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鴻雋是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學成回國的。在此之前，胡適邀他到北京大學任教，他卻有感于許多留學生回國后“以飯碗問題為第一要務”，還是決定先做些調(diào)查準備工作，然后再投身于教育或?qū)崢I(yè)，“辦出一件新事業(yè)”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１６頁，中華書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３年版）

第二年，他回到闊別１２年的家鄉(xiāng)，正值當年的革命同志、時任四川督軍的熊克武要辦煉鋼廠，便委托他籌辦此事。盡管他認為倡導科學比創(chuàng)辦工業(yè)更重要，并告誡國人不要因為崇拜實業(yè)就把科學忘在腦后，但考慮到此事辦成，可以讓“已造就的人才有相當?shù)奈恢谩保ㄍ希?，他還是答應了這一要求。不久，任鴻雋再度赴美，經(jīng)考察他決定采用電爐煉鋼法，并訂購發(fā)電機、電爐等設備。遺憾的是，第二年他回國后，熊克武已經(jīng)離任，使這一計劃被迫停頓。所幸他買回來的設備到“九一八”事變后終于派上用場，與他一同前往美國的周仁后來在冶金方面頗有建樹，也得益于這次考察。

大約就在這次考察結(jié)束前后，他在《科學與實業(yè)之關系》一文中說：在我國，妨礙實業(yè)發(fā)展的心理原因有三：一是求利太奢，以為“辦實業(yè)就如開金礦一樣，一鋤頭就要挖一個金娃娃”；二是求效太速，今天拿出資本，明天就想見效；三是不能持久，一有失敗，便心灰意懶，不復前進。他還說，所謂追求利益，不是把別人口袋中的錢搶過來使自己發(fā)財，而是要把無用的東西變?yōu)橛杏谩＃ǖ冢玻玻仓粒玻玻稠摚?/p>

六、大學內(nèi)外，致力于科學教育

１９２０年考察結(jié)束后，任鴻雋夫婦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學擔任教授。從這時起到抗日戰(zhàn)爭前夕，他還擔任過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東南大學副校長、四川大學校長等職。盡管上述任期都比較短暫，但是他卻為科學教育付出很大努力。

早在２０年代擔任教育部司長的時候，任鴻雋就注意到科學教材的最大缺點，是只講述已經(jīng)發(fā)明的事實，卻沒有指出尚待研究的問題，這就很難使學生對科學產(chǎn)生興趣。他認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于強迫他學習不感興趣的專業(yè)，從事不感興趣的工作。他非常贊成長期在中國工作的科學家葛利普先生的觀點：一個人選擇某個專業(yè)不是為了謀生，而是因為他喜歡這種工作。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想獲得成功，必須熱愛他所從事的專業(yè)。他還指出，中國的“學術死亡率”高達９９％以上，是因為許多人在大學畢業(yè)后放棄了研究工作，這是一種很大的浪費。

任鴻雋認為，一個人獲得博士碩士學位，并不算真有學問；只有經(jīng)過十年二十年艱苦努力，才能躋身于學者行列。他強調(diào)：人不能單靠面包而生活，大學教師的職責不是販賣知識，而是要培養(yǎng)學生的研究興趣，讓他們明白科學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質(zhì)享受，而在于精神滿足。這是一種高尚的刺激和智識的愉快，大學生只有懂得這個道理，養(yǎng)成研究習慣，才能對人類有所貢獻（第３８８頁）。為此，大學教師必須在獨立研究中，才能對科學原理和科學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體會，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對學生產(chǎn)生好的影響。他還說，真正的科學是獨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義的，把科學和物質(zhì)文明等同起來，或者“罵科學是帝國主義的”，都是不明白科學的真諦。  １９３２年胡適創(chuàng)辦《獨立評論》，任鴻雋夫婦參與其事，并寫了不少文章。其中任鴻雋那兩篇批評國民黨“黨化教育”的文章值得注意。文章發(fā)表后，雖然有人說“你真大膽，這樣的問題豈是可以隨便討論的？”但是大多數(shù)人還是認為它體現(xiàn)了一個“科學家愛真理的精神”。（《獨立評論》，第八號第１０頁）

由于篇幅關系，這里只能摘錄其中一段，看看其中的道理。文章說：“一個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須對事理有正確圓滿的了解，對于行事有獨立自信的精神。要養(yǎng)成這樣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識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識上的好奇心，方能對于各種的問題或事務，加以獨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結(jié)果，才是我們信仰的根據(jù)。這種教育的方法，在黨的立場看來，是最危險的。他們的信仰，是早經(jīng)確定了的；他們的問題，是怎么的擁護這個信仰。因為要擁護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因為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識上的好奇心。這個情形，恰恰與十七世紀初年，歐洲宗教的專制思想相類?！币虼怂J為：“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同上，第三號第１３至１４頁）。

任鴻雋是１９３５年９月?lián)嗡拇ù髮W校長的。為了把川大辦成一所現(xiàn)代化國立大學，他從外地請來不少著名學者，并實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由于地方上落后勢力太大，他又不屑于官場應酬，加再上陳衡哲因為發(fā)表批評四川的文章遭到地方勢力圍攻，因此他上任不到兩年，就掛冠而去。

七、主持中基會，資助科學研究

１９２５年中基會成立后，任鴻雋擔任該會專門秘書、執(zhí)行秘書、副干事長、干事長等職，是中基會日常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中基會是為了管理美國退還的第二筆庚款而成立的機構(gòu)，它的全稱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任鴻雋說，這個名稱有兩層含義：第一，它不冠以“中美”而冠以“中華”，表示了“美國人對于我方的尊重”；第二，該會每年有上百萬元款項可供使用，但由于“教育文化”過于寬泛，所以中基會把這一概念的涵義限定在科學事業(yè)、主要是自然科學方面（第５１９至５２０頁）。

任鴻雋認為，在科學事業(yè)中，科學研究比科學應用更重要。為了貫徹“為而不有”的原則，以有限的財力謀求最大最好的效果，中基會一開始把這筆難得的經(jīng)費用在資助科學人才和添置科學設備方面。據(jù)他介紹，從民國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享受中基會科研補助金的學者高達２８３人，這些人分布在天文、氣象、地質(zhì)、地理、物理、化學、數(shù)學、生物、考古等各個領域，其中包括著名學者翁文灝、李濟、秉志、莊長恭、陳煥鏞、丁文江、嚴濟慈、劉樹杞、侯德榜等人，他們都是我國科學事業(yè)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中基會既資助國內(nèi)學者，也資助在國外從事研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