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等級和階級的藩籬，從那時起全部被拆毀了。從理論上說，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其實這也埋下了一個禍根：所有底層的人或者從事底層勞動的人，都再不會安于他的本來身份。在追求平等過程中，日漸產(chǎn)生了駭人聽聞的不平等。

在全然商品化的年代，這種地位和身份的焦慮，最終達到病態(tài)的地步。如果聽到哪個同學(xué)如今的官職比自己高一級或者或者哪個兒時的玩伴每年比自己多掙幾萬塊錢，人們往往心如刀絞，在道賀和佩服聲中，暗暗涌起濃濃的胃酸。

正是群體的比照，讓我們失去了往日心態(tài)的寧和，增加了其實莫須有的不幸感，焦慮、憤恨、猜忌、煩惱、仇恨，接踵而來。特別是“唯物”的教育告訴我們，人只有今世，“來世”乃宗教的鴉片。在這樣只有“今天”的生命中，人生苦短，如白駒過隙，一定要及時行樂——如此，又有誰能不躁動呢？

正是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下，才有了我的老友明亞仁兄那種拜墓的舉動，才有了我對我老梅家尋根溯源的沖動——無他，既然我們在這個崇拜精英的社會不能招人羨慕，總要找些自我安慰的東西。

因為，在蓋茨、潘石屹、王石、馮侖等等自我奮斗、發(fā)家致富的書到處熱銷的時代（機場的售書點就是個最典型的群氓勢利展銷臺），人們對財富的渴望和對這些精英人物的崇拜，已經(jīng)到了令人發(fā)指的狂熱地步。

當(dāng)然，最早把奢侈和財富兩個概念加上正面光環(huán)的，是繼曼德維爾和休謨之后的亞當(dāng)?斯密。在斯密之前，基督教的道德，是“富人上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困難”。而我們東方的儒教道德，也很簡潔：“為仁不富矣，為富不仁矣”。而恰恰是這位亞當(dāng)?斯密從經(jīng)濟學(xué)的角度，對富人做出了這樣的辯護：

“無論富人多么天性自私，多么貪婪成性，盡管他們的唯一目的是為了自己撈取便利，剝削成千上萬的工人們的勞動所得去滿足他們所謂的虛榮，填充他們的私欲，但實際的結(jié)果是，富人和窮人共同分享了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好處。似乎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dǎo)，去盡力達致一個并非富人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

這種理論發(fā)展到19世紀(jì)，更激變?yōu)槿跞鈴娛车纳鐣_爾文主義，似乎作為生活林莽中猛虎的富人吞噬窮人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甚至連善行都成了違背社會生物進化法則的壞事（赫伯特?斯賓塞）。這種廣受馬克思主義者批判的觀點，在今天愈演愈烈，最終形成了這樣的概念：

在我們這個崇拜成功和精英的社會中，經(jīng)濟的窮困和社會地位的低下緊密相連，這不僅僅是人的痛苦，而且貧困和默默無聞本身，就是一種恥辱。

在無盡欲望的驅(qū)使下，我們渴望成功，我們渴望成為名人、富人，渴望受到尊敬，于是就產(chǎn)生了無盡的焦慮，上演了無數(shù)出讓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劇和笑劇。

有時候，僅僅是不多的時候，我們會想起啟蒙哲學(xué)家盧梭的教誨：財富和地位不僅僅是占有物的多少和地位的高低，而是擁有我們渴望擁有的東西和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