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情形或許并不是這樣：這里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正在進行一場空前的實驗。它讓數(shù)量驚人的人民變得富足（用從前人們所知道的任何標準衡量，都算得上富足），他們以前完全不熟悉藝術，跟藝術格格不入，甚或鄙視藝術。這些數(shù)量龐大的民眾，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讓你可以把他們能夠理解和享受的技藝和娛樂賣給他們。把他們跟其他國家文學藝術的熱愛者和研究者相比較，是非常不公平的。他們不是精英，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人。我們可以說：這是新事物，此前從未有過跟它相像的任何東西。

那些愿意看到美國成為希臘而不是迦太基的人，擺在他們面前的工作，就是要發(fā)展出這樣娛樂媒介和裝備：它們不僅要滿足這些人眼下的需求，而且還要滿足他們更高的品味，并在他們準備好了接受更有價值的精神食糧的時候，這些東西就近在手邊。這個問題，既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美學問題。它是否能得以解決，誰也說不準。但現(xiàn)如今，盡管很多文人灰心喪氣，可世界上很多最優(yōu)秀的作品依然是在美國完成的；外國學術機構的貧困使得美國的大學不僅僅是學術道路上的追隨者，而且還是領頭人（不管它們自己愿意不愿意），吸引了來自各個大陸的學生；而且，不管愿意不愿，對世界文化環(huán)境負責的重擔沉重地落在了美國的肩上，在一個這樣的時代，著眼于我們所產生的音樂愛好者的大軍，對我們是有利的。因為，如果這就是有利的經濟條件給一門偉大的藝術所帶來的東西的話，那么，奇跡也有可能在別的方面實現(xiàn)，而且事實將證明，全美文化不是優(yōu)秀藝術的敵人，而是它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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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前些日子，在翻閱我的一些舊稿的時候，我偶然翻到了我曾經發(fā)表的一篇畢業(yè)典禮演說。它的標題是“在一個理解的時代”，在這篇演說中，我說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很多人正在體會“一種末世感，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碑斘抑刈x這篇演說稿的時候，我當時說過的很多話，在我看來，很契合20世紀中葉的氛圍。但手稿上的日期是1938年6月——不僅在原子彈和冷戰(zhàn)之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

比這還早很多，打從很久之前起，很多美國人的頭腦里時不時地有一種焦慮不安的緊張感，常常還結合了一種挫折感，一種這樣的感覺：一些強大的、難以駕馭的力量可能正在把你帶向“即將來臨的災難”，對此，你無計可施。一般而言，你可能把這種精神狀態(tài)歸咎于一個人在情感上很難調整自己，以適應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謂的“大社會”中的生活——這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堪薩斯州的一位農民或錫拉丘茲市的一位藥材商的命運，可能被紐約股市的一次崩盤、華盛頓政府的一個決定或朝鮮的一次入侵所決定。不過，在更特殊的意義上，是1914～1918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它證實了薩拉熱窩——薩拉熱窩在什么地方，是個啥玩意兒？——所發(fā)生的某件事情能夠把美國人的生活徹底攪了個底朝天；接下來是大蕭條，它擊中那些認為個人的勤奮和努力不會沒有回報的男男女女的心窩；然后是希特勒主義的進軍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到來，讓年輕人在很多他們此前從未聽說過的地方卷入了致命的戰(zhàn)斗；再是另一個遙遠卻難以平息的威脅——蘇俄——的出現(xiàn)，以及對新的世界大戰(zhàn)隨時可能爆發(fā)的憂懼，加上原子彈所帶來的恐怖。在后來所有那些年里，政府的緊急管制措施中始終牽涉到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比如征兵，在20世紀中葉的很多美國年輕人看來，義務征兵簡直就是對自由意志觀念的無情嘲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