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鞏和郭任遠的爭執(zhí)，在于郭要開除胡，因為那份《中國論壇報》系中共地下刊物，胡把它的圖片轉(zhuǎn)貼到了壁報上。但郭任遠這么做，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壁報圖片這一點點事，這只是個起因。由于當時校內(nèi)還出現(xiàn)了革命傳單，成立了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之類的事，郭懷疑也是胡在組織，就要拿他是問。但郭沒有把這些攤到桌面上，而是找人改了胡的考試成績，變85分為55分，欲以學業(yè)成績不合格為由，給予開除。據(jù)說他找的人，最先就是費鞏，費鞏拒絕了。

在費鞏看來，這無疑屬于卑鄙的勾當。費鞏當時在浙大除了主講政治經(jīng)濟學和西洋史，還兼著注冊課主任，這個職務，大概就是管理學生考試成績的，所以郭任遠先找了他。這說明在當時，郭對他還是以校友相待的，即使費鞏當即為此頂撞了郭，責問為什么要這么做，他也只是口氣溫和地說：“香曾，此事你就不必多問了?！辟M鞏字香曾，彼此以字相稱，是客氣的表示。但郭任遠又說：“你心里應該明白，學校不能允許宣傳共產(chǎn)主義，不許煽動鬧事?！彼@么說，自然也是政治立場使然。費鞏的夫人是袁世凱孫女，本人又是柳亞子先生的表弟，家族很有些背景，可他無意政界和黨派，為胡喬木說話完全出于知識分子的良知：“學生滿腔熱忱，要求政府抗日，非常可貴，何以定罪為煽動鬧事？”但這話郭任遠聽不進去，后來還是執(zhí)意把胡喬木給開除了。

胡喬木是1935年10月離開杭州的，浙大的“驅(qū)郭運動”則起于兩個月后，葉永烈的書中說胡是“驅(qū)郭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之一，這顯然有誤。郭任遠因網(wǎng)球場的爭斗要開除學生一說，葉也用在了書中，并引出一段郭離校時，胡在學生集會上發(fā)表的諷刺性講話，似也有虛構(gòu)杜撰之疑。至于費鞏，對學生們的行動他自然是支持的，但也和鄭曉滄一樣，并未辭聘離開浙大。辭聘與否，都是教授們在非常時期的個人選擇，于浙大的意義相等，如果說此前束星北等教授的集體辭職促成了郭任遠下臺，那么，鄭曉滄、費鞏等仍然留在浙大的教授們，對日后新校長竺可楨在浙大的開創(chuàng)性業(yè)績，是先行打下的基礎。而且據(jù)說第一個提議竺可楨繼任浙大校長的，正是鄭曉滄。

我一直想知道在1935年歲末的杭州，蒲場巷浙江大學內(nèi)的這場“驅(qū)郭運動”是否曾為民眾街談巷議。但除了浙大學生聲援北京“一二·九運動”的示威游行，以及赴南京請愿遭阻造成的城站火車站攔軌事件為杭州市民所關(guān)注外，就驅(qū)逐校長郭任遠本身而言，似乎并未釀成社會風波。這一年，杭州的聯(lián)華大戲院，也就是今天的勝利劇院落成，電影明星阮玲玉為開業(yè)典禮剪彩，并首映由其主演的影片《神女》；住在杭州皇親巷的豐子愷發(fā)表了《海寧觀潮記》；劉海粟來西湖寫生，創(chuàng)作展出了《花港觀魚》；戴笠任班主任的軍統(tǒng)杭州特別訓練班六期開訓。動蕩年代的種種公開和秘密活動，緊繃著這個城市的神經(jīng)，民眾也許早已經(jīng)麻木了，郭任遠是誰，學生們?yōu)槭裁匆s走他，即便所知一二，怕也漠然。

然而對杭州的最高學府浙江大學來說，“驅(qū)郭”無疑是其校史的重大轉(zhuǎn)折，直接帶來了她前期最為輝煌的“竺可楨時代”。

今天的杭州人，我以為不僅應該記住竺可楨，也應該記住郭任遠，雖然一個是為浙江大學創(chuàng)立過輝煌的校長，一個是曾遭浙大師生驅(qū)逐的校長。郭任遠當年學成回國后，蔡元培有意聘其為北大心理學教授，但他還是回母校復旦大學創(chuàng)立心理學系，并于1926年募資建造了人稱“子彬院”的心理學院，其規(guī)模在當時位列世界第三。這座至今依舊矗立在復旦校園的建筑，作為新的生命科學院的院址，也是對郭任遠的永久紀念。杭州這個地方，雖然可謂郭的滑鐵盧，但杭州人對知識和學養(yǎng)還是崇仰的，上文提到的吳雷川也是杭州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與其兄同登翰林榜首時，就曾一度成為杭州人街頭巷尾的美談。70多年前的“驅(qū)郭運動”已然煙消云散，記住的應該是學人郭任遠，中國杰出的心理學家。

在浙江在線網(wǎng)站的人文頻道上有個版塊，叫做“歷史上的今天”，其中“12月21日”欄下，是這樣的一段文字：

1935年12月21日：浙江大學學生會召開全校學生大會，通過了全校大罷課、不承認郭任遠為校長、把他驅(qū)逐出校等決議，得到了大部分教職工的同情和支持。郭任遠勾結(jié)國民黨軍警特務，破壞、鎮(zhèn)壓學生愛國運動，以軍事管理代替生活指導，引起學生不滿。次年1月，蔣介石親自出馬到浙大，召集師生訓話。大罷課一直延續(xù)30多天。最后，郭任遠被免職。

在郭任遠70余年的人生中，光彩也罷，不光彩也罷，這畢竟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我們除了這樣的文字，是否還應該給他更多一些別的篇幅介紹？1940年郭二次赴美回歸后，曾擔任中央研究院生理心理所的所長，那時候的他，想必已經(jīng)無意政事和黨派了。人是會變化的，就像上文所說的費鞏，原本也是只求民主不問政治，固守的是其知識分子的良知，后來卻成了革命烈士。在很多時候，一個人的命運是很難不受制于時代的。

有一篇文章在寫到“驅(qū)郭運動”時，用了描繪的筆法，說浙大學生向社會各界發(fā)表《驅(qū)郭宣言》，“郭任遠則倉皇溜走，躲在里西湖的深宅中不敢再來學校”，雖然覺得這多半是作者的想象，但所謂“里西湖的深宅”，不知是指郭任遠當時在杭州的住所，還是后來與竺可楨會面的里西湖22號，抑或兩者系同一處。偶爾經(jīng)過北山街時，看到沿街那些民國時期的老房子，我總會忍不住猜測，究竟哪一幢是郭任遠住過的呢？也不知他1935年底離開杭州后，是否還回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