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在這個任何人只要睜開雙眼，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成為畫家的國度里，在從戰(zhàn)勝者的懷抱中誕生的兩代畫家之前，一些人已經(jīng)開始了繪畫創(chuàng)作活動。由于偶然的機會，在處于形成過程中的荷蘭，受到從萊茵河口到祖伊德爾茲河上的堤壩之間漫射的強烈陽光熏陶的、一些從事小規(guī)模經(jīng)營活動的農(nóng)民，已經(jīng)跋涉到了布爾日、岡城、安特衛(wèi)普和布魯塞爾，在那里，流動商販們和從事沿海貿(mào)易的商人們告知他們，那些為捐贈人和慈善會作畫的人們收入頗豐。

費爾德，《冰面上的滑冰和曲棍球》1668，布面油畫，23厘米×30厘米，巴黎盧浮宮博物館

15世紀時，如果說，一度是凡·愛克學生的凡·烏瓦特爾（Albert van Ouwater，約1415—1475）返回海牙的話，那么，迪里克·鮑茨（Dieric Bouts the Elder，約1415—1475）卻棲居盧萬城，而克勞斯·斯呂特（Claus Sluter，1340—1405或者1406）則去了第戎，馬盧埃爾（Jean Malouel，1365—1415）甚至去了巴黎。16世紀時，科爾內(nèi)里森（Cornelissen，生卒年不詳）和莫斯塔特（Gillis Mostaert，1528—1598）雖然足不出戶，卻關(guān)注著安特衛(wèi)普的動向，至于皮特·普爾布斯（Pieter Jansz. Pourbus，1523—1584）則已經(jīng)移居布爾日。安托萬·莫爾（Antonis Mor，1517—1577）一直為西班牙服務(wù)，以至于他從那里借鑒了冷漠的力量、生硬的熱情、赤裸而陰沉的個性。如果說呂卡斯·凡·萊德（Lucas van Leyde，1494—1533）并未離開自己的故土，那他不是受到安特衛(wèi)普的吁請，就是受到他為之傾心的德國的懇求。自丟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前來探訪他以后，他們曾就如何進行銅刻和木雕反復交換過彼此的意見。然而，在荷蘭，在戰(zhàn)前，如果說有一位真正具有民族風格的畫家，那就是呂卡斯·德·萊德。他是一位優(yōu)秀的雕刻家，在他鐫刻的作品中，人們可以領(lǐng)略到荷蘭遍地金黃的景色和人民大眾的歡欣，在這些作品里，凡·奧斯塔德的激情時時清晰可見。倘若他不是在40歲時英年早逝，倘若他有可能會見勃魯蓋爾——為了去安特衛(wèi)普，他離開了飄蕩著的江河和金色霧靄的荷蘭農(nóng)村——那么，我們恐怕會更早地熟悉這個低地之國的面貌。不過，在他辭別人世之時，意大利的繪畫風格已經(jīng)走俏佛蘭德斯，讓·舍雷爾正在執(zhí)意把這種風格傳給烏德勒支，而荷蘭仿佛已然接受查理五世的統(tǒng)治，并且不無驕傲地放棄攫取自由的權(quán)利。

弗蘭斯·哈爾斯，《戴著大帽子的年輕人》1628—1630，木板油畫，29.2厘米×23.2厘米，美國國家藝術(shù)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