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藝術的開端

在倉促輕率地進入本書主體內容前，還值得去探索另外一些本書關注時期的可能起點時刻。其中當然包括1846 年這個年份，也就是夏爾? 波德萊爾出版他那本關于沙龍的里程碑性的批評著作的時候，在文中他呼吁藝術家“面向他們所屬的時代”，建設一個不斷卷入與現(xiàn)在的關聯(lián)而不是過去的關聯(lián)之中的藝術世界。當波德萊爾發(fā)出變革的號召時，聞者幾無，而實際上，繼之而來的批評，特別是他的1863 年出版的隨筆《現(xiàn)代生活的畫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才真正對藝術世界產(chǎn)生沖擊。[6] 另一個開始的年份也許是1848年，那一年歐洲大部分土地上都彌漫著革命的硝煙，在傳統(tǒng)的寫實主義歷史中，這一年經(jīng)常被認為是寫實主義開始的年份。然而1848年革命雖然對于歐洲文明來說影響是廣泛而重要的，但在大多數(shù)國家里，它對藝術的發(fā)展作用甚微，英國也屬于這類國家，但英國藝術的發(fā)展史已經(jīng)漸漸成為藝術國際史的檢驗標準。

另一年份經(jīng)常被繪畫史所采用，那就是1855 年，古斯塔夫? 庫爾貝（Gustave Courbet，1819 — 1877）在那年的第二屆世界博覽會之外搭建的特殊臨時展覽廳里展出了他宣言式的大幅畫作《畫室：一個概括我七年藝術生涯的真實寓言》（The Studio of Painter，A Real Allegory）［圖3］。然而，在我看來，是水晶宮展覽促使了這幅庫爾貝的充滿自我意識的作品的誕生和展出。

第四個也許是最有說服力的替代1851 年的選擇，便是1863年，那年拿破侖三世被迫舉辦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落選者沙龍（Salon des Refusés）， 其中法國藝術家愛德華? 馬奈（édouard Manet，1833 — 1883）的《草地上的午餐》（Déjeuner sur l’herbe）首次展出。憑借著與任何審查形式和官方控制涇渭分明的全面對立，這個展覽對定義現(xiàn)代藝術而言影響巨大。然而任何對現(xiàn)代藝術的細致研究都給出了豐富的證據(jù)，以此證明那次展覽的目的并不總是反叛的或革命的。其實，個中許多杰出人物——可能馬上想到法國人保羅? 塞尚（Paul Cézanne，1839 — 1906）、奧迪龍? 雷東（Odilon Redon，1840 — 1916）、愛德華? 維亞爾（Edouard Vuillard，1868 — 1940），或捷克人阿爾豐斯? 穆夏（Alphonse Mucha，1860 — 1939）——都變成了社會保守主義者，而許多最有說服力的現(xiàn)代藝術理論，也植根于以往那些偉大藝術中畫家的成就。盡管在現(xiàn)代藝術中存在一股強大的社會激進思想，及由之而來的美學激進主義，但是它并非一支獨脈。因此，如果以一個官方認定的反官方展覽作為書的開始，就顯得觀念先行、武斷拘泥而難以自由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