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接受現(xiàn)代教育

一九二八年的秋天，我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從私塾學習改進新式學校，從漢口來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學附屬中學初中三年級，作為一名插班生，開始接受了八年正規(guī)的現(xiàn)代教育，直到一九三六年大學畢業(yè)。

我在金陵中學學習了四年，開始從多方面接觸現(xiàn)代科學。我至今懷念在中學時代給我教益的幾位語文老師：帶著濃重安徽口音的張劍秋先生，他的詩人風度和抒情性的講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泰州林從周先生永遠是那么容止閑雅，談笑從容，知識就在不知不覺中流進了學生的心田腦海。余姚黃云眉先生，后來是海內外知名的明史專家，在上高中三年級課時，一個學期只為我們講了一篇曾國藩的《圣哲畫像記》，事實上卻是以此為綱，上著國學概論的課。這種概論式的宏觀論述是我在私塾學習時所不曾接觸過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我在作業(yè)中發(fā)表了一些對李商隱詩的謬論，黃先生還特地將我叫去，勉勵有加。這些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是我難以忘懷的。

在高中時，我遇到一位極好的化學老師，寧波王實銘先生。在他的循循善誘下，我對化學興趣大增，成績也極好。一九三二年八月我升入金陵大學時，原先準備讀化學系，但當我去注冊交費時，竟然要付一百多塊錢。我父親當時失業(yè)，無力負擔，于是我遍查各系交費情況，發(fā)現(xiàn)中文系只要化學系的一半，我就進了中文系而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也似乎有些偶然。人生道路是被偶然所決定的呢，還是有其必然性，對此，我感到迷惘。我不知道偶然性只是在諸必然性的交叉點上出現(xiàn)的說法，能否說明這個令人迷惘的問題。這樣，我就沒有機會當戴安邦等老師的學生，卻做了黃侃、吳梅諸位老師的學生。我想，如果當初成了戴老師的學生，我也會在配位化學方面作出成績來，不會當戴老師的不爭氣的門徒的。

金陵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期間留影

進入大學以后，現(xiàn)代文、現(xiàn)代的科學和現(xiàn)代的意識，對我來講受益匪淺。我跟王繩祖先生學歐洲近代史，從維也納會議講起，一直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然后跟陳恭祿先生學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zhàn)爭講起。還有一門社會科學概論，是一門通論課，教社會學兩個星期，經(jīng)濟學兩個星期，法律學兩個星期，人類學兩個星期，等等，都講得很扼要，講完就考試。授課教師名叫虎臣，是個回教徒，后來去了美國，一直沒有回來。他博學多能，也非常會講課。所有這些課程，使我由一個完全接受鴉片戰(zhàn)爭以前的知識的人，通過兩年的訓練變得“現(xiàn)代化”了。我也由過去的讀寫“之乎者也”，開始寫新詩和白話文。然后再開始接受在今天我們看來是國學大師的訓練。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學府中，大師云集。有的我獲得受業(yè)門下、親承音旨的機會；有的雖未嘗從學，卻也曾進登龍門，有所請益。現(xiàn)在想起來，確實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我跟黃季剛（侃）先生學過經(jīng)學通論、《詩經(jīng)》《說文》《文心雕龍》；從胡小石（光煒）先生學過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甲骨文、《楚辭》；從劉衡如（國鈞）先生學過目錄學、《漢書·藝文志》；從劉確杲（繼宣）先生學過古文；從胡翔冬（?。┫壬鷮W過詩；從吳瞿安（梅）先生學過詞曲；從汪辟疆先生（國垣）學過唐人小說；從商錫永（承祚）先生學過古文字學。我是金大的學生，但中央大學老師的課我也常跑去聽，因為那個時候是鼓勵去偷聽的。我曾向林公鐸（損）先生請教過諸子學，向汪旭初（東）、王曉湘（易）兩先生請教過詩詞。汪辟疆先生精于目錄學和詩學，雖在金大兼過課，但沒有開設這方面的課程，我也常常帶著問題，前去請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時找到一個同鄉(xiāng)就可以躲在學生宿舍里，錢也不交，就這樣讀四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聽出來的。他口齒很好，字也不錯，還會畫畫。后來在南洋大學教書，再后來到香港辦了個雪曼藝文院。像這樣的人，以前舊社會中可以產(chǎn)生。金陵大學就不一樣，有秩序，辦事有條理，不像國立大學那樣隨隨便便、紀律散漫。整個金陵大學的學風，不只是國學的，而是對待整個的學問的態(tài)度，她那種教會學校的嚴格對我有大的好處。我一九七八年回到南京大學，那時教務處一些很老的，從金大一直留下來當職員的，都非常能干。

關于老師們，季剛先生樹義謹嚴精辟，談經(jīng)解字，往往突過先儒，雖然對待學生過于嚴厲，而我們都認為，先生的課還是非聽不可的，挨罵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語言藝術是驚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將復雜的問題用簡單明了的話表達出來，由淺入深，使人無不通曉。老師們對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從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講授《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瞿安先生講授《長生殿》傳奇斠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獨得之秘，由于我們的請求，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學生。這種精神使我終身奉為圭臬，對學生絲毫不敢藏私。

瞿安先生的學問很有意思，他最早專門研究戲劇，后來研究散曲。他是一個大師，雖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研究傳給了盧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傳給了蔡瑩、王玉章，對詞的研究傳給了唐圭璋，南戲研究傳給了錢南揚。然后任先生往唐朝發(fā)展，也有的往后發(fā)展。如錢南揚先生研究宋元以后，除南戲以外，笑話、謎語都研究。

我選了這些大師的課，現(xiàn)在回想起來，最吃虧的就是對整個國學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這么好的老師黃季剛先生，他的學生也都是大師了，而我感覺聲韻學比較干枯，很難學，就不選，只選了有興趣的課，像《文心雕龍》之類。

我在金大的得益處也不完全來自于大師，有一位歷史系的講師陳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閱讀面非常之廣，他寫的《中國文化史》《國史舊聞》都是非常博洽。我喜歡博覽群書，無論懂不懂，無論是否自己所需要的，都想看看。這就是從陳先生那兒學來的。當時他還是一位講師，別人并不重視他，但是我在陳先生那里得到很大的好處。

我在進金大之前，幾乎沒有接觸什么白話文。這時我開始大量閱讀白話文，很多時間在圖書館里看雜志，看整本的白話書倒不多，但雜志看得較多，差不多每一期的《清華學報》《燕京學報》都看。

金陵大學北大樓石階上留影

另外，凡是遇到論戰(zhàn)我都很注意，比如中國社會史的論戰(zhàn)，到現(xiàn)在為止，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論我還是不懂。不懂歸不懂，當時吃下去再說，拿卡片記下來。還有呢，就是練習寫。最初的白話文寫作是學作新詩，現(xiàn)在還留了一本小詩集在那兒。當時練習寫作，跟窮困也有關系。在報紙的副刊上寫小文章，五毛錢一千字，一塊錢就不錯了。如果有三塊錢一千字的文章，四千字發(fā)表了，十二塊錢，差不多一個半月的伙食費都解決了。因為那個時候六塊錢就可以吃一個月飯，如果是八塊錢呢，一菜一湯還帶一點點肉。我是個很窮的學生，全靠自己奮斗出來。我那個時候能寫各式各樣的文章，只要報刊需要我就寫，一個月有個五六塊錢，最好有個十塊錢，就能夠過下去了。我的爸爸大概有兩年的時間沒有工作。那個舊社會，你們不能想象，比如換了一個廳長或局長，底下的人都換掉，不問你有理無理，有資格無資格。所以我就向各種地方投稿。我也寫小說，寫小說的最好成績是在《東方雜志》上發(fā)表的。就這樣，在一個非常困難的環(huán)境中把大學念完了。剛好那個時候金陵大學的史學研究所被批準成立了，我考取了，那等于是碩士研究生?？既×艘院笠荒昴艿玫剿陌賶K錢的獎學金，生活是夠了?？墒瞧忠蛘塘?，也就沒有辦法讀書，所以我是被金陵大學史學研究所錄取的學生，但是沒有上。那個時候已經(jīng)同沈祖棻戀愛了，想結婚了。她是研究所畢業(yè)，我是大學畢業(yè)。我在金陵中學教書，就想一邊教書，一邊在金陵大學的歷史研究所讀課程。當時還有一個機會就是到燕京大學去，到哈佛燕京學社，也有一定的獎學金，那就像王鍾翰這些人一樣，同他們一輩。他們審查了我的作業(yè)，說你的英語不行，過來補一年英語，第二年錄取你。當然沒想到要打仗了。燕京大學的那些教授有顧頡剛、洪業(yè)，還有陸侃如他們，當時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想法，好像給黃季剛、吳梅先生當過學生的，再去給顧頡剛他們當學生，就吃了虧一樣。這種心理很奇怪，我也很少同人家講起。中國舊學很注重傳統(tǒng)、班輩。當大師的晚年學生，在輩分上就很占便宜。的確是的，比如任老是我的前輩，但他同我說起來是師兄弟，他寫信給我也是這樣稱呼的。

一九三六年，程千帆在大學畢業(yè)期間

除了以前為了生活而投稿，在報紙副刊上發(fā)表的文章，我一輩子寫得最早的學術論文，是在劉國鈞先生的班上寫的作業(yè)。那時他給研究生講《漢書·藝文志》研究，因為是研究生課程，不是閉卷考試，而是做一篇文章，我那個時候對目錄學、校勘學有興趣，我就寫了兩篇，不是一篇，后來收在《閑堂文藪》里面。一篇是《〈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說》。因為陸賈賦、荀卿賦、屈原賦沒有序，別的都還有幾句話，恰恰這個沒有。劉先生讓大家各抒己見，后來我就寫了這篇文章。另外又寫了一篇《〈別錄〉、〈七略〉、〈漢志〉源流異同考》，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只有《漢書·藝文志》，《別錄》《七略》據(jù)推想是在唐末五代之亂中散佚掉的。后來就只有輯佚，大概總有十幾二十種。清朝人作輯佚，慢慢地弄清楚了，我就根據(jù)清儒的考訂結論作進一步推論?，F(xiàn)在弄清楚《漢書·藝文志》是把劉歆的《七略》七卷壓縮為一卷?！秳e錄》在留下來的宋版書中有所反映，像《荀子》等。所以我寫書時，對于底下的篇目我是不用“目錄”兩個字的，因為目是目，錄是錄，我總是寫作目次，寫篇目也可以，無論如何不能寫目錄?？傊?，先有一個命題的規(guī)范，要解決什么問題，然后就是論證，再就是推出結論。所有引用的材料，要有比較謹嚴的出處。這就是我開始寫學術論文，是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也就是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此后我就按照這個軌范陸陸續(xù)續(xù)寫了一些文章。我寫的第一篇文學論文是在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寫的是《少陵先生文心論》，那是我的大學畢業(yè)論文，是中文系主任劉繼宣先生指導的。劉先生這個人極其謙和，他拿了也沒改，打了個分數(shù)，這以后就畢業(yè)了。畢業(yè)以后在金陵中學教一班初中二年級的語文，編校刊，一個星期出一期，就是《金中周刊》。這個周刊沒有保存完整的。我很想得到，因為那個時候有很多東西發(fā)表在上面，也還有沈祖棻的許多散文，我想找來收到她的集子里，找不著，沒有辦法。

一九三四年，沈祖棻的中央大學學士畢業(yè)照

一九三六年春天，程千帆與沈祖棻在南京玄武湖公園

一九八〇年六月，程千帆與陶蕓留影于濟南趵突泉

我還想補充一個問題，我前后娶了兩個妻子，都是金陵大學的同學。沈祖棻比我班次高，她年紀也比我大。當時在女同學當中，老師也好，同學也好，對她的文采評價還是不錯的，但是她始終沒有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伴侶。她讀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二年級的時候，我是三年級學生。當時三四年級的學生成績好的，可以聽研究班的課。這樣，我就有機會同她接觸。后來打仗了，我們從南京逃到屯溪，就在那里結了婚，跟我受了一輩子的苦。在學校的時候，陶蕓和我同級但不同系，互相認識。后來沈祖棻不幸過去之后，我想再找一個妻子，我就了解一下，她也很不幸，丈夫因政治問題去了臺灣，同她離了婚。她一個人帶三個孩子，現(xiàn)在一個在美國，兩個在南京。我就開始同她通信，到了南京了解這些情況后，就比較快地結婚了，因為大家過去都是有所了解的。我們兩個人，學校說是模范文明家庭，我們的確處得很好。我們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我有一個女兒，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我們很和諧。我現(xiàn)在很衰老了，很多事情都要她做。比如說今天早上，我要回答廣州一個新聞記者的信，我給他寫了一篇文章，那個人認錯了一個字，我就要告訴他你認錯了，應該是什么字。但我自己不能寫，就要她幫我寫。前時香港中文大學拿一篇稿子來叫我審查，我審查以后又要批一段，也是她給我抄了以后送走的。生活上依靠她的就更多，她如果不按時給我吃藥，我就完全不會想起。我說這些的意思是，金陵大學給我的，不僅是學業(yè)和事業(yè)，也還有婚姻問題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