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棄教條

我們國家常常會發(fā)生奇怪的事情：舊的教條和神話還未僵死，新的教條和神話已取而代之，把威權主義與包括改革在內的蘇聯(lián)社會歷史、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改革時期與后改革時期相提并論就是這種最新的教條和神話。然而沒有比這離真理更遠的了。下面我們努力解釋一下。

當年，為顯示“創(chuàng)新精神”，一些俄羅斯歷史學家完全不加批判地從A.烏拉姆、理·派普斯、茲·布熱津斯基等思想保守的西方研究者那里引進了“威權主義”這一概念［8］來評價蘇聯(lián)社會的制度和歷史。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錯誤，因為“威權主義”概念首先適用于評價政權制度，而不是社會的社會經濟制度或社會歷史；如果說到蘇聯(lián)，“威權主義”概念首先與斯大林政權的統(tǒng)治，而不是整個蘇聯(lián)社會歷史有關。真理是具體的，在斯大林威權主義之后是其他的政治制度：赫魯曉夫的極權主義民主政體，勃列日涅夫的極權主義和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從極權主義向民主的過渡。那些像В.諾沃德沃爾斯卡婭一樣把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斯大林威權主義相提并論的人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即這一改革是對斯大林威權主義的直接歷史否定和抑制。

當然，斯大林威權主義多年來一直為蘇聯(lián)社會所固有，然而把蘇聯(lián)歷史看做一條威權主義形成和確立的不間斷的線在方法論上是錯誤的，這意味著把各種社會力量、政黨和派別的矛盾以及尖銳的政治斗爭抽象化，而這種矛盾和斗爭構成了蘇聯(lián)歷史的重要部分；在歷史科學中這種方法尤其無效，因為它不是去研究社會生活中的真實事實，而是把這些事實裝入事先提出的概念中。說到這里我們要指出，著名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塔克爾和史蒂文·科恩對約·斯大林和尼·布哈林這樣的政治家作了專門研究，他們認為威權主義概念是難有成效的歷史認識工具，在他們看來，這一概念過于粗糙，無法根據它來理解錯綜復雜、矛盾重重的蘇聯(lián)歷史，包括當局和反對派的相互關系等等［9］。

我們再說一遍：戈爾巴喬夫改革不是斯大林威權主義的繼續(xù)，而是對它的否定和抑制。在蘇聯(lián)歷史上，在改革之前上述兩種趨勢進行過極其激烈的斗爭，這一斗爭的結果盡人皆知：給威權主義以重創(chuàng)的赫魯曉夫“解凍”取代了斯大林獨裁制度，后來它又被試圖恢復斯大林制度的勃列日涅夫極權主義政權體制的“倒春寒”所取代。但它沒能完全做到這一點，因為斯大林主義是與新時期的要求、與正在到來的后工業(yè)新時代背道而馳的現(xiàn)象，這就是勃列日涅夫極權主義逐漸讓位于米·戈爾巴喬夫及其一班人所實施的民主改革的原因。

通過分析蘇聯(lián)改革的歷史，我們認為改革上世紀80年代中蘇聯(lián)所存在的社會和制度是完全可能的，在這里我們完全贊同美國史·科恩教授的觀點和理由，他對蘇聯(lián)制度是否可以改革的問題作了肯定地回答［10］。當然，擁護改革的人也持類似的政治和方法論觀點，他們從一開始就堅決要擺脫當時還存在的斯大林主義的殘余。然而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停止后，關于戈爾巴喬夫從改革前時期繼承下來的制度似乎根本不可能改革的思想（原先有這種思想的只是反對改革的人）在以前擁護改革的人中不脛而走。例如，一位著名院士（媒體毫無根據地認為他扮演了“改革建筑師”的角色）認為，蘇聯(lián)制度“生滿了銹，它對一切新事物都充滿敵意。它不可能自行革新。不行就是不行”［11］。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婭持比較溫和的觀點，她認為從內部根本改革蘇聯(lián)社會在當時是可能的：“當時社會對變革的要求非常強烈。但現(xiàn)在我認識到，這一任務實際上是無法完成的?！保?2］

今天，關于蘇聯(lián)社會根本不可能改革的思想已成為老生常談，一些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試圖根據這一思想來解釋蘇聯(lián)的解體和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我記得，有一段時間米·謝·戈爾巴喬夫的看法也接近這一觀點，他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認為，蘇聯(lián)社會能否改革的問題“目前還沒有解決”［13］，直到后來，經過全方面思考之后他才得出結論說，“不存在不能改革的社會制度，否則歷史就根本不可能進步。至于說到改革進程本身，那么應當考慮到，改革一方面是因叛亂被人為中斷，另一方面不應忘記，改革進行了將近6年，并在這段時間內做了許多有益和有歷史意義的事情?！保?4］在我們看來，那些抱住“蘇聯(lián)社會不可能改革”的教條不放的人沒有發(fā)現(xiàn)，他們已陷入與現(xiàn)實和與自己的不能解決的矛盾之中，這樣他們實際上把整個改革變成了沒有結果的歷史流產，如果蘇聯(lián)社會不可能改革，那么為什么要全面開始改革呢？！

我們認為不應當忘記，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發(fā)生是歷史必然性的要求。這種必然性在1985年正式開始改革之前很久就感覺到了，按照米·謝·戈爾巴喬夫的形象說法，蘇聯(lián)社會“確實孕育著改革”，這里的客觀原因是，知識分子大聲疾呼進行改革，要求言論自由、政治和思想多元化，目睹黨政官僚不應有的特權的工人呼吁改革，追求社會公正和社會主義理想的絕大多數(shù)蘇聯(lián)人希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