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那些以父親的“神秘家園”為基礎，建構起他們文學理論的人來說，這些或公開或含蓄的有關“女性氣質”的界定或許是真實的：假如一位女性缺乏創(chuàng)造性的文學生產(chǎn)力的話，那么，一個缺乏或濫用這種生產(chǎn)力的男子就變得像是一個宦官了——或者，就像是一個女人了。根據(jù)羅蘭·巴特的說法，當身陷囹圄的薩德侯爵（Marquisde Sade）無法“使用任何的鉛筆、墨水、鋼筆和紙張”的時候，他便象征性地遭到了閹割，因為“那以書寫為形式的精液”不再能夠流溢了，“由于沒法做事，沒有筆，薩德［變成了］一個臃腫不堪的人，［變成了］一個宦官?！迸c他相似，當霍普金斯打算對R. W. 狄克森解釋男性控制權一旦失去之后在美學上導致的結果時，他的立論同樣是建立在將女性與宦官進行類比的前提之上的。他聲稱“假如生命”沒有“被奉獻給工作……并以工作的形式來呈現(xiàn)的話……那么，剩下來的東西無非是那些母雞所下的蛋而已，它們很好吃，看起來也很漂亮，可是，卻無法孵出蛋來”。（楷體為我們倆所加）稍后一段時間，霍普金斯感到自己似乎已經(jīng)江郎才盡，打算對這一情形進行一些分析，于是把自己形容為（在那首標題為《催生思想的極度的快感》的十四行詩中）既是一個宦官，也是一個女人，特別是一個被男性的權力所唾棄的女人：“內(nèi)在空虛的寡婦”，她在一個日漸縮小的“冬天的世界”里茍延殘喘，這個世界完全失去了男性力量的“滾動、雄起、歌唱與創(chuàng)造”，它“強壯／威猛”，“就像吹管中噴出的火焰一般猛沖猛撞”，體現(xiàn)出明顯的男性生殖器的特征。這里，我們要再次援引安妮·芬奇對男性文學霸權進行抗議的幾行詩句，它們似乎同樣印證了霍普金斯為女性藝術家勾勒的蒼白無力、缺乏創(chuàng)造力的形象。芬奇在自己的《詩集》（Poems）的“前言”部分的結尾處強調說，女性的命運“總是枯燥乏味的，她們總是受別人控制、被別人設計”，她自己拒不接受這樣的控制，但是，她又滿懷譏諷地責備自己的生活確實十分煩悶無聊：

那么，我的繆斯女神，千萬要小心、不要拋頭露面；

不要因愛慕虛榮而遭人輕蔑；

要權衡自己到底想要些什么，收攏起自己的翅膀，

唱歌給為數(shù)不多的幾位朋友聽，唱出自己的悲傷；

你并不想在學術領域博取功名；

你待在黑暗的陰影里，你在那兒感到心滿意足。

由于處在一個黑暗而像冬天一般冰冷的世界里，被剝奪了創(chuàng)造的力量，在此，安妮·芬奇似乎除了把自己定義為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之外，只能把自己說成是“內(nèi)在空虛的寡婦”了。

三

芬奇對于男性控制與設計的令人失望的接受（也許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呢），概括性地表明了抑制性的力量所發(fā)生的作用，這一力量不僅來源于文化的限制，也來自體現(xiàn)了文化意義的一個個具體的文學文本。因為無論是從文學作品中，還是從現(xiàn)實生活里，文學女性都懂得了她們的命運“總是枯燥乏味的，她們總是受別人控制、被別人設計”。正如萊奧·貝爾薩尼（Leo Bersani）所言，寫作的“語言并不僅僅是用來描述身份的，它實際上還會生產(chǎn)道德意義，甚或生產(chǎn)生理身份……我們不得不考慮到有這樣的可能性，即由于對文學的熱愛而引發(fā)的某種身份的變化，或至少是某種身份上的靈活性的出現(xiàn)”。一個半世紀之前，簡·奧斯汀在《勸導》中，讓與安妮·埃利奧特談話的哈維爾上尉提出了一個相關的觀點。在談到女性的反復無常（inconstancy）這個問題時，安妮表示了激烈的反對態(tài)度，哈維爾上尉則提出，“所有的歷史都是反對你的意見的—所有的故事、散文和詩歌都是如此……我可以一下子找出條支持我的意見的證據(jù)來，在我這一生中，我還從來沒有看過一本書，上面說女性沒有反復無常的毛病的?！保á颍?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