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崇洋媚外勢利病，就是這樣被我的老同學、老朋友們治愈的。

當下人們之間的往來話語，全部含混不清，甚至溝通的語言都陷入混亂迷茫中，昔日那種心靈之間的充盈的快樂，早已遭到無情地拋棄，人們相互間基本的理解都成為不可能的事情。

在這樣一個無法避免的解體過程中，無論是友情、親情抑或愛情，都在異化中朦朧不清。

“精英崇拜”社會的勢利病

從宏觀角度觀察，當代社會的勢利與昔日社會的勢利有著涇渭分明的區(qū)別。

最早對人性中勢利因素做出歷史性判斷的，當屬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在1835年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他這樣寫道：

“由皇室和貴族統(tǒng)治的國家盡管有其缺點，但在那樣的社會里也有一些樂趣，是現代人難以想見的。由于從來沒有構想過另一種社會形式，每個人僅僅了解他自己的身份，而從來沒有想過還會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產生和自己的上級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時的人們不會對自己的權利有任何懷疑……他們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們只能接受……盡管不同階層人民中間的命運如此迥異，但各個階層之間并無惡意?！?/p>

所以，在那樣的社會中，底層人民和各個階層的人都能享受一種安天樂命的寧靜感覺，很少有改變自身命運的焦躁感和緊迫感。

正是所謂“民主”的潮流興起后，輿論突變，平等的概念風起云涌，即使最底層的人，也相信自己有朝一日會爬上社會金字塔的頂尖，能成為億萬富翁、大將軍或者大總統(tǒng)。這種盲目的樂觀和過高的期望帶來的一個負面后果，就是讓人群中不斷產生對于他人高于自己而發(fā)的嫉妒和仇恨，進而使得人們變得沮喪和消沉，產生對自我身份的無比焦慮。

從中國的歷史來講，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社會其實就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昔日帝王成黔首，城頭變化大王旗。從此，先前安貧樂道的平民階層開始莫名的躁動：既然土匪頭子們都能割據一方，我們?yōu)槭裁床荒軤幦「毁F！1949年后，“當家做主”的呼聲一天高過一天，整個社會的秩序全然改觀。在20世紀火紅的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浪潮，把先前殘留的所有等級區(qū)別一蕩而盡：教授變成了“臭老九”去掃廁所，干部變成了“當權派”被押到臺上侮辱批斗，從前的所有“高級人物”都要坦白認罪，身份和權力成為了“原罪”，連喇嘛、和尚、道士也被剝奪了他們傳統(tǒng)的宗教外衣，淪為新時代的“賤民”。也正是在那個不破不立的年代，貴族、特權、等級以及所有曾經在中國社會發(fā)生過正面效應的溫情脈脈的因素，皆被掃蕩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