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收到了遠遠不止一封回信。就在有些挑剔的激進組織還在考慮是否聘用他的時候，他卻轉而決定接受了一份帶薪的工作——在一家“商務國際公司”擔任研究助理，這家小出版公司主要負責追蹤報道一些跨國公司的活動（幾年后，這家公司被英國的《經(jīng)濟學家》集團收購）。

巴拉克在后來的回憶錄中說，商務國際是個業(yè)界領先的咨詢公司，為了盡快融入環(huán)境，他總是西裝革履，夾著一個公文包。然而和他一起共事的人卻不這樣認為。“這像是個壓榨工人的作坊?！彼囊晃煌碌ぁぐ⒛匪固乩剩―anArmstrong）說，“我們當時當然更希望自己能成為跨國公司高薪的咨詢顧問，不過我們也很享受那種生活，可以十點鐘穿著牛仔服去上班，偶爾和同事調笑一下，加班晚的話就開個聚會，習慣了拿著低薪干重活……巴拉克從不打領帶，更別說正裝了。從來沒人這么做過?！焙驮S多巴拉克的其他同事一樣，阿姆斯特朗也覺得他“冷漠，而且寡言少語，總是和同事保持距離”。比爾·米拉爾（BillMillar）是一位幾乎每天都在巴拉克旁邊辦公的同事，有著金融學學位和華爾街工作經(jīng)驗，他補充說：“我覺得他總是很傲慢，愛擺架子；當你試圖向他解釋什么的時候，他頂多只翻翻眼皮。這些給我印象深刻?！北M管如此，幾個月之內，巴拉克就被提升為金融評論員，為公司最主要的發(fā)行物之一《國際商務貨幣報告》撰寫文章。他同時負責編輯公司的全球參考咨詢刊物《對外金融實施》；公司還給他加了薪。（但公司并未給他指派私人秘書，巴拉克后來也證實了這一點。“關于巴拉克有個秘書的說法，真是挺可笑的，”阿姆斯特朗回憶說，“只有公司總裁才有秘書。”）正是由于商務國際的這種非正式環(huán)境，它曾被一位前高層管理人員戲稱為“帶煙灰缸的高中”。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使得年僅22歲的巴拉克成了公司管理層唯一的黑人。而他在公司里所見到的其他非洲裔美國人，不是秘書就是前臺，要不然就是收發(fā)員或保安——這些人對整個公司的運轉也許不可或缺，但卻很少有機會能改變自己的境遇。

巴拉克對自己的管理層職位還是有些在意的，但這不足以抵消他那小小的“負罪感”——秘書室的女職員和其他的黑人員工都為他的成功打下了根基。不管他喜不喜歡手頭這份工作，至少在那時他下定決心，不讓大家失望。

就這樣，巴拉克一直在他的公司電腦前忙碌，直到有一天他再次接到一通來自非洲的電話。電話是他同父異母的姐姐奧瑪（Auma）——老巴拉克第一任妻子的大女兒打來的，在她的抽泣聲中，他得知了另外一則噩耗。他們同父異母的弟弟大衛(wèi)——老巴拉克第三任妻子露絲·尼德桑（RuthNidesand）的長子，在摩托車事故中喪生。

巴拉克和大衛(wèi)從未謀面，但兄弟的突然去世，再次喚醒了他那個通過組織社團來“贖罪”的念頭。巴拉克用了一年多的時間，為他新的事業(yè)做了很多準備工作，然后從商務國際辭職了。

接下來的三個月，他主持了紐約城市學院哈林區(qū)分校的一個研究項目——拉爾夫·納德（RalphNader）的紐約公眾興趣調研小組。他很快發(fā)現(xiàn)，學生們——包括少數(shù)民族的學生，更傾向于安于現(xiàn)狀而不是考慮去抗議和爭取?！霸诿绹覀€美差，擁有豐厚的薪水和充裕的物質條件——這就是他們想要的?！彼嬖V同事，“但你能為此責怪他們嗎？”當然，巴拉克自己早已將這些置之度外了，1985年夏末，他幾乎破產了。就在這時，他恰巧在一本名叫《社團招聘》的出版物上看到一個職位：在芝加哥某地做社區(qū)組織培訓生。巴拉克立即給他們投去了簡歷。沒過一周，他就成功地在上東區(qū)列克星敦大道的一家咖啡店里，和這個廣告的刊登者——杰里·克爾曼（JerryKellman）對面而坐了。

這則廣告可說是克爾曼最后的救命稻草?？藸柭祲涯?，身材矮胖，但看上去疲憊得像是剛剛工作了一個通宵。從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反戰(zhàn)運動開始，克爾曼領導了一個接一個的社會抗議活動，在此期間，他成功地樹立了自己的威信，被稱作中西部地區(qū)最高效的社團組織者。

而此時，克爾曼正面臨著最嚴峻的挑戰(zhàn)。芝加哥制造業(yè)職位銳減，使得城區(qū)的很多工人階級變成一無所有的失業(yè)者。鑒于工會的效力喪失殆盡，克爾曼試圖爭取讓芝加哥勢力強大的黑人教堂站到工人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