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六朝史學批評與文學

《晉書·陳壽傳》載壽著《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且得到了夏侯湛、張華等名士的贊賞[31]。然而書成之后并未立即上奏，直到陳壽過世之后，方由時任梁州大中正的尚書郎范君頁等上表稱：

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笔拐叩闷溥z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zhì)直過之。愿垂采錄。

晉武帝知悉此事，“于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在后世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并稱“前四史”的《三國志》自此始流傳開來，陳壽亦得以名垂不朽。對《晉書》的這一段記載，論者往往習焉而不察，清末劉熙載著《藝概》，卻對此提出了異議：

晉元康中，范君頁等上表，謂陳壽“文艷不及相如，而質(zhì)直過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辭家，壽是史家，體本不同，文質(zhì)豈能并論！[32]

批評范君頁等人“文艷不及相如”之說，未免有些外行，因為司馬相如和陳壽一文一史，“體本不同”，怎么能以文學家之辭藻去要求史學家呢？應當承認，劉熙載的觀點是有幾分道理的，文學注重詞采華美，史學要求實事求是，二者確乎不能相提并論。然而所貴于學者，在能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我們想要追問的是，范君頁等人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看法，并且居之而不疑呢？答案須從六朝史學批評與文學的關(guān)系中去尋找。

六朝文學與史學之間關(guān)系密切，猶如水乳之交融，有時甚至難分彼此，這種現(xiàn)象在六朝雜傳、地志、《異物志》等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33]。創(chuàng)作往往是與理論互為依存的，創(chuàng)作為理論提供基石，而理論是對創(chuàng)作的提升和總結(jié)，并反過來引導創(chuàng)作。六朝文學和史學的理論批評之間，也出現(xiàn)了相互滲透和影響的情況。六朝史學對于文學批評之影響，學者多有論列，如張伯偉先生即認為六朝史學的獨立發(fā)展加強了人們的史學意識，從而在探討文學變遷時具備一種追本窮源的歷史眼光，成了古代文學批評之“推源溯流法”產(chǎn)生的重要背景之一[34]。傅剛先生則認為自《七略》及《漢書·藝文志》以來的“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的學術(shù)思想，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批評，尤其是文體辨析，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并指出：“如果從這一點出發(fā)，可以說六朝文學批評是深受到史學傳統(tǒng)的影響的。”[35]這些看法無疑都卓有見地。但是換一個角度，說到六朝文學對當時及以后的史學批評之影響，則尚未見有專論。劉宋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兼有史注和史評之意，是對魏晉史學的一大總結(jié)，具有承先啟后之意義，因而其史學批評也最有代表性，本文即擬以裴松之的史學批評為例，并且旁搜遠紹、上下求索，探討六朝史學批評與文學之關(guān)系。

第一節(jié)　裴松之的史學批評與文學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山西曲沃）人，生于晉簡文帝咸安二年（372），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生平行事見《宋書》卷六十四，其著述主要有《集注喪服經(jīng)傳》一卷、《宋元嘉起居注》五十卷、《裴氏家傳》四卷，以及《北征記》《西征記》《述征記》等[36]，然他之所以聲名藉甚，并為后人所廣泛稱譽，卻是因為他的《三國志注》。本傳稱宋文帝命松之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可見宋文帝頗有先見之明。關(guān)于裴松之注《三國志》的得失短長，前賢時彥論之備矣[37]，至其史學批評思想，晚近之學者也多有關(guān)注，如葉建華先生認為裴松之的史學批評主要包括“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誣罔視聽，實史籍之罪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等四個方面[38]；崔凡芝先生則從對史書的總結(jié)、對史家的要求、對史料的處理等方面探討了裴注的史學意義，認為裴松之“從史學批評角度，對當時的史學纂寫進行了反思和總結(jié)，對史家的主體修養(yǎng)和理論認識，做了具體的糾正和引導，從總結(jié)史家運用史料中揭示出致誤致偽的原因和手段”[39]。本文認為局就與六朝文學之關(guān)系而言，裴松之的史學批評有一個特點值得注意，那就是他一方面要求真實，反對虛妄，另一方面又追求藻采，反對質(zhì)木無文，二者形成了一種矛盾的統(tǒng)一，而這顯然是跟六朝文學的影響分不開的，請申論如次。

裴松之的史學批評主要見于《三國志注》中，尤其是注釋之自注，即“臣松之案”“臣松之以為”以及那些沒有列舉書名的注，雖然所占比重不多，卻是其注釋之精義深旨所在[40]。裴氏注書之體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有很好的交代：

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guān)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蛲f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大致包括“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種，其中“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正是我們上文所說的要求真實、反對虛妄之意，這種糾謬懲妄的做法在《三國志注》中隨處可見，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魏書·武帝紀》寫到曹操和袁紹的官渡之戰(zhàn)，有一段云：“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塠為屯，東西數(shù)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zhàn)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迸崴芍畬ζ渥鲬?zhàn)之人數(shù)提出了質(zhì)疑：

臣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眾五千，自后百戰(zhàn)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余萬，余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zhàn)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jié)營相守，異于摧鋒決戰(zhàn)。本紀云：“紹眾十余萬，屯營東西數(shù)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shù)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

先從情理的角度推測史傳之失實[41]，并且進一步分析了曹操兵數(shù)“不得甚少”的三個原因：

紹為屯數(shù)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眾，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眾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眾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可謂有理有據(jù)，令人信服，因而得出了“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的結(jié)論。不止此也，《魏書·荀彧傳》載陶謙死后，曹操欲取徐州，還定呂布，荀彧進諫，有云：“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zhàn)而自困耳?！迸崴芍诖讼伦⒃唬骸俺妓芍詾橛跁r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眾，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庇纸柢鲝f論證了官渡之戰(zhàn)“兵不滿萬”的虛妄不實，可見此事時在其念中，未嘗忘懷。

裴松之不僅對陳壽之記述失實提出批評，并且對所引史書之謬誤進行糾正，如《魏書·董卓傳》注引謝承《后漢書》寫到了漢末史家蔡邕之死：

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嘆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愿黥首為刑以繼漢史?！惫湎х卟?，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后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zhí)筆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謗議?！彼鞖㈢摺?/p>

蔡邕之死為漢末一大公案，其具體情形如何，今已不得其詳[42]。裴松之對謝承之書評論說：

臣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奸兇，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嘆惜?？v復令然，不應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nèi)省不疚者矣，既無懼于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

且不論蔡邕之于董卓是否真是“情必不黨”，因而“聞其死亡，理無嘆惜”，但看其稱贊司馬遷之《史記》“博有奇功于世”，并認為“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就可看出裴松之作為史家的良知和卓識，也可看出他對實事求是是多么地重視。此外如批評王沈《魏書》崇飾虛文、難以實論（《魏書·后妃傳》注），批評《孫資別傳》出于其家為不可信（《魏書·劉放傳》注），批評魚豢《魏略》之妄說（《蜀書·后主傳》注）等，都是裴松之崇實疾虛的表現(xiàn)[43]。《魏書·袁紹傳》注在引用了樂資《山陽公載記》和袁《獻帝春秋》所云“審配戰(zhàn)于門中，既敗，逃于井中，于井獲之”之后，對二人之書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shù)窮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后生矣。寔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44]

我們于此看到了裴松之義正詞嚴、凜若秋霜的一面，“輕弄翰墨，妄生異端”，“誣罔視聽，疑誤后生”云云，實開劉知幾“史家之申韓”的先聲，柳詒徵先生指出：“故裴氏之注，不第可謂陳《志》功臣，且可謂為晉代諸史之南董。劉知幾之治史，蓋多師其意。”[45]甚有見地。

以上是為裴松之注史要求真實、反對虛妄之例，屢覯不一覯，大概會讓人覺得裴氏作為一個嚴謹?shù)氖穼W家，對于史書之文采不會有什么要求吧？事實并非如此，處在六朝這樣一個注重文學多于史學的年代里[46]，裴松之雖欲卓然自立，亦難以擺脫時代風氣之影響。《魏書·三少帝紀》之高貴鄉(xiāng)公傳記有司馬昭鎮(zhèn)壓毌丘儉之反抗一事，裴注引郭頒《魏晉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接著即對此段進行了辯駁：

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fā)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知明帝已后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為官長，溥，鄱陽內(nèi)史。璠撰后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于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在批判了《世語》記事之不實后，又對張璠、虞溥、郭頒三人所著之史書分別進行了評論。我們注意到這三條評論中，除了最后一部分批評《世語》虛錯如此、“往往而有之”，延續(xù)了其崇實疾虛之舊貫外，其他部分卻多是從文學的角度展開的。張璠之《后漢紀》“雖似未成”，然而“辭藻可觀”，值得稱贊；虞溥的《江表傳》“粗有條貫”，即謂條理比較清晰，也是從文章的角度著眼。至于郭頒的《魏晉世語》，則“蹇乏全無宮商，最為鄙劣”，蹇乏謂才識低劣貧乏[47]，宮商則指聲律而言[48]。聯(lián)想到魏晉以降，作詩為文日重聲律和諧，必使“聲轉(zhuǎn)于吻，玲玲如振玉；辭靡于耳，累累如貫珠”（《文心雕龍·聲律》），則裴松之提出這樣的批評，也就不足為奇了[49]。由此可見，裴氏對于史書的文采也是非常重視的，他對于字句的講究，有時到了苛刻的地步?！段簳ざ總鳌纷詈蟾接嘘悏鄣脑u論，其文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迸嶙⑹紫瓤隙岁悏鄣恼摂啵骸俺妓芍詾殍睢⒓q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后眾惡乃著。董卓自竊權(quán)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畷跷从小?，斯言為當?！钡墙酉聛砉P鋒一轉(zhuǎn)，開始批評陳氏的措辭：“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于辭為重?！闭J為“賊忍”和“不仁”語義重復，從文章而言，未免瑕疵。相同的例子還有《魏書·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陳壽評曰：“袁渙、邴原、張范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兩龔之匹?！迸崾嫌謱ζ溆米智苍~提出了批評：“臣松之以為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讀書至此，為之解頤，這些細節(jié)既體現(xiàn)了裴松之的嚴謹不茍，也可看出他對遣詞造句的鄭重其事?！段男牡颀垺ぞ氉帧菲锝镉谧志渲v究，“一避詭異，二省聯(lián)邊，三權(quán)重出，四調(diào)單復”云云，自然也是時代風氣的反光，可與松之相視而笑也。

除了要求史書富有文采外，裴松之對史注也提出了文采要求。其《上〈三國志〉注表》有云：

竊惟繢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逾本質(zhì)。臣寔頑乏，顧慚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繢，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圣旨，少塞愆責。

首先把注書比喻成畫家之繪畫和蜜蜂之采蜜，認為應該在原書的基礎(chǔ)上博采眾長、兼收并蓄，也就是前文所引的“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從而“使絢素有章，甘逾本質(zhì)”，亦即有所發(fā)明之意[50]。接下來謙稱自己“雖自罄勵，分絕藻繢”，所云“藻繢”，實指文采而言，這從“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句可以看出來。前一句用淮南王劉安之典，《漢書·淮南王傳》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nèi)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惫省笆硶r之敏”意謂才思敏捷，猶夫《文心雕龍·神思》篇所云“淮南崇朝而賦騷”，“亦思之速也”[51]。后一句用《論語·公冶長》之典：“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逼渲小办橙怀烧隆毖葑?yōu)楦挥形牟?、文章可觀之意[52]。故合此二句來看，裴氏蓋謂自己既無淮南王之敏捷，又乏斐然之文采，其實都是從文學的角度來說的。話雖說得很謙抑，其實倒是一種自負的表現(xiàn)，所謂似謙實傲，我們將在下一節(jié)中證明裴氏之注并不缺乏文采?！段簳ばl(wèi)臻傳》注引《舊事》和《傅咸集》，講到了衛(wèi)臻之孫衛(wèi)權(quán)的事，也可印證上述觀點。裴注曰：“權(quán)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辭，至于為注，了無所發(fā)明，直為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贝颂幩f的《吳都賦》是左思《三都賦》之一篇，雖不是史書，卻與史學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53]。裴松之認為衛(wèi)權(quán)之敘“粗有文辭”，言下之意實乃嫌其文采不夠也[54]?！爸劣跒樽?，了無所發(fā)明”，則恰是要求注釋應有所發(fā)明的意思。二者皆與其《上〈三國志〉注表》相呼應，由此可見，裴松之對于注史也是高自標置，嚴其律度，既需有所發(fā)明，又要文采斐然，故能與陳壽之書交相輝映，同垂不朽。劉知幾所批評的“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云云（《史通·補注》），顯然是不夠妥當?shù)摹?/p>

當藻采和真實發(fā)生矛盾，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裴松之還是重視真實多于藻采的，畢竟史書旨在信今傳后，客觀真實仍是第一位的標準。《魏書·陳群傳》附其子《陳泰傳》注引用干寶《晉紀》，寫到了魏高貴鄉(xiāng)公被殺之后的情形：

高貴鄉(xiāng)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召之。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nèi)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蔽耐踉唬骸盀槲腋计浯??！碧┰唬骸疤┭晕┯羞M于此，不知其次?！蔽耐跄瞬桓?。

全段語言明白如話，陳泰之忠義悲慨，亦歷歷在目。接下來又引用孫盛《魏氏春秋》，存其異文[55]：

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仆射陳泰枕帝尸于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碧┰唬骸柏M可使泰復發(fā)后言?！彼靽I血薨。

兩相比較，情節(jié)頗為不同，二書所記司馬昭和陳泰之對話尤其相異，裴氏對此下注曰：

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為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

先對干寶之記述提出質(zhì)疑，可毋多論，接著即批評孫盛著書“改易泰言”為不當，并提出了“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的主張，意即應當根據(jù)對話人的時代和個性確定其聲口，而不應徒飾詞采，造一些假古董?！稗o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則道出了裴氏注重真實多于藻飾的觀點。類似的情形在《魏書·武帝紀》中也有出現(xiàn)[56]，《魏書·武帝紀》載曹操曰：“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后患?！弊⒁龑O盛《魏氏春秋》則改為：“劉備，人杰也，將生憂寡人。”裴氏注云：“臣松之以為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笨梢娺@也是裴松之注史的原則之一。

綜上可知，裴松之的史學批評一方面要求真實、反對虛妄，另一方面又追求藻采、反對質(zhì)木無文，若二者不能得兼，則注重真實更多于文采[57]。雖然如此，其批評思想受魏晉文學之影響還是非常明顯的。裴氏不僅要求史書富有文采，而且要求史注“絢素有章，甘逾本質(zhì)”，甚至在辭藻、聲律、煉字等方面都有諸多講究。我們將在后文論證，這不僅是裴松之個人趣味的問題，而且是時代風氣的表現(xiàn)。不過在此之前，先須探討一下，裴氏的這些史學思想是否貫徹到他的實踐中去了呢？“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不妨看看《三國志注》的文學取向。

第二節(jié)　《三國志注》的文學取向

裴松之的史學批評受六朝文學之影響，已如上述，具體到《三國志注》，也表現(xiàn)出他鮮明的文學取向。概而言之有三：一是其注釋中多引文言美辭，彰顯了他高超的文學趣味；二是其注釋中常引神奇怪異之事，表現(xiàn)出濃厚的小說化傾向；三是其自注并非如其所謙稱的“分絕藻繢”“祇穢翰墨”，而是富有文采，可圈可點。清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裴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58]，如果把“博”字替換為“美”字，則“嗜奇愛美”四字正好概括了裴松之《三國志注》的文學取向。茲分論如下。

（一）《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其實是曹魏諸文人之合傳[59]，后世所稱道的“建安七子”除孔融外皆在其列：“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并見友善。”可謂彬彬稱盛。然而建安二十二年，一場大瘟疫導致了多人喪生，“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本傳因引用了魏文帝曹丕《與元城令吳質(zhì)書》，表達其哀悼惋惜之情。然因格于體例，這段引文甚是簡短，唯略述諸人之立身行事而已。此后為照應前文，又撮述了吳質(zhì)的生平：“吳質(zhì)，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jié)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迸崴芍诖艘~豢《魏略》更詳其事，并把時為世子的曹丕寫給吳質(zhì)的兩封信都完整地摘錄了下來，且加自注曰：“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可見他對曹丕此信深表贊賞，不忍遐棄，今將此篇全錄如次：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jié)。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長共相保，何圖數(shù)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jié)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zhì)，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業(yè)，辭義典雅，足傳于后，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阻罢卤硎饨。榉备?。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于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zhì)，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觀瞻，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于邑，裁書敘心。

魏文帝曹丕與上述諸人之交情究竟如何，今已不得而知，若論這一封書信，則實在是寫得情深義重，蕩氣回腸?！懊恐劣x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等等，顯得意氣風發(fā)、文采飛揚。“零落略盡，言之傷心”，“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云云，則真有嗚咽纏綿之慨，令人動容。此書信后來被《昭明文選》收錄，傳誦稱揚，至今不絕。錢穆先生論及建安文學，有云：“竊謂當時新文佳構(gòu)，尤秀出者，當推魏文、陳思之書札。此等尤屬眼前景色，口邊談吐，極平常，極真率。書札本非文，彼等亦若無意于為文，而遂成其為千古之至文焉?！?span >[60]評價極高，然可謂實至名歸[61]。裴松之早在劉宋時期便對此文嘆賞不置，稱為“美辭”[62]，自可印證其《三國志注》的文學取向，同時也可看出他那高超的文學趣味。其實說到“美辭”，裴注所引的前一封書信似乎更擅勝場，曹丕追憶“昔日南皮之游”，如云：“既妙思六經(jīng)，逍遙百氏。彈釭間設，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沈硃李于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并載，以游后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等等，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從容寫來，情韻悠揚，一種少年人之哀樂歌哭，愜心貴當，動人心魄[63]。懸想當日之裴松之注史至此，也要為之低回良久吧?！坝^于海者難為水”，其以衛(wèi)權(quán)之注《吳都賦》為文采不足，也就可以理解了。

除了引美文之外，《三國志注》中又有引詩賦之例，也可看出裴松之的“愛美”之心。陳思王曹植是六朝時期最偉大的詩人之一，鍾嶸《詩品》稱其“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并謂“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云云，可謂極盡贊美之能事[64]。裴松之在注《魏書·曹植傳》時，多次引用曹植的詩賦，體現(xiàn)出他對曹植文才的喜愛之情。如本傳寫到曹操新筑銅爵臺，“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65]。裴氏便引陰?！段杭o》著錄了曹植這篇令“太祖甚異之”的賦作：

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圣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獲逞。揚仁化于宇內(nèi)兮，盡肅恭于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guī)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于東王。

全篇為歌功頌德之作，自不待言；行文之圓美流轉(zhuǎn)，有如流風回雪，也姑置勿論。單看曹植之不假思索、“援筆立成”，且年紀不過十余歲，就很可佩服，聯(lián)想到前述裴氏所自謙的“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則他之所以引用曹植此賦，其用意大概不止于證史，更有表示欽慕之意。因為曹植也跟淮南王一樣，是劉勰所稱贊的“亦思之速也”的典范[66]。曹植入魏之后，在文帝、明帝兩朝連不得志，幾次三番求“自試”亦不果，悵然絕望，本傳稱：“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fā)疾薨，時年四十一?！鄙跏瞧鄾?。裴注于此引用了他的《吁嗟篇》：

吁嗟此轉(zhuǎn)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閑。

東西經(jīng)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云間。

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沉淵。驚飚接我出，故歸彼中田。

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

飄飖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zhuǎn)無恒處，誰知吾苦艱？

愿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愿與根荄連。

全詩既是“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注腳，也表達了曹植對連翩流轉(zhuǎn)、不遑寧處的憤恨，“糜滅豈不痛，愿與根荄連”一句更顯得沉痛慘烈。裴氏引此，可謂“以詩證史”之佳例，也體現(xiàn)了他自己的識鑒水平。據(jù)余志挺先生統(tǒng)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單篇詩文22篇，“正可證明魏晉時期重視文學作品的風氣，裴松之用文學補充史學，也代表著史學觀念上的一大突破”。[67]

（二）前引《四庫提要》批評裴松之“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裴注中多次引用神奇怪異之事，館臣謂：

如《袁紹傳》中之胡母班，本因為董卓使紹而見，乃注曰：“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彼挂奄樢?。《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昵事。《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載濟子死為泰山伍伯，迎孫阿為泰山令事。此類鑿空語怪，凡十余處，悉與本事無關(guān)，而深于史法有礙，殊為瑕颣。

除了以上所舉的幾條之外，我們還可以舉出裴注引用葛洪《神仙傳》以及雖無志怪之名、卻有志怪之實的傅玄《傅子》、顧愷之《啟蒙注》等例[68]，有論者指出：“在現(xiàn)存的史學著作中，《三國志注》是最先引用魏晉志異著作的?！?span >[69]對于這種采志怪入史注的現(xiàn)象，后世學者的意見大致與《四庫提要》相同，都認為“不經(jīng)之談，不應入史”[70]?？墒菍ε崴芍我圆芍竟秩搿度龂咀ⅰ罚瑓s還有繼續(xù)討論的余地。比較普遍的看法是，魏晉人確實相信神仙鬼怪的存在，因而其著志怪小說也是本著一種求實的態(tài)度，如干寶《搜神記》“發(fā)明神道之不誣”，即被譽為“鬼之董狐”[71]?！端鍟そ?jīng)籍志》將六朝志怪小說收入史部之雜傳類，就反映了當時人的觀念。采志怪入史在魏晉時期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即以《搜神記》為例，據(jù)逯耀東先生統(tǒng)計，此書材料多次被當時的史書采用，其中包括司馬彪《續(xù)漢志》25次、王隱《晉書》14次、干寶《晉紀》3次，袁宏《后漢紀》、謝承《后漢書》、袁山松《后漢書》、何法盛《晉中興書》、孫盛《晉陽秋》、習鑿齒《漢晉春秋》、樂資《春秋后傳》等各引用一次[72]。事實上，一向以“高簡有法”著稱的陳壽《三國志》也采用了志怪材料，如《魏書·公孫淵傳》：“初，淵家數(shù)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巿生肉，長圍各數(shù)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憋@然非事理所容。陳寅恪先生指出：“陳承祚著三國志，下筆謹嚴。裴世期為之注，頗采小說故事以補之，轉(zhuǎn)失原書去取之意，后人多議之者。實則三國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雜糅附益于其間，特跡象隱晦，不易發(fā)覺其為外國輸入者耳?！?span >[73]由此看來，既然連史學著作中都大量引用志怪材料，則裴氏采志怪入史注也就不足為奇了。從時代風氣的角度來解釋《三國志注》的“鑿空語怪”，無疑是非常中肯的，每個人都不可能脫離特定的時代而存在，裴松之自然也不例外。張孟倫先生則對此提出了另一種看法，他認為裴注之所以采用怪異之說，并不是他真心相信，而是為了迎合宋文帝劉義隆之心意，因為“文帝卻是一個以宜都藩王搞政變，利用‘征祥雜沓，符瑞?輝，宗廟神靈’（《宋書·文帝紀》）的礻幾祥之說，登上皇帝寶座的”。并引《吳書·吳范劉惇趙達傳》之裴氏自注為證：“臣松之以為葛洪所記，近為惑眾，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shù)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shù)，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為惑眾，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闭J為裴松之對葛洪《神仙傳》所記持懷疑態(tài)度[74]，“近為惑眾”，徒以宋文帝有此愛好，故不得不謙稱己說為“臆斷”，有如夏蟲之不知冷冰，其內(nèi)心深處之苦楚，可想而知[75]。不難發(fā)現(xiàn)，張先生的觀點是有幾分道理的。南朝自劉宋之后，皇權(quán)加重，統(tǒng)治者干預修史之例，不絕于書[76]，裴松之的注史恐怕也難逃此厄，何況本傳明言，松之注史非其本意，而是“上使注陳壽《三國志》”，然則他的工作不能不受宋文帝的影響，從而自覺不自覺地有所偏離，也是在所難免[77]的。這與陳壽之著《三國志》而不得不以曹魏為正統(tǒng)，同有其難言之苦衷，我們對此應表“了解之同情”[78]。

除了上述時代風氣和政治壓力之影響外，我們認為裴松之之所以采志怪入史注，還跟他的注書體例有關(guān)，準確地說，這種現(xiàn)象正是采用“合本子注”的結(jié)果。陳寅恪先生指出：裴松之《三國志注》受中古佛教譯經(jīng)之影響，為一廣義之合本子注[79]。其學生王鍾翰更在其基礎(chǔ)上指出，裴氏《上〈三國志〉注表》所云“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即為“合本子注”最明白最合適之注腳，并下定義曰：“合本子注者即同源異釋，合諸異釋，列為子注，以注于一較善本之下，亦即于大同中求小異，最是實事求是之注史方法。”[80]可謂要言不煩。這種“合本子注”之方法是否受佛教譯經(jīng)之影響，姑置勿論[81]，若裴氏注史為采用這種“合諸異釋，列為子注”之形式，則固章章明甚，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載：“（董卓）廢帝為弘農(nóng)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曹操）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迸崾献⒃唬?/p>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xiāng)里。從數(shù)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shù)人。

《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以上分別引王沈、郭頒和孫盛三人之書，記述曹操“間行東歸”過程中，手殺其友呂伯奢之子的事，比對可知，三種說法都不相同，疑不能判，故“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其為廣義之合本子注，當無可疑。劉知幾所批評的“喜聚異同，不加刊定”（《史通·補注》），或即指此而言，實乃昧于裴氏注史之體例，不足為松之病也[82]。類似的例子所在多有，如《魏書·三少帝紀》載高貴鄉(xiāng)公為成濟等所弒，終年二十，裴注即備引《漢晉春秋》《世語》《晉諸公贊》《晉紀》《魏氏春秋》《魏末傳》等六書補述此事，并加自注曰：“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83]，雖最后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余所言微異者次其后?！笨梢娨彩恰昂媳咀幼ⅰ敝牙＞唧w到志怪著作，可以干寶《搜神記》為例，如《魏書·明帝紀》載，青龍三年“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yōu)榍赝酢薄Ｖ笠嘁段菏洗呵铩贰妒勒Z》《搜神記》《漢晉春秋》等四書記述當時及前后出現(xiàn)的一些奇異征兆，《搜神記》所記不過是其中之一說而已。又如《吳書·孫策傳》注記載了道士于吉之事，先引《江表傳》曰：

時有道士瑯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于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鏵，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yī)護將士，不可殺之?！辈咴唬骸按俗友芑没蟊娦?，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敝T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復費紙筆也?！奔创邤刂?，縣首于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

繼引虞喜《志林》對此事進行了批駁，并加自注曰：“《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苯酉聛碛忠谩端焉裼洝分f：

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涂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tài)，敗吾部伍，今當相除?！绷钊丝`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云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并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云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

最后再加自注說：“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由此看來，裴松之《三國志注》之所以引用志怪材料，非必相信真有其事（前述葛洪《神仙傳》條可證），而是出于體例之需要，廣引諸說，“以備異聞”，跟陳壽《三國志·方技傳》評所云“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如出一轍。這一點從上述明知“《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而仍引之，也可以看出來。又如郭頒《魏晉世語》極為裴氏所不滿，“蹇乏全無宮商，最為鄙劣”，“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等，幾乎一無是處，可是據(jù)伍野春先生統(tǒng)計，這樣一部鄙劣虛錯的書卻被裴松之引用了89次之多[84]，可見此書也跟《搜神記》等志怪著作一樣，不過是為了增廣異聞而被當作史料采用罷了。呂思勉先生在評價唐人修《晉書》時指出：“怪異之說之不足信，固也，然因述之信之者之多，正可以見當時風氣?！?span >[85]借以看待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亦無不可，則其功勞不僅在保存了史料而已[86]。

以上對裴松之《三國志注》之采用志怪材料提出了一點擬測，認為他的做法除了受時代風氣和政治壓力之影響外，還跟“合本子注”的體例有關(guān)。盡管有此諸種理由，表明裴氏之采志怪入史注為無可厚非，然《四庫提要》所批評的“嗜奇”之說，卻并非沒有道理，裴松之采用這些怪怪奇奇之事，無疑也表現(xiàn)了《三國志注》的文學取向。蓋文學之趣味固有千差萬別，而神奇怪異則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正可與上文所論的文言美辭相頡頏也。前引《搜神記》之道士于吉事，已甚詭異，又如《魏書·鍾繇傳》注引《陸氏異林》[87]，記述了鍾繇和一女鬼相戀的故事：

繇嘗數(shù)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眴栒咴唬骸氨厥枪砦?，可殺之?！眿D人后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濒碓唬骸盁o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女鬼美麗非凡，眷戀鍾繇，明知其有意相圖，仍然前往歡會，情意殷殷，殊為可感，而鍾氏“猶斫之傷髀”，難免薄情之譏。裴注征引此事，想必也是愛其故事之哀感頑艷，“小小情事，凄婉欲絕”也[88]?！秴菚ぶT葛恪傳》注引《搜神記》則甚是可怖：

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于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大有借尸還魂的意味，令人驚悚不已。此外如前述葛洪《神仙傳》之仙人介象事、《魏書·蔣濟傳》注引《列異傳》之蔣濟亡兒事等，篇幅較長，情節(jié)曲折，帶有濃厚的小說色彩。凡此都可看出裴松之的“嗜奇”心態(tài)，正和“愛美”之心一樣，使他的《三國志注》表現(xiàn)出鮮明的文學取向。

（三）古人云，“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89]，意謂創(chuàng)作與鑒賞難以兼擅。上文所述二者，不管是“嗜奇”還是“愛美”，都是在其注釋中征引他人的作品并加按語，充其量只能表現(xiàn)出裴松之的文學趣味，他自己是不是也只會“鑒”而不能“畫”，如他所謙稱的那樣“分絕藻繢”“祇穢翰墨”呢？答案是否定的。松之文學成就如何，史傳沒有明文，唯稱其“博覽墳籍，立身簡素”而已（《宋書》本傳）。但通過其《三國志注》之自注，我們發(fā)現(xiàn)了裴氏文采斐然的一面，而這顯然也是一種“愛美”的表現(xiàn)。如《魏書·賈詡傳》載：“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賈詡進諫，勸曹操“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yè)，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曹操不從，軍遂無利。裴松之在此發(fā)表了一通看法：

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guān)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荊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quán)之武略，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zhàn)之具，藉荊楚楫棹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于赤壁之敗，蓋有運數(shù)。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guī)，為無當矣。魏武后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shù)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

且不論裴氏對于賈詡之批評是否得當，曹操是否應該“順江東下”以滅孫吳，單看這一段文字以氣逞辭、駢散兼行，且又議論駿發(fā)，氣勢凌厲，“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zhàn)之具，藉荊楚楫棹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云云，對仗工整，聲韻和諧，讀來頗有風行水上之妙，定非“蹇乏全無宮商”者可比?！爸劣诔啾谥當。w有運數(shù)。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90]則又感慨為文，一唱三嘆，用典自然，如自己出，都可稱得上中規(guī)中矩的“美文”，持與范曄“筆勢縱放”之論贊相較，恐怕也未遑多讓。又如《魏書·荀彧傳》陳壽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彼芍畬Υ瞬荒芡猓窒伦⒃唬?/p>

世之論者，多譏彧協(xié)規(guī)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jié)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jīng)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崄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yè)既隆，翦漢跡著，然后亡身殉節(jié)，以申素情，全大正于當年，布誠心于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歟！[91]

裴氏蓋深賞于荀彧之動心忍性、亡身殉節(jié)，不禁情動于中，而發(fā)為議論，為之辯誣，一往無前，夭矯動人。試取與六朝士子所景慕的賈誼《過秦論》對讀[92]，如云：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馭宇內(nèi)，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zhí)敲撲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

比較可知，二文之長處皆在起承轉(zhuǎn)合、控送自如?！凹爸痢倍忠院?，同為二文之轉(zhuǎn)捩點，雖然前者為抑，“及至霸業(yè)既隆，翦漢跡著，然后亡身殉節(jié)，以申素情”；后者為揚，“及至始皇，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馭宇內(nèi)，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至其機杼，則固無不同，都是大力騰挪，平地起波瀾，洵足以驚心動魄，振起全篇。

《魏書·崔林傳》載崔林對是否尊奉孔子之后裔“宗圣侯”有所論議，認為“周公已上，達于三皇”都不再祭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后，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逾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于非族也”。裴氏對此不以為然，而在其自注中對孔子盛贊有加：

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庇衷唬骸吧褚詠?，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彼狗峭ㄙt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圣猶一，然淳薄異時，質(zhì)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寔有深淺。若乃經(jīng)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jiān)二代，斯文為盛。然于六經(jīng)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圣賢不興，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逾于群圣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細讀可知，松之對孔子可謂推崇備至，“若乃經(jīng)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已經(jīng)道出了孔子的非凡貢獻，無與倫比。最后部分更稱孔子“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大聲鞺鞳，翼翼鏘鏘，真可稱是“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其對孔子的一腔深情，也在這排偶行文中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蓋河東裴氏，世以經(jīng)史傳家，固為孔孟儒家之堅定信徒也[93]。在六朝這樣一個玄風大熾、爭禮空王的年代里，如此不遺余力地推尊孔子和儒學，猶如撥云霧而見青天，則裴氏之識見實有大過人處，又不徒以文筆見長而已。通過上述三例可知，裴松之雖不以文章名世，其史論卻有文采斐然的一面，且其行文頗受駢儷文風的影響，“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史通·敘事》），風氣之移人，有如此者。近人李詳以《三國志注》為六朝散文之代表，至譽之為“自然高妙”“千古獨絕”[94]，然則裴氏《上〈三國志〉注表》所云“雖自罄勵，分絕藻繢”之為謙虛之詞，也就可想而知了。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裴松之的史學批評受到六朝文學之影響，不僅要求史書富有文采，而且要求史注“絢素有章，甘逾本質(zhì)”，甚至在辭藻、聲律、煉字等方面都有諸多講究。這些思想貫徹到他的《三國志注》中，表現(xiàn)出鮮明的文學取向。一方面，其注釋中多引文言美辭，彰顯了他高超的文學趣味；另一方面，其注釋中常引神奇怪異之事，表現(xiàn)出濃厚的小說化傾向；更重要的是，裴松之的自注也受駢儷文風的影響，富有文采，可圈可點。由此可見，裴松之的史學批評和六朝文學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這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第三節(jié)　六朝其他史學批評

除了裴松之以外，六朝的其他史家也多受到文學思潮的影響，其史學批評也大多帶上了文學的色彩?！段男牡颀垺な穫鳌菲唬骸凹鞍喙淌鰸h，因循前業(yè)，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已從文學立論。東晉袁山松嘗著《后漢書》百篇，為時所重，《史通·模擬》篇載其評論史書曰：“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zhì)，五難也?！鄙允峦魄?，不難發(fā)現(xiàn)，五條之中，除了“書不實錄”和“賞罰不中”之外，都是就文字修飾而言。周一良先生對此評論說：“五條之中，三條都是關(guān)于文字表達方面。據(jù)本傳，袁山松博學有文章，善音樂，是一個才士。他的修史標準特別著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95]甚有道理，可以補充的是，這種修史注重文字乃至文學的現(xiàn)象，在六朝時期甚是普遍，不獨袁氏一家為然?！端鍟そ?jīng)籍志》著錄《后漢記》六十五卷，題晉散騎常侍薛瑩撰，其實薛瑩在入晉之前，是東吳的史官，其父薛綜“樞機敏捷”“信辭粲爛”，有大名于世，而瑩亦克紹箕裘，得到時人的稱賞，被命與韋曜、周昭、華覈、梁廣等同修國史。然以事觸怒暴君孫皓，而被捕入獄，時任右國史的華覈上疏求救，有云：“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jīng)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于前史之末?！睂O皓“遂召瑩還”，使為左國史[96]。其中所說的“文章尤妙”，就是從文學的角度來贊賞薛瑩，顯然在同為史官的華覈看來，是否具有文學才華應是衡量史才之高下的標準之一。《后漢記》今有清人姚之骃輯本，其序云：“瑩書大半弗存，未經(jīng)拂耳瞥目。然讀世祖及顯宗二論，波屬云委，灝瀚蒼郁，洵良史手，他稱是矣?！?span >[97]可知薛瑩文采，名不虛傳。無獨有偶，領(lǐng)銜修史的韋曜也因“不承用詔命”，而被孫皓收捕入獄，為國惜才的華覈“連上疏救曜”[98]，稱：“《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后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后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span >[99]也是從“文辭典雅”的文學角度稱贊《漢書》，以此指代韋曜之才華，可與薛瑩一事相參證[100]?！端螘ね跎刂畟鳌份d韶之“好史籍，博涉多聞”，因熟于泰元、隆安時事，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xù)后事，訖義熙九年”。史稱其“善敘事，辭論可觀，為后代佳史”。無疑也是以文采相稱賞。阮籍《與晉王薦盧播書》稱盧播“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其中文學與良史互文見義，而敷述藻采，也被認為是良史所應有之能力。[101]

以上所舉都是他人之評價，可證史學批評之為文學所影響，事實上，六朝之史家亦不乏自道其創(chuàng)作甘苦之例，其中尤以著《后漢書》的范曄為特出。《宋書》本傳稱曄“少好學，博涉經(jīng)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可謂多才多藝。又載其入獄后《與諸甥侄書》，洋洋近千言，可當其《后漢書》之自序讀，其中有云：

既造《后漢》，轉(zhuǎn)得統(tǒng)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后贊于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nèi)發(fā)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從古至今，對自己文章之稱賞夸贊，大概未有及此文之“稱情狂言”者，“天下之奇作”“體大而思精”云云，真要令人嘆為觀止，范氏也因此而遭到后人的詬病，姑置不論。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未對其《后漢書》的史學意義做應有的鋪敘，卻大談其文學成就，如云“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蓋謂文章的深層意蘊與剪裁之功；“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則主要談的是文章的氣勢和收放，瞿林東先生敏銳地指出，范曄提出的“精義深旨”“筆勢縱放”，與蕭統(tǒng)《文選序》中所說的“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雖語出文、史二途，其義實則一致，并謂這不是偶然現(xiàn)象，而是共同的時代風氣影響的結(jié)果[102]，可謂卓有見地。此外如：“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弊韵仓?，溢于言表，其實也多是就文學的角度而言的。聯(lián)系到此段之前，范曄還說到作文之甘苦：“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笨梢娝麑ξ膶W是深有解會的，范氏之大談其文學成就，也許并不難于理解。有意思的是，范曄在其《后漢書·班彪傳贊》中稱贊班氏父子，有云：“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云?！鄙w謂班氏父子兼有司馬遷、董狐之秉筆直書和司馬相如、揚雄之文采斐然，也是將史學成就與文學成就相提并論，可與本文開頭所引《晉書·陳壽傳》范君頁之上書互參。與之相似的還有南齊皇室蕭子顯，入梁之后著《南齊書》，今本無自序，而《梁書》本傳則載其《自序》一篇，歷數(shù)其生平，同樣對其文學成就沾沾自喜，如云：“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自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看來真是詞人才子，傷春悲秋。又謂：“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并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奔纯上胍娖渌顬榭秸撸Ｔ谖膶W才華之士，故其《南齊書》之撰著亦不能不受此影響，宋人曾鞏校史一過，稱：“子顯于斯史，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文比七史最下云?！?span >[103]余嘉錫先生論及蕭氏的《自序》，也批評說：“自稱曰余，所言僅辭藻文章之事。此不過如劉孝標、江總等之自敘生平，當時詞人例有此作，非史家《敘傳》之體也。”[104]恰好說明了蕭子顯被六朝文學影響之深至。

要求史書富有文采，是六朝人的普遍觀念，與之相反，若史書沒有文采，則會遭到時人的批評，前述裴松之對郭頒、樂資、袁等人的評論就是著例。此外如《晉書·王隱傳》載，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yè)，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其勸諫祖納有云：“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笨梢婎H有著述之志。至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終于達成所愿，然亦費一番周折，“書乃得成，詣闕上之”。史官至此評論曰：“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逼渲小笆忊恫粋悺鄙w就題材而言[105]，可毋多論，至于“文辭鄙拙”和“文體混漫”，則都是就文學而言，前者責其文采，后者咎其文體，認為王隱在這兩方面都做得不好，盡管有心修史，而書成幾廢，可見文學是多么地重要?？娿X先生在討論《三國志·荀彧傳》裴注引何劭《荀粲傳》時，取《文選》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詩李注引王隱《晉書》相對照，有云：

按王隱《晉書》蓋即取自何劭《荀粲傳》，而字句間稍有增刪改易，如“世涂”改作“世業(yè)”，“功名必勝我”，功名下增一“玄”字，“志局”二字乃一名詞，而分“志”與“局”為二，遂至費解。《晉書·王隱傳》稱“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此亦一證也。[106]

則王氏可謂點金成鐵也。北朝史學多為官方所控制，無多新變[107]，然就史書之須具有文采一點而言，則跟南朝沒有多大區(qū)別。北齊王劭“少沉默，好讀書”，時人稱其博物，《隋書》本傳載劭“齊滅，入周，不得調(diào)。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nèi)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于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108]。可見也是頗有幾分才華，方能得到隋文帝楊堅之器重，然史官評其所著書，則曰：“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蛭脑~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鼻也徽撨@里的評價是否公允，或者夾雜著私人之恩怨[109]，其以王劭之書為“文詞鄙野”，則仍跟王隱的“文辭鄙拙”乃至郭頒的“最為鄙劣”等性質(zhì)相似，都是從文學的角度做出的批評。又北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上表自稱“文致疏鄙，無一可觀”，亦此物此志也[110]。

這里再舉一個自我之感覺與他人之評價相左的例子，以證史書文采之重要。蕭子顯之弟子云也是一個大才子，《梁書》本傳稱其年十二，“自制拜章，便有文采”，入梁之后，肆力于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子云又工書法，史稱其“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梁武帝蕭衍稱贊他：“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并驅(qū)爭先?！奔纯上胍娨话摺Ｕ蛉绱?，子云的史才竟為其書法所掩，《顏氏家訓·雜藝》篇載：“蕭子云每嘆曰：‘吾著《齊書》，[111]勒成一典，文章宏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跡得名，亦異事也?！彼^“文章宏義”大概相當于范曄所說的“筆勢縱放”和“精義深旨”，“自謂可觀”即自我感覺良好之意，“唯以筆跡得名”則指書法而言，此中當然不無自得之意，然而其文學不為人所重視，對于子云而言，究竟是一件遺憾的事。

由此看來，史學批評之受到文學影響，在六朝時期并非孤立現(xiàn)象，裴松之《三國志注》如此，其他各家亦然。大抵要求史學著作富有文采，方能展示自己的才華，得到時人的推崇，反之，如果鄙拙無文、“蹇乏全無宮商”，則會遭到大家的批評乃至“嗤鄙”，可見六朝文學的輻射是非常巨大的，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一些不同的看法，如蕭綱《與湘東王書》稱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似謂史學著作無須“篇什之美”；蕭統(tǒng)編《文選》，亦將史學著作排斥于外，而只收錄富有文學美之史書論贊。蓋至此時，文學與史學始各自在觀念上走向自覺，但并不意味著二者在文體上截然劃分，此觀本文接下來幾章之論證可知。[112]史學批評是如此，史學著作與批評相頡頏，自然也呈現(xiàn)出鮮明的文學色彩，前述薛瑩、范曄、蕭子顯等人的著作都是好例。唐人劉知幾著《史通》，總結(jié)前代史學之成就，即對六朝時期這種文史不分的狀態(tài)非常不滿，如《序例》篇曰：“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后來所作，他皆若斯。于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薄墩撡潯菲唬骸胺驍M《春秋》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茍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币陨隙跃褪窌植窟M行批評，《敘事》篇則對六朝史書之語言進行了集中的批判：

自茲（馬班）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p>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zhì)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jīng)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yōu)。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

劉知幾的批評當然是有道理的，史學之意義，不在于詞采華美，而在于秉筆直書，“以文敘事”，如《隋書·經(jīng)籍志》所云：“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范圍神化，昭明令德，窮圣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比欢覀兺高^劉知幾的批評也可以看到，六朝史學以及史學批評受到文學之影響，可謂既深且巨，二者之間甚至渾融雜糅，難分彼此，劉氏所云“文非文，史非史”，信非虛論[113]。

行文至此，我們大致可以回答本文開頭所提出的問題，范君頁等人之所以認為陳壽《三國志》“文艷不若相如”，以文學家之辭藻來要求史學家，不是因為他們?nèi)狈ΤＷR，不懂文史，而是受到時代風氣之影響，特別看重文學才華的緣故?！度龂尽な駮ぶT葛亮傳》載陳壽《上諸葛亮集表》，有言：“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笨梢姇r人頗以文艷與否衡量當時之各種著作，又不特史學著作而已也[114]。然則劉熙載所批評的“此言殆外矣”固然沒有錯，但沒有顧及當事人所處的時代背景，沒有認識到這種現(xiàn)象的普遍性，未免有違于傳統(tǒng)的“知人論世”之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