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格羅畢竟是天生的繪畫大師。當華托（Jean-Antoine Watteau，1684—1721）的畫風僅僅在格勒茲（Jean-Baptiste Greuze，1725—1805）和弗拉戈納爾（Jean-Honore Fragonard，1732—1806）的作品中濺起幾點斷斷續(xù)續(xù)的火花，當大衛(wèi)畫派仍傾其全力保持材料的天性，并且繼續(xù)師法羅馬雕塑的輪廓時，格羅卻感受到了他所屬的時代所特有的軍事題材的活力在自己的血脈中燃燒。曾經(jīng)把自己的一生像不息的大川一樣投入未來歲月的畫壇宗師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使格羅佩服得五體投地。格羅追隨拿破侖，足跡從阿爾卑斯山腳直至奧地利的蒂羅爾，住進擁塞不堪的軍營，加入到疲于奔命的行軍伍列，目睹過一幕幕悲壯的場面：雙眼冒火的瘦弱的孩子在槍林彈雨中緊緊抱住軍旗，穿過陣亡將士的遺體去傳送軍令、征服未來……在格羅的意愿中沒有任何抽象的東西。他筆下的戰(zhàn)馬大張鼻孔，眼睛血紅，鬃毛上沾滿血污和塵埃，鼻息和汗水與被北方戰(zhàn)役中戰(zhàn)場硝煙染紅的霧靄混為一體。他惟妙惟肖地復繪出戰(zhàn)死者的身軀，他們靜臥在血染的雪地上。當拿破侖把棲息著司芬克斯和布滿墳塋的曠野，把人世間最古老的傳奇附著于歐洲的精神領域時，對此深表遺憾的格羅仍在繼續(xù)自己在法國的流亡生活，任憑其想象馳騁：炙熱的沙礫地，一片海市蜃景，身著斗篷的騎士卷起狂飆，潮濕、發(fā)臭的陰影籠罩著一座清真寺，那里黯淡無光，褪色的陶器為膿液所玷污，奄奄一息的人在向前爬行，他們面色鐵青，腫脹的淋巴結清晰可見，襯衣上滿是黑色的血污……用護胸甲的發(fā)藍的鋼片、五顏六色的呢絨、軍服的天鵝絨、槍彈的微光和在飄拂的馬鬃間顯現(xiàn)的天際，格羅已經(jīng)掌握了組織活靈活現(xiàn)、色彩繽紛的悲劇場景的能力，在這些悲劇場面中，戰(zhàn)爭激勵著生活，并且讓自身唐突的行徑去牽動那些敞向四面八方、充滿抒情色彩的年輕人的心靈。

倘若格羅能把自己怒不可遏的舉止與強有力的內(nèi)在和諧，作為一種自由的象征和心靈深處的一場風暴盡情地宣泄出來，那么浪漫主義的繪畫也就一錘定音了。但是，他卻猶豫不決。他在被過于亦步亦趨追隨的物品與過分言聽計從的專橫學說之間猶豫不決。兩種傾向，只能有一種占上風。過于直截了當?shù)默F(xiàn)實主義對悲劇起著束縛作用；過于僵硬的學院派繪畫則限制了活生生的急欲使靈魂出竅的情感，使它在建構互為交錯、千奇百怪的形式方面表現(xiàn)出來的沖力陷于癱瘓。這是從大衛(wèi)的暮氣沉沉，向德拉克洛瓦的紛繁雜亂轉(zhuǎn)化的令人焦慮不安的過渡階段。直至臨終，格羅仍然固執(zhí)己見，甚至表現(xiàn)得對新事物愈來愈不理解。而在他的周圍，很快地，德拉克洛瓦便與席里柯一道，舉起了反叛的旗幟。格羅利用自己的聲望，為維護古典學派不遺余力，這時他的導師大衛(wèi)已被復辟的七月王朝流放至布魯塞爾。與此同時，年邁的老師也在寫給格羅的信件中，向他坦誠地承認自己對魯本斯懷有敬意。格羅的所作所為冒犯了倚仗他的年輕人，幾乎也在冒犯大衛(wèi)，但更冒犯了他本人。他執(zhí)拗地追求在與自己的本質(zhì)背道而馳的情況下建立自我。后來，由于對被人忘卻深感失望，由于再也無法打碎緊箍著他、使他的才智日趨枯竭、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的堅硬外殼，他走上了自尋毀滅的道路。這是因為他陷入這種處境不能自拔，他渾身的傷口四處滲血，每一次新的畫展都使他的精神受到劇創(chuàng)，而致他于死命的正是他所揭示的藝術。他的死亡本身就具有浪漫色彩，因為恰是在這一時刻，通過雨果、柏遼茲和德拉克洛瓦的努力，浪漫主義終于確立了其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