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從域外小說的翻譯起步

世紀之交的中國，第一批覺醒過來的有識之士之所以將翻譯或文學翻譯作為首選，是因為閉關鎖國的局面被打破后西方文化所帶來的沖擊，是因為破門而入的西方文化帶給國人的震撼，是因為在強權的西方文化的比照下所看到的自身文化的孱弱。于是，打開門窗，放眼世界，向域外求索的欲望便逐漸匯成一股聲勢浩大的吁求，而滿足國人這一吁求的當務之急就是翻譯。從1862年成立同文館，到1867年江南制造局設立翻譯館；從1895年文廷式、康有為等創(chuàng)立強學會，到1896年張元濟建立南洋公學譯書院；從1896年羅振玉、徐樹蘭等創(chuàng)立農務公會，到1897年梁啟超創(chuàng)辦大同譯書局。直至商務印書館（1897）和中華書局（1912）兩家全國最大的出版機構的成立，中國的翻譯事業(yè)由翻譯機構的成立，到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由具體的翻譯實踐，到翻譯圖書的出版；由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圖書的翻譯，到雨后春筍般的文學翻譯，形成一股較成規(guī)模的聲勢，對國人“睜眼看世界”，對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晚清時期國人對小說，尤其對域外小說的關注，與梁啟超的大聲疾呼和身體力行息息相關。1898年，他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中，結合對“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的理解，對小說的通俗性、在民間的普及性以及對國民影響的重要性進行了深刻闡述：

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學之人少，而粗識之無之人多。六經雖美，不通其義，不識其字，則如明珠夜投，按劍而怒矣?！裰袊R字人寡，深通文學之人尤寡。然則小說學之在中國，殆可增七略而為八，蔚四部而為五者矣。

在此基礎上，他將視角轉向西方，認為歐洲各國在社會變革時，學人們都將自己的政治情懷和政治理想寄托在小說之中，并通過小說這個途徑將自己的政治思想傳遞給兵丁、市儈、農氓、工匠、車夫、馬卒、婦女和童孺，進而形成全國性浪潮，“收到啟發(fā)民智、發(fā)揚愛國精神的社會效果”。為此，他借用英國人“小說為國民之魂”的名言，大力提倡、大聲疾呼翻譯外國小說。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譯印政治小說序》無異于一篇宣言書，正是在它的鼓動下，對域外小說的翻譯開始呈興盛之勢，來自域外的政治小說、教育小說、科學小說、偵探小說等很快就成為當時中國文壇的主力軍，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關于梁啟超的翻譯思想、翻譯實踐以及對域外小說翻譯的貢獻，筆者在《導論》已有論及，這里不再多言。

清末民初的文壇，“翻譯多于創(chuàng)作”。據統(tǒng)計，期間“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二”，而中國的文學創(chuàng)作就是在這種“洶涌的輸入情形”的影響下，迎來了一個新的階段。據阿英所編《晚清戲曲小說目》統(tǒng)計，從1882年到1913年，共出版、發(fā)表域外小說609種。其中除掉1882、1884、1889和1899年的5種，以及尚無年代記載的26種外，其余的均出現在20世紀前10年。盡管這并非最精確的數字，卻足以看出清末民初之際文學界和讀者對域外小說的渴求以及翻譯的興盛之勢。

這一時期所譯的域外小說，從國度上看，多來自英國、法國、俄國和美國，此外，也有數量不等的意大利、荷蘭、匈牙利、印度和日本小說。從文體上看，多為推理小說和科幻小說，如英國作家柯南道爾的偵探作品、法國作家儒爾蓋·凡爾納《八十天環(huán)游記》《地心旅行》、英國作家史蒂文生的《新天方夜譚》等，但其中也不乏《希臘神話》《天方夜談》等經典，以及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六號室》（《第六病室》）、英國作家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茶花女》）、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孝女耐兒傳》（《老古玩店》）、法國作家大仲馬的《幾道山恩仇記》（《基督山伯爵》）、美國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錄》（《湯姆叔叔的小屋》）以及英國作家蘭姆姐弟的《吟邊燕語》（《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等名著。除上面提及的幾位著名作家外，所翻譯的文學作品所涉及的一流作家還有俄國文豪托爾斯泰、俄國大詩人普希金、蘇聯大作家高爾基、美國文學之父華盛頓·歐文、以及英國歷史小說之父司各特等。

最早從事域外小說翻譯的既有政治家，也有思想家；既有理論家，也有文字工作者；既有翻譯家，也有作家。他們的名字大多湮沒在時光的塵埃中，為今人所陌生。或為筆名，今人因時光的久遠已無從查證；或只是在譯壇上短瞬一過，永久為今人所遺忘。然而，我們還是在這支龐大龐雜的翻譯隊伍中，看到了梁啟超、林紓、魯迅、周作人等日后享譽中國文壇的大家的名字。他們是近代到民國時期中國文學翻譯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是域外小說落戶中國的傳遞者，是中國文學翻譯理論的探路者，是將域外小說介紹給中國讀者的實踐者。雖然在時光的流逝中他們其中很多人的名字、很多人的譯作因時代和語言等諸多因素已被遺忘在角落，但依舊有很多人的譯作和理論經歷史長河的沖刷和檢驗而成為經典，不但深受讀者的青睞，而且至今還以不朽的藝術魅力而成為中國文學翻譯史上的典范。至于這些域外小說的載體，或會社、或報館；或書局，或雜志，也在一個世紀的風雨中消失殆盡，所留下來的恐怕只有至今依舊名氣不小的商務印書館。

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說：譯印西洋長篇小說，“最初的一種，是《瀛寰瑣記》（申報館版）里的《昕夕閑談》（上卷三十一回，下卷二十四回）。譯者署蠡勺居士。到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經譯者刪改重定，印成單本（文寶書局），署名易為吳縣藜床臥讀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2/16/09151595022101.png" />

那么，這部“被認為是中國人翻譯的第一部相對完整的外國長篇小說”出現在哪一年呢？有學者考證，《瀛寰瑣記》是《申報》的文藝副刊，也是近代第一個文藝雜志。蠡勺居士翻譯的這部長篇小說從1873年1月起，到1875年1月止，用了第三卷到第二十八卷的版面，將總共五十五回的小說刊載完畢。如此看來，蠡勺居士的譯作早于林紓的譯作26年，是中國當之無愧的翻譯西方小說的第一人，目前已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

蠡勺居士何許人也？一個世紀以來，學者們進行了不同角度的考證，也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結果，目前依舊沒有統(tǒng)一的定論。1905年6月1日，上海的《新聞報》刊登了一個圖書廣告，便成為學者們解開蠡勺居士真實身份之謎的主要線索：

重譯《昕夕閑談》英國第一小說出書

是書乃外國章回小說也，原名英國小說，計五十余回。光怪陸離，千變萬化。所載事跡，由于泰西拿破侖變政，俄土奧三國分波蘭之后，人民散叛，國事紛更，從自由平權，遂致敗俗傷風。其中如紳官之零替，婦女之恣肆，以及賭局妓館陷人坑，非幾于各國相同。不料數十年來，一切掃除凈盡，竟成文明之俗，真洋洋乎奇觀也。原本為蔣子讓大令所譯。尚文轉折，不盡善處，閱者每以未能通暢為憾。茲覓得原文英書，更請中西兼貫之儒，重加譯印，凡脫節(jié)累贊之語，一掃而空。排印成書，裝訂西式兩厚冊，價洋九角，托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飛鴻閣，四馬路文寶書局發(fā)兌。

對考證者而言，這則廣告最有價值的一句話就是“原本為蔣子讓大令所譯”。于是，蠡勺居士的真實姓名就水落石出。有學者據此進一步考證后，認為他生于1842年，浙江杭州人，是清朝末年的一位詞人。1870年浙江鄉(xiāng)試中舉，1872年任申館的高級編輯，常用蠡勺居士、小吉羅庵主和蘅夢庵主等筆名發(fā)表作品。1877年考中進士后離開了報館，赴甘肅省敦煌縣任縣令，子相、芷湘和子讓是他先后使用過的表字，其真實姓名是蔣其章。

如果將《昕夕閑談》的英文名字直譯過來，應該是《夜與晨》（Night and Morning），而且只是作品的一半。小說的作者是英國19世紀小說家愛德華·布爾沃·利頓（1803—1873）?！逗喢鞑涣蓄嵃倏迫珪贩Q他為“英國政治家、詩人、評論家，主要以多產小說家聞名”。

在《夜與晨》的序言中，利頓對小說創(chuàng)作中審美愉悅與道德追求的一致性作如下闡述：

小說的目的是愉悅還是教育，即道德的目的與高雅文學作品中的非說教精神是否一致？批評家們，尤其是德國的批評家們（德國是批評的發(fā)源地）對這個重要問題已經有過很多論述。這場討論的總的結果是那些反對道德說教的人占了上風，他們認為道德模式應該從詩人的目標中排除；藝術只應該考慮審美，應該滿足于間接的道德傾向，但永遠不能舍棄美的創(chuàng)造。的確，在小說中，引發(fā)興趣，使人愉悅，輕松地提升——即把人從低俗情感與悲慘生活的煩惱中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境界，排遣疲憊與自私之痛苦，激起對人生無常的真情悲傷，喚起對英雄斗爭的同情——讓靈魂進入那更安詳的氛圍，使之很少回到日常生存，不讓記憶或聯想來侵占思想的領地，或頌揚行為的動機——凡此種種目標，而不是其他道德追求，更有可能讓詩人感到心滿意足。這些目標構成了詩人們最高與最普遍的道德。

雖然我們無據可考蔣其章在翻譯利頓的《夜與晨》時是否讀過其序言，卻在其撰寫的《〈昕夕閑談〉小敘》中發(fā)現了十分相近的話語：

予則謂小說者，當以怡神悅魄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棄其焦思繁慮，而暫遷其心于恬適之境者也。又令人之聞義俠之風，則激其慷慨之氣；聞憂愁之事，則動其凄宛之情；聞惡則深惡，聞善則深善，斯則又古人啟發(fā)良心懲創(chuàng)逸志之微旨。且又為明于庶物、察于人倫之大助也。

文中，作者用“怡神悅魄”和“遷其心于恬適之境”等文字，闡明了小說對讀者的“愉情”作用，使讀者在“聞義俠之風”而激發(fā)“慷慨之氣”，“聞憂愁之事”而產生“凄宛之情”的同時，生發(fā)出“聞惡則深惡，聞善則深善”的道德情感。而他翻譯此小說的目的就在于“務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釣譽，真君子神彩如生，偽君子神情畢露，此則所謂鑄鼎像物者也，此則所謂照渚然犀者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2/16/09151595022101.png" />倘若蔣其章的《小敘》是在利頓序言的影響下有感而發(fā)的話，那將是中西小說觀念的“一次（有可能是第一次）非常重要的親密接觸”。

清末民初的翻譯家行列中，有一位“比林紓更早，可是現在已不復為人所記憶”，卻擁有很多“最早”殊榮頭銜的人：最早虛心接受西洋文學特長，爽直承認歐美文學優(yōu)點；最早用白話文介紹西洋文學；最早創(chuàng)立偵探小說一詞，并將西方偵探小說輸入到中國。他組織發(fā)起的“譯書交通公會”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翻譯工作者社團。他就是周桂笙（1873—1936）。由于較早受到西學的影響，又由于在《月月小說》擔任譯述編輯，從而獲得了專心從事小說翻譯的機緣。正如他自己所言：“余平生喜讀中外小說，壓線余閑，輒好染翰作小說譯小說，此知我者所共知也。顧讀書十年，未能有所供獻于社會，而謹為稗販小說，我負學歟？學負我歟？當亦知我者所同聲一嘆者矣”。在西學的影響下，他渴望通過譯介域外的文學和文化強國富民，使自己的祖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譯書交通公會”的《宣言》中，周桂笙指出：

中國文學，素稱極盛，降至輓近，日即凌替。好古之士惄焉憂之，乃亟亟謀所以保存國粹之道，惟恐失墜，蒙竊惑焉！方今人類，日益進化，全球各國，交通便利，大抵競爭愈烈，則智慧愈出，國亦日強，彰彰不可掩也。吾國開化雖早，閉塞已久，當今之世，茍非取人之長，何足補我之短！然而環(huán)球諸國，文字不同，語言互異，非廣譯其書不為功！顧先識之士，不新之是保，抑獨何也？夫舊者有盡，新者無窮，與其保守，無寧進?。《鴽r新之于舊，相反而適相成！茍能以新思想新學術源源輸入，俾躋我國于強盛之域，則舊學亦必因之昌大，卒受互相發(fā)明之效，此非譯書者所當有之事歟！

《宣言》以環(huán)球視野，對閉塞中的國粹表露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對日益加劇的全球化趨勢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宣言》中所強調的“環(huán)球諸國，文字不同，語言互異，非廣譯其書不為功”，對通過翻譯這個途徑引進西學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因為“不新之是?！?，因為“舊者有盡，新者無窮，與其保守，無寧進取”。所以，只有引進西學，才能使“我國于強盛之域”才能使舊學“因之昌大”。這種在一個多世紀前就有，在當今仍具有啟迪意義的環(huán)宇胸襟和比較視域，實屬彌足珍貴。

周桂笙不僅是輸入西學的提倡者，還是輸入西學的實踐者。他翻譯“英法兩國小說各三百余種，美國小說近一百種，另有短篇譯作數百種，合在一起達千余種?！摹缎骡种C譯》（1901）……中有《一千零一夜》、《伊索寓言》等。據楊之華文章，林紓翻譯《茶花女遺事》在1903年。因之，對于向不為多數人所知，而默默地對中國近代文化有功的人，不要只重‘正宗’使之湮滅無聞”。

除了多譯偵探小說外，他還翻譯了很多科學小說、冒險小說、言情小說、政治小說、教育小說、滑稽小說、札記小說等。既有長、中、短篇小說，亦有童話、寓言和民間故事，可謂內容繁多，品種豐富，堪稱多產翻譯家。

在對域外小說的翻譯中，周桂笙最大的貢獻是“他譯的作品大抵都是以當時流行的報章體，即淺近的文言文以及白話文為工具，采用直譯法”。因此，不但“早期介紹西洋文學到中國來的最早的人，當屬周桂笙”，而且“直譯西洋文學作品，特別是使用白話翻譯，也以周桂笙開其先河”。

如《毒蛇圈》第一回的開頭：

“爹爹，你的領子怎么穿得全是歪的？”

“兒呀，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沒有人幫忙，我是從來穿不好的?！?/p>

“話雖如此，然而今天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guī)偷?。你的神氣慌慌忙忙，好象我一動手，就要耽擱你的好時候似的?！?/p>

“沒有的話。這都因為你不愿意我去赴這回席，所以努起了嘴，什么都不高興了?！?/p>

“請教我怎么還會高興呢？你去赴席，把我一個人丟在家里，所為的不過是幾個老同窗，吃一頓酒。你今年年紀已經五十二了，這些人已有三十多年沒有見了，還有什么意思呢？”

如此簡潔、通俗、易懂的白話語言，將父女倆當時的心緒直白曉暢地呈現出來。倘若沒有標明年代，很少人會想到這是100多年前的文字，而且是翻譯西方小說時所使用的、真正的、純粹生活化了的文字。譯者的勇氣、智慧和前瞻性的嘗試令人肅然起敬。這種白話行文，不但“具有開拓性質”，而且“為后來的新文化運動起到了某些鋪墊之功”。

周桂笙不僅是西方偵探小說的輸入者，也是西方偵探小說中國本土化的積極嘗試者。對此，有學者指出：他“從1903年開始翻譯法國作家鮑福的偵探小說《毒蛇圈》，到1907年自創(chuàng)《上海偵探案》，自覺將外國偵探小說的思想和藝術觀念融進中國的譴責與公案等小說類型之中，探索了偵探小說本土化之路，為推動中國小說的現代轉型作出了顯著貢獻。周桂笙從翻譯偵探小說到本土化創(chuàng)作的探索，正是中國小說現代化必經中西新舊融合之路的一個試驗。”

應當指出的是，周桂笙的西方小說本土化，不僅體現在他偵探小說的本土化創(chuàng)作中，也體現在他西方偵探小說的本土化翻譯中。如《毒蛇圈》第二回的開頭：

卻說叫來的馬車本來早已停在門前。瑞福出門，即便上車，當命馬夫加上幾鞭，不多一刻，即離了他所居的白帝諾街往“大客店”而去。這座大客店是著名的酒館，他們今日紀念會就在那里設席。離白帝諾街雖是甚遠，瑞福雖是獨自一人坐在車上，卻還不甚寂寞。只因他方才聽了女兒一番言語，實出意料之外。故在車上翻來覆去尋味他女兒的那番說話。原來瑞福初與他妻子十分恩愛，詎料不到十年間，他妻子就去世了，只剩下妙兒一個閨女，所以瑞福十分疼愛妙兒，差不多竟是單看看女兒過日子的了。

除卻譯作的“第二回《掉筆瑞補提往事，避筵席忽得奇逢》”這種中國小說的章回體處理外，譯作的文字、文筆、文風等均為中國小說的特征顯現。假如不做外國作家的標注，讀者定不會想到這是一部來自域外的、描寫外國風土人情的小說。這種本土化的翻譯風格不但拉近了中國讀者與外國文學的距離，也增加了小說的可讀性和理解性。

周桂笙還是中外小說比較的探險者。在譯介域外小說的過程中，他大膽地對中外小說的相同和相異進行比較，嘗試在比較的視野中冷靜客觀地分析中外文學現象，進而取他者之長，補己者之短，既不盲目媚外，也不妄自菲薄。雖然他謙虛地覺得“以吾二十年中所睹，僅得此區(qū)區(qū)者”，就想對“日新月異，浩如煙?！钡闹型庑≌f評出優(yōu)劣，“判別高下，不其難哉，”但還是借友人之口，對中外小說進行了比較文學意義上歸納：

每謂讀中國小說，如游西式花園，一入門，則園中全景，盡在目前矣；讀外國小說，如游中國名園，非遍歷其境，不能領略個中況味也。蓋中國小說，往往開宗明義，先定宗旨，或敘明主人翁來歷，使閱者不必遍讀其書，已能料其事跡之半；而外國小說，則往往一個悶葫蘆，曲曲折折，直須閱至末頁，方能打破也?！嘀^外國小說，雖極冗長者，往往一個海底翻身，不至終篇，不能知其究竟；中國從無此等章法，雖有疑團，數回之后，亦必敘明其故，而使數回以后，另起波瀾云云?！傊?，吾國小說，劣者固多，佳者亦不少，與外國相角逐，則比例多寡，萬不逮一。至謂無一二絕作，以與他相頡頑，則豈敢言？

在形象生動地“從作品的思想內容、寫作目的、寫作手法和小說出版設計等方面總結了中外小說的不同”的基礎上，周桂笙又從“身分”、“辱罵”、“誨淫”、“公德”和“圖畫”等幾個方面，對中國小說所存在的弊病進行了比較意義上的批評。首先，“外國小說中，無論一極下流之人，而舉動一切，身分自在，總不失其國民之資格。中國小說，於著一人之惡，則酣暢淋漓，不留余地”，表現出“一種卑鄙齷齪之狀態(tài)”。其次，“外國小說中，從未見有辱罵之辭，……吾國小說中，則無論上中下三等社會，舉各自有其罵人之辭，大書特書，恬不為怪”。再次，“外國風俗極尊重女權，而婦女之教育，亦極發(fā)達，……中國女子，殆視為男子之普通玩具?！钡谒模巴鈬藰O重公德，……吾國舊小說界，幾不辨此為何物”。第五，“外國小說中，圖畫極精，而且極多，……中國雖有繡像小說，惜畫法至舊，較之彼用攝影法者，不可同日而語”。應當指出的是，周桂笙對中國小說中存在的弊病所進行的剖析，是客觀的、深刻的、準確的，而這些都是通過與外國小說的“比較”得出的。更值得肯定的是，周桂笙并非就小說論小說，就弊病論弊病，而是在比較剖析的同時，將其上升到改造社會的層面，指出“社會與小說，實相為因果者也。必先有高尚之社會，而后有高尚之小說；亦必先有高尚之小說，而后有高尚之社會”。

周桂笙在翻譯界的名氣不如林紓，在文學翻譯上的成就也不如林紓，但其翻譯思想和翻譯活動以及在翻譯事業(yè)上的勇氣和毅力等，則對中國的文學翻譯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日后出現的翻譯家中，不但陳鴻璧、伍光建、方慶周、羅秀方、包笑天等從他那里深受啟發(fā)，其直譯的風格也深深影響了魯迅和周作人。作為開一代風氣之先的翻譯家，周桂笙對中國翻譯事業(yè)和比較文學的貢獻是應該載入史冊的。

由先驅者開啟的域外文學翻譯的帷幕，也在翻譯理論領域得到了延伸，而開創(chuàng)中國文學翻譯理論之先河者，便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嚴復（1854—1921）?！吨袊g家辭典》對他的評價是：“他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經驗，借鑒我國古代譯學的優(yōu)秀遺產，所提出的著名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在我國翻譯史上獨具意義，給后代的譯界以有益的啟發(fā)，甚至今天也沒有失去其生命力。”

1898年，嚴復翻譯的英國學人赫胥黎的著名《天演論》出版，在《譯例言》這篇長文中，嚴復首次提出了“信、達、雅”一說：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

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里本深，難于共喻，則當前后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

《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規(guī)，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

用今日的文字詮釋，“信”就是要忠實于原著，如若背離原著精神，則“雖譯猶不譯也”，翻譯就失去了意義。因此，“求其信”，便是翻譯過程中之“大難”?！斑_”就是翻譯出來的東西要文字流暢，前后通達。因為“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睘榇?，嚴復才建議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下筆抒詞，自善互備?！币赃_到“前后引襯，以顯其意”的效果。所謂“雅”指的就是文采。因為“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如果“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如果“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從而在“信”“達”贏得贊譽的同時，又在“雅”的保守上招致了批評。

盡管如此，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不但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而且產生了持續(xù)至今的深遠影響。有學者將其歸納為以下幾點：（1）它符合舉世公認的翻譯工作的基本規(guī)律和通行原則。（2）它具有明顯的中國文化色彩。（3）有極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4）用自己的親身體會，使“信、達、雅”具備了可行性。

從域外小說的翻譯起步的中國比較文學，經清末民初時期一批小說翻譯的先驅者和翻譯理論的先驅者的努力、實踐和探索后，為民國時期的文學翻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氛圍。時至20世紀的腳步到來，翻譯文學也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

1. （清）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見《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頁。
2. 陳玉剛主編：《中國翻譯文學史稿》，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2頁。
3. 阿英：《晚清小說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頁。
4. 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109—172頁。
5. 阿英：《晚清小說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頁。
6. 楊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近代卷》，連燕堂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頁。
7. 參見張政、張衛(wèi)晴《近代翻譯文學之始——蠡勺居士及其〈昕夕閑談〉》，見《外語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6期，第463頁，楊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近代卷》，連燕堂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頁。
8. 張政、張衛(wèi)晴：《近代翻譯文學之始——蠡勺居士及其〈昕夕閑談〉》，見《外語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6期，第463頁。
9. 轉引自郭長海：《蠡勺居士和藜床臥讀生——〈昕夕閑談〉的兩位譯者》，見《明清小說研究》，1992年第4期，第458頁。
10. 參見（1）韓南《談第一部漢譯小說》，見《文學評論》2011年第3期，第133頁。（2）楊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近代卷》，連燕堂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頁。（3）劉鎮(zhèn)清《試探〈昕夕閑談〉的譯者身份》，見《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第115頁。
11.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5），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頁。
12. 轉引自張和龍《論〈昕夕閑談〉小序的外來影響》，見《中國比較文學》，2008年第1期，第93頁。
13. 蠡勺居士：《〈昕夕閑談〉小敘》，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41頁。
14. 蠡勺居士：《〈昕夕閑談〉小敘》，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42頁。
15. 張和龍：《論〈昕夕閑談〉小序的外來影響》，見《中國比較文學》，2008年第1期，第94頁。
16. 《楊士驤論周桂笙》，見周桂笙舊譯《毒蛇圈》，伍國慶選編，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1、2頁。
17. 魏望東：《清末民初時代背景下的周桂笙翻譯研究》，見《語文學刊》，2008年第3期，第66頁。
18. 周桂笙：《新庵譯屑》，見周桂笙舊譯《毒蛇圈》，伍國慶選編，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544頁。
19. 轉引自《中國翻譯家辭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0頁。
20. 林之滿：《最早翻譯西方到中國來的當有周桂笙》，見《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7年第4期，第56頁。
21. 《中國翻譯家辭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1頁。
22. （法）鮑福：《毒蛇圈》，周桂笙譯，見伍國慶選編《毒蛇圈》，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9頁。
23. 魏望東：《清末民初時代背景下的周桂笙翻譯研究》，見《語文學刊》，2008年第3期，第67頁。
24. 楊緒容：《周桂笙與清末偵探小說的本土化》，見《文學評論》，2009年第5期，第184頁。
25. （法）鮑福：《毒蛇圈》，周桂笙譯，見伍國慶選編《毒蛇圈》，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17頁。
26. 周桂笙：《論小說》，見張正吾、陳銘選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系列·文論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頁。據選注者言：此文發(fā)表時，并無題目。以下同?！P者注。
27. 周桂笙：《論小說》，見張正吾、陳銘選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系列·文論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232頁。
28. 禹玲：《周桂笙：中國近代翻譯史上的先驅者》，見《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第20頁。
29. 周桂笙：《論小說》，見張正吾、陳銘選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系列·文論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233頁。
30. 《中國翻譯家辭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1頁。
31. 《重印“嚴譯名著叢刊”前言》，見《天演論》，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32. 《中國翻譯家辭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9頁。
33. 嚴復：《譯例言》，見《天演論》，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34. 楊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近代卷》，連燕堂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1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