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周曦三十歲，在上海師大讀物理系大二。他和共和國幾乎同齡，出生于1949年10月4日。共和國的政治風云蹉跎了他大半的青春。十七歲，“文革”開始，高中停課。十九歲，插隊落戶到上海郊區(qū)寶山劉行，種植水稻和棉花。二十三歲，上海緊缺中學老師，于是招了一批“還沒完全忘記功課”的“老三屆”高中生突擊培訓。于是之后的幾年他在上海沙徑中學教化學，在彌漫著“讀書無用論”的社會情緒中，他的學生得過且過，沒有幾個對學習有熱情。二十九歲，中國恢復高考，像許多同齡人一樣，他和他的學生們一起進了考場。他的考分很高，本可以依志愿進復旦交大，誰料當年的上海高考負責人卻是上海師大的負責人，做了小手腳把幾個考分最好的學生轉到了師大。這樣荒誕不公的故事在荒誕不公的大環(huán)境下倒顯得稀松平常：有書讀已經不錯，就不要挑三揀四啦！于是周曦抖擻精神到華師大物理系讀書，不敢有半點埋怨。

也是在那幾年，中美關系開始破冰，恢復了停滯三十年的民用郵政，周曦家里開始收到普林斯頓研究生校友會寄給他父親周同慶的郵件。1979年的冬天，老父已經患阿爾茨海默癥多年，無法回信。在母親的鼓勵下，周曦斟酌再三，憑著聽廣播學會的英語向研究生校友會寫了一封信：我很想去普林斯頓繼續(xù)學業(yè)，希望得到幫助。渺無音訊的好幾個月后，他終于收到了一封來自招生辦公室的回信，“研究生校友會把你的信轉給了我們。你應該向招生辦公室申請，需要遞交一篇自我陳述，兩封推薦信，全部過往成績單。還需要通過托福考試，或者由兩位英語老師出具證明……”

這些名詞他聞所未聞，幸而有一位曾經久居美國的老鄰居耐心解釋，并為他翻譯了大部分材料。1980年春他收到了錄取通知書，祝賀他以轉學生的身份加入普林斯頓物理系大二，給予全額獎學金。那個年代辦理護照簽證的程序異常煩瑣漫長，于是他告知招辦也許要在開學之后的好幾周才能來學校報到。事后他得知，當時的招辦差點發(fā)出了一封信：“如果你在開學兩周之內不能報到，我們將很遺憾地不能接受你的注冊?！倍嗵澁敃r主管國際學生的伊薩維女士（Janina Issawi）向招辦主任求情：“這個人，無論遲到多少周都要讓他注冊。如果他今年不來，也許他永遠都出不了中國。”她的話并不夸張，在那個年代，即使是“想出國”這個意愿本身，都可能被當作政治問題記入檔案，影響終身。

1980年10月，周曦取道香港來到普林斯頓。當他為香港的發(fā)達程度驚嘆不已時，接待他的香港親戚卻擺擺手：“如果美國是一百分，那香港才三十分?！边@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三十二年，也是周曦人生的第三十二年，而他卻是第一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