均有重要參考價值，也成為宋以后歷代文人研究樂府詩的最重要依據(jù)。

根據(jù)音樂性質(zhì)的不同，《樂府詩集》分樂府詩為十二類，全書每一類均有總序，每一曲均有題解，對“本事”“本題”“本義”等皆有詳細的勾勒與論述，對樂曲的起源、性質(zhì)、演唱配器等均有詳盡說明。各類樂曲在編寫次序上，均以古辭在前，文人模仿作品在后，以此表明樂府古辭對后世文人的種種影響。為方便討論，現(xiàn)根據(jù)《樂府詩集》分類介紹如下：

① 郊廟歌辭，共十二卷，祭祀所用，祀天地、太廟、明堂、籍田、社稷。是一種程式化的音樂，司馬相如等所造《郊祀歌》十九章、《安世歌》十七章均屬此類。

② 燕射歌辭，共三卷，宴會所用，以饗食之禮親宗族，以賓射之禮親故舊，以饗宴之禮親四方賓客，是辟雍饗射所用。燕射歌辭即“樂有四品”之第二品“雅頌樂”，在演奏中經(jīng)常加入《鹿鳴》《關(guān)雎》等國風樂歌作為間曲。

③ 鼓吹曲辭，共五卷，是用短簫鐃鼓的軍樂。鼓吹曲辭富有塞外音樂的特點，其中既有民間歌謠又有文人名作，如《上邪》《戰(zhàn)城南》《有所思》均屬鼓吹曲辭。

④ 橫吹曲辭，共五卷，是用鼓角在馬上吹奏的軍樂。以《折楊柳》《出塞》為名的樂府詩多為橫吹曲辭，如杜甫的《前出塞》九首與《后出塞》五首。

⑤ 相和歌辭，共十八卷，是用絲竹相和，都是漢時的街陌謳謠，是最具漢樂府藝術(shù)特征的歌辭，是詩與樂結(jié)合的完美整體，即漢代的“歌詩”。它的演變過程映襯著樂府詩的發(fā)展過程。《雞鳴》《烏生》和李白的《從軍行》《相逢行》均屬此類。

⑥ 清商曲辭，共八卷，源出于相和三調(diào)（平調(diào)、清調(diào)、瑟調(diào)），皆古調(diào)即魏曹操、曹丕、曹叡所作。“清商”以清調(diào)以商為主音得名，南朝樂府絕大部分歸于清商曲辭，如《子夜歌》《江南弄》一類樂歌均屬此類。

⑦ 舞曲歌辭，共五卷，分雅舞、雜舞。雅舞收錄歷朝所制體現(xiàn)本朝開國精神的文、武二舞，用于郊廟、朝饗，雜舞收錄朝廷用于慶典、宴會、娛樂活動的舞樂歌辭，用于宴會。如《巴渝舞歌》《鼙舞歌》《自纻舞歌》即屬“雜舞”中的主體舞辭。

⑧ 琴曲歌辭，共四卷，有五曲、九引、十二操。漢時的琴曲歌辭已亡佚不可尋，《詩集》中所存多為后人偽托，主要流行于唐虞之時至隋唐時代，如《昭君怨》《明妃怨》《猗蘭操》均屬此類。

⑨ 雜曲歌辭，共十八卷，雜曲的內(nèi)容，有寫心志，抒情思，敘宴游，發(fā)怨憤，言征戰(zhàn)行役，或緣于佛老，或出于夷虜。兼收并載，故稱雜曲。多是一些散失了或殘存下來的民間樂調(diào)，經(jīng)樂府官署加以整理。雜曲形式上不合音律，與五言古詩接近。主要流行于漢至唐代。如《羽林郎》《焦仲卿妻》即屬此類。

⑩ 近代曲辭，共四卷，也是雜曲，因是隋唐的雜曲，故稱近代。近代曲辭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唐代曲辭、詩歌創(chuàng)作技巧的提高。“倚聲填詞”的創(chuàng)作手法也是在近代曲辭的創(chuàng)作中發(fā)展并成熟起來的，對詞的產(chǎn)生起到了很好的鋪墊作用。李白的《清平調(diào)》三首，王維的《渭城曲》均屬此類。

? 雜歌謠辭，共七卷，是徒歌、謠、讖、諺語。雜歌謠辭中的“雜歌”是入樂的，而“謠辭”不入樂，內(nèi)容主要是里巷民歌和童謠，呈現(xiàn)出與別類不同的新鮮之感?！峨防崭琛贰痘茨贤醺琛芳磳佟半s歌”。

? 新樂府辭，共十一卷，是唐代新歌，辭擬樂府而未配樂，或寓意古題，刺美人事，或即事名篇，無復(fù)依傍。這類樂府辭收入《樂府詩集》中凸顯了樂府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特色。杜甫的《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歌行，皆是新樂府辭名篇。

十二類之下又分若干小類。如《橫吹曲辭》又分為漢橫吹曲、梁鼓角橫吹曲；相和歌辭分為相和曲、吟嘆曲、平調(diào)曲、清調(diào)曲、瑟調(diào)曲、楚調(diào)曲和大曲等；清商曲辭分為吳聲歌曲、西曲歌、江南弄；雜歌謠辭分為歌辭與謠辭兩類；新樂府辭又分為雜題樂府、新題樂府、新樂府。每一小類之下又據(jù)曲調(diào)名再次分類。如相和歌辭之楚調(diào)曲分上、中、下三部，下又根據(jù)不同內(nèi)容分別命名歸類，如《白頭吟》八首、《長門怨》二十七首，各曲辭皆按作者年代之先后順序排列，非常便于查找以及研究曲辭間的繼承關(guān)系。

十二大類中的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舞曲歌辭屬于“官樂”，多為宮廷祭祀、宴饗聚會時所用，屬于廟堂文學(xué)，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技巧都較少可取成分。而相和歌辭、雜曲歌辭、清商曲辭、琴曲歌辭屬“常樂”，其中保存了不少民間謠諺，正是最為后人所珍視的樂府菁華?！肮贅贰迸c“常樂”都是入樂的，而雜歌謠辭、近代曲辭、新樂府辭并不一定都是入樂的作品，尤其新樂府辭，創(chuàng)作之初皆未配樂。

《樂府詩集》把歷代歌曲按各自曲調(diào)加以分類收集，使許多散佚作品得以匯編成書。例如，漢代優(yōu)秀民歌《陌上桑》《東門行》等見于《宋書·樂志》，《孔雀東南飛》見于《玉臺新詠》，還有一些則散見于《藝文類聚》等類書及其他典籍，經(jīng)編者收集加以著錄。特別是古代一些民間謠諺，大抵散見于各種史書和某些學(xué)術(shù)著作，《樂府詩集》中雜歌謠辭一類所收，多為前人所忽視。至于后來杜文瀾的《古謠諺》等著作，則遠比此書為晚，顯然是在它的基礎(chǔ)上編撰的。由于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收集的作品最為完備，分類也大體得當，為后世研究與整理樂府詩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而影響較大。同處宋代的鄭樵所作《通志·樂略》曾分樂府為五十三類，顯然過于繁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