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中國比較文學的孕育和萌芽，與發(fā)端于晚晴時期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1899年，梁啟超的文章《夏威夷游記》的發(fā)表，被公認為“詩界革命”的濫觴。文中這樣寫道：
余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為詩之境界，被千余年來鸚鵡名士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以，若作詩，必為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然后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chǎn)過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為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后成其為詩。
然而，中國的“詩界革命”又離不開當時的學界對“言文合一”的求索，離不開日漸涌起的白話文對文言文的悖逆。雖然“詩界革命”的口號最先由梁啟超提出，但在這之前，諸多有識之士已經(jīng)在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理論研究中提出了見解，開始了實踐。早在1868年，年僅21歲的黃遵憲就發(fā)出了“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后人，驚為古斑斕”的吶喊，明確表達了與文言文決裂的思想，流露出對白話文的強烈企盼。日后，他又在《日本國志》中指出：
外史氏曰：文字者，語言之所從出也。雖然語言有隨地而異者焉，有隨時而異者焉，而文字不能隨時而增益，畫地而施行。言有萬變而文止一種，則語言與文字離矣。
為了進一步佐證自己的論點，他列舉了中西語言上的現(xiàn)象加以比較：
余聞羅馬古時，僅用拉丁語，各國以語言殊異，病其難用。自法國易以法音，英國易以英音，而英、法諸國文學始盛。耶穌教之盛，亦在舉《舊約》、《新約》就各國文辭普譯其書，故行之彌廣。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然則日本之假名有裨于東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廢乎。泰西論者，謂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字為最古，學中國文字為最難，亦謂語言文字之不相合也。
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較早帶有“比較文學”內(nèi)涵的文字。雖然文中的“比較”所“跨越”的界限是語言，但文章所旁及的卻是中西文學和文學翻譯，是“中西語言文學綜合比較的濫觴”，不但初露中國比較文學“起步的明顯征象”，而且在中國比較文學史上尤顯珍貴。日后，很多學者也對“言文合一”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馬建忠（1845—1900），清末語言學家，漢語語法的奠基人，曾留學法國，游歷歐洲，精通英、法、希臘、拉丁文，是學貫中西的新潮之士。他所著的《馬氏文通》（1898）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tǒng)的語法書，“是運用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等西方語言文法考求中國古文字，對比創(chuàng)新”，編撰而成的“破天荒的語言文法”著作。該著作以古漢語為研究對象，參照拉丁語法，在“比較”的視域中研究古代漢語的結(jié)構(gòu)規(guī)律，以漢語傳統(tǒng)和外來理論方法研究漢語，運用“比較借鑒的方法創(chuàng)立了獨立的漢語語法學”，在學習外來理論和方法上樹立了一個典范，對中國現(xiàn)代語法有奠基性貢獻，對日后的漢語語法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關(guān)于中西語言上的差異，馬建忠從句法結(jié)構(gòu)上進行了深刻的“比較”性論述：
余觀泰西，童子入學，循序而進，未及志學之年，而觀書為文無不明智；而后視其性之所近，肄力於數(shù)度、格致、法律、性理諸學而專精焉，故其國無不學之人，而人各學有用之學。計吾國童年能讀書者固少，讀書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時為文而以其余年講明道理以備他日之用者，蓋萬無一焉。夫華文之點畫結(jié)構(gòu)，視西學之切音雖難，而華文之字法句法，視西文之部分類別，且可以先后倒置以達其意度波瀾者則易。西文本難也而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文有一定之規(guī)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經(jīng)籍雖亦有規(guī)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為之比儗而揭示之。遂使結(jié)繩而后，積四千余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無由載，理不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賢愚優(yōu)劣有不待言矣。
馬建忠對中西語言的比較研究，開了中國比較語言學的先河，對中國比較文學的誕生具有不可忽略的影響。而他在中西文化的視野中對文言文之弊端的批駁，也應和了晚晴時期中國學界對白話文運用的吁求，具有深遠的前瞻意義。
裘廷梁（1857—1943），倡導白話文運動的先驅(qū)，提倡白話文，踐行文體改革，為《無錫白話報》的創(chuàng)立者，《白話叢書》的編輯者，有遺著《可桴文存》留世。
在白話文運動中，裘廷梁發(fā)表于1898年的文章《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是一篇“頗有說服力的比較文體學”論文。文中，他一陣見血地指出了文字對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作用，認為“有文字為智國，無文字為愚國；識字為智民，不認字為愚民”。然后，他筆鋒一轉(zhuǎn)，直指中國文字的弊端：“地球萬國之所同也。獨吾中國有文字而不得為智國，民識字而不得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為害矣”，進而把批評的矛頭對準已經(jīng)落伍于時代的文言文。他指出：“人類初生，匪直無文字，亦且無話，咿咿啞啞，啁啁啾啾，與鳥獸等，而其音較鳥獸為繁。于是因音生話，因話生文字。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聲器也。文字之始，白話而已矣”。為求證自己的論點，他特舉三例加以詮釋：第一，五帝時，“凡精通制造之圣人必著書，著書必白話”。第二，三王時，“朝廷一二非常舉動，……彼其意惟恐不大白于天下，故文告皆白話”。第三，春秋時，“《詩》、《春秋》、《論語》、《孝經(jīng)》皆雜用方言”。只是因為“后人不明斯義，必取古人言語與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與言判然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實為二千年來文字一大厄”。
由于“朝廷不以實學取士，父師不以實學教子弟，普天下無實學，……乃至日操筆言文，而示以文義之稍古者，輒驚愕或笑置之，托他辭自解”，才造成“文言之害，靡獨商受之，農(nóng)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二千年來，海內(nèi)重望，耗精敝神，窮歲月為之不知止”的后果。為此，他大聲疾呼“崇白話而廢文言”，不做文字的奴隸。因為讀白話文有“省日力”、“除憍氣”、“免枉讀”、“保圣教”、“便幼學”、“錬心力”、“少棄才”和“便貧民”八大好處。因為“成周之時”，由于“文字與語言合，聆之于耳，按之于書，殆無以異”，所以“童子始入小學，即以離經(jīng)斷句，為第一年之課程，讀書之效如是其速也”。而“觀吾今日之中國，舉天下如坐眢井，以視古人智愚懸絕，乃至不可以道里計。豈今人果不古苦哉？抑亦讀書之難易為之矣。讀書難故成就者寡，今日是也；讀書易故成就者多，成周是也。此中國古時用白話之效”。
在對文言文之害和白話文之益進行了歷史與現(xiàn)實的“比較”闡釋后，裘廷梁留下了對比較文學的誕生具有啟蒙意義的文字：
耶氏之傳教也，不用希語，而用阿拉密克之蓋立里土白。以希臘古雅，非文學士不曉也。后世傳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輒以其地俗語，譯《舊約》、《新約》。吳拉非氏至戈陀大族也，美陀的無士、施里無士之至司拉弗也，摹法、司喀、賁特三人之至非洲也，皆先學其土語，然后為之造字著書以教之。千余年來，彼教寖昌寖熾。而吾中國政治藝術(shù)，靡一事不恧於西人，僅僅以禮教自雄，猶且一奪於老，再奪於佛，三奪於回回，四奪於白蓮、天理諸邪教，五奪於耶氏之徒。彼耶教之廣也，於全地球占十之八。儒教於全地球僅十之一，而猶有他教雜其中。然則文言之光力，不如白話之普照也，昭昭然矣。泰西人士，既悟斯義，始用埃及象形字，一變?yōu)榱_馬新字，再變?yōu)楦鲊窖裕M譯希臘、羅馬之古籍，立於學宮，列於科目。而新書新報之日出不窮者，無愚智者皆讀之。是以人才之盛，橫絕地球。則泰西用白話之效。
從對“言文合一”的求索，到對中西語言文學的比較；從對比較語言學的嘗試，再到比較文體學的探究，日益漸盛的白話吁求也對文學創(chuàng)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各類文體當中，最能體現(xiàn)白話文的載體就是小說。雖然“小說界革命”的口號正式出現(xiàn)于20世紀初，但“戊戌前后文學界對西洋小說的介紹、對小說社會價值的強調(diào)，以及對別具特色的‘新小說’的呼喚，都是‘小說界革命’的前奏”。早在1887年，黃遵憲就在《日本國志》中對小說的白話性和通俗性贊譽有加：
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于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復合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變更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農(nóng)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簡易之法哉！
對小說的社會價值極力提倡的還有英國傳教士傅蘭雅（1839—1928），這位“傳科學之教的教士”和翻譯家，“半生心血，惟望中國多興西法，推廣格致，自強自富”，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作出了不小貢獻。
1895年5月到6月，傅蘭雅先后5次刊登題為《求著時新小說啟》的廣告，用以宣傳小說，推廣小說，不但提出了“時新小說”的概念，而且力陳小說對“革除積弊、富強中國”所發(fā)揮的作用，“對以后梁啟超提出‘小說界革命’具有直接的影響”。
在這則廣告中，傅蘭雅寫道：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息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shè)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愿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jié)構(gòu)成編，貫穿為部，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革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綜，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
同年6月，傅蘭雅曾舉辦過一次“時新小說”征文比賽。然而，在所收到的162篇作品中，不是“立意偏畸，述煙弊太重，說文弊過輕”，就是“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不是“述事虛幻，情景每取夢寐”，就是“出語淺俗，言多土白，甚至詞尚淫污，事涉狎穢，曰妓寮，動曰婢妾，仍不失淫詞小說之故套”，與他所主張的“辭句淺明”、“語意趣雅”和“婦幼皆明”的藝術(shù)見解存有相當大的距離。所征集的小說最后雖未出版，但他為這次小說征文比賽所撰寫的廣告《求著時新小說啟》卻成為一篇倡導“小說革命”的檄文，傅蘭雅本人也因此被譽為“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先知先驅(qū)者”。
中國小說近代化發(fā)端的標志，是1897年《國聞報》上刊載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文章的作者是嚴復和夏曾佑。嚴復（1854—1921）是清末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涤袨橘澠錇榫ㄎ鲗W第一人，梁啟超贊其為中學西學第一流人物，胡適贊其為介紹近世思想第一人。夏曾佑（1863—1924）是近代詩人﹑歷史學家、學者。1897年在天津與嚴復等創(chuàng)辦《國聞報》，宣傳新學，鼓吹變法，是“詩界革命”的倡導者之一。
《本館附印說部緣起》論及了小說的傳播力、影響力和社會功用，指出“曹、劉、諸葛，傳于羅貫中之演義，而不傳于陳壽之志。宋、吳、楊、武，傳于施耐庵之《水滸傳》，而不傳于宋史。玄宗、楊妃，傳于洪昉思之《長生殿傳奇》，而不傳于新舊兩書。推之張生、雙文、夢梅、麗娘，或則依托姓名，或則附會事實，鑿空而出，稱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正由于此，他們才提出“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于經(jīng)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的全新理念。究其緣由，就在于“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所以，他倆“附印說部”的“宗旨所存，則在乎使民開化”。因為“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構(gòu)之史，而今日人心之營構(gòu)，即為他日人身之所作。則小說者，又為正史之根矣”。
《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只是刊登在《國聞報》上的一份“出版說明”，作者意在說明在《國聞報》上發(fā)表小說并沒有違背這家報紙的辦報宗旨。然而，“出版說明”一經(jīng)面世，就以其“深厚的學養(yǎng)和獨到的見解”為“小說‘雅化’為文壇正宗提供了理論依據(jù)”，在理論上“開啟了‘小說’變革的大門，也是實際上引發(fā)后來文壇具有‘燎原’之勢的‘小說界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學術(shù)界發(fā)揮著深遠的影響”。
中國“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于1902年由梁啟超提出，那年《新小說》第一號上發(fā)表的梁啟超的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被看作“小說界革命”的開始。梁啟超（1873—1929），號飲冰室主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中國近代維新派的代表，是“戊戌變法”的領(lǐng)導者之一，“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的發(fā)起者，留有《飲冰室合集》等著作。
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一文中，梁啟超開篇就指出：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關(guān)于人們“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梁啟超認為：“小說者，常導人游于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人生在世，往往不滿足于對眼前世界的認識，而自身的能力和視野的局限，又使人無法感受“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小說則能滿足人的欲望，開拓人的視野，引導人們擺脫眼下的世俗生活，進入到一個以往不曾感觸過的新世界，給人以煥然一新之感。梁啟超還認為：小說能將人的所思、所想、所感、所知、所經(jīng)、所歷“和盤托出，徹底而發(fā)露之”。人生在世，“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經(jīng)常“行之不知、習矣不察”，經(jīng)常“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而小說則啟發(fā)人的心智，使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感人之深，莫此為甚”。所以“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至此，他得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的結(jié)論，將小說的藝術(shù)感染力推崇到極致。應當指出的是，梁啟超將小說分為“理想派”和“寫實派”，認為“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范圍之外也”。這種用西方的“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理論闡釋中國文學的方法，日后被中國學者衍生為“闡發(fā)研究”，對中國比較文學的誕生有著寶貴的啟示。
關(guān)于小說“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啟超列舉四點加以論證：一為熏，即小說對讀者的感染“如入云煙中而為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二為浸，即小說對讀者心靈的凈化，所謂“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三為刺，即小說對讀者的激勵，使“感受者驟覺”，“能使人于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四為提，即小說與讀者的共鳴，“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書中，而為其書之主人翁”。梁啟超認為，以上四點，“文家能得其一，則為文豪；能兼其四，則為文圣”。
在論證小說“支配人道”之四的過程中，梁啟超廣征博引，出神入化，顯示出一位學者寬闊的知識視野、學術(shù)視野和“比較”視野：
所謂華嚴樓閣，帝網(wǎng)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者將化身為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侖，則讀者將化身為拿破侖；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為釋迦、孔子，有斷然也。
梁啟超發(fā)起的“小說界革命”，與變法維新運動相呼應，與文學變革的吁求相吻合，順應了時代的節(jié)拍，“改變了中國小說的走向，扭轉(zhuǎn)了中國小說從乾隆以后走向低谷的不景氣而走向繁榮，走向近代化，也為‘五四’新小說的產(chǎn)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他所提出的“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主張，在當時得到了廣泛的回應，“真可謂登高一呼應者云集”。
梁啟超文中所談之“新小說”，是相對于中國的“舊小說”而言。而當時的“舊小說”已成為“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原”，無力擔當起“新國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俗”、“新學藝”、“新人心”和“新人格”的時代重任。當時的中國文壇，距新小說的誕生尚有一段時日。既然“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那么向域外文學求助，就成為“小說界革命”之“新小說”的首選。因為“欲求輸入文化，除小說更無他途”。于是，對域外小說的譯介就成雨后春筍之勢，中國比較文學也從小說的翻譯和研究開始拉起了帷幕。
-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前言》，見陳平原、夏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
- （清）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見黃霖、蔣凡主編，周興陸、魏春吉等編著《中國歷代文論選·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頁。
- （清）夏曾佑：《小說原理》，見陳平原、夏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頁。
- 樂黛云、王向遠：《比較文學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 （清）梁啟超：《夏威夷游記》，見黃霖、蔣凡主編，周興陸、魏春吉等編著《中國歷代文論選·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頁。
- （清）黃遵憲：《雜感》，見《黃遵憲集》（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
-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頁。
-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頁。
- 徐志嘯：《中國比較文學簡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頁。
- 徐志嘯：《中國比較文學簡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頁。
- 李喜所：《馬建忠與中西文化交流》，見《中州學刊》，1987年第4期，第112頁。
- 亢世勇、劉艷：《馬建忠及〈馬氏文通〉的開拓創(chuàng)新精神》，見《唐都學刊》，1998年第4期，第67頁。
- （清）馬建忠：《馬氏文通·后序》，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3頁。
- 徐志嘯：《中國比較文學簡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頁。
- （清）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頁。
- （清）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頁。
- （清）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頁。
- （清）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頁。
- （清）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169頁。
- （清）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頁。
- （清）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頁。
- （清）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頁。
- （清）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0頁。
- （清）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頁。
- （清）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頁。
-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前言》，見陳平原、夏曉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頁。
- 傅蘭雅語，見《百度百科·傅蘭雅》，http：//baike.baidu.com/view/865804.htm？fr=aladdin。
- 黃霖、蔣凡主編，周興陸、魏春吉等編著《中國歷代文論選·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頁。
- （英）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啟》，見（美）韓南著《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徐俠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頁。
- （英）傅蘭雅：《時新小說出案啟》，見黃霖、蔣凡主編，周興陸、魏春吉等編著《中國歷代文論選·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頁。
- 黃霖、蔣凡主編，周興陸、魏春吉等編著：《中國歷代文論選·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頁。
- 范伯群、朱棟霖主編：《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
- 《嚴復》，見《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995.htm？fr=aladdin。
- 《夏曾佑》，見《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44786.htm？fr=aladdin。
- （清）嚴復、夏曾佑：《本館附印說部緣起》，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205頁。
- （清）嚴復、夏曾佑：《本館附印說部緣起》，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5頁。
- 惠萍：《〈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一份獨特“出版說明”》，見《中國出版》，2013年第20期，第56頁。
- （清）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見黃霖、蔣凡主編，周興陸、魏春吉等編著《中國歷代文論選·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頁。
- 此段對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的引文均見黃霖、蔣凡主編，周興陸、魏春吉等編著《中國歷代文論選·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頁。
- “闡發(fā)研究”也叫“闡發(fā)法”，最先由中國臺灣學者提出，即“利用西方有系統(tǒng)的文學批評來闡發(fā)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學理論”，后經(jīng)中國大陸學者完善為“雙向闡發(fā)法”，即“闡發(fā)研究決不是僅僅用西方的理論來闡發(fā)中國的文學，或者僅僅用中國的模式去解釋西方的文學，而應該是兩種或多種民族的文學互相闡發(fā)、互相印證”。——筆者注。
- 此段對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引文均見黃霖、蔣凡主編，周興陸、魏春吉等編著《中國歷代文論選·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182頁。
- （清）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見黃霖、蔣凡主編，周興陸、魏春吉等編著《中國歷代文論選·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頁。
- 鐘賢培：《梁啟超對中國近代小說革新的貢獻——梁啟超與晚清“小說界革命”》，見《廣東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第115頁。
- （清）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見黃霖、蔣凡主編，周興陸、魏春吉等編著《中國歷代文論選·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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