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贅言，《經濟與社會》可以讓我們在付出艱辛的閱讀理解努力之后，比較完整地了解這個方法論工具包的精致和復雜程度。韋伯從經濟社會學、支配社會學、法律社會學、宗教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等多個維度，重新考察了普遍歷史意義上的因果動力，試圖對歷史現(xiàn)實做出盡可能客觀的因果解釋。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韋伯無可爭辯地指出，在經濟資源并不匱乏的時代和地方，僅靠天然的或人為的經濟所有權，并不可能占有、更不可能壟斷政治權力；如果沒有政治權力的在場，建立和維持共同體秩序，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共同體秩序，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在他看來，對財產的占有僅僅構成了獲取、組織和運用政治權力的可能性基礎之一，即便廢除了私有財產，也不可能消除人對人的政治統(tǒng)治關系，尤其是支配關系，盡管它所需的基礎條件將會有所變化。更嚴謹?shù)膯栴}描述和更審慎的邏輯論證，使韋伯繼續(xù)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由經濟活動、法律活動、宗教（文化）活動和政治活動構成的多元因果框架中，政治操作機制具有特別強大的功能性作用力，這在任何社會形態(tài)和發(fā)展階段都不例外。無疑，這樣的理論洞察，直接涉及政治的普遍性質、權力的結構及其沖突模式、政府與政治活動的可能形態(tài)、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尤其是，現(xiàn)代性條件下國家意志與個人自由的張力問題，從而構成了有效解釋和預見經驗事實的一般性假設，重要的是，這對他的政治著述和政治參與都產生了深刻持久的影響。

俾斯麥的歷史性業(yè)績，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力來源。盡管韋伯在大學讀書期間就清醒地拒絕隨波逐流，與正在盛行的俾斯麥崇拜保持了距離，并對他的個人政治品質產生了警惕，后來更是對其權力政治遺產帶來的某些虛妄社會后果發(fā)出了毫不留情的道德批判，但是，作為一個“由現(xiàn)代歐洲文明塑造出來”但又念念不忘德意志民族歷史使命的思想者，韋伯對俾斯麥的政治成就可謂推崇備至。俾斯麥締造了一個強大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這首先得益于他本人的超越性政治境界，同時也離不開他那種強烈的權力本能和非凡謀略，這使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統(tǒng)一第一次成為可能。非常不幸的是，一個特殊歷史人物在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確立的特殊統(tǒng)治地位，卻直接導致了一個特殊的政治后果，就是德意志民族習慣了接受一個偉人的照料，同時這個偉人也始終在有意排斥和壓制具有獨立意志的競爭性政治杰人與政治力量，哪怕是可能的政治盟友也毫不留情，以致在他黯然退出政治舞臺之后，在這個民族需要立刻承擔起自己照料自己的政治責任之時，從上到下各個階層的政治成熟程度，看上去卻恍如倒退了幾十年，通向大災變的政治混亂與衰敗隨即開始了。韋伯親身經歷了這一切，他不可能袖手旁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