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在這兩場重大的革命發(fā)揮作用之前，我們的祖先是迄今為止歐洲最為出色的統(tǒng)治者，在過去三百多年里，我們的社會體系不斷得到完善。從金雀花王朝的奠基者開始，貴族就能夠向王權發(fā)起挑戰(zhàn)，也有農民不斷墮落，淪為卑賤之人。但總體而言，貴族的權利被不斷削弱，農民的社會地位則在不斷提高，貴族和普通民眾之間發(fā)展出一個主營農業(yè)和商業(yè)中間階層。比起人類最終追求的幸福和美德而言，也許還存在著諸多不平等的現象，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完全凌駕于法律之上，也沒有人被完全排除在法律的保護之外。

顯而易見，英國人懷著自豪和欣喜的感情來看待自己國家早期的政治組織，周邊國家的開明之士也用嫉妒和欽佩的目光來看待我們。但當你接觸到這些組織的本質時，就會發(fā)現，它們內部充斥著爾虞我詐和針鋒相對的爭論。

實際上，英國的歷史文學一直在痛苦地掙扎，大環(huán)境絲毫無助于這種文學的繁榮。雖然革命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英國已經在原有的政體上平穩(wěn)地運行了六百余年，因此，改革的效果是逐漸顯露出來的，而不是將原有體制全部打破，然后建立一個全新的體制。我們國家的現行政體，早在五百年前就被我們的祖先運用得得心應手，這個政體已經從一棵小樹苗長成了參天大樹，從一個懵懂的小男孩成長為一個男子漢。但現行政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總有過時的一天，一個政體采用這樣的組織形式，其中一定存在著種種缺陷。但若是錯誤僅僅從這些缺陷中產生，我們也有足夠的應對方法。其他社會擁有比我們更為系統(tǒng)的成文憲法，但他們也沒能將改革和習俗、青年人的活力和耄耋老人的威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上帝賜予我們的這種優(yōu)越的政體也有其弊端，其中一個弊端就是，我們早期歷史中的所有信息來源都受到派系精神的阻斷。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政治精英像英國的政治家這樣，受過去的影響如此之深，因此，也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學家像英國的歷史學家這樣，受現在的影響如此之大。實際上，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然的聯系。若歷史僅僅被看作一幅有關生活和風俗的畫卷，或者被看作一系列對記錄民間智慧的箴言集的實踐，一個著者不會費盡心機地去歪曲古時發(fā)生的事情。不過，若歷史被看作裝滿地契的儲藏室，而這個儲藏室是政府和國家權力的根基所在，那么歪曲歷史的動機便一發(fā)不可收拾了。如今，法國人沒有受到任何強大勢力的脅迫，他們無須夸大或貶低瓦盧瓦王朝君主的權力。議會、布里塔尼政府和勃艮第政府所擁有的特權對于法國人來說，就像是猶太公會或鄰邦聯盟會議的組織一樣，沒有什么實際意義。這場偉大的變革所形成的鴻溝將新舊體系完全隔離開來，從來沒有這樣的鴻溝，將英國現有的社會分成截然不同的兩部分。在循序漸進、大勢所趨的體制崩潰過程中，我們的法律和風俗并沒有中斷；對于我們來說，中世紀流傳下來的習慣法至今依然使用，在最重要的場合，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們依然引用這些慣例。舉例來說，當喬治三世受疾病困擾，無法履行王室職責時，聲名顯赫的律師和政治家的應對之策存在較大的分歧。在出現這種情況時，議會就會收集和整理所有有關這方面的記錄。在此之前，議會成員不會提出任何攝政的計劃，他們甚至會任命專門的委員會來查找這一方面的古老記錄。首次記錄在案的相關案例發(fā)生在1217年，發(fā)生在1326年、1377年和1422年的案例也應該被給予足夠的重視，但議會認為，1455年發(fā)生的案例最貼合實際。因此，在我們國家，政黨最熱衷于在古籍研究的結果上下賭注。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古籍研究者會把黨派精神傾注到他們的研究中去。

因此，當涉及英國原有政體中自由和特權的界限問題時，那些著者通常會顯示出某種傾向，他們的語氣并不像公正的法官，而是像義憤填膺、居心叵測的鼓動者。因為他們正在討論的并不是純理論的問題，而是時下最重要、最振奮人心的事情，這些事情和他們的日常生活有直接而緊密的聯系。自從議會和斯圖亞特王朝之間的爭論展開伊始，到斯圖亞特王朝的立場不再那么強硬，在這期間，沒有什么問題比這個問題更具有現實意義，那就是：斯圖亞特王朝的機構設置是否與這個王國古老的章程相契合？這個問題只有參考先前統(tǒng)治的先例才能做出回答。“正義之鏡”布拉克頓和“議會的文書”弗萊塔一方面為法庭的專斷暴虐辯護，另一方面，他們也為權力過分集中于高等法院進行辯解。在長達數年的時間內，每一個輝格黨的歷史學家都迫切地想要證明，以前的政府是共和政體，而每一個托利黨歷史學家都想要證明，舊有政府是殘暴無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