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詩不是件容易事，俞平伯先生在《詩的神秘》《雜拌兒之二》一文中說得很透徹的。他所舉的“聲音訓(xùn)詁”、“大義微言”、“名物典章”，果然都是難關(guān)；我們現(xiàn)在還想加上一項，就是“平仄黏應(yīng)”，這在近體詩很重要而懂得的人似乎越來越少了。不過這些難關(guān)，全由于我們知識不足；大家努力的結(jié)果，知識在漸漸增多，難關(guān)也可漸漸減少——不過有些是永遠(yuǎn)不能渡過的，我們也知道。所謂努力，只是多讀書，多思想。

就一首首的詩說，我們得多吟誦，細(xì)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詩便沒有了，其實不然。單說一首詩“好”，是不夠的，人家要問怎么個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譬如《關(guān)雎》詩罷，你可以引《毛傳》，說以雎鳩的“摯而有別”來比后妃之德，道理好。毛公原只是“章句之學(xué)”，并不想到好不好上去，可是他的方法是分析的，不管他的分析的結(jié)果切合原詩與否。又如金圣嘆評杜甫《閣夜》詩《唱經(jīng)堂杜詩解》說前四句寫“夜”，后四句寫“閣”，“悲在夜”，“憤在閣”，不管說的怎么破碎，他的方法也是分析的。從毛公《詩傳》出來的詩論，可稱為比興派；金圣嘆式的詩論，起源于南宋時，可稱為評點派?，F(xiàn)在看，這兩派似乎都將詩分析得沒有了，然而一向他們很有勢力，很能起信，比興派尤然；就因為說得出個所以然，就因為分析的方法少不了。

語言作用有思想的、感情的兩方面：如說“他病了”，直敘事實，別無涵義，照字面解就夠，所謂“聲音訓(xùn)詁”，屬于前者。但如說“他病得九死一生”，“九死一生”便不能照字直解，只是“病得很重”的意思，卻帶著強力的情感，所謂“大義微言”，屬于后者參看李安宅編《意義學(xué)》中論“意義之意義”一節(jié)。詩這一種特殊的語言，感情的作用多過思想的作用。單說思想的作用或稱文義吧，詩體簡短，拐彎兒說話，破句子，有的是，也就夠捉摸的；加上情感的作用，比喻，典故，變幻不窮，更是繞手。

還只有憑自己知識力量，從分析下手?？刹灰佬难蹆海胫孔置烤涿科挥幸粋€正解；固然有許多詩是如此，但是有些卻并不如此。不但詩，平常說話里雙關(guān)的也盡有。我想起個有趣的例子。前年燕京大學(xué)抗日會在北平開過一爿金利書莊，是顧頡剛先生起的字號。他告訴我“金利”有四個意思：第一，不用說是財旺；第二，金屬西，中國在日本西，是說中國利；第三，用《易經(jīng)》“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的話；第四，用《左傳》“磨厲以須”的話，都指對付日本說。又譬如我本名“自華”，家里給我起個號叫“實秋”，一面是“春華秋實”的意思，一面也因算命的說我五行缺火，所以取個半邊“火”的“秋”字。這都是多義。

回到詩，且先舉個小例子。宋黃徹《■溪詩話》里論“作詩有用事典故出處，有造語句法出處”，如杜甫《秋興》詩之三“五陵衣馬自輕肥”，雖出《論語》，總合其語，乃范云原作“潘岳”，誤“裘馬悉輕肥”?！墩撜Z·雍也》篇“乘肥馬，衣輕裘”，指公西赤的“富”而言；范云句見于《贈張徐州謖》詩，卻指的張徐州的貴盛，與原義小異。杜甫似乎不但受他句法影響；他這首詩上句云，“同學(xué)少年多不賤”，原來他用“衣馬輕肥”也是形容貴盛的。改“裘”、“馬”為“衣”、“馬”，卻是他有意求變化。至于這兩句詩的用意，看來是以同學(xué)少年的得意反襯出自己的迂拙來。仇兆鰲《杜詩詳注》說，“曰‘自輕肥’，見非己所關(guān)心”錢謙益《箋注》：“旋觀‘同學(xué)少年’、‘五陵衣馬’，亦‘漁人’、‘燕子’（均見原詩）之儔侶耳，故以‘自輕肥’薄之”。多義中有時原可分主從，仇兆鰲這一解照上下文看，該算是從意。至于前例，主意自然是“財旺”，因為誰見了那個字號，第一想到的總該是“財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