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依舊領取高薪，而且人數(shù)逐漸增多。國家對退職官吏設“祠祿制”，對官吏的優(yōu)遇可說已到極點。祠祿制是對年老退職的官吏給予名義上的“道觀使”職位，繼續(xù)給付薪俸的制度。

祠祿制在仁宗的父親真宗時就已訂定。宋的地方制（即州縣制）大約沿襲唐的方式。而唐朝所訂一個縣的官吏人數(shù)，到宋朝時已增加一倍，依據(jù)記錄，真宗時代曾經(jīng)有過“應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之議，國家有無所事事的官吏二十萬人。經(jīng)濟力再強，在這種情形下，都會造成國家財政的窘迫。

宋的國家活力，從慶歷之治時代，似乎開始減退。歲出的增加唯有靠增稅來彌補，而增稅的結果是庶民受苦，勤勞意愿減退。

繳不起稅金的農(nóng)民，只有放棄土地。自耕農(nóng)轉落為佃農(nóng)的情形，從仁宗末期開始激增。宋之所以繁榮，完全是由于有為數(shù)甚多負擔得起國稅的健全農(nóng)民――即自耕農(nóng)。自耕農(nóng)擁有自己的土地，便對土地有極大的愛惜之情，在耕作態(tài)度上也非常仔細。他們莫不以披星戴月的態(tài)度從事耕作，因為靠勤勞獲得的收成全歸他們所有。

佃農(nóng)當然不會有自耕農(nóng)那樣的勤勞意愿，國家經(jīng)濟力是國民勤勞的總計，因此，這個現(xiàn)象帶來的結果是國家經(jīng)濟力的萎縮。

綜合國力降低，歲入減少，然而歲出卻逐年增加。

不趕緊想法，如此下去，國家只有衰亡一途。――參與國政前瞻之士，開始明白這一點。

英宗可以說是不幸的皇帝。蓄積多年的膿汁在他的時代迸流而出，而且，他本身又體弱多病。

新法與舊法兩派之爭是發(fā)生在英宗之后的神宗時代。問題在英宗時代就已叢生。英宗設法安排，總算暫時克服，但他雖有改革之志，卻由于身體孱弱，所以采取與皇太后共同執(zhí)政這種畸形營運國政的方式。皇太后是女性，不喜歡激烈變革，于是應該做的國政改革，能拖的就盡可能地拖延下去。

不幸的英宗，在位五年后去世。滿十九歲的長子趙頊繼任，這是1067年的事。

“你有體力，而且年輕。為父沒做到的事情……這些事情沒做好，國家只有衰亡一途……你非完成不可。做這些事情，當然有人會反對，但為父相信你一定有制服這些人、完成國政改革的能力……希望你在歐陽修等人的襄助之下，完成大業(yè)……”病榻上的英宗再三叮嚀皇太子，要他完成國政改革。

神宗甫即位就宣言道：“朕奉先帝遺囑，擬即著手改革國政，以使我大宋得以復蘇?！?/p>

而他準備倚重的歐陽修卻以如下之語推托：“任何事情，改革會遭遇諸多反對是一定之事。不顧反對而硬做，一定會產(chǎn)生問題。因此，做事絕不可勉強。勉強而做會招致失敗，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歐陽修列出許多史實，表示不贊成著手國政改革。

著手國政改革的話，一定會遭遇猛烈反對，我再也不愿意受到抨擊，我永遠忘不掉濮議給我的教訓。――這是歐陽修的想法。他因為主張應將濮王稱為“皇考”，因而受到皇伯派的抨擊，被打上“對皇帝阿諛之徒”的烙印。他不愿意再有這樣的事情發(fā)生在自己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