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林紓的先驅(qū)者意義

清末民初的中國翻譯界，出現(xiàn)了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譯家。雖然他身兼文學家、文論家、詩人、畫家等頭銜，也因“五四”運動期間與新文化運動為敵而飽受詬病，但其留給后人印象最深的還是文學翻譯。雖然他的譯著均為聽友人根據(jù)原文口述后的“三度創(chuàng)作”，多因刪節(jié)、誤譯、漏譯而留有遺憾，但很多譯作卻非但沒有違背原著的“內(nèi)容宗旨”，保持了原著的“風格情調(diào)”，而且還能把原著的“幽默風趣和巧妙用字都能表達出來”。除此之外，有些“在世界文學史上并沒有什么地位”的作品，“經(jīng)他的譯筆卻增添了不少風彩”。這位古文基礎(chǔ)扎實、文筆嫻熟、翻譯速度快、譯作數(shù)量大的翻譯家就是林紓（1852—1924）。在20世紀初的中國文壇上，他與梁啟超和嚴復“各自獨樹一幟，鼎足而三；……又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共同為推動翻譯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林紓的先驅(qū)者意義，在于他是“第一位將大量西方文學作品介紹到中國的卓越而又獨特的翻譯家”。數(shù)量之大，范圍之廣，在他之前，甚至在之后很長時間內(nèi)，還沒有哪個翻譯家像林紓這樣大面積、全方位地向中國讀者廣泛譯介外國文學。一個根本不懂外文的人，能在有限的時間內(nèi)，將如此豐厚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過來，“實為中國近代譯界別人所難望其項背”。

那么，林紓一生共翻譯了多少外國小說呢？學界說法不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文獻的不斷發(fā)現(xiàn)，研究的深入，其數(shù)量呈遞增態(tài)勢。鄭振鐸認為：“據(jù)我所知道的，自他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起，至最近的翻譯止，成書的共有一百五十六種；其中有一百三十二種是已經(jīng)出版的，有十種則散見于第六卷至第十一卷的小說月報而未有單刻本，尚有十四種則為原稿，還存于商務(wù)印書館未付印。”在此基礎(chǔ)上，鄭振鐸對林譯小說所涉及到的國家進行了初步分類，指出“在這一百五十六種的翻譯中，最多者為英國作家的作品，共得九十三種，其次為法國，共得二十五種，再次為美國，共得十九種，再次為俄國，共得六種，此外則希臘、挪威、比利時、瑞士、西班牙、日本諸國各得一二種。尚有不明注何國及何人所作者，共五種?！?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2/16/0915165879564.png" />

俞久洪認為“林紓共翻譯了英、美、法、俄、德、日、比利時、瑞士、希臘、西班牙、挪威等十一個國家九十八個作家的一百六十三種作品（不包括未刊印的十八種）”。在一百六十三種作品中，有英國五十九位作家的作品一百種，美國十三位作家的作品十七種，法國十八位作家的作品二十四種，俄國一位作家的作品十種，希臘、德國、比利時、西班牙、挪威、瑞士和日本各一位作家的作品各一種。此外，還有佚名作品五種以及來自英、美、法、俄等國的未刊作品十八種。俞久洪在考索中還做了如下工作：（1）對原作者的名字按照目前通用的譯法重新加以翻譯。（2）對許多作品的名字也重新加以翻譯。（3）對一些作品的細目盡量加以重譯。（4）對托爾斯泰的作品注上了俄文原名。上述工作無論對林譯小說的讀者還是對林譯小說的研究者而言，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馬泰來認為林紓的翻譯作品共有一百七十九種，其中“單行本一三七種，未刊十八種”。這一百七十九種譯作中，以英美文學最多，為一百一十六種。法國文學其次，為二十三種。俄國文學再次，為十種。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文學各一種。此外，還有佚名作品五種。未刊的十八種作品分別來自英國、美國、法國和俄國。馬泰來的目錄不但按照譯作的國別進行分類，而且按照出版年代的順序，將每一部譯作的書名、原作者、同譯者、出版單位、出版年月等一一標出，很多也標有作品的外文，對后人閱讀和研究林譯小說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對鄭振鐸的看法持相同態(tài)度的有樂黛云，她在《比較文學研究》中說：“林紓的翻譯活動一發(fā)而不可收，他翻譯的歐美小說共156種，其中132種已出版單行本，10種散見于第6—11卷《小說月報》，14種未付印”。對俞久洪的看法表示認同的有郝嵐，她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中轉(zhuǎn)述了俞久洪的數(shù)字，認為在“短短25年時間里，林紓翻譯了英、法、俄、美、德、日、瑞士、希臘、挪威、比利時、西班牙等11個國家98位作家的163中作品（不包括未刊印的18種），總字數(shù)在一千萬字以上”。其實，早在1937年，阿英就說過林紓“共譯書約一百六十余種”的話。對馬泰來的看法持相同態(tài)度的有三：（1）錢鐘書說：“林紓四十四五歲，……開始翻譯，他不斷譯書，直到逝世，共譯一百七十余種作品，幾乎全是小說”。（2）《中國翻譯家辭典》說：“由于他數(shù)十年的辛勤勞作，共翻譯了170余部（271冊），……他的譯作，出自英、美、法、比、俄、西班牙、挪威、瑞士、希臘和日本等十幾個國家的幾十個作家”。（3）《中國翻譯文學史稿》說：“在長達二十六年的歲月中，他一共譯出一百七十余部作品，總字數(shù)在一千萬字以上”。

除了150余種說、160余種說和170余種說外，還有180余種說出現(xiàn)。《林紓的翻譯·后記二》中認為：“林譯作品今日可知者，凡一八四種，單行本一三七種，未刊二十三種，八種存稿本”。《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中說：林紓“翻譯了外國文學作品180余種，……囊括了英、法、美、俄、希臘、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等11個國家的98個作家的作品”。《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中說：“林紓不懂外文，但是與人合作，翻譯外國文學類著作一百八十余種，為中國打開了中西文化和文學交流的大門”。

關(guān)于林紓譯作的數(shù)量，經(jīng)張俊才的統(tǒng)計后達到了246種。其中英國作家60名，作品101種。法國作家17名，作品24種。美國作家12名，作品16種。俄國作家2名，作品11種。希臘、德國、日本、比利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國作家各1名，作品各1種。除此之外，原著者不詳?shù)淖髌酚?3種。未刊作品24種。雖然張俊才認為由于“年代較遠，史料湮沒”，對林紓一生究竟翻譯了多少外國文學作品，是一件“大約也不可能搞得很清楚”的事情，但246種的數(shù)量已經(jīng)是“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統(tǒng)計”了。

林譯小說數(shù)量之大，得益于譯者扎實的文字功底、勤奮的工作態(tài)度和極快的翻譯速度。盡管他謙虛地說“予不審西文，其勉強廁身于譯界者，恃二三君子，為余口述其詞”，卻往往“耳受而手追之，聲已筆止，日區(qū)四小時，得文字六千言”。這樣一個“不審西文”者，卻能“聞其口譯，亦能區(qū)別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間有高厲者、清虛者、綿婉者、雄偉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歸本于性情之正，彰癉之嚴”。勤奮與天賦的有機結(jié)合，催生了中國翻譯文學史上極為獨特的“林譯小說”。

林譯小說的價值不僅在于其量之大，而且還在于品之精。雖然其中多有二三流作家作品，但不乏莎士比亞、笛福、斯威夫特、菲爾丁、蘭姆、司各特、狄更斯、史蒂文生、柯南道爾、華盛頓·歐文、斯托夫人、歐·亨利、孟德斯鳩、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小仲馬、托爾斯泰、伊索、塞萬提斯、易卜生等歐美文學史上的一流作家，以及《亨利四世》《亨利五世》《魯濱孫漂流記》《格列佛游記》《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艾凡赫》《老古玩店》《大衛(wèi)·科波菲爾》《霧都孤兒》《董貝父子》《新天方夜譚》《血字的研究》《瑞普·凡·溫克爾》《睡谷的傳說》《湯姆叔叔的小屋》《黃雀在后》《波斯人信札》《九三年》《茶花女》《幼年·少年·青年》《高加索的俘虜》《伊索寓言》《堂吉訶德》和《群鬼》等歐美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作品。

林譯小說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它不但帶領(lǐng)讀者走進“一個在《水滸》、《西游記》、《聊齋志異》以外另辟的世界”里，而且“使中國知識階級，接近了外國文學，認識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們從外國文學里去學習，以促進本國文學的發(fā)展”。“林譯小說”不但對清末民初覺醒起來的中國新一代作家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就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也起過積極的作用”，對20世紀初葉中國文學的繁榮和發(fā)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