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四川和武漢

抗戰(zhàn)開始了，我找不到工作，有人推薦我到四川重慶的西康建設廳，職務是科員。我的工作是給廳長私人寫信，實際上就是秘書工作。我因為才畢業(yè)，所以當不上秘書，只是一個科員。當時的廳長是葉秀峰，他是陳立夫的大學同學，又是美國匹茨堡大學的同學。匹茨堡大學的冶金專業(yè)是很有名的，陳立夫在那里學習，后來回國以后，就不搞工科了，搞政治，同他的哥哥陳果夫一起，他們兩個是國民黨的元老陳英士的侄兒。后來葉秀峰就跟著陳立夫走，他到西康當建設廳長，也是陳立夫的關系。他不常常在康定，一有時間就到重慶，所以我那時也常到重慶。一年多以后，由于國民黨內(nèi)部的問題，不知是陳立夫、陳果夫與劉文輝有什么矛盾，所以葉秀峰就不當廳長了。當時在樂山有一所中央技藝專科學校，有蠶桑、制革、農(nóng)產(chǎn)制造等專業(yè)，現(xiàn)在或者叫技專，陳立夫就想讓葉秀峰去當這個技專的校長，葉秀峰不肯做。他后來就說，你原來手下的一班人如果沒有地方去，可以到這所學校去教書。這樣，在一九四〇年的二月，我就到了中央技藝?？茖W校去教語文。那幾年中我什么論文都沒有寫。我在那里教全校的語文，一共五個班，每班每周兩個小時，共十個小時。這個學校雖小，卻有一個很有名的女學生，名叫楊惠敏。上海淪陷時，謝晉元的一團部隊退守四行倉庫，堅決不投降。但是沒有國旗，不能表示還沒有淪陷的意思。這個楊惠敏，一個小女孩子，就在半夜里冒著危險從蘇州河游過去，把國旗帶在身邊，送給他們，又安全地游了回來。第二天一早，就有國旗豎起來了，全國人民都歡欣鼓舞。我在技專的時候，這個女孩子也考到這所學校，后來宋美齡還接見過她。這么一所不起眼的學校，有這么個學生卻很有名。

我在技專工作了有一年半樣子，當時武漢大學也到了樂山。劉永濟先生原先是湖南民德中學的老師，后來才到武大的。他在長沙的時候，與先叔祖程頌萬有來往，拿家庭世交關系來說，他是個晚輩。我家里一直藏著一幅十發(fā)老人的畫，上面有劉老師的題字，后來不見了。我估計是“文革”中被抄走了。劉永濟先生到了樂山以后，我去看他。我當然也是很希望有機會到武大去教書，就帶了幾篇文章去，又把沈祖棻的詞抄了一些給他看。劉老師曉得我的家世，原來是個世交子弟，再看到我同沈祖棻很用功，也很高興。因為他在四川很寂寞。那個時候劉老師住的地方叫作學地頭，是過去學宮的一塊荒地。那個地主姓藍，過去給軍閥當過副官，攢了一些錢，砌了兩所房子，就在那個地方，等于說是隱居吧。他把多余的房子租給我們。劉先生住在山腰，我住山頂上。我在山頂?shù)泥従邮清X歌川，他的詩集里還有同我往來的詩。記得有一年夏天，大概是一九四一年，我知道武漢大學要進人，添一個教大一國文的，我就去見劉先生，劉先生問我愿不愿意到武漢大學教課，我說當然愿意。他又說武漢大學有個怪規(guī)矩，夫妻兩個人不能在一所學校教課，只有一個例外，就是楊端六和袁昌英。楊先生這個人，蔣介石曾請他當過軍事委員會第三廳的廳長，軍銜是上將，他替國民黨的軍隊建立一個非常強的會計制度。他又是英國的經(jīng)濟學博士。袁先生留學法國，寫過《孔雀東南飛》，在五四前后的早期女作家中是很有名的。他們在武漢大學剛開始辦時就來了。后來有越來越多的夫妻留學生要進武大，就立了這么一項規(guī)矩。當時沈祖棻不是一個社會性的女性，她并不是非要教書或工作不可，兩個人只要能夠生活，她就不教書。這樣我就到了武漢大學。原來是要我教三個班大一國文，劉先生就同中文系主任劉博平先生商量，把中文系本科一年級的國文提出來，單獨成立一個班，講得深一點，每周五個小時。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都是三個班，九個小時的課，我是教十一個小時。中文系是五小時，教的內(nèi)容就是《文論十箋》，這是后來的名稱，當時叫《文學發(fā)凡》。我最初對是不是要選《文心雕龍》，花了很長的時間來考慮。考慮的結果還是不選，因為很容易破壞它的整體性。這個講義原來有三部分，現(xiàn)在印出的是總論，還有一部分是駢文，一部分是散文。我后來在武漢大學講下來，十篇講一年緊得不得了。那個講義的底子也丟掉了，現(xiàn)在記不住是哪些篇，只記得關于駢文的有李兆洛《駢體文抄序》，散文方面有《經(jīng)史百家雜抄序》《古文辭類纂序》，一共有二十來篇，有一個油印本發(fā)給學生，不講，讓他們自己看。

武大當時有個《文哲季刊》，那時的印刷、紙張已經(jīng)很壞了，因為我還在搞目錄學，研究《文史通義》，就寫了一篇《言公通義》，現(xiàn)在還存著，收在《閑堂文藪》里。

后來我又認識了徐哲東（震）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常州人，講公羊?qū)W，又講韓柳文。他先在中央大學當講師，到武漢大學的時候已經(jīng)升教授了。徐先生住在樂山的城外一個叫作王石碑的地方，離樂山嘉樂門外還有十五里路。有一次，日本人聽說蔣介石要去樂山視察，便派飛機把整個城市都炸了，這情報是錯誤的，但城市給炸了。當時人能夠在城外找到房子的，都在城外找了房子。我住在學地頭，離嘉樂門外大概有幾里地，到王石碑還有十五里，很遠。徐先生是練過武功的人，走這點路不大在乎。他在中央大學當講師的時候，有一次中文系開會，請哲東先生舞劍，他答應了，舞劍的時候長袍子全身都作響。朱東潤先生當時在武漢大學，劉博平先生當系主任，朱先生教文學批評史，博平先生的學術思想比較守舊，認為文學批評可以不必修。徐哲東先生應聘到武大，人還沒有來，要開學了，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開列了一些課，其中有一門課是傳記文學研究，這是當時教育部選課的課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這個課表說，我以前沒有教過這個課，是不是暫時開別的課代替。他同劉先生商量后，就決定開個韓柳文研究，因為他原先在中央大學教這個課，中央大學的《文藝叢刊》里面還有他的《韓集詮訂》這樣的專門著作發(fā)表。朱東潤先生就開玩笑，寫了一篇雜文，投到當時重慶的一個刊物叫作《星期評論》上發(fā)表，是國立編譯館館長劉英士編的。劉同我也有點來往，我在那里投過稿。他后來在南京辦《圖書評論》，我也發(fā)表過文章。朱先生的雜文說，大學里面也很特殊，傳記文學怎么開出韓柳文研究來了？是不是把講《郭橐駝傳》和《永州八記》變成了傳記研究？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氣，說：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會講，但是我會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還治不好。東潤先生就很狼狽。那時教室旁邊有個教員休息室，兩課之間可以在里面休息。只要哲東先生在里面，東潤先生就不敢進去。后來哲東先生有個比較熟的朋友，是法律系的教授，好像是叫劉經(jīng)旺。他是湖南人，是個好先生，就勸徐先生。徐先生也就答應不打了。這些軼事，朱先生自傳中沒有提及，知道的人現(xiàn)在不多了。

在技專的時候，西南聯(lián)大開始辦《國文月刊》，居然在樂山能夠買到，我也就買了看看。那個時候恰好國民黨教育部頒布了一個新的課程表，我不大滿意。其實那個時候我人還在技專，沒有到中文系教書，我就寫了一篇叫作《部頒中文系課程表平議》，投給《國文月刊》。余冠英主編這個雜志，他看了很高興。不曉得什么原因，西南聯(lián)大的人也不滿意這個課程表，但并沒有發(fā)表評論。他一看到我的文章，就把它發(fā)表了。還給我寫了封信，希望我給他寫點稿子。那個時候幾乎沒有什么刊物發(fā)表短篇文學論文，既然有個地方可以發(fā)表，我就隔些時候寄點稿子去。大概辦到四十期，后來都是郭紹虞先生編，我也因此和郭先生比較熟。在《國文月刊》上，我又闖了禍。我寫了一篇文章講今天大學中文系教學的弊病，這個也無所謂。那時候我常常讀太炎先生的書，太炎先生鬧革命，罵清政府是“建夷”（明人稱滿洲為建州衛(wèi)，貶稱建夷），我也就用了“建夷”，給羅常培看到后大發(fā)脾氣，因為他是滿族人。這實在是好古好出來的毛病。這件事在很久以后，冠英先生才告訴我。常培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學者，他早年在北京大學是黃季剛先生的學生，我怎么也沒有意思要得罪他。總之，這以后我就較多地寫文學方面的論文。一直到《國文月刊》?？詈蟮囊黄褪恰对娫~代語緣起說》，很長的一篇，記得是分兩期登的。

在樂山的時候，我又認識了馬一浮先生。他當時住在烏尤山，其實是一個小島，就在樂山大佛的下面。據(jù)說漢朝有個犍為舍人，犍為也是樂山的別名，他曾在那里注《爾雅》，稱作“爾雅臺”。可能是個假古董。馬先生住在那里的時候，劉先生常去看他，我也隨著去，這樣就認識了。復性書院也在那里。馬先生年輕的時候，留學美國、日本，很通西學。但是回國以后，專講宋學。他是湯壽潛的女婿，湯是浙江人，好像當過省長。后來他太太死了，他的丈人很看重他，就一直供給他讀書。他生活很舒服，也完全有時間研究學問。抗戰(zhàn)中，不知怎么孔祥熙知道了他，撥了幾萬塊錢，讓他辦書院，他就辦了復性書院。這個人很有意思，他原來同熊十力都講理學，但平時大概也沒有很好討論過。馬一浮辦了書院，就請熊先生去講學，熊先生在臺上一講，意見與馬先生不合。他講過以后，馬先生上去說，熊子真講的話完全錯誤，一句也不能聽。兩人就鬧翻了。后來賀昌群也去講過學，也不一致。再后來他發(fā)現(xiàn)，要講真正的學問只能獨斷獨行，就不再請人了。那里也招了一些學生，每個月給一些膏火費，日子過得比較清苦，但能過下去。

在武大一年半以后，因為他們那兒的怪規(guī)矩，夫妻倆不能在一所學校工作，于是我和沈祖棻就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起到成都的金陵大學任教。我們都是副教授，不過沈祖棻是研究班畢業(yè)的，工資還比我高一些。我在武大時編了《文論要詮》的講義，就是那十篇文章，沒有編完，到金陵大學就繼續(xù)編。后來金陵大學自己出錢，就把這教材印了出來，線裝本，書名是《文學發(fā)凡》。那時葉圣陶（紹鈞）先生也離開了武大，在成都，他的開明書局的編譯所恢復了，我去看他，說有一本書，能不能出？他翻了翻，看到第一篇文章就是章太炎的《文學總略》，他說古字太多，印起來不方便。我說十篇文章中就一篇有古字，其余九篇都沒有。后來他就同意了，但是認為《文學發(fā)凡》的書名不好，太廣泛了，所以改成了《文論要詮》。勝利以后，就在上海印出來了。最后在黑龍江重印的時候，我又改成《文論十箋》，把范圍更縮小一點，限于十篇。這本書真正作為學術著作來說是有欠缺的，它的特色在于它的結構，每篇后面有按語，所以作為教材很方便。這本書很奇怪，生命力很強，很多人要，日本奈良女子大學的橫山弘教授（曾經(jīng)在南京大學留學）在日本找這個書找不到，他們也是說當教材非常好。葉先生在武漢大學的時候，我還在技藝學校。后來他到了成都，我也到了金陵大學，就去看他。他待人接物非常謙和，他在武漢大學，教員要填寫履歷，他老老實實填上“中學畢業(yè)”。他任教授，但沒有教專業(yè)課，教的是大一國文，還有二年級的寫作。我在武大的時候，認識了一些金陵中學畢業(yè)的學生，他們知道我也是金中畢業(yè)的，組織了同學會，我和他們有交往。從他們口中知道一些葉先生的情況。葉先生盡管在本系教的課在當時看來是最一般的課，但是學生非常歡迎他。因為他的教學方法很新，改作文很認真。所以像劉永濟先生對葉先生還是蠻好的。葉先生在武漢大學教書時，他的兩個兒子，葉至誠、葉至善，兩個人都在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念書。畢業(yè)以后，葉至善一直跟著他爸爸。解放以后在北京，葉先生好像是民進的中央委員，葉至善就幫著做些民主黨派的工作。葉至誠留在南京，在文藝界。他后來結婚了，妻子叫姚澄，是著名的錫劇演員（至誠已于數(shù)年前病故）。武漢大學當時的學術思想比較守舊，劉永濟先生就是學衡派，他和吳宓先生很好。所以對于新文學不太看重，對于胡適一派的學問也看不上。陸侃如、馮沅君、高亨都在武大工作過一段時間，后來都離開了。

程千帆在成都期間留影

在金陵大學我教目錄學、教駢文，用的是《六朝文絜》，也教《文心雕龍》。因為那個時候詩歌是高文先生在教，過去的習慣就是，如果一個朋友教的課和你重復，就應該讓開。高先生是南京人，后來一直在河南。他現(xiàn)在九十了，他的詩做得非常好，他除了教詩，也教《說文》。前幾年出了《漢碑集釋》，那是他專門用功的成果。

當時四川大學也在成都，金陵大學開始請劉君惠先生兼課，我覺得劉先生課教得也蠻好，就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劉先生改成專任，他們也同意了。但后來又反悔，不愿意請劉先生。這樣我很難辦，就提出請劉先生當專任，我做兼任。這樣我就到四川大學教書，兼教金陵大學的課?？箲?zhàn)勝利后，劉先生到南京，還在金陵大學待了一年。他是四川人，在南京生活不習慣，就回去了。我在四川大學工作了一年，從一九四三年八月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也是因為四川大學內(nèi)部有些問題，那時趙少咸先生當系主任，他是殷孟倫的岳父，后來換了系主任，我也就沒有再在那里工作。四川大學當時有些很有學問也很有意思的學者，如趙先生關起門來研究音韻學，黃季剛先生在世時非常難得欽佩人，但是看到趙先生的稿子，很佩服他。黃先生當時在全國已有大名，趙先生則誰也不知道，而黃先生稱贊他。黃先生去世后，中央大學不知請誰來教文字音韻。當時殷孟倫已經(jīng)是趙先生的女婿了，就推薦他的岳父來當教授，汪東先生是文學院院長，支持殷孟倫，殷孟倫自己是助教，推薦他的岳父來當教授，這么不避嫌疑，但當時不講這些。來了以后，教了一兩年書，打仗了，他就回四川了。我在川大的時候，因為趙少咸先生對我很好，所以那兒的老先生都對我很好。川大的先生中，有幾個是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講學時的學生，當時年齡也很大了。還有一位龐石帚（?。┫壬亲詫W成才的。他是教蒙館出身，四川那時逢年過節(jié)的時候常常要猜燈謎，他猜謎非常有名。所以就有一些學校請他去教課，他也教得很好。后來四川有個大名人叫趙熙（堯生），是清朝末年的御史，當時隱居在四川的榮縣。趙先生曉得龐石帚了，就表示說，如果像龐石帚這樣的人當我的學生，我很愿意。這樣，龐先生就去拜門。他在四川學術界的地位也就大大提高了。當時蒙文通先生也還在川大，他也很有意思。他是四川人，又是廖季平的學生。所以他和學校鬧翻了，學校不聘他，他還照樣去上課。他說你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學的事情，我是四川人，我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學生照樣去上課，學校拿他沒有辦法。我在四川的時候很年輕，我和四川的關系，除了我爸爸的老師是四川人，或者黃季剛先生的父親是四川人，在四川做過官以外，沒有任何關系。但四川的老先生對我非常好。我是非常感念他們的。我感覺到受了他們的恩，要想辦法報答他們。像龐石帚先生的遺著，我就推薦給王元化，現(xiàn)在已經(jīng)交到杭州大學出版社了，也許今年可以校稿。好幾十萬字，就叫《龐石帚集》。他還有一部《國故論衡疏證》，我托人介紹給中華書局，但一排隊還要兩年才能排出來。四川這個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曉得四川的學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學者還很看不起外面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驕傲的地方。拿研究舊學來說，他們在群經(jīng)諸子這些樸學方面很有實力，像趙少咸、向宗魯、龐石帚這些人讀書博雅，知道得多。有一段時間任鴻雋請劉大杰先生到四川大學當中文系主任，就丟了丑。因為劉大杰做的那些舊詩，連他們的學生都不如，所以后來沒多久他就走了。那個時候劉大杰是新派人物，同四川的舊學基礎相比差得很遠。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個人就很奇特。比如早年的廖季平，后來又出了個吳虞，就是那個宣稱只手打倒孔家店的。

朱自清先生有一年休假到了成都，他的太太當時在川大圖書館工作，那時成都的生活費比昆明便宜。我最近在看吳宓先生的日記，其中也記載到當時昆明的物價漲得很厲害，吳先生在成都和樂山的日記也記到我。那時我已經(jīng)在川大任教，在《四川大學文學季刊》上發(fā)表了《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發(fā)微》的文章，是油印的刊物，朱先生看到了。他到了成都以后，我就去看他。我對于朱先生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這個人是非常嚴肅的。他談到我文言文寫的論文，問我為什么不用白話文寫文章。我說我受的教育，我的家庭和老師都是比較傾向于文言的，所以要自我解放出來也很不容易。他就說，如果你用白話文寫，使得更多的人能夠明白，不是更好嗎？我不敢回答他這個問題。

一九四六年春天，沈祖棻在成都留影

我們在金陵大學，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后來發(fā)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當時在學校里的教會負責人貪污政府發(fā)給教師的平價米，我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就去上告，結果非但沒有把他們告倒，反而遭到解聘的處理。當時沈祖棻有詞《鷓鵠天》四首詠此事，我后來有箋，詳細記錄了這件事：

鷓鵠天四首

[華西壩春感]

百尺高樓數(shù)仞墻，蠻弦羯鼓度新腔。暗收香稻防鸚鵡，故斫孤桐惱鳳凰。春漏洩，意倉皇。記名瑤冊忍相忘。何曾一斗供閑醉，空自殷勤捧玉觴。

箋曰：此詠金陵大學當局乾沒職工食米事也。當時米價昂貴，政府因按公教人員每家直系親屬人口，不論其是否在成都，一律發(fā)給平價米一大斗，合三十二斤，以維持生活。平價米價格遠較市場價格為低。校方見利忘義之徒竟篡改法令，擅自按照教職工家口實在成都者發(fā)放平價米，余人則按平價給予法幣。多余之米則按市場價私自售出，以飽私囊，所得甚豐。一九四四年春，有人在學校總務處抄得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學校致糧食部四川民食第一處名單（發(fā)文號為蓉字第2618號），始發(fā)現(xiàn)此貪污行為，于是全校大嘩。余夫婦乃上告教育部，當局及諸附麗之者則多方掩飾。幾經(jīng)擾攘，卒以退還半年侵吞之食米了結，而余夫婦遂被解聘。古人云：不可為善，蓋此類是也。此第一首，上闋首二句謂其事出于外人出資興辦之大學。新腔，謂新聞，實丑聞也。第三句喻侵漁食米，第四句喻扼殺正義，皆斥貪瀆之徒。下闋首三句謂名單曝光，群丑惶恐。末二句謂多數(shù)教職工姓名雖在配米冊中，然所得甚微，猶舉空杯而飲，實無酒也。

暗撒金錢盛會開，浣紗女伴約同來。繁聲故亂霓裳譜，皓腕爭收玉鏡臺。空作嫁，自為媒。文成倚馬嘆高才。苕華未肯留名字，夜夢無心到錦鞋。

箋曰：此第二首，寫本案曝光，當局狼狽，組織人力反撲，企圖敉平其事。上闋首二句謂上下互相勾結利用，各有所得也。當時召開全校教職工大會，主席為農(nóng)學院院長某君，力主家丑不可外揚，以不能倒掉金字招牌為說，而反對貪污主持正義者每一發(fā)言則被叫囂之聲掩蓋，不能畢其辭，故曰“繁聲故亂霓裳譜”

也。校方又暗中保證發(fā)給不繼續(xù)追究者以下年度聘書，亦有受其迷惑者，故曰“皓腕爭收玉鏡臺”也。下闋寫有人在會中提議發(fā)宣言否認貪污之事，脅令與會者簽名，其言甫畢，已有人將預先擬就之宣言提出，故譏為文成倚馬。余夫婦拒絕簽名，蓋去志已決矣?！对娊?jīng)·苕之華》云：“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睖赝ン抻小跺\鞋賦》，段成式嘲之曰：“知君欲作《閑情賦》，應愿將身托錦鞋。”末二句出此。

十載芳華忍淚過，高壇廣座負春多。憑談?？湾迚簦瑓s訝情人碧玉歌。夸舞袖，妒嫦娥。幾回辛苦點青螺。不須得意釵鈿約，鳳牒鴛函字易磨。

箋曰：此第三首，蓋悲當時附麗當局，阿諛取容者之終無所得也。上闋謂在學校工作之教師，長期受當局之蒙蔽，或聞將派其赴美留學，則感激曰：厚我厚我。迨案發(fā)后，乃驚嘆此亦如薄幸情人之愛情歌曲為不可信也。下闋補足此意，正告諸不辨是非或見利忘義者。厥后抗戰(zhàn)勝利，學校遷回南京，諸投機取巧臨難茍免之徒亦多被逐，斯言驗矣。

塘外輕雷夢未驚，羽書空費墨縱橫。無情野草妨來往，解意垂楊管送迎。憐晚照，付春酲。尊前先計去時程。自知不是秦樓侶，一任鸞箋負舊盟。

箋曰：此第四首，寫米案之余波。時有不以余等揭發(fā)貪污之舉為然，致書丑詆者，亦有揚言欲飽以老拳者。余夫婦雖泰然處之，而諸生頗以為慮，每于余夫婦往返學校時，輪流護送。此上闋之所喻。下闋則謂已決心離去，蓋羞與彼輩貪污勢利之徒為伍，雖被解聘，亦無所顧惜也。時成都學術界皆不直金陵大學當局之所為，故暑假后，華西協(xié)和大學中文系主任聞在宥先生敦聘祖棻至該校任教，而陳孝章兄亦介余于成都中學校長錢智儒先生，雖別上庠，仍登講席，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也。

那時人的觀念中，大學和中學在社會地位上沒有什么區(qū)別，而且以收入而言中學還比較多。那時很有意思，比如說一堂課四十五分鐘，但只講三十五分鐘。上課鈴響了，教師并不去講。我開始不知道，搖鈴了我就去，結果教室里一個人也沒有。后來有人告訴我，要遲一刻鐘去，這樣實際上也就提高了教師的待遇。當時成都的中學里，確實有些學問很好的先生，像龐石帚先生開始也是在中學里的。前時我收到王元化的一位博士生的信，告訴我說自己是賴高翔的學生，賴先生的文章我只看過一篇，就是他給那個“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吳虞寫的一篇活著的墓志銘。吳虞是他的老師，知道他的文章寫得好，就要他寫一篇墓志銘。雖然也是模仿古人，但的確寫得好，很像清代汪容甫、洪北江這些駢文高手?？箲?zhàn)勝利以后，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叫葉麐，原來是清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他當川大的教務長，黃季陸當校長。他想留我和沈祖棻在四川，不要下來了。我覺得離開江南的時間太久了，不想留在四川，待了八年了。如果留在那里也很難說現(xiàn)在是個什么局面。

一九四五年抗戰(zhàn)勝利，劉永濟先生知道我離開金陵大學不是我的錯，就要我回武漢大學，我去了就是副教授。學校也遷回武昌。到一九四七年升了正教授。那時升教授也簡單，就是系里通過推薦就行了。我就拿了《古典詩歌論叢》里的文章，當時還沒有結集出版，抄寫了一份，交給劉博平先生看了，認為夠水平了，就升了教授。后來是文懷沙看了這個稿子，就拿到上海印了出來。那時的文學史是蘇雪林先生在教，但她總講不完，總是講到唐代就結束了。劉先生認為這樣不行。那時按照劉永濟先生的看法，文學史在唐以前是重要的，于是干脆分成兩年。要我教前半段，蘇先生教后半段。蘇先生每一次教文學史都只教到唐代，現(xiàn)在要她從宋代教起，她就要重新備課，所以她心里很不愿意，有意見，但不是對我的意見。這些問題都是過去歷史上的問題。武漢大學才辦的時候，文學院是聞一多當院長，后來他走了，就是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當院長。但中文系主任是劉博平先生，一來他是湖北人，二來他是黃季剛先生的大弟子，有學術地位。所以陳源盡管當院長，也不能動他。陳源是胡適他們一派的，中文系像劉永濟先生、譚戒甫先生、徐天閔先生、劉異先生（他是王闿運的弟子，講經(jīng)學的），都是舊學一派。還有朱東潤先生，和陳源是同學，他們一起到英國去留學。陳源大概有錢，就一直讀完，朱先生比較窮，沒有讀完就回來了。后來還是陳源介紹他到武漢大學教書，他和劉博平先生、劉永濟先生搞不好，并不是兩位劉先生對朱東潤先生有意見，主要是他們對陳源有意見。我到武大的時候是個年輕人，我對朱先生還蠻尊敬，他對我也蠻好。一直到他晚年在復旦大學，他的博士生答辯還要我去。他在中央大學的時候和胡小石先生關系也不好。大概這些老先生，像胡小石先生、劉永濟先生，他們對于傳統(tǒng)的學術理解得很深，對于有些近乎半路出家的朱東潤先生都不大表示佩服。其實按我看，朱先生也還是蠻不錯的，他特別用功，在復旦他們就說朱先生每天要讀多少書，寫多少文章，一定要完成，幾十年都是如此，光這一點，就令人佩服。蘇雪林到武大是陳源的夫人凌叔華的關系，凌叔華是個有名的女作家，也能畫畫，風度也很好。她就在家里當主婦。他們在樂山的時候，我曾去看過他們。后來他們?nèi)チ擞?，一直沒有回來。最初他們?nèi)ビ菄顸h外交部的一個什么名義，后來就在英國住下來了。因為陳源被魯迅罵得很厲害，所以解放以后他們也不敢回來，又不愿去臺灣，最后死在英國。我在武漢大學，當然不會反對劉永濟先生、劉博平先生，永濟先生是我的世交，老前輩，博平先生是我的同門，但我也從不幫著他們?nèi)シ磳χ鞏|潤先生。所以我說，只要你沒有什么成心，首先覺得他好或不好，就是根據(jù)自己的理解去接觸人，多數(shù)人還是蠻好的。

抗戰(zhàn)勝利以后，武漢大學從樂山回到珞伽山。此前胡適在美國當駐美大使，周鯁生就當他的法律顧問，事實上也就是他的幕僚。胡適回國當北大校長，就請周鯁生當武大的校長。王星拱先生就調(diào)到中山大學。周先生原來當過武漢大學的教務長，他很熟悉武漢大學的情況。他很清楚，自從國民革命成功以后就辦武漢大學，有些人在學校創(chuàng)辦初期就來了。他有一個想法，就是不能讓這些威望很高，但相對來說在學術思想上比較保守，或者不太愿意革新的人繼續(xù)當院長、系主任。所以他就聘請了很多年輕人當教授，同時也換了一批系主任。有的系沒有換主任，但是加了新人。當時哲學系就聘請了剛從印度回來的金克木先生，外文系聘請了從愛丁堡回來的周煦良，他是周一良的堂兄，歷史系的唐長孺是武漢大學在樂山的時候培養(yǎng)起來的，我們四個人相對來說，比較傾向于革新，所以關系也很好。我當了系主任以后，首先就要求重新開設新文學的課，原先蘇雪林先生開過這個課，但是后來慢慢地被劉博平先生他們用一種冷淡的方式取消了。原來是必修課，然后就改成選修課，慢慢地就取消了。后來我就請?zhí)K先生來教這門課，她還不愿意。因為她教文學史已經(jīng)習慣了，不愿開新文學的課，但是我還是請她教了。再比如吳于廑先生當歷史系主任，他就認為歷史系學生不能光讀歷史，至少要讀一門中國文學史和一門中國哲學史。他來同我談，因為要從上古一直教到近代，沒有人肯教，我就只好自己教。教了兩年，效果很好。我后來寫的《程氏漢語文學通史》，就是根據(jù)那個時候的講義為基礎修改、充實、提高的。唐長孺先生不僅是史學很好，文學也很好。他的文章、詩詞都做得很好。要是拿中國的傳統(tǒng)來說，在文學方面，他是金松岑的學生；在歷史方面，他是呂思勉的學生。金克木先生我原先不認識，最初是看到他寫的新詩，覺得很好。抗戰(zhàn)勝利以后，我回到珞伽山，聽說哲學系聘請了金先生，他剛從印度回來，哲學系需要有個人講印度哲學，就把他聘來了，那時他還沒有結婚。我們幾個人常常在一起，談學問，也談其他。隔了兩三年，胡適希望金克木到北大去，當時北大有季羨林，還有一些懂梵文、印度文、烏爾都文的先生，金克木在武漢大學如果講中國哲學還有朋友，如果講印度哲學，就他一人，所以他也很想去北大。當時唐長孺有個妹妹叫唐季雍，在北大哲學系讀書，金克木要調(diào)到北大去的時候，唐長孺就對他說：我有個妹妹，還沒有結婚，如果你們見了面，覺得很好，也可以談。后來金克木到了北大，一談就覺得很好，就要胡適給他們證婚，他們就結婚了。這樣，唐長孺和金克木就成了親戚。金克木和我的另一位朋友麗尼（郭安仁）一樣，都是無師自通，外文特別好。他的法文非常好，他最初在湖南大學就是教法文，他去看楊樹達先生，楊先生看他很年輕，還以為是個學生。后來他去了印度，在印度的一所大學里教書，他的職稱是在印度定的。他這個人非常聰明，他在北大先是教梵文，后來北大希望印度文化的內(nèi)容近代化一些，不要講太古老的，他就教烏爾都文。烏爾都文大概是印度多種語言中流行得最廣泛的一種語言。解放以后，金先生好像不在系里，到了南亞研究所。他寫過一本《梵語文學史》，還翻譯了一些印度的書。他對于中國的佛學也知道得很多。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剛好那時舊書非常便宜，他想買一部《大藏經(jīng)》。因為拆零了，不完全，他就把自己感興趣的部分都買了。買回來以后，家里的房子太小，沒地方放，只好又退還給書店。他又懂天文學，所以解釋《古詩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就解釋得很好。他在近十年中非常活躍，出了好幾本書，都是二十萬字左右的，我很喜歡。周鯁生在解放以后因為徐懋庸的排擠，后來就離開了武漢大學。他以前在國際聯(lián)盟工作過，熟悉國際法，就到外交部當顧問。周恩來很看重他，他入黨也是周恩來介紹他入的。

從抗戰(zhàn)勝利到武大，沈祖棻一直作為武大的家屬閑住著，后來她因為生孩子出醫(yī)療事故，我就經(jīng)常到上海陪她看病。有一陣沈祖棻在上海開刀，我住在親戚家里，那時我教元明清文學，想找些書看，我也不認識復旦大學的趙景深先生，就直接上門，說我是程千帆，他說我曉得你這個人。他這個人真熱情，并且對自己的材料非常公開。我從他那里借了許多古書，很罕見的各種抄本。他說你拿去，什么時候用完什么時候還我。非常大方，人也很和藹，他絲毫沒有想到你會借了不還。所以我很感動。后來我想到魯迅罵他“趙老爺”，實在有些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