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福爾開始為《極光》（L’Aurore）雜志撰寫論藝術(shù)文章。他熱愛塞尚，喜歡戈雅，尤其欣賞委拉斯開茲，對中國和印度的藝術(shù)也懷有極大的熱情。1905年至1909年之間，他在坐落于巴黎第三區(qū)的民間大學La Fraternelle（意為“兄弟之情”）進行了一系列藝術(shù)史講座。以此為基礎(chǔ)，從1909年他開始出版最重要的著作《世界藝術(shù)史》。此后，他又相繼發(fā)表了一些作品：《建設(shè)者》（Les Constructeurs），1914；《圣容》（La Sainte Face），1917；《水火之上的舞蹈》（La Danse sur le Feu et l’Eau），1920；《形式的精神》（L’Esprit des Formes），1927。其中的《建設(shè)者》是對塞尚、米什萊、尼采、拉馬克和托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評論，這些大師的思想給釽折勘稽，也閃爍明滅為他的觀念。但也許，柏格森對生命活力與普遍之愛所表達的詩意，更為磅礴地貫注于他的筆端。在《世界藝術(shù)史》第一卷初版的序言中，福爾正是以詩人的身份把柏格森所謂創(chuàng)造進化論（L’Evolution Creatrice），把活力的宏麗特放，也把寫作的艱辛確苦，表達得氣象崢嶸：

詩人的心中日夜不輟地回蕩著這種聲音，這混合著宇宙萬籟、人間私語、紅塵喧囂、心靈顫栗的聲音，這經(jīng)過擴大、激增的聲音，無時無刻不在傳入他的耳鼓。每當他注視纖草輕輕搖曳、在路途中體察到或雄壯或優(yōu)美的形象呈現(xiàn)一派生機時，每當他在樹木的枝干中追尋潛匿的樹汁從根系上升到葉脈時，每當他靜觀大海波起潮落，像在回應它席卷著的無數(shù)萌芽的潮汐時，每當孕育萬物的豐富的熱能或充沛的雨量將他吞噬淹沒時，每當攜著生命種子的四方來風反復地告訴他，人類的贊歌是由充溢著大千世界的對愉悅與希望的求助混響而成時，他都聽到了這個聲音。他對預感中的形影孜孜以求，猶如懷春的少年、發(fā)情的禽獸尋覓情侶一般。欲念紛至沓來，他不偏不倚地將它們一一比較，直到有朝一日，那無比優(yōu)越的形態(tài)從中脫穎而出。他一日不將其身心交付與這個形態(tài)，它就會一日不離他的腦海，讓他為之魂牽夢縈。他注定要終生受苦，直至辭別人世，因為每當他醞釀成熟一種形態(tài)，充分闡發(fā)一種觀念，另一種形態(tài)和觀念便會接踵而至，令其殫精竭慮；因為只有無法達到預期目標的失望才能孕育不倦的希望。他不但自己備受折磨，而且他那無法擺脫的焦慮也常常讓生活在他身邊的人吃盡苦頭。但是，他的努力不僅慰藉了與之同時代的人，還會寬慰五千年以后成千上萬的人們。他所留下的形象，將會使能夠理解這些形象的邏輯性和確實性的人的能力大為增長。后人在傾聽他的聲音時，將玩賞他一度玩賞過的幻覺——盡管這種幻覺常常讓人望而生畏，但他總會使完滿的適應變得崇高。這是獨一無二的神圣幻覺！

這種神圣的幻覺就是藝術(shù)。而福爾給藝術(shù)的定義乃是“和諧的最崇高、最富表現(xiàn)力的形式，是仰仗對物質(zhì)和智能的厚愛來證實它的一致性的生動形式”。他的《世界藝術(shù)史》則是力請語言的神力來闡明這種形式：“言語，只有言語，才能捕捉和保留住我們周圍能直接深深觸動感官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