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照顧他的嚴重超齡，學校把他安排在校園之外的一座研究生宿舍樓。我問他本科生涯中有沒有交到朋友，他遲疑地報了三個名字，然后說，最初的幾個月他適應新環(huán)境十分辛苦，平時交往的大多是本系的同學，談論的話題不超過專業(yè)范圍。他說，回想起來那時候十分孤獨，第一個在美國的圣誕節(jié)他提筆給國內(nèi)的老同學們寫了許多信。當然是孤獨的，我想象不出這樣的境遇除了孤獨之外還有其他的可能性。一個飽經(jīng)苦難的人突然來到一個世外桃源，卻幾乎切斷了和過往的所有聯(lián)系。在普林斯頓的三年，他只回家探過一次親。其余的日子，唯一聊解鄉(xiāng)愁的，就是去東亞圖書館翻閱中文報刊，還有就是想象他的父親周同慶也曾在同一個校園的同一座樓里就讀。

父親周同慶的人生經(jīng)歷，能看成是那一代中國知識精英的集體境遇。這個中學語文教師的兒子，憑著勤奮好學，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清華畢業(yè)后又得到了那一年“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的唯一名額，進入普林斯頓研究生院。1933年周同慶從普林斯頓物理系博士畢業(yè)，研究方向為光學?；貒?，時年不滿二十七歲的他被聘為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被戲稱為“寶寶教授”，之后他又擔任了南京中央大學物理系主任一職。1940年，在物資匱乏空襲不斷的重慶，他和助手們研制出了中國第一臺自動回聲探測儀，為國防作出了重要貢獻。1945年，日本投降，他回到上海，在交通大學擔任物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著名物理學家方俊鑫 、華中一都曾經(jīng)是他的學生和助手。

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diào)整，上海集中資源辦復旦大學，原屬交通大學的許多理科教授被重新分配到復旦，周同慶被聘為復旦大學光學教研組主任。1953年他主持研制成功第一支國產(chǎn)X射線管。1955年他成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7年他出訪印度，回國后才發(fā)現(xiàn)“反右”開始，他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已經(jīng)被分配去養(yǎng)豬，再也沒有回到他身邊。政治上的不被信任使得他的科研工作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基本停滯。20世紀60年代初情況似乎有所好轉(zhuǎn)，周同慶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又開始帶研究生了。但隨之而來的“文革”，給他的學術(shù)生涯畫上了最后的句號。在“文革”中，一些復旦老教授被納入了“理科大批判組”，批判對象之一是愛因斯坦和他的“相對論”。周同慶卻敢于反問：“批判相對論你們有實驗根據(jù)嗎？沒有的話，我批不了?！?在當時的政治空氣下提這樣的問題肯定有嚴重的后果，然而，他就是這樣認真地對待科學。

這里暫且不去嘆惋政治運動對那一代科學家的學術(shù)生命造成的損害，我想先講一講周同慶所受益的“庚子賠款”公費留學，這個獎學金的設置是近代中國史上富有戲劇性又影響深遠的事件。2009年夏天，普林斯頓概率論教授辛勒（Erhan Cinlar） 曾在我面前深情地回憶起他剛過世的好朋友，著名概率學家鐘開萊。辛勒說他第一次注意到鐘開萊就是因為他簡歷上寫著在普林斯頓讀博士期間獲得的獎學金叫義和團賠款獎學金。他們頭一回見面，辛勒迫不及待地好好嘲笑了一番鐘開萊的獎學金，“打拳的人為什么會造反呢？造反了又怎么會賠錢呢？賠錢了又怎么會變成獎學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