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本書旨在深入探討六朝時期史學與文學之間的復雜關系[1]。從公元220年曹丕代漢建立魏朝，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滅陳為止，其間三百多年，戰(zhàn)亂頻仍，烽火連天，卻是我國史學發(fā)展史上一個輝煌燦爛的時期。誠如梁啟超先生所言：“兩晉六朝，百學蕪穢，而治史者獨盛。”[2]金毓黻先生也說：“當此之時，篤學之士，競以作史相尚，有日新月異之勢，亦如諸子之在晚周，以異學爭鳴，而結璀璨光明之果?！?span >[3]沈剛伯先生指出：

東漢之后，自三國一直到隋朝，是一個大變而特變的時代。不但政治上四分五裂，社會上，因外國民族之移入而使我們在種族融合方面發(fā)生大的變動；而且學術思想也因佛教之東來與玄學之興起，而起了很大的變化。加以經(jīng)濟上的發(fā)展，與海外的擴張，都超越前代。這種新文化解放了個性，注重到實用，使當時的學人們，一方面吸收并融匯外來的文教藝術，一方面更勤于搜集同整編舊有的典章圖籍，于是乎史學的發(fā)展，乃突過前人。[4]

與前代相比，這一時期史學呈現(xiàn)出幾點鮮明的特色：

第一，六朝史書數(shù)量非常大。班固《漢書·藝文志》反映西漢以前文獻狀況，其中史學著作附于《六藝略》之“春秋”類，只有《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及《史記》等十一種，三百五十余卷。至唐初魏徵等修《隋書·經(jīng)籍志》，特立史學一部[5]，其所著錄存于唐初的史學著作，共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加上唐初已經(jīng)亡佚的史書，計有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較之漢志，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真可稱得是洋洋大觀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該時期社會動蕩，文獻散佚嚴重，《隋書·經(jīng)籍志》所著錄的文獻并非史書的全貌。單就雜傳而言，清人姚振宗就補出書目二百五十一種之多[6]。徐崇所輯《補南北史藝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見于隋志[7]。觀此二者，可思過半矣。

第二，六朝史書種類非常多，呈現(xiàn)出“性質復雜多樣、門類異彩紛呈”的新局面[8]。阮孝緒《七錄》“記傳錄”分史書為十二類，即國史、注歷、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偽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等?！端鍟そ?jīng)籍志》經(jīng)過調整，分史部為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等。以雜傳類為例，又包括了人物總錄、地方人物、高士隱逸、孝友、忠良、名士、文士、儒者、家傳、幼童、婦女、名僧、仙道、鬼神怪異等多種類型。體例之多，堪稱空前[9]。

第三，六朝史學理論發(fā)達，史學批評得到長足發(fā)展。胡寶國先生指出，除了繼承前人的評價標準外，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批評所涉及的領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如對史書繁簡問題的討論，對條例、史論的重視，對文與史不同評價標準的認識，對編年體、紀傳體體裁優(yōu)劣的思考都是新出現(xiàn)的史學批評內容。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史學著作內部的分類也日益重視。”故其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最大的貢獻就在于它促進了史學批評的發(fā)展。”[10]趙俊先生則分別從史學的性質和作用、史學研究的范圍、著史態(tài)度、家學承繼、治史特點、文質關系、編纂體例等方面探討了魏晉南北朝史學批評的特點，并指出：“在扼要考察了魏晉南北朝史學批評的成就之后，我們可以說，中國古代史學批評之繁榮發(fā)達，魏晉南北朝實為關鍵發(fā)展階段?！?span >[11]

第四，六朝史學風氣濃厚，史書的撰寫者身份極為多樣，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山林隱逸之士，多熱衷于寫史[12]。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云：“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qū)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闭劦氖遣苁细缸釉谖膶W上的創(chuàng)作實績和號召力量，事實上，他們在史書的寫作上也起到引領潮流的作用。魏文帝曹丕以帝王之尊，崇講學術，撰著史書，開創(chuàng)前所未有的風氣。其《典論·論文》自稱“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所著《列異傳》三卷，錄于《隋書·經(jīng)籍志》。他的弟弟曹植雖以文學名世，也有撰史之志，如其《與楊德祖書》所云：“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敝劣谀铣何涞?、簡文帝、梁元帝等，皆曾撰史。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影響所及，遂至一般文人皆有志于史學。

除了上述史書數(shù)量大、種類多、史學理論發(fā)達和史學風氣濃厚之外，六朝史學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如劉節(jié)先生所言：“這個時代的史學界有一種特殊風氣，與漢代以前固然不同，與隋唐以后也大不相同，我們講史學史的人，必須把這個時代的精神講出來，才可以說是完成任務?！边@個特殊風氣便是該時期的史學家大多兼是文學家或玄學家，正像孔稚圭《北山移文》里所說的：“既文既博，亦玄亦史?！?span >[13]六朝時期的著名史學家，現(xiàn)在可考的有六十多位，這些人中以文學家或玄學家而兼史學家的，就有不少，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云：“其有才堪著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如陸機、謝靈運、沈約、江淹等，皆是佳例。

中國古代本有文史不分的傳統(tǒng)，文學與史學之間常常呈現(xiàn)出相互交融的復雜關系，其在文學和史學分別走向獨立和自覺的六朝時期[14]，這一點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拔釃氖分畬W，以魏晉南北朝之世為極盛。”[15]六朝史學既如此興盛[16]，不能不對當時文學產生相當之影響。同樣的，六朝文學的成就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決定了它的巨大輻射力，包括史學在內的各種學科無不受到當時文風與文學思潮的熏染。那么這個時期的文學與史學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關系，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又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對此進行深入的探討，對于六朝文學、史學乃至六朝文化研究之深化，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17]。

就目前之學術狀況來看，不論是六朝之文學還是史學，都得到了比較全面細致的研究，涌現(xiàn)出一大批質量上乘的學術論文和專著[18]。其中六朝傳記文學之研究，牽涉文學和史學兩大領域，呈現(xiàn)出比較興盛的局面。單就傳記文學史而言，就先后出版了韓兆琦《中國傳記文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李祥年《漢魏六朝傳記文學史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陳蘭村《中國傳記文學發(fā)展史》（語文出版社1999年版）、張新科《唐前史傳文學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等多種著作，都或多或少涉及六朝之史學著作。專書研究則有段法雷《范曄〈后漢書〉傳記藝術特征論》（浙江師范大學2002年碩士論文），程方勇《范曄及其史傳文學》（中國社會科學院2003年博士論文）、鐘書林《〈后漢書〉文學論稿》（陜西師范大學2007年博士論文）以及李敏《〈宋書〉的文學價值》（湖南師范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郭晉《融文心入史心——略論南朝人所撰三部史書的文學特色》（蘇州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等[19]，分別對范曄《后漢書》、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等史書的文學特色進行了探討。非正史類著作較早的研究當推朱東潤先生，其《八代傳敘文學述論》試圖系統(tǒng)總結古代傳記文學的歷史和特點，認為漢魏六朝的別傳和僧傳成就最高，并對此進行了論析[20]。晚近之研究則可以熊明《雜傳與小說：漢魏六朝雜傳研究》（遼海出版社2004年版）和朱靜《魏晉別傳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為代表，前者深入探討了雜傳的概念、分類、興起、發(fā)展、文體特征及小說化傾向等問題，并梳理了六朝雜傳與唐傳奇的淵源關系[21]；后者則探討了魏晉別傳繁興的原因，并對其史學價值和藝術特點進行了論述?？偟膩碚f，這些著作的研究方法比較單一，都是從文學的角度看待歷史文獻，探討各朝史書之文學特色，而很少注意到六朝史學與文學之間交互影響的關系。張亞軍的《南朝四史與南朝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算是對先前史傳文學研究的一種突破，即不是探討史傳本身的文學特點，而是“對南朝四部正史當中所呈現(xiàn)的文學面貌進行分析和梳理，考察在官方史學家的眼中，文學究竟是怎樣被描述、被反映、被評判的”，角度比較新穎，所論如六朝時期文學與史學的分離“并不是瞬間的清晰的決斷，而呈現(xiàn)出一種難以割舍的牽連；這一時期的文學和史學之間也毋寧是一種有機互動而又相互滲透的關系”等，也比較宏通，頗有啟發(fā)性。

從宏觀上探討六朝文史之關系的論文，則有李少雍《中國古代的文史關系》（載《文學遺產》1996年第2期）一文，探討了古人的文史觀念，比較系統(tǒng)地梳理了文史之間的分合、聯(lián)系與區(qū)別等，以之作為“史傳文學概論”[22]。王東《從學術傳統(tǒng)看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載《學術研究》2009年第3期）認為：“就史學與文學這兩大知識門類來看，無論是在中國的學術傳統(tǒng)中，還是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兩者間的關系既呈現(xiàn)出劃然可分的邊界，又往往相互含攝、彼此糾纏?！睆堺悺堵哉撐簳x南北朝時期的文史分野》（載《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指出：“文史分野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中間歷經(jīng)反復，但各自獨立并最終分道揚鑣，確實是發(fā)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相對而言，郝潤華的《論六朝時期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載《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一文的討論更為集中。其認為六朝史學在取得獨立地位與特征的同時，又與文學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并分別從史家身份、史書語言和史書征引文學作品等方面，談了文學對于史學的影響。與之相應的則有陳傳萬《南朝史籍編纂的文學意義》一文（載《安徽科技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從正史列傳中收入文學作品、雜傳創(chuàng)作的興盛、史籍里有關傳主的文學觀念論述的記載、很多史學家同時又是文學家等方面，就南朝史籍編纂的文學意義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論述，雖然篇幅無多，但也提示了一些條例，頗有參考價值。然這些論文在追求宏大敘事的同時，并不能兼顧具體和深入，六朝文學和史學之關系，還有待進一步之研究。

以上所論皆為文學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史學研究著作同樣涉及六朝史學和文學之關系，而且因其關注點不同，往往給人耳目一新之感。臺灣學者逯耀東先生的《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認為魏晉時期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權威地位，史學慢慢脫離經(jīng)學走向獨立，因之出現(xiàn)了一系列新史學寫作形式。該書集中探討了雜傳、別傳、志異小說等興盛的社會背景及其時代性格，雖然局就魏晉一段而言，可是往往推溯源流，辨章學術，對筆者啟發(fā)甚大。胡寶國先生的《漢唐間史學的發(fā)展》與逯先生的著作可謂桴鼓相應，其中如文史之學、史論、雜傳與人物品評、州郡地志等章，都涉及六朝史學與文學的關系。所論魏晉史學與南朝史學因皇權控制之強弱而產生差異；只有史學和文學劃清界限，史學才真正獨立；文學的進一步獨立迫使史學不得不隨之獨立等觀點，都能從宏觀上把握六朝文史之發(fā)展，足以開闊視野。劉節(jié)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稿》第八章談六朝史學與文學、玄學的關系，指出“魏晉南北朝的前期史籍，其文章風格淵源于《史記》……自從荀悅、杜預以后，作史者模仿《左傳》的就很多了”；并對六朝史籍“排偶之什，紛然雜陳”的風氣進行了批評。蒙文通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探討了六朝史家對駢儷文風的批判和反撥。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先生的《中國史學史》論到六朝時，認為“比經(jīng)學更早發(fā)生變化的是史學，這種史學的變化又是隨著文章的變化而變化的”，并且以類書的出現(xiàn)、史學的古文復興等為例對此進行了論證。

總而言之，前述史傳文學的研究方法比較單一，多是從文學的角度看待史學著作，很少關注史學對文學的影響；部分論文注意到了文學和史學的相互關系，但是格于體例，限于篇幅，往往缺乏具體和深入的研究；至于逯耀東、胡寶國等先生的著作，在考量時代背景的同時，也僅對魏晉雜傳、別傳、州郡地志等進行探討，難以反映六朝史學之全貌。故我們認為六朝史學與文學之關系還有不少發(fā)掘空間和研究余地，本文擬在已有研究之基礎上[23]，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把重心放在文學和史學二者之關系上，擇取六朝時期最有特色的一些史學門類及其代表性著作，聯(lián)系時代背景，進行細致和深入的辨析，力圖得出平實而可靠的結論。

六朝史籍雖然很多，其散佚也非常嚴重[24]。據(jù)清人章宗源、姚振宗各自的《隋書經(jīng)籍志考證》可知，在唐人修《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六朝典籍時，便有大量的典籍不復存在，時至今日，更仆難數(shù)。因此本文擬從目錄學出發(fā)，細讀《隋書·經(jīng)籍志》和清人徐崇、侯康、姚振宗、丁國鈞、文廷式及近人聶崇岐、陳述等各種補藝文志[25]，比較全面地把握六朝史籍之種類和數(shù)量及其存佚情況，充分利用現(xiàn)存六朝史書和清代以來的輯佚材料[26]，鉤稽爬梳，排比類列，建立起比較堅實的文獻基礎。全文擬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理論考察，即觀察六朝史學批評怎樣受到六朝文學之影響。劉宋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兼有史注和史評之意，是對魏晉史學的一大總結，具有承先啟后之意義，因而其史學批評也最有代表性，故此部分即以裴松之的史學批評為例，并且旁搜遠紹、上下求索，探討六朝史學批評與文學之關系，為全文的展開作鋪墊。第二部分為個案研究。大致而言，六朝史學著作可以劃分為正史和非正史兩類[27]，其最富六朝之特色者，端在雜傳、別傳、地志等非正史著作[28]。故本文在正史著作中，唯選取“一代詞宗”沈約之《宋書》一種進行論述，而把更多的篇幅放在六朝地志、《異物志》《高僧傳》《高士傳》等非正史著作的討論上，以此考察六朝史學之特色。左思的《三都賦》可稱大賦“長篇之極軌”，雖非史學著作，卻與史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故本文單列一章，就《三都賦》與魏晉史學之關系進行探討。

本文致力于文學與史學的交叉研究，試圖把批評建立在考據(jù)的基礎上，將文獻學和文藝學二者結合起來[29]，既有理論之概括，又不乏個案之研究，從具體問題出發(fā)，通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法，進行綜合考量，對六朝史學與文學之相互影響與離合關系進行比較系統(tǒng)的梳理。一方面希望凸顯六朝史學之基本面貌，另一方面則希望在交叉研究中，進一步認識到六朝文學的特質所在。除此之外，本文雖將六朝史學作為一個總體來論述，實際上六朝史學本身也和文學一樣，是處在發(fā)展變化之中的。按照胡寶國先生的觀點，魏晉時期門閥制度興盛，政在大夫，人物品評風氣綦盛，相對應的雜傳著作也最多；而到南朝之后，士庶關系發(fā)生變化，君主權力加強，體現(xiàn)在史學著作中，則是皇權對于修史進行了更多的干涉，各種史體也相應有所變化，州郡之類著作增多[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