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的確是這樣。作為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大學生，小林的生活不能說沒有經過自我的理性審視（雖然這一審視只是作為一個大學生的理想沖動），但在這一審視過程中，他所遭受的是社會的擠壓、心靈的窒息、情感的萎縮。如果他還保持他的理性存在，他將被棄之于社會門外，他將仍然不得不在兩家合住的房子里和別人吵架，他將仍然不得不含淚把自己的老師推到門外，他將失去孩子上好學校的機會、失去換房的機會等，而一旦放棄自己的“審視”和“批判”，進入此前不遺余力批判的“關系網絡規(guī)則”，一切問題均可解決。換言之，當小林放棄了一個“個性人”存在進入“群眾人”的存在之后，他才能存在，而“尊嚴、理想、自由”在此時是非常輕飄、無意義的。在這里，就出現(xiàn)了尼采所說的“為了生存，我們需要謊言……”尼采在寫完這句話后，情不自禁地感嘆道：“為了生活而需要謊言，這本身是人生的一個可怕又可疑的特征?！笨墒牵@又是一個多么真實的“人”的生存場景！如果小林要保持他的“經過審視的生活”，他最終將失去的不僅是他的思想、情感，還有他的飯碗；而他選擇謊言，則意味著作為“人的純粹存在”來講，他已經被“降格”了。純粹的理性主義在人類社會的符號王國面前舉手投降。劉震云通過他對普通人尷尬生活的兩難處境的情感考察告訴我們，小林對社會的認同、蛻變是一個“群眾人”的必然選擇，他別無選擇，因為他必須活著，并且想活得更好。但是，他也必然退化著，必然從最初的“被迫”走向一種“自覺”的行為，最后退化成《新聞》里面那樣的存在。

從《故鄉(xiāng)相處流傳》和《故鄉(xiāng)天下黃花》開始，劉震云對“人的存在性”進行更為深廣的思考和探查，當然，這是一次注定沒有希望的探險。如果說在《一地雞毛》《單位》中，劉震云把小林們從“個體人”到“群眾人”的蛻變更多地歸結到整個中國“關系”文化的不合理和丑陋上，這個時候的劉震云，對“人性”之本質存在還存有幻想，那么，在《故鄉(xiāng)相處流傳》和《故鄉(xiāng)天下黃花》中，劉震云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民間眾生相，他絕望地看到，“人根本沒有本性，他所有的是……歷史”。《故鄉(xiāng)相處流傳》中“我故鄉(xiāng)的人們”一會兒跟著曹操一會兒跟著袁紹，誰在上風口就信誰，只要能讓他們活著；《故鄉(xiāng)天下黃花》中孫、李兩家爭當村長，也無關乎“道德、正義”，而是一種活著和生存的方式；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現(xiàn)實要求下，他們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去選擇，而不是根據“道德、宗教或人性”的要求，這是基于生存層面的選擇。因為涉及生存，也就是生命存活本身，就顯得更為不容辯駁。此時的人，是僅限于生存層面的人，沒有真正的歷史意識，沒有一種對時代的判斷意識、懷疑意識和批判意識，他們只能說是“烏合之眾”?！豆枢l(xiāng)相處流傳》把這種中國民眾的“烏合性”表達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