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清華政治學系的創(chuàng)立

一、清華早期政治學課程

清華政治學系的成立，是在1925年清華學校改制設立大學部之后的事，而有關政治學的課程自清華學堂成立時就開始設立。處于留美預備部時代的清華學堂，“以培植全材，增進國力為宗旨”，學校參酌中美學科制度，分設高等科與中等科，各以四年畢業(yè)。高等科注重專門教育，以美國大學及專門學堂為標準，課程設置參考美國大學低年級課程，以便學生畢業(yè)后能直接插入美國大學二三年級，并能適應美國大學的學習與生活。1911年《清華學堂章程》開列該校學科為十類：一、哲學教育類；二、本國文學類；三、世界文學類；四、美術音樂類；五、史學政治類；六、數(shù)學天文類；七、物理化學類；八、動植生理類；九、地文地質(zhì)類；十、體育手工類。每類學科功課分通修、專修二種。通修“種期博賅”，專修“種期精深”。其中史學政治類課程，貫穿中等科與高等科共八年教育。^[1]民國成立后，清華學堂改稱清華學校，辦學宗旨未變，仍“以培植全才，增進國力為宗旨，以造成能考入美國大學與彼邦人士受同等之教育為范圍”，但將高等科分為文實兩科，課程分為必修與選修，全部學科被重新分為西文及中文兩部，仍以西文學科為主要課程。其中，政治課只設于高等科四年級，作為文、實科學生的必修課程，每周2個鐘點。^[2]在1916年高等科的課程表中，政治學不再作為必修，與新增設的公民學、國際法一樣都是只供三、四年級學生選修的課程，在學生的整個學分要求中所占比例較低。^[3]總之，當時清華學校注重的是語言訓練，包括政治學在內(nèi)的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等并非學生學習的重點。故王化成說，“民國十四年以前，清華為留美預備部時代，當時學校亦設有二三關于政治學之課程，惟以辦學目的，在求深造于國外，故課程性質(zhì)，盡屬基本淺易學科。”^[4]

早期在清華學校教授西學課程的基本上都是美國教師，至于政治學課程究竟是由哪些人講授，并不很清楚。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和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麥克洛斯（Robert M. McElroy）可能是其中的一位。^[5]后來，回到清華執(zhí)教的庚款留美學生逐漸取代美籍教員。清華畢業(yè)生余日宣大約在1920年6月之后從南開來到清華^[6]，擔任政治學教員。在1922年的高等科課程表中，社會科學部的課程包括歐洲上古史、歐洲近世史、美國史、工商地理、公民學、政治學、比較法制、東亞邦交史、經(jīng)濟學、商業(yè)組織、經(jīng)濟概要、幣制銀行、社會學、勞動法、社會心理學、心理學、哲學、泰西文化等。其中政治方面的課程全部由余日宣和魁格雷（H. S. Quigley）博士擔任。余日宣擔任公民學、比較法制兩門課程；魁格雷擔任政治學、東亞邦交史、泰西文化三門課程。^[7]魁格雷當時是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助教授^[8]。

二、清華改制與政治學系的設立

清華的創(chuàng)辦與維持有賴于庚款，按照用款計劃，庚款到1940年結束。因此，若不及早將清華學校改辦為大學，庚款耗竭之時，學校就得關門，留美學生的派遣也得終止。這對清華主持者而言，無疑構成壓力與挑戰(zhàn)，因而不得不謀求長遠之計。校長周詒春于1916年曾呈請國民政府外交部“擴充學額，預備設立大學”。隨后，代理校長趙國材也呈請“增高程度，升為大學”。但是，周貽春離校后，校長數(shù)易，僅改組董事會以維持局面，更無計劃可言。“五四”運動以后，民族主義高漲，國人反對教會教育，而清華式的“買辦”教育也在被反對之列。杜威、羅素來華，勸中國教育界創(chuàng)造中國式的理想學校。^[9]1922年“壬戌學制”的推行引發(fā)了“大學熱”，許多專門學校，紛紛改辦大學，清華當亦不甘落后；同時也認識到“美國尋常大學，其設備及教材等，并不十分優(yōu)良，何苦趕緊出洋”，留學生“若不先在國內(nèi)受相當之高等教育及社會訓練，留學太久，即與社會情形隔膜，而服務效率，反為減少”，因而感到有提升清華程度之必要。^[10]但直到曹云祥主校時期，除了上述推動因素，還憑著曹云祥的才識與努力，清華改辦大學之議才得以實現(xiàn)。

1923年清華開始停辦中等科，1924年開始停招高等科。是年底到次年上半年，大學籌備委員會緊鑼密鼓地籌劃改制事宜，擬定各項方案。按照大學部成立前擬定的《大學部組織與課程》，大學部分普通科和專門科兩級，各為兩年或三年，“前者重綜合的觀察；后者重專精的預備”。普通科“以使學生知中國之以往與世界之現(xiàn)狀，藉以明了中國在此過渡時代之意義，并鼓勵學生使為擇業(yè)之考慮為宗旨”。所設課程大致均為普通性質(zhì)，為各生必修者。專門科對學生施以專門訓練，“即對于學生選就之終身職業(yè)或學術為專精的預備”，“專門訓練之方法當采書院制或學徒式之精神為之，不令蹈自由選科制之泛濫無歸之故轍”。專門科大致分三類：甲、文理類；乙、應用社會科學類；丙、應用自然科學類。^[11]但此時只決定文理類于1927年先開辦數(shù)系，其他門類俟調(diào)查國內(nèi)情形后再行決定，并決定于1925年秋間著手此項調(diào)查。此一方案主要出自張彭春的擘畫。

大學部普通科于1925年秋季開始招錄一年級新生。當年大學一年級課程分為共同科目和選修科目兩大類。選修科目包括國文選修科目、英文選修科目、數(shù)學選修科目、自然科學選修科目、社會科學選修科目、哲學選修科目、語言學選修科目。在社會科學選修科目中，政治類課程只有“政治學及遠東政治”一門?！氨緦W程前項為政治學初步，令學生習知政治學之性質(zhì)范圍及方法，國家成立之要素及其機能與范圍，公民權與國籍，憲法之性質(zhì)、來源及種類，政權之分配，選民等問題。后項將中國、日本現(xiàn)今政治上之組織及實際運用，作比較的研究，以講演及讀書方法為之?！?sup>[12]該課程由余日宣擔任。^[13]1925年12月3日經(jīng)教職員會議通過課程委員會議定的《民國十五年至十六年學程細目》，據(jù)此，大學一年級的課程結構與1925年度的沒有多少差別，但政治學課程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一門“比較政治（中央及地方）”。^[14]

1925年大學專門科籌備處擬就了專門科課程草案，將專門科課程分為西洋文學組（英文門、法文門、德文門）、社會經(jīng)濟組（社會學門、經(jīng)濟學門、商業(yè)門）、生物學組（植物學門、動物學門、普通生物學門）、教育、心理及西洋哲學組、物理數(shù)學組、政治學組。政治學組的課程草案規(guī)定：專門科第一年的必修科目為經(jīng)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第二外國語（至少須選讀其中兩種，共6個“單位”。以下括號中數(shù)字均指“單位”）；西洋近代政制（3）；中國政制（中央及地方）（3）；中國近世史（政治的）（3）；法學通論（1）。第二年的科目均系選修，共15或16個單位，其中政治學的課程為：國際公法（3）、中國外交史（1.5）、現(xiàn)代國際關系（1.5）、英國憲法史（1.5）、政治思想史（3）、日本史（政治的）（1.5）、俄國史（政治的）（1.5）。凡預備將來在外交界服務者，可多習第二外國語；凡預備將來在新聞界服務者，可多習國文及其他社會科學。政治組學生均可與教員商定，于上列課程以外任選其他科目。^[15]

不料張彭春的方案進行半年后，“荊棘叢生，譏讒迭見”，教員中發(fā)生了驅張風潮，張彭春旋即離去，他的計劃遂形擱置。1926年春，清華著手為次年分系之準備。3月26日刊行的《清華周刊》透露，1927年起清華將開辦九種?？?，分別是：中國文史組、西洋文學組（英文）、物理組、化學組、生物學組、政治外交組、商業(yè)經(jīng)濟組、教育組、農(nóng)業(yè)組（墾務），但“各科如遇有人數(shù)過少時不得開科”。^[16]1926年4月15日教職員大會通過的《清華學校組織大綱》則規(guī)定，“本校學程以學系為單位”，“大學部本科修業(yè)期至少四年，學生畢業(yè)后給予學士學位”。4月26日，第一次評議會議決設立17個學系，其中11個系先行設立專修課程，4個系暫不設立專修課程，2個系僅設普通課程。4月29日，教授會選舉產(chǎn)生各系主任。政治學系列入先行設立專修課程的11個系中，系主任為余日宣。^[17]至此，清華學校政治學系正式成立。^[18]

清華政治學系的設立較早即有成議，1921年3月，學?！耙讯ㄔO大學一年級”（下學年高等科四年級即為大學一年級），“大致分文實二科。文科有政治學科、社會學科、經(jīng)濟學科、銀行學科等；實科有醫(yī)學預備科、農(nóng)林科及工程科。”^[19]之后雖然未能實行，但議設大學問題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改制工作遂著手逐步展開。在此過程中，政治學始終被列為籌劃中的大學部的組成單位。其受重視的具體原因未見說明，但據(jù)相關史實可略作推斷。

20世紀20年代，中國政治勢力分化組合劇烈，民初設立的代議制正受到來自中國本身經(jīng)歷及外來觀念的沖擊，改造代議制思想蓬勃興起；^[20]在國家與地方、政府與民間社會的關系處理等諸多方面正面臨著多元化的路徑選擇，在國家發(fā)展問題上也上演著根本改造還是漸進改良之爭。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民主政府需要了解更多的知識，進行廣泛的社會、政治改革。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中國人看到了以平等的地位進入國際大家庭的希望。^[21]這一切使得人們對政治改造抱以極大熱情，在展望民族國家重建的前景中，政治人才和外交人才的培養(yǎng)被視為學院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1923年，燕京大學政治學系開辦之初即將辦學宗旨定在為政府培養(yǎng)內(nèi)政、外交人才，為國家培養(yǎng)領導人才。同年9月，張君勱應江蘇省長韓國鈞之聘，創(chuàng)立國立自治學院。兩年后，改稱國立政治大學，張君勱有意將其辦成“民主政治的實驗所”。1926年，南開大學對文科進行重大改革，“按學生之興趣，察已有之人才，將文科之精力集中于政治、經(jīng)濟兩系，訓練政治、經(jīng)濟之人才，以應現(xiàn)實中國之需要”。^[22]可見20世紀20年代政治學教育機構紛紛設立或調(diào)整，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極為密切。

對于教育機構的主持者來說，是否設立政治學系，通常會考慮到該校所處的地域與人文環(huán)境是否適合該學系的建立。1914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委任專門教育司司長湯中會同參事王振先等籌劃國立大學事宜。湯中等隨后條擬辦法，特具說帖。他們認為北京大學可規(guī)設文、法、理、醫(yī)四分科。關于設立法科的理由，他們認為：“法科則無論為法律、為政治經(jīng)濟，所習皆經(jīng)世之術，即將來皆從政之材。北京為政法之淵海，不僅教材易得，即觀摩之益亦十倍他方，自有設立法科之必要?！?sup>[23]北京特有的這種地域政治環(huán)境到1920年代依然存在，即便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北平還是一個政治重心。

1923年11月，清華在籌辦大學時曾設想以清華為造就中國領袖人才的實驗學校。^[24]同年6月1日，政治學教員魁格雷、余日宣率政治學班同學17人及非政治學班同學4人，進見大總統(tǒng)黎元洪。黎在訓詞中說：“諸君既有國學根底，又有游美機會，將來截長補短，定可為祖國盡一份力量，行將見諸君握中國大權矣?！?sup>[25]無論是主觀理想，還是外在期許，作為領袖人才未必就是政治學家，但是不能不懂政治，故政治的教育與訓練實有必要。受20世紀20年代中國時局和世風影響，地處北京郊區(qū)的清華園中學子也頗為關心政治與社會。吳宓當時對此還不以為然：“此間一二優(yōu)秀學生，如張蔭麟、陳銓等，亦皆不愿習文史之學，而欲習所謂實際有用之學科，以從事于愛國運動，服務社會。”^[26]其實，當時清華學生中熱衷于政治的大有人在，除了參加學生運動，不少學生對研究政治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們組織政治研究會，在政治學教員的引導下，邀請政、學界名人來校演講，舉辦政治報告會與討論會。^[27]

按照梅貽琦的說法，清華的教育方針，“概括言之，可謂為造就專門人才，以供社會建設之用。”在此方針下，以定學系之設立?！暗飨涤袨樗Ｋ艳k，而成績優(yōu)良無需更設者，有因科門之性質(zhì)不宜設立于清華者，亦有因一時設備難周須逐漸開辦者，故本校現(xiàn)定有十系之專修學程?！逼渲猩鐣茖W類只有政治學系和經(jīng)濟學系。^[28]此前，北大政治學系早已創(chuàng)辦，但早期因模仿日本學科體制，受德國國家學派影響，且教員與學生多熱衷于仕途或牽涉實際政治，直到留學英、法或美國的王世杰、周鯁生、張慰慈等人于1920年代初來到北大政治系任教授后，“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29]因此，就英美政治學的特點來說，清華政治學系的設立，起點與北大政治學系相比，并不相差太遠。且由于清華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大有后來居上的可能。

在設系過程中，更為重要的是有關決策者的構成及其影響。余日宣自從1920年來到清華后就一直講授政治學課程，后兼校務調(diào)查委員會^[30]會長，是一位參與意識很強的清華少壯派成員，張彭春說他有“政治性味”，“一心想任政治社會科學組主任”，并推薦同黨張歆海來清華。^[31]1923年2月，余日宣擔任西學部史地政治組分科會議主席。^[32]張彭春于1923年6月被聘為清華教務長。張到職后，重組課程委員會，聘請梅貽琦、莊澤宣、陳有虞、余日宣、戴志騫、美國教員Elwang、Heinz、Danton，加上他本人共九人為委員，分別草擬舊制和籌備新設大學部的課程。^[33]這個委員會在清華學校改制方面具有重要影響，1923年11月1日張彭春在教職員會議上宣讀的課程改革報告，及此后公布的大學部課程設計，均出自該委員會之手。在課程設計中教育學、心理學和政治學之所以被給予適當?shù)牡匚唬c專治教育學和心理學的莊澤宣以及治政治學的余日宣恐怕不無關系。而整頓課程為改辦大學之第一要務。

1925年4月23日，外交部批準清華學校大學籌備委員會提出的《清華大學工作及組織綱要（草案）》和《北京清華學校大學部暫行章程》?！稌盒姓鲁獭芬?guī)定設置校務會議。校務會議由以下人員組成：校長（主席）、普通科主任、專門科主任或籌備主任、研究院主任、大學部任課之教授互選四人、由校長選派之教授或職員二人（附注：在民國十五年至十六年終了時，如校務會議認為必要時得更改會員名額）。該會為校中最高權力機關，有權擬定教育方針、每年之預算并經(jīng)費支出、建筑及設備之計劃、教授以上教習之設置及各教習之人選、出版事項、大學推廣、民國十七年以后大學之組織等各項事宜，由校長呈外交部核準實行。^[34]同月，校務會議由曹云祥、張彭春、莊澤宣、吳宓、王祖廉、全紹文、梅貽琦、余日宣、鄭之蕃、王文顯共十人組成。^[35]可見余日宣此時處于權力核心。這個校務會議組成人員中存在著尖銳對立的兩派，一派是以教務長張彭春為首的“南開派”，一派是清華少壯派。清華少壯派大概就是張彭春所謂的“H. H.集團”，其組成分子為張鑫海、莊澤宣、吳宓、錢端升、陳達、王文顯、葉企孫與一個叫“T. L.”的野心家。^[36]1925年秋，組成新的校務會議，余日宣和鄭之蕃、王文顯三人分別由趙元任、孟憲承、陸詠沂所取代。從錢端升在《清華學校》一文中對該會的攻擊來看，該會可能相當有利于張彭春。這次人事的變動或許反映了雙方斗爭的結果。吳宓日記中對這兩派的明爭暗斗作了非常生動的記錄。據(jù)吳宓日記記載，張彭春對清華少壯派是相當排斥的。^[37]吳宓這樣評價張彭春：“張仲述實有勝過諸人之處，允稱清華辦事惟一人才。但其……學問匪深，疑忌賢明績學之士，實其所短。”^[38]以致張歆海、錢端升都有離去清華之意^[39]。雙方積怨越來越深，終于在年底的校長人選問題上爆發(fā)激烈沖突。結果，曹云祥繼續(xù)擔任校長，而張彭春則被迫離開清華。少壯派雖然占得上風，但是舊制學生與張彭春感情頗好，平日視張為清華惟一理想人選，在得知張離開清華之后，立即掀起風潮，挽留張彭春，要求斥退“元兇”王祖廉、莊澤宣、徐然，將全紹文、曹霖生、虞振鏞、陳達、蔡正列為次兇，張歆海、錢端升、吳宓列為陪兇。^[40]結果，王祖廉、徐然去職，準莊澤宣請假半年。觀吳宓日記，余日宣似非驅張少壯派之成員?？赡芤虼嗽趦膳删銈?，他可以取得清華相當?shù)膶崣?。當羅家倫代表南京國民政府來領導清華前夕，清華學生以把持校務之名，驅逐余日宣、虞振鏞、戴志騫等人，可見余日宣當時在校中的地位?？傊?，余日宣在謀求政治學系發(fā)展方面未必有多大貢獻，但對于維持政治學系的存在應該是起到了作用。

在此次校長風潮中，錢端升雖然也是倒張運動中的重要分子，就在倒張運動的高潮中，他在《北京晨報》和《清華周刊》上拋出《清華學?！芬晃模_列清華的弊病，并提出改良的途徑與方法，矛頭顯然有針對張彭春之處。但在學生看來，他行事較公開且多出于公心，所批評和建議的也不無道理，因此沒有將他列為“元兇”。風潮過后，錢端升被全體教職員大會推舉為“清華學校改組委員會”七人委員之一，與其他委員共同起草清華學校組織大綱。該大綱于4月15日經(jīng)清華教職員會議三讀通過，交由校長執(zhí)行。該大綱的要點為教授治校和實行分系制。^[41]4月19日，第一次教授會依據(jù)清華學校組織大綱，選舉陳達、孟憲承、戴志騫、楊光弼、吳宓、趙元任、陳福田等七人為評議員。錢端升得票列第九，未能當選，但當選評議員中的陳達和吳宓同他關系甚密。尤其是和吳宓，交往非常密切。錢端升還經(jīng)常開導吳宓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吳宓似乎都心悅誠服?！肚迦A學校組織大綱》規(guī)定1930年大學院開辦時取消國學研究院，“此乃錢端升之意”，而吳宓“亦甚贊成”。^[42]評議會擁有很大實權，掌控了大部分校政，包括議定全校教育方針，各學系之設立、廢止及變更，財政、人事等。4月26及28日，評議會召開第一次及第二次會議，通過議事細則，選舉吳宓為評議會書記，并討論學系標準，議決設立國文、西洋文學、政治學等17個學系。當時討論的詳情雖不可知，但從設立的學系名稱來看，除了一些基本的文理學系外，某些學系的設立如教育心理學系、農(nóng)學系、社會學系，可能與參與決策的相關實權人物有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錢端升雖在《清華學校》中主張將清華辦成文理大學，但這并不表明他排斥政治學系，因為按照哈佛大學和中國東吳大學的成例，政治學系并不設在法學院，而是列在文學院中。錢端升畢業(yè)于哈佛，他可能認為政治學可歸屬文科之列。

[1]《清華學堂章程》（1911年2月），《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1卷，第146頁。

[2]《北京清華學校近章》，《神州》第1卷第2冊，1914年7月。

[3]蘇云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第165頁。

[4]王化成：《政治學系概況》，《清華周刊》向導專號，1935年6月14日。

[5]蘇云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1996年版，見該書附錄“清華美籍教員名錄”，第423—424頁。

[6]《清華周刊》第244期（1922年4月21日）上刊登的余日宣《征求清華舊同學的意見》一文中有“我既回到清華，將近兩年”的說法。另《清華周刊》第6次增刊（1920年6月）上的《留美回國之清華同學一覽表》中，余日宣的服務單位是天津南開學校。據(jù)此可以推測上文結論。余日宣（1890—1958），湖北蒲圻人。1911年畢業(yè)于武昌文華大學，后入清華學校。1913年赴美留學，入威斯康辛大學，1917年畢業(yè)于普林斯頓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又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政治與教育?；貒螅瑲v任武昌文華大學教授，南開大學教務長，清華學校政治學教授，國民政府軍政部中校秘書，滬江大學歷史政治學系教授。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頁；《清華同學錄》，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辦公處1937年印行，第38頁。

[7]《清華周刊》第254期，1922年10月14日。

[8]關于魁格雷的經(jīng)歷及其與中國的關系，詳見本書第五章第一節(jié)。

[9]邱椿：《清華教育政策的進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1卷，第272頁。

[10]曹云祥：《改良清華學校之辦法》，《清華周刊》“本校十周年紀念增刊”，1924年3月。

[11]《大學部組織及課程》，載《清華一覽》1925年?！侗本┣迦A學校大學部暫行章程》，《清華周刊》第358期，1925年4月。

[12]《清華一覽》1925—1926年。見《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1卷，第307—327頁。

[13]見《1925年秋教員授課表》，《清華周刊》第350期，1925年9月11日。

[14]《清華周刊》第363期，1925年12月11日。

[15]《清華周刊》第365期，1925年12月25日。

[16]《清華學校大學部課程大綱》，《清華周刊》第372期，1926年3月26日。

[17]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九十年》，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頁。

[18]趙德潔在《清華政治學系發(fā)展之概況》中說“清華政治學系之誕生也，實自民國十五年始”。《清華周刊》向導專號，第514—515期合刊，1931年6月1日。

[19]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九十年》，第25頁。

[20]參見鄧麗蘭：《域外觀念與本土政制變遷——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政制設計與參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4頁。

[21]杰西·格·盧茨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175頁。

[22]黃鈺生：《采集中精力政策，以振興文科計劃書》，《南大周刊》，第40期，1927年10月17日。

[23]《教育部關于并北京大學北洋大學為國立大學訓令》（1914年2月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 教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頁。

[24]《清華大學總綱》，《清華周刊》第293期，1923年11月9日。1923年11月1日，教職員會議通過教務長張彭春宣讀的課程委員會報告中的清華大學總綱原理。

[25]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九十年》，第29頁。

[26]《吳宓日記》第3冊，1925年8月6日，第53頁。

[27]關于清華政治學研究會參見本書第六章第一節(jié)。

[28]梅貽琦：《清華學校的教育方針》，《清華周刊》第426期，1927年12月23日。

[29]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jīng)驗》，《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511頁。

[30]該調(diào)查委員會是曹云祥于1922年4月代理校長后，為響應校內(nèi)外的改革呼聲而設立的。歷時半年，提出一份改革報告，內(nèi)容涉及清華十幾個方面的事務，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清華基本金和董事會問題。報告見《清華周刊》第267期，1923年1月13日。

[31]蘇云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第139—140頁。

[32]《清華周刊》第269期，1923年2月15日。

[33]張彭春：《清華學校日程草案》第1冊，轉引自蘇云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第173頁。

[34]《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1卷，第303頁。

[35]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九十年》，第34頁。

[36]張彭春：《清華學校日程草案》第2冊，第513—514頁，轉引自蘇云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第81頁?！癏. H.”疑指張鑫海（后名歆海，時任清華學校舊制部英語教授），參見《吳宓日記》第3冊，第3、6頁?！癟. L.”疑指王祖廉。據(jù)時在該校任教授的錢基博寫給乃弟函稱，校長曹云祥受群小包圍，導致教務長張彭春去職風潮。其中“元兇”之一王祖廉乃校長私人，頭銜是校長機要秘書。見博宏星主編《潛廬詩文存稿》，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24—326頁。

[37]至少吳宓對此有切身感受。1925年7月3日晚，吳宓訪張彭春，“張君談次，謂在他地教授者，多喜來京，不知何故。乃至京，則懶惰優(yōu)游，毫無出息，不如前之勤奮，是誠可惜”。吳宓感受到這是譏諷和羞辱他。10月22日下午，吳宓為普通科學生演講《文學研究法》，因“空疏虛浮，毫無預備，殊自慚愧”，而“張仲述結束之詞，頗含譏訕之意”，則不啻傷口撒鹽。見《吳宓日記》第3冊，第40、84頁。

[38]《吳宓日記》第3冊，1926年1月27日，第141頁。

[39]《吳宓日記》第3冊。1925年6月3日：“下午，二時至三時，校務會議。此間辦事諸人，多狹私怨，而毫無尊重學問、保育人才之意，于是張鑫海（歆海）遂離清華矣。”6月9日：“此間諸人，殊鄙瑣。歆海去矣，端升亦辭。學者不容，相率以去。殊可憂也?！?/p>

[40]《吳宓日記》第3冊，1926年2月5日，第147頁。

[41]《清華學校組織大綱》，載《清華周刊》第376期，1926年4月27日。

[42]《吳宓日記》第3冊，1926年3月6日，第1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