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詩宗:丘菽園舊體詩創(chuàng)作風貌論[1]
◇李佳[2]
摘要:在移居海外的華人知識分子中,丘菽園于舊體詩致力甚勤,被譽為“南國詩宗”。其舊體詩始終保持著對中國政治民生的關(guān)注,表達出深沉的故國情思,不斷歌詠家鄉(xiāng)風物,更將大量的語典、事典融入詩歌的寫作之中。由于僑居南洋,丘氏常常接觸到不少新生事物,詩中的新鮮語匯與域外視野呈現(xiàn)別具一格的特色。此外,丘氏還有不少具有南洋在地特征的詩篇,顯示了傳統(tǒng)的舊體詩文學(xué)樣式與近現(xiàn)代文化碰撞的痕跡,彰顯出傳統(tǒng)文學(xué)形式在異域的生命力和包容性。
關(guān)鍵詞:丘菽園 舊體詩 域外視野 南洋書寫
在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的創(chuàng)作可追溯至中國明代。通曉阿拉伯文、在三寶太監(jiān)鄭和下西洋途中充任翻譯的費信于明朝正統(tǒng)元年(1436)撰成《星槎勝覽》一書,詳記沿途凡四十四地之風土民情。費信每記述一地,皆題一詩,其中《龍牙門》一詩涉及新加坡地理、氣候,詩曰:“山峻龍牙狀,中通水激湍。居人為擄易,番舶往來難。入夏常多雨,經(jīng)秋且不寒。從容陪使節(jié),到此得游觀。”[3]正如費信提到的那般,彼時的新加坡尚是一個“番舶往來難”的地方,費信本人也未曾寓居南洋,其所題詩歌乃以“過客”視角寫成。[4]華文舊體詩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當屬開埠(1819)之后,大量華人遷居新加坡的這一時期,丘菽園是其中于舊體詩致力甚勤的一位詩人。[5]
丘菽園(1874—1941),本名煒萲,字菽園,出生于福建漳州府海澄縣,出生次年即隨母離鄉(xiāng)前往澳門。1881年,丘菽園初赴新加坡,其時,丘菽園之父丘篤信(字正中)已于新加坡經(jīng)營米業(yè)致富。1888年,丘菽園返鄉(xiāng)應(yīng)童子試,中秀才。1894年,時值甲午戰(zhàn)爭日本海軍大敗清北洋水師,丘菽園在本年鄉(xiāng)試中考中舉人,次年赴北京參與會試時,清政府即將與日本簽訂《馬關(guān)條約》,丘菽園參與了由康有為主導(dǎo)的各省舉人“公車上書”,向清政府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等主張。這是其投身改良運動之始,然丘菽園于會試中未能考獲進士,因此絕意仕途。1898年,丘菽園決定長期寓居新加坡,自此直至身故,未曾返回故鄉(xiāng)。居住新加坡期間,丘菽園積極投身報業(yè),在定居新加坡的第二年即創(chuàng)辦《天南新報》,自任社長,之后又承擔《振南日報》《星洲日報》等報編務(wù),對中國以及國際上的時事保持著高度的關(guān)注。丘菽園亦致力于教育、醫(yī)療等社會事業(yè),曾與林文慶等人合辦新加坡華文女子學(xué)校,并先后擔任寧波佛教孤兒院、同濟醫(yī)院的董事。1941年,丘菽園于“東濱小閣”寓所逝世,葬于咖啡山墳場。[6]
丘菽園一生酷愛寫詩,創(chuàng)作了1500多首舊體詩,主要見于《菽園詩集》,其中所收最早的一篇作于1888年,為其在家鄉(xiāng)所撰的《玉笛》[7],所收最晚的一篇乃其逝世前三天所作的《夢中送人回國醒后記之》,可見丘氏從青年時代開始直至晚年,一直筆耕不輟,大力創(chuàng)作舊體詩。在五十余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丘菽園經(jīng)歷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大變革,其與許多中國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來往密切,友人們對丘菽園的詩多有好評,康有為曾言丘菽園詩:“自戊戌以來,感時撫事,沉郁之氣、哀厲之音、悱惻之情,綿邈滂沱、頓挫瀏亮以吐之,雖多托乎好色之言,而夷考《風》《騷》,可興、可怨,哀感頑艷,實正則也?!?sup>[8]可見,康有為注意到了丘菽園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詩風變化,然康氏此論仍是以中國傳統(tǒng)詩學(xué)批評的“雅正”觀來審視菽園詩。其實,丘菽園23歲(恰是康有為所言之戊戌年)以后長期寓居新加坡,他以“從邊緣看中心”的心態(tài)在觀察著故國,而到他晚年,詩歌當中的本地風物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呈現(xiàn)一種在地化的傾向,故鄉(xiāng)血脈與僑居身份交織在一起,使丘菽園的詩歌既保留了中國傳統(tǒng)詩歌的韻味,又融入了本地的自然風光與社會風情,“成為中國近代海外詩人的特殊案例”[9],而這些都是筆者所要著力探討的。[10]
一 菽園詩的故國情思
丘菽園作為早期的華僑知識分子,具有這個群體的典型特征:自幼入學(xué)就傅,接受正統(tǒng)的中國儒家傳統(tǒng)教育,熟讀四書五經(jīng),有著較為深厚的舊學(xué)根底。僑居海外時仍眷戀故國家鄉(xiāng),在菽園詩中常常流露出明顯的故國之思,以下試分而述之。
(一)追念家鄉(xiāng)風物
家鄉(xiāng)的各種風物是丘菽園詩作中時常出現(xiàn)的意象。展開《菽園詩集》第一卷,便可見晏海樓、筼筜港、木棉庵、太姥山、閩粵分水關(guān)等閩中名勝。丘菽園提及這些名勝時往往詩風雄壯,充滿豪情,如《晏海樓題壁》首聯(lián)“百戰(zhàn)河山地,巍然見此樓”,與《筼筜港》首聯(lián)“延平兩島建旌旗,天塹橫飛此濟師”,皆以故鄉(xiāng)名勝為傲,詩句遒勁有力,氣勢豐沛,又如到木棉庵憑吊誅殺南宋權(quán)相賈似道的會稽縣尉鄭虎臣,所作的《木棉庵》一詩云“我來吊古捫蒼苔,寒花尚帶激昂色”。當然,牽涉家鄉(xiāng)風物的菽園詩不總是如此硬氣激蕩,詩人亦常能從家鄉(xiāng)風物中提煉出溫馨與趣味來。如《四果湯》一詩,丘菽園在題下注:
序曰:蓮實、棗肉、桂圓、紅豆、栗子、杏仁、糖瓜、干柿,隨舉四味,合成甜羹,號曰四果湯,從閩稱也。按:四果名出佛典,于此借用,語殊雅馴。予也賃廡遠市,食無兼味。各物采辦以時,藏蓄可久,以伴茶酒,頗饒別趣。
此段文字直接書寫其享用家鄉(xiāng)甜點的雅趣,其在詩中亦寫道:“自是菽園甘啜菽,齋筵臘八笑僧同?!睂ⅰ八墓麥迸c佛教中熬制的“臘八粥”相聯(lián)系,頗為新奇。又如《壬辰海澄村舍十一月二十九三十連日見雪二首》其一:
閩南偏燠雪無花,久種梅花當雪夸。莫是天公與儂戲,一宵飛遍野人家。
此詩言閩南下雪是天公戲弄凡人所為,極富想象力。又如《菽園詩集》卷七中前后相連的三首詩作《鄉(xiāng)園啖荔》《詠龍眼》《試小種茶》多有意趣橫生的字句:
黃梅過后談紅荔,密味中邊未許追。(《鄉(xiāng)園啖荔》)
閩山宜果樹,夏圃勝秋田。(《詠龍眼》)
崇安巖茗嫩,采焙愛纖柔。(《試小種茶》)
可見丘菽園直至晚年,依然對家鄉(xiāng)風物眷戀不已。對家鄉(xiāng)風物的描摹與回憶,成為貫穿丘氏一生創(chuàng)作的重要主題之一。
(二)大量用典
丘菽園作詩喜愛用典,最為典型的是他寫作不少詠史詩[11],在這些詩作中借古諷今,抒發(fā)懷抱。如《偶憶兩漢書人物,各系一絕,凡得二十二首》分別詠紀信、吳王劉濞、賈誼、周亞夫、漢武帝、張勝、李陵、東方朔、楊惲、疏廣、承宮、宋弘、鄭玄、臧洪、趙壹、戴良、禰衡、董卓、公孫瓚、劉表、袁紹、袁術(shù)二十二人之事,首首用典,且手法多樣,有的直接用本人之典,如《周亞夫》一首中寫道:“從容翔盡中朝步,末了方知獄吏尊?!笔鲁觥妒酚洝そ{侯周勃世家》:
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12]
周亞夫晚年因得罪漢景帝蒙冤下獄,審判時廷尉有意刁難周亞夫,而后周亞夫不堪侮辱,竟致不食而亡。丘菽園34歲時,因投資失敗而破產(chǎn),為人所告惹上官司,險些鋃鐺入獄。[13]周亞夫晚年的遭遇當令丘菽園心有戚戚。
有的詩將同類史事并置一處進行評論,抒發(fā)感慨,如《吳王劉濞》首句“分子恩深蔑漢封,田桓計絀塞疑胸”將興起西漢“七國之亂”的吳王劉濞比之春秋時期齊國權(quán)貴田無宇(謚號桓,世稱田桓或田桓子),取吳王犯上謀反與田氏奪取姜氏王位相通之意。有的詩則典中帶典,如《趙壹》一詩中“九卿平揖大司馬”便串聯(lián)趙壹和酈食其之事,《后漢書·文苑傳》載: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shù)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zhí)其手,延置上坐。[14]
趙壹在受司徒袁滂[15]接見時長揖不跪,并指西漢重臣酈食其面見時為漢王的劉邦亦僅行揖禮,為袁滂所重。丘菽園詩歌用典與其本人性格氣質(zhì)亦有較大的關(guān)聯(lián),張叔耐在《丘菽園傳略》中指其:“性好義俠,以此揮金結(jié)客,傾身下士,屢削其產(chǎn)無悔?!笨梢娗鹗弦嗍强犊诼渲?,故而對歷史上不慕權(quán)貴、耿介狂傲的士人尤為傾心。筆者翻檢《菽園詩集》,細考其用典情況,將丘氏詩中青睞有加的歷史人物,列為表1。
表1 菽園詩用典情況統(tǒng)計
表1 菽園詩用典情況統(tǒng)計-續(xù)表
通過表1不難發(fā)現(xiàn),丘菽園對歷代文學(xué)大家皆有所致意,有意踵武前代詩人。詩中典故涉及屈原的《離騷》《九歌》《九章》,陶淵明的《飲酒》《歸去來兮辭》,李白的《月下獨酌》,杜甫的“三別”、《壯游》、《夢李白二首》、《空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秋興八首》、《燕子來舟中作》,蘇軾的《惠州一絕》,等等。丘氏有些詩句亦直接使用前人的語典以為己語,如《十七夜月》中有“深杯同酌三人影”一句化用李白《月下獨酌》之“對影成三人”,《答江霞公太史秋日見懷原韻》中“未信斯人獨憔悴”一句化用杜甫《夢李白二首》其二之“斯人獨憔悴”,又如《鄉(xiāng)園啖荔》中“日啖東坡三百顆”化用蘇軾《惠州一絕》之“日啖荔枝三百顆”,體現(xiàn)出丘菽園對前人詩歌語言的熟稔。
菽園詩中所涉及的詩人,大多遭遇坎坷,身世飄零,而丘氏身赴南洋,偏居異鄉(xiāng)的經(jīng)歷使其與這些詩人的謫遷遭遇產(chǎn)生了強烈共鳴。丘菽園晚年居住于加?xùn)|時曾作《感興》一詩,首聯(lián)、頷聯(lián)“生時下筆妙天下,一飯艱難莫解憂。漫學(xué)陶潛門種柳,劇憐杜甫燕來舟”之句,化用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和杜甫《燕子來舟中作》之典。《五柳先生傳》中有“環(huán)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jié),簞瓢屢空”的文句;而杜詩則作于杜甫晚年由三峽出湖北、湖南的途中,其中“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托此身”一句感慨一生漂泊流離。晚年的丘菽園生活陷入困頓加之疾病纏身,痛苦不堪,對陶文以及杜詩的化用,亦是借此明志抒懷。
在丘菽園引介的眾多歷史人物中,王昭君值得注意。丘氏不僅用昭君之典最多,在《菽園詩集》中為一個歷史人物創(chuàng)作組詩的情況也僅此一例。“昭君出塞”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一個文學(xué)母題,西晉石崇的《王明君辭》即以代言體書寫昭君到達匈奴后的遭遇和心理情態(tài)。而丘菽園的詩作回歸正史,認為昭君是自愿出塞,《后漢書》載:“昭君入宮數(shù)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sup>[16]丘菽園在《明妃曲》一詩中這樣寫道:
彼猶人為非己為,何如自請有明妃。明妃自請空復(fù)爾,羞煞漢廷眾男子。
此詩歌頌了王昭君的愛國熱情以及勇敢與擔當,反襯了庸碌男兒的無能。丘菽園之所以反復(fù)以昭君典故為題進行歌詠,當因有同病相憐的感慨于其中?!逗鬂h書》以為王昭君未能得到皇帝寵幸,故而請辭。丘菽園在中國時曾兩次應(yīng)科舉考試,并參與了康有為主導(dǎo)的“公車上書”,熱切期望改良政治,卻最終在頑固派的鎮(zhèn)壓下草草收場,丘氏因此絕意仕途,背井離鄉(xiāng)。昭君出塞,菽園旅星,一向北,一往南,都遠離故國,因此,丘菽園青睞王昭君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關(guān)心故國時政
丘菽園早年具有改良思想,與變法運動的主將康有為、譚嗣同等來往密切,對中國時局甚為不滿。張叔耐在《丘菽園傳略》當中記錄了丘菽園對國家命運的關(guān)注:“時光緒乙未,清政府割棄臺灣,方事亟時,丘奔走上書,不報?!痹谳膱@詩中,時常能見到對故國時政抒發(fā)的感慨。如戊戌變法失敗后,丘菽園作《驟風》一詩:
迭迭商聲撼旅窗,連檣獵獵拂旗幢。風過黃葉紛辭樹,云擁青山欲渡江。斜日光沉龍起陸,平沙影亂雁難雙。飛揚猛士今誰屬,天地無情自擊撞。
原詩附有丘氏自注:“時在八月,得聞北京政變而作?!痹撛娨浴绑E風”譬之后黨的反撲,以“驟風”襲來造成的種種亂象比喻慈禧太后主導(dǎo)的“戊戌政變”將給國家?guī)淼牡渷y。又如《哭唐佛塵烈士才常六首》,悼念庚子年意圖鏟除慈禧太后勢力,解救軟禁中的光緒帝的自立軍領(lǐng)袖唐常才。據(jù)《丘菽園傳略》,丘氏曾贊助唐常才的“勤王”行動。多年以后,丘菽園仍對此事念念不忘,又寫下《昔歲庚子,漢上自立會勤王兵敗,當路者謂余實遙預(yù)軍事,致名捕內(nèi)地故人,憐其無辜,屢通書問,作哀憤語,余用為是二章答之,前廣其意,后告無辜》一詩大發(fā)慨嘆。
雖然丘菽園具有改良思想,亦曾寄希望于光緒帝,但民國建立以后,其又轉(zhuǎn)而支持革命,認同共和,在袁世凱稱帝失敗去世后,丘氏寫下悲袁項城一詩:
手按皇圖竟自殊,閉門天子笑公愚。群兒欲貴相牽引,瀕死應(yīng)憐踞火盆。
此詩辛辣諷刺袁世凱是“閉門天子”。丘菽園晚年時亦對中國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十分不滿,當他聽聞施劍翹刺死直系軍閥頭領(lǐng)孫傳芳后,甚為欣喜,寫下《施劍翹女士刺殺孫傳芳為父報仇,十年苦心得成其志,詩以紀之》二首,詩中“肯定湖亭追鑒俠”“貞德還收舊國功”等句將施劍翹比作鑒湖女俠秋瑾和英法百年戰(zhàn)爭中的法國民族英雄圣女貞德,褒揚之意溢于言表。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丘菽園甚為關(guān)心國運,1940年重陽節(jié)時,寫下《重陽》一詩,其中“遠盼金甌悲碎塊,才過寒露旋重陽”一句對國土遭到日寇踐踏悲憤不已,展現(xiàn)出對故國深沉的關(guān)切。[17]
二 菽園詩的域外視野
除了許多緬懷鄉(xiāng)土、關(guān)注故國時局的詩篇,由于菽園身處海外,所見風物人情有別于中國,也得以較早接觸到一些現(xiàn)代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同時因為其投身報業(yè),故而對于各國歷史時事都易于聞見,所以在其詩歌中常有對這些新鮮事物的吟詠,對政治人物事件的評價,展現(xiàn)出寬闊的域外視野,凡此種種都豐富和拓展著舊體詩的形式和內(nèi)容。
(一)菽園詩的新鮮事物
當時旅外華人知識分子在居住地常常能接觸新生事物,他們在創(chuàng)作中也注入了許多新鮮語匯。如曾任清政府駐新加坡總領(lǐng)事的黃遵憲在其組詩《日本雜事詩》和典志體史著《日本國志》中都大量運用新鮮語匯,如紙幣、預(yù)算、決算、新聞、治外法權(quán)等。[18]丘菽園與黃遵憲來往密切,在《菽園詩集》中有六首詩提及黃遵憲,其中《追悼故任新嘉坡總領(lǐng)事黃遵憲四首》其二提及黃遵憲的詩歌創(chuàng)作:
手口由相代,歌謠妙率真。都成小游戲,能事早開新。
丘菽園特別稱贊黃遵憲詩歌能夠“開新”。而丘氏本人的不少詩作也頗具新意,筆者考察《菽園詩集》,其舊體詩中新鮮語匯隨處可見,有的詩作直接吟詠新生事物,如《見飛機過》:
百石飛車舉,身輕月下鴻。遺音喧破曉,勁翼穩(wěn)成空。霧雨行休阻,川巒路別通。浮云瞻氣載,何用待長風。
該詩描寫了飛機作為新型交通工具的巨大便捷性,雖然體型巨大卻身輕如鳥,勝過大鵬之待風,人們出行不再受自然的掣肘。丘菽園吟詠飛機的詩作還有三首七律《飛機上作》:
飛機駕處苦凌空,勁翅行時穩(wěn)御風。群島回看沉海底,此身高舉入云中。神仙誰昔騎孤鶴,升降于今詫陣鴻。天際真人聊自許,塵寰俯瞰正蒙蒙。
取象蜻蜓錫號鷹,物無大小竟堪乘。噓云吹氣休前阻,超海踰山最上層。輕舉有風隨葉轉(zhuǎn),高標如月向天升。戈人漫作孤鴻篡,此是奇肱萬仞騰。
漸離積氣漸無埃,大好云光到眼來。擲筆青山看作架,傾樽滄海喚為杯。捷逾連驛忘迢遞,滯笑輕舟詠溯洄。若使此機逢穆滿,神游何羨化人臺。
搭乘飛機出行,在當時還是很新鮮的體驗。丘菽園這一組詩形象地書寫了詩人搭乘飛機時的奇妙感受,揭示出飛機敏捷、輕巧、快速的特點。第三首的末句“若使此機逢穆滿,神游何羨化人臺”用西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巡游天下這一神話典故,指當世之人能乘坐飛機就如同穆王神游一般,也不必羨慕周穆王了,生動形象地傳達了對這一體驗的感受。菽園詩中吟詠新生事物詩還有《顯鏡觀物》、《汽球升高》和《番茄》等,前兩首分別吟詠顯微鏡觀測細小物品以及熱氣球離地飛升的神奇,真實地展現(xiàn)了時人對于新事物的興奮和好奇。如《顯鏡觀物》:
顯微鏡里燭微生,蝸角興師可有名。要識伏尸知幾許,算來巧歷也心驚。
詩歌把顯微鏡下的世界與《莊子》“蝸角之爭”的典故巧妙聯(lián)系,將古人想象中的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兩用《莊子》書中的典故,表達自己的感受,十分有趣。而《番茄》一詩,丘菽園在題下注道:“英女君伊里莎白時代取南美洲野茄移植歐洲,流傳至今。”考古番茄這一農(nóng)作物的來歷。又如《星島》的前四句:“星島今非島,懸橋渡列車。崇朝勞十反,未覺路途賒?!痹娭懈柙?924年竣工的新柔長堤,它跨越柔佛海峽連接新馬兩地,使得新加坡與大陸相連,同時提到現(xiàn)代社會另一重要交通工具——火車,使得新加坡與新山之間往返非常便利。他用舊體詩書寫新時代的景物。又如《星洲》中有“車轍殊今昔,航途利往還。由來形勝地,設(shè)備等嚴關(guān)”,指出新加坡在航運方面的發(fā)達。有的詩不專為吟詠新生事物而作,卻很自然地將其在南洋所見的新事物寫入詩中,如《東濱小閣春興四首》其四的首聯(lián)“置身何必最高層,遼闊盤空兩翼憑”便是春天興之所至描寫居所周遭的見聞。不唯那些描寫新加坡生活體驗的詩作,丘菽園在感嘆故國之事的詩作中也時常描述新生事物,如《七月下浣島中得電報具知聯(lián)軍陷京兩宮西巡近狀》的詩題便提及電報這一通信手段,如《慈禧西太后挽詩二首》其一首聯(lián)“露電朝飛報上仙,瑤池天外有重天”亦包括對電報的描述。丘菽園晚年的詩作仍有新鮮語匯的運用,如作于抗日戰(zhàn)爭期間的《聞播音機戰(zhàn)士鼓吹步伐之聲,感而有作》提及播音機這一傳播設(shè)備。詩云:“振耳如聞軍令嚴,撫身恨不著征衫。西山無地將薇采,東海何人把石銜。病驥眼中斥萬馬,斷桅舟畔越千帆。道人癡對音機語,猶有雄心未脫凡?!蓖ㄟ^收音機傳遞聲音這一功能,將作者老驥伏櫪、壯心不已的愛國熱忱,極其傳神地表現(xiàn)出來。
菽園詩中出現(xiàn)的新鮮語匯說明這些新生事物已為旅外華人所熟悉,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
(二)菽園詩的域外聞見
身處南洋,丘菽園除了接觸新生事物,也積極了解各國歷史與時政,其眼界得到了拓寬?!遁膱@詩集》中的一部分詩歌體現(xiàn)出丘氏較為豐富的世界性知識以及寬廣的域外視野。如《觀歐洲女優(yōu)作西文字舞》:
蝶衣五色幻繽紛,金雁銀鵝列陣云。擬似錦城姱字舞,太平萬歲譯靈文。
該詩將西方舞者的婀娜曼妙描繪得淋漓盡致。有的詩作把西方歷史人物和史事納入其中,前文述及《施劍翹女士刺殺孫傳芳為父報仇,十年苦心得成其志,詩以紀之》最后兩句“若為此例神壇女,貞德還收救國功”,并在詩下自注:“法史有女俠貞德者,托為神巫以救國難而抗外患,卒受異端之刑,烈炬焚死。施劍翹假借優(yōu)婆夷方便以復(fù)父仇,苦心一志,不恤其他,亦復(fù)何殊?!睂⑹﹦βN隱忍十年為父報仇的驚人之舉,類比為法國民族英雄圣女貞德的偉績。丘氏有一些直接以西方政治人物為題的詩作,如《觀西史法皇拿破侖易妻故事有感而作》:
話柄千秋在,生離約瑟芬。故妻同乙弗,新后挾三軍。星月光難替,宮朝事更紛。英雄無用武,遺恨到釵裙。
該詩寫出拿破侖與兩任皇后的愛恨糾葛,以及其婚姻對政治的重大影響,頗有感嘆之意。
還有一部分詩作的域外視野體現(xiàn)在丘菽園對時事的關(guān)注上,如《英吉利女君維多利亞挽詞》一詩:
犯月金星掩夕曛,霸雌陳寶跡空聞。昆侖桃樹虛青鳳,西土神謠哭白云。益地早張阿母節(jié),斷鰲終見女媧墳。朝來河上蛟龍會,虺虺雷聲泣雨紛。
該詩運用了許多中國典故,如首聯(lián)中的“霸雌陳寶跡空聞”用中國古代神雞“陳寶”之典,干寶《搜神記》載: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眿嬙唬骸氨硕用麨殛悓殻眯壅咄?,得雌者伯?!薄鸲樱踊癁轱?,飛入平林。[19]
《搜神記》提及陳寶,指出“得雌者伯”[20],丘菽園借以評價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當時的霸主地位。丘氏還使用西王母、女媧的典故,用這些古代神話中的偉大女性頌揚維多利亞女王的功業(yè),拓廣了舊體詩的表現(xiàn)范圍,也豐富了舊體詩在現(xiàn)代的生命力。丘菽園直到晚年仍然保持著關(guān)注域外時事的習慣,如在其逝世前一年(1940),俄國革命領(lǐng)袖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身亡,丘氏先后寫下兩首詩,一為《聞托洛斯基在墨國為同黨所刺斃》:
新國功成感異謀,頻年亡命寄他洲??蓱z卒死門徒手,防友難于御血仇。
二為《托洛斯基遺像題后》:
丈夫本志死邊烽,安得無聲柩便封。對影憐君如是了,偉人喑死死何庸。
第一首詩道出托洛茨基為其信任的朋友刺死的可悲,第二首詩則感慨托洛茨基遺下未竟事業(yè)的遺憾,都頗具哀婉之情。丘菽園早年熱心中國的政治改革,積極支持康有為的維新活動,因而對于俄國十月革命的主要領(lǐng)導(dǎo)者在革命勝利后慘死于戰(zhàn)友之手的悲慘結(jié)局倍加同情。
三 菽園詩的南洋書寫與在地化特征
丘菽園久居南洋,自稱“星洲寓公”[21]。隨著居住日久,《菽園詩集》中出現(xiàn)越來越多關(guān)于南洋的內(nèi)容,這些書寫使得菽園的舊體詩具有明顯的在地化特征[22],以下分而述之。
(一)對星洲風土的贊譽
新加坡地處熱帶,毗鄰馬六甲海峽、柔佛海峽,一年長夏、潮濕多雨,風土環(huán)境有很多獨特之處,這些都成為詩人描寫的對象以及抒情的寄托。丘菽園的好友黃遵憲任新加坡領(lǐng)事時曾寫下《新嘉坡雜詩》十二首,在這些詩中,黃氏對新加坡并未展露好感,其五便寫道:
裸國原狼種,初生賴豕噓。咤咤通鳥語,裊裊學(xué)蟲書。吉貝張官傘,千蘭當佛廬。人奴甘十等,只愿飽朱儒。[23]
又如其七:
化外成都會,遷流或百年。土音曉鴂舌,火色雜鳶肩。馬糞猶余臭,牛醫(yī)亦值錢。奴星翻上座,舐鼎半成仙。[24]
在上引兩首詩中,黃遵憲直接將新加坡視為“化外”之地,對其風土人情頗多批評、嘲諷。黃遵憲在新加坡居住三年,父親去世,疾病常作,因而意頗不適,這可能是其不能客觀看待新加坡風俗人情的一個原因。丘菽園則不同,自23歲來到新加坡后,從此一生幾乎沒離開過這里,因而得以熟悉并適應(yīng)新加坡的地理環(huán)境和自然氣候,《菽園詩集》中有多首以《星洲》為題的詩篇,下面這一首是其中收錄的第一首:
連山斷處見星洲,落日帆檣萬舶收。赤道南環(huán)分北極,怒濤西下卷東流。江天鎖鑰通溟渤,蜃蛤妖腥幻市樓。策馬鐵橋風獵獵,云中鷹隼正憑秋。
該詩對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致寫得頗為壯觀而有氣勢。又如《星洲島上冬日喜雨四首》:
南方當雨季,冬序又摧年。水漲珊瑚島,云陰玳瑁天。午炎冠選草,宵冷被裝棉。此地殊溫帶,從知赤道偏。
遠市東濱駐,郊原靜不嘩。綠依三面水,紅遍四時花。著雨林枝重,涵光月色賒。清涼足消受,況有客供茶。
雨腳朝朝密,雷聲虺虺騰。青苔寒不死,香蕈濕猶蒸。浪急沙如雨,風高月有棱。渾忘炎島熱,四向絕蚊蠅。
鄉(xiāng)路千程隅,天時萬里殊。聊將冬季濕,視與雪宵俱。照壁喜逢蝎,疑冰休學(xué)狐。夜來長起坐,不厭雨聲粗。
這一組詩首先在題目上點出“喜雨”,丘菽園之心情愉悅可見一斑,而其中“清涼足消受,況有客供茶”“渾忘炎島熱,四向絕蚊蠅”“夜來長起坐,不厭雨聲粗”等句俱揭示出丘氏對雨景的享受,對星洲風土贊譽有加,與黃遵憲的詩歌相較,呈現(xiàn)不同的態(tài)度。又如《島曙》中“沉夢潮聲破,羅衾辨早涼。日延?xùn)|室燠,風挾北方強”,四句寫出了冬季星洲的獨特氣候。又如在《星洲見山茶花喜賦》中的“四季枝頭孕,千花葉底開。移根逢海外,坼甲及冬來”,寫出作者看到在星洲落地生根的山茶花的喜悅,山茶花“移根逢海外”頗似丘菽園自況之語。
(二)與本地名流的交往
丘菽園早年多與康有為、譚嗣同、唐常才、黃遵憲、丘逢甲等人交往密切,他還曾寫下“譚唐兩知己”的詩句。而上述人物有的未曾踏足新加坡,如譚嗣同,余者前往新加坡亦是匆匆過客。他們給丘菽園帶來的更多的是故國之思。丘菽園晚年寓居新加坡,未曾返回中國,他與本地名流的交往也熱絡(luò)起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釋瑞于和李俊承,此二人皆曾為《菽園詩集》題詞。
釋瑞于,又稱瑞于上人、癡禪,新加坡鳳山寺住持,是丘菽園晚年佛門好友。丘氏晚年學(xué)佛受其影響很大,曾為《瑞于上人詩集》作序?!遁膱@詩集》中有十首詩涉及釋瑞于,在這些詩歌當中,丘菽園往往使用佛門術(shù)語以成詩語,如《題佛蓮圖為癡禪上人壽》:
依正莊嚴是福田,田田荷葉伴青蓮。圖中寓景仍歸凈,空際聞香早悟禪。會得三身盈法界,從知九品越諸天。更欣瑞應(yīng)征師壽,誕日彌陀共后先。
諸如福田、凈、禪、三身、法界、九品、彌陀等詞皆為佛門術(shù)語,又如《瑞于上人偕同志倡設(shè)光明山放生處》中“大光明界放光明”亦用了佛家“大光明界”的提法。
李俊承,號慧覺居士,是新加坡實業(yè)家和詩人,曾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有《覺園詩集》《覺園詩存》等行世。丘菽園喜與李俊承談詩,《菽園詩集》中《寄懷慧覺居士李俊承》的頸聯(lián)和尾聯(lián)云:
……入室香俱淡,稱詩興轉(zhuǎn)濃。年時搔首處,誰與共高峰。
可見丘菽園與李俊承興趣相投?!遁膱@詩集》中涉及李俊承的詩尚有《花開見佛軸子,題句奉贊李俊承居士》等十首,數(shù)量與涉及釋瑞于之詩持平,可見李氏在丘菽園交往圈子中的分量?!遁膱@詩集》還有將釋瑞于和李俊承并舉之詩四首,其中感情頗為充沛的《歲將闌矣,瑞于上人、慧覺居士先后躬到余寓問疾,并贈御冬之具、卒歲之貲,詩以志感》一詩:
泥徑車輪寂,殘冬暮雨深。贈袍量體稱,送炭敵寒侵。親接文殊問,頻分鮑叔金。長貧兼老病,愈見故交心。
由此不難見出釋瑞于、李俊承皆為丘菽園晚年之摯友,相互關(guān)懷,最見真情。
(三)安居星洲的心態(tài)
丘菽園長期在新加坡定居,漸漸產(chǎn)生了“只把他鄉(xiāng)當故鄉(xiāng)”的情感,其安居星洲的心態(tài)在詩作中顯露無遺,如《星洲寓盧即事》首聯(lián)“朅來陋巷飛塵隔,更喜吾廬占地偏”就寫出了對寓所的喜愛。又如《東濱夏寓》:
小有園居僦,塵祛熱海涯。清陰欣托鳥,綠凈不聞蛙。列宿涵光影,輕雷走浪沙。蕩胸應(yīng)視此,吾復(fù)愛余霞。
以及《小閣》:
小閣偏宜夏,晴光水一隈。時禽沖檻入,野艇劃流開。拓牖熏風納,遮檐灌木栽。閑身甘眾棄,息影比樗材。
上述兩首詩都描繪了丘菽園寓所精致的風景,而丘氏徜徉于天光草色之間,亦頗為自得。丘菽園甚至在《嘉東逭夏》一詩中十分明顯地表達了在新加坡寄托此生的想法:
綠陰深處野夫家,南島無禪靜不嘩。洗硯烹茶云意裊,卷簾待燕日光斜。風前交拂菩提葉,雨后初舒佛座花。熱客潛蹤忘溽暑,小園宜夏足生涯。
不難看出,丘菽園到晚年時已逐漸融入本地社會,其“星洲寓公”的身份也漸漸掩蓋了“旅外華人”,其詩歌的在地化也為華人舊體詩拓展出了新的境界。
結(jié)語
19世紀以后,舊體詩隨著越來越多僑居海外的作者一同來到了異國他鄉(xiāng),一方面它仍舊受到傳統(tǒng)題材、意象、比興、格律等內(nèi)容的巨大影響,同時它也受到其所在國家地區(qū)文化的沖擊,而帶有地域性的特色。丘菽園作為僑居南洋的傳統(tǒng)舊知識分子,延續(xù)著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與當時晚清的文人并無太大差別,而舊體詩如同其文化生命中的血脈,須臾未曾與之相離。丘氏的許多舊體詩傷時憂世、心系中國,始終保持著對中國政局的關(guān)注,表現(xiàn)出深沉綿邈的故國情思,不僅常常歌詠故鄉(xiāng)風物,更將大量的語典、事典融入詩歌的創(chuàng)作之中。同時,丘菽園還是改造舊體詩的積極實踐者。他身處海外得風氣之先,其所聞見的各國史事、各種新鮮事物,也成為詩歌的內(nèi)容,亦因此其舊體詩具有寬闊的域外視野。另外,丘氏自青年時代遷居南洋,度過了50多年的時光,逐漸建立起了對南洋本土的理解與認同,在其詩中多有對南洋風情的書寫,具有南洋文學(xué)的特征,為舊體詩這一傳統(tǒng)形式增添了新的生命力,也顯示出舊體詩這一文學(xué)形式的生命力和包容性。
丘菽園一生創(chuàng)作了1500多首詩歌,題材豐富多樣,古體近體皆備,是新加坡影響最大的舊體詩人,被譽為“南國詩宗”“南洋才子”是恰如其分的!誠如李元瑾評價丘菽園舊體詩時所說:“(菽園詩)既洗滌小島荒氣,也使星洲成為南洋詩壇重鎮(zhèn),更讓新馬在中國近代詩史上找到銜接點。”[25]丘菽園的創(chuàng)作以及對中華文化事業(yè)所做出的諸多貢獻,使得舊體詩在南洋得以傳承,綿亙不絕。
[1] [基金項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xué)NIE ACRF 2015項目。
[2] 李佳,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xué)國立教育學(xué)院助理教授,主要從事先唐文學(xué)和南洋文學(xué)(1965年以前)研究。
[3] (明)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后集》,中華書局,1954,第5頁。
[4] 有關(guān)南洋舊體詩的研究可參考〔新加坡〕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趙穎《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研究》,科學(xué)出版社,2016;Wang Bing,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Singapore:Witnesses to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Massachusetts:Lexington Books,2017)。
[5] 較早注意到丘菽園詩歌成就的研究有:楊承祖《丘菽園研究》(〔新加坡〕《南洋大學(xué)學(xué)報》1969年第3期)、朱杰勤《星洲詩人丘菽園》(《亞洲文化》1986年第7期)。近年來也成為一些博碩士研究對象,如王志偉《丘菽園詠史詩研究》(新加坡國立大學(xué)碩士論文,1997)、蒙星宇《南洋奇葩——東南亞華文古體文學(xué)個案研究之邱菽園》(暨南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05)、高嘉謙《漢詩的越界與現(xiàn)代性——朝向一個離散詩學(xué)(1895—1945)》(“國立”政治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07)、陳小英《邱菽園舊體文學(xué)研究》(福建師范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2)。
[6] 丘菽園生平可參考邱新民《邱菽園生平》,〔新加坡〕勝友書局,1993。
[7] 本詩集中首篇詩為《晏海樓題壁》,該詩作于1893年,但在本詩集卷四《續(xù)玉笛詩》中,丘菽園在自注中提及其十五歲時創(chuàng)作的《玉笛》,并將原詩注出。
[8] (清)康有為:《丘菽園所著詩序》,載《菽園詩集》卷首。按:本文所引丘菽園詩皆據(jù)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藏《菽園詩集》排印本,以下不再一一出注,筆者已完成對該書的校注整理。
[9] 李元瑾:《東西文化的撞擊與新華知識分子的三種回應(yīng):丘菽園、林文慶、宋旺相的比較》,新加坡國立大學(xué)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yè)公司聯(lián)合出版,2001,第41頁。
[10] 有關(guān)丘菽園的生平、事業(yè)、文學(xué)的研究綜述,可參考王兵《邱菽園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漢學(xué)研究通訊》2013年第2期。
[11] 有關(guān)丘菽園詠史詩的研究,可以參考宋紅霞《丘菽園詠史詩評價》(《殷都學(xué)刊》1999年第3期)及王志偉《丘菽園詠史詩研究》(〔新加坡〕新社出版社,2000,第87—96頁)。
[12] (漢)司馬遷:《絳侯周勃世家》,載《史記》卷五十七,中華書局,1982,第2079頁。
[13] 邱新民:《邱菽園生平》,第22頁。
[14] (南朝·宋)范曄:《文苑傳》,載《后漢書》卷八十,中華書局,1965,第2632頁。
[15] 《后漢書》記為袁逢,袁逢系另一東漢大臣,未曾擔任司徒官職,古音“滂”“逢”相近,《后漢書》誤植。
[16] (南朝·宋)范曄:《南匈奴列傳》,載《后漢書》卷八十九,第2491頁。
[17] 參見丘鑄昌《試論丘菽園詩作中的愛國精神》,《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01年第5期。
[18] 參見蔣英豪《〈日本雜事詩〉與近代漢語新詞》,(臺灣)《漢學(xué)研究》2004年第1期;錢昊、曲景毅《〈日本國志〉“外史氏曰”對〈史記〉“太史公曰”的沿與革》,《史記論叢》,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第248頁。
[19]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中華書局,1979,第112頁。
[20] 亦有“得雌者霸”的說法,可見于《晉太康地理志》《東周列國志》等文獻。
[21] “星洲寓公”之名見張叔耐《丘菽園傳略》。
[22] 可參考朱崇科《本土意識的萌蘗抑或“起源”語境——論丘菽園詩作中的本土關(guān)懷》,〔新加坡〕《南大語言文化學(xué)報》2008年第1期。此文后收入朱崇科著《考古文學(xué)“南洋”:新馬華文文學(xué)與本土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第13—33頁。
[23] (清)黃遵憲著,錢仲聯(lián)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591頁。
[24] (清)黃遵憲著,錢仲聯(lián)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卷七,第594頁。
[25] 李元瑾:《東西文化的撞擊與新華知識分子的三種回應(yīng):丘菽園、林文慶、宋旺相的比較》,第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