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省”這一概念的使用上，還應該注意到，王富仁所謂的“外省文化界”主要是指“京海文化界”之外的各個文化區(qū)域，這就是說，上海和北京一起被劃入“中心文化圈”之內。在20世紀中國，上海的文化位置和文化意義幾乎和北京相等，它們以不同的文學走向形成，代表著中國文學的基本潮流。就文化空間而言，上海因為空間的特殊優(yōu)勢，以其物質的強大繁榮和對現(xiàn)代文明的超前、深度接納而成為百年來中國最活躍、最富于闡釋意味的地方，從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最具現(xiàn)代性意味的藝術、生活和文學；北京則以精神的復雜度，傳統(tǒng)思想和現(xiàn)代思想的交鋒、知識信息的豐富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而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心文化界”，兩者在文化上的含納量是相同的。另外，上海、北京既是新文化活動的策源地，也是跨國知識分子活動的中心和新文化雜志的根據(jù)地（當時的重要文人都在兩地頻繁活動），其他文化區(qū)域在前兩者的思想指導下才開始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論，這自然就形成了“中心”和“外省”的差別。還有一點也應該作為“外省”視角的自覺理論意識，在以“外省”為考察20世紀河南文學生成的起點時，河南只是中國諸多外省中的一個，河南文學也只是中國外省文學中的一個支流，并不能代表其他省份的文化、文學形態(tài)。不同“外省”之間的文化形態(tài)和文學狀況并不相同。王富仁先生的“外省文化界”包含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國諸省和重要城市，這就意味著，它的空間范圍非常大。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和政府政策導向的不同，“外省”之間會有很大的區(qū)別，尤其是在北方諸省和南方諸省之間。比如，同屬于“外省”，河南和廣東在同一歷史階段，在中國文化空間中的位置差異極大，文學也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據(jù)此，可以探討出非常深層的問題。這從另一個側面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空間與有意義的論題，也體現(xiàn)了“外省”這一理論視角極大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