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20 世紀李白的女性題材詩研究述評

20 世紀李白的女性題材詩研究，尤其是“五四”后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逐漸開始了對李白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在此階段，如果要分期的話，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學術轉(zhuǎn)型期（1901—1949）和深入發(fā)展期（1978 年直至 20 世紀末）。

一、學術轉(zhuǎn)型期的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1901—1949）

這一時期的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由于受西方美學、文學批評觀念的傳播和影響，其研究思想和方式已有了許多新變的特征：傳統(tǒng)感悟式、評點式的詩學評點模式被系統(tǒng)性和科學性的文學批評所取代，其傳統(tǒng)詩學批評跨入了現(xiàn)代學術研究的階段。但緣于這一時期“救亡圖存”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占絕對性地位的社會歷史語境，文學及文學批評往往是從“為人生”、“為社會”的角度立論，因而被烙刻上了濃烈的功利化色彩，學界關注的重點還是在通過李白的女性題材詩來研究李白的思想和性格，批駁李白思想中的“悲觀”、“頹廢”和淫靡色彩為其主流觀點。由此可見當時學界受宋代諸人的影響之深刻，并沒有擺脫傳統(tǒng)道德批評的桎梏。

徐嘉瑞運用西方頹廢派的觀點來觀照李白思想，在他的《頹廢派之文人李白》一文中提出：李白的生活是“貪肉欲的歡樂，官能的刺激”，是“狎妓”與“吃酒”，無所不為，“所以他的詩中崇拜酒和妓女性的美人也不知有多少”。^注這話完全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王安石評論的翻版，不僅沒有多少創(chuàng)新的內(nèi)容，且以西方頹廢派的思想來盲目比附李白的女性題材詩，沒有進行特定歷史境況的分析，應是一種嚴重的理論錯位。同時，此論沒有對李白女性題材詩所表達的思想實質(zhì)進行深入的剖析，因此也無法從本質(zhì)上說明李白大量創(chuàng)作女性題材詩的真正原因。

同時期汪靜之所著的《李杜研究》是進行李杜比較研究最早的專著之一，汪氏將李、杜詩歌從思想、作品、性格、境遇、行為、嗜好和身體等七個方面予以對比性的研究。就思想方面而言，汪認為李白思想“悲觀”、“縱樂頹廢”、“個人主義”及“為肉所霸占”，“李離經(jīng)叛道，而杜拘守禮教。李藐視俗眾，而杜愛民如子。李是社稷蒼生從未系其心，而杜時以民生疾苦為念。李對于戰(zhàn)事，不聞不問，而杜非戰(zhàn)，憂時憂世”。從作品方面看，則認為李白是“貴族的文學”，而杜甫是“平民的文學”，“李詩中多女酒二字，杜詩中多饑餓肉飯飽五字”、“李纏綿委婉之戀歌甚多，而杜絕對沒有一首戀歌”，甚至認為“從為人生為社會的見地看來，杜甫的詩有益社會人生，李白的詩不但沒有這些功效，甚至還有傷風化”。^注這確實是對李白女性題材詩的深刻誤解，這樣的觀點依然是蹈前人之舊軌，實在是難以令人茍同。

三十年代有幾部比較有影響的文學史都提到了李白的女性題材詩，如鄭賓于的《中國文學流變史》，將李白的女性題材詩的內(nèi)容認定為歌唱放蕩生活和醇酒婦人；^注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簡編》中提出李白“墮入‘飲醇酒多近婦人’的頹廢公式內(nèi)，言情之作頗多?！傊?，李白是極浪漫與頹廢之能事”的觀點；^注蘇雪林在《唐詩概論》第十章“浪漫文學主力作家李白”中指出李白思想有頹廢的一面，既沉湎于酒，又講究現(xiàn)實的享受，皆是頹廢思想的表現(xiàn)，因此李白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一個浪漫詩人，同時是一個頹廢文學的大師”^注。這些對李白女性題材詩的理解存在著極大的片面性，也沒能超出前人的窠臼。

四十年代詹锳先生承繼三十年代的主流觀點，在《李白之生平及其詩》一文中認為：李白一生似隱士似豪俠，“實則既非真隱士，而亦未嘗終其身為豪俠。一生落魄，走入頹廢之路，飲醇酒不已，又加以近婦人”^注。此時期公盾的《李白研究》運用了唯物的歷史觀和審美觀對李白詩歌從內(nèi)容到藝術層面都作了整體觀照和獨具個性的把握，指出其留下了歌妓、棄婦、商人婦、宮女、戍婦等女性形象，且“李白詩歌中所創(chuàng)造的婦女形象是相當動人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舊中國婦女內(nèi)心的悲哀和歡樂”，“為生活在當時社會廣大婦女的不幸遭遇提出抗議”，^注這在當時確是一個較新的見解和提法。

總之，這一時期的研究是在西方學術思潮影響下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來重新審視李白女性題材詩的，但很顯然承襲前人的多，而真正具有獨到創(chuàng)見的較少。

二、深入發(fā)展期的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1949 年到 20 世紀末）

從新中國成立初到文革時期，往往都運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審視李白及其作品，圍繞李白詩歌思想內(nèi)容方面的“現(xiàn)實性”、“人民性”、“階級性”、“斗爭性”、“進步性”、“消極性”以及“盛唐氣象”、籍貫、種族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此時期對李白女性題材詩著筆不多，主要是將其作為李白“現(xiàn)實性”、“人民性”、“階級性”、“斗爭性”和“自然”、“清真”的語言風格等觀點的例證，同時也批判其中有關攜妓享樂的詩歌，但幾乎都屬于一筆帶過，根本沒有較為深入的探究，或許這是當時歷史語境下集體有意忽略的結果，如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幾本權威的文學史著作，如李長之的《中國文學史略稿》（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 年版）、林庚的《中國文學簡史》（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年版）、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yè) 1955 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年版）、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中華書局 1962 年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2 年版）、游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年版）等均有這樣的特點。這一時期文學史寫作中對李白女性題材詩的探討以游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為代表：一方面肯定李白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其“政治上的遠大抱負，他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權貴勢力，對封建社會一切壓迫和羈束毫不調(diào)和的叛逆態(tài)度，正是他詩歌浪漫主義精神的主要表現(xiàn)”；另一方面也附帶指出李白“羨慕謝安攜妓享樂的生活，也見于行動，流于歌詠”。^注此時期還有孫殊青著的《李白詩論及其他》中專文討論了李白詩歌的婦女形象，指出李白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對女性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并真實地反映出她們的痛苦、要求和愿望，且熱烈地歌頌她們反抗暴力的斗爭行為。^注這與此時期的文學史中對李白女性題材詩的觀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以對封建社會的反抗與斗爭為主旋律。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李白研究，主要圍繞李白是否是反孔反儒以及是否為法家思想而展開論爭，對其女性題材詩的研究基本處于停滯狀態(tài)。唐誦在《評抑李揚杜》一文中提到了李杜的女性題材詩，認為李白在婦女問題上具有開明的思想，也較少流露男尊女卑的思想，而杜甫寫婦女的詩篇，則表現(xiàn)出特別濃厚的封建意識。^注這也僅僅是以李杜的女性題材詩來說明李杜優(yōu)劣的觀點而已。至 1979 年，肖文苑的論文《淺談李白的愛情詩》才專論李白的女性題材詩，雖整體上只是以李白的愛情詩作為盛唐氣象的表征來立論的，但這在認識上卻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肖認為李白描寫愛情的詩反映了唐代人民的精神風貌，與盛唐氣象是合拍的，反映在愛情上是大膽潑辣的，表現(xiàn)出女性追求解放的傾向及對禮教的蔑視。這從內(nèi)容上表現(xiàn)為三個方面：一是反映商人夫妻的悲歡離合；二是反映非正義戰(zhàn)爭給愛情帶來的痛苦與不幸；三是歌頌堅貞的愛情，斥責薄情無義的男子，對婦女的不幸命運表示深切的同情和關懷。這從風格上又可分三類：一是直率純真，痛快淋漓；二是深沉含蓄，耐人咀嚼；三是大膽追求，豐富的奇想。^注另有吳企明針對《別內(nèi)赴征三首》的真?zhèn)螁栴}展開探究，認為《別內(nèi)赴征三首》是“李白集中的偽詩，或為好事者所偽托，或為他人詩誤入。朱諫發(fā)端于前，筆者補正于后”^注。

改革開放后迎來了李白研究的熱潮，對其女性題材詩的研究愈加深入，專門論述李白女性題材詩的文章顯著增多，討論的范圍更深廣更細致，運用西方學術話語研究的水準較以前明顯提高。可見，對李白女性題材詩的關注比以前大大增多，這主要表現(xiàn)在，此一時期不再限于具體作品的闡釋和鑒賞以及以女性題材詩作為其思想或藝術風格的例證，而是出現(xiàn)了許多專門論李白女性題材詩的文章以及在李白研究著作中分專章來進行論述。

八十年代的研究還承續(xù)著以前的一些觀點，如以文學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的視角來觀照之，認為李白以人道主義精神和平等的態(tài)度對待婦女，反映了唐代社會婦女生活尤其是下層婦女生活的現(xiàn)實，這以安旗和喬象鐘的研究為代表。安旗在《與“卑賤者”同呼吸共命運———李白關于婦女的詩歌》一文中明確提出李白具有“男女平等的思想”，是“真正關心婦女命運，同情人民疾苦”的，其婦女詩“體現(xiàn)了詩人與‘卑賤者’同呼吸、共命運的優(yōu)良品德，和李白整個作品中的反抗權貴、同情人民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sup>注稍后，喬象鐘《李白詩歌中的婦女群像》著重探究了李白描寫婦女的詩的類型和所反映的社會現(xiàn)實，“大致可以分為估客婦、征人妻、勞動婦女、宮廷婦女、女道士、女勇士和自己的妻子等類，是盛唐婦女的寫生畫卷”，且總結了李白婦女詩的特點：一是繼承和發(fā)揚了《詩經(jīng)》中現(xiàn)實主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二是可以窺見盛唐時代婦女的生活風貌。^注在此基礎上，他深入分析了李白大量創(chuàng)作婦女詩的社會現(xiàn)實根源。其分析全面具體，并對此時期李白女性題材詩的研究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劉憶萱、管士光雖沒分專題論述，但在其《李白新論》前言中指出李白寫女性的詩“反映了封建專制社會被壓迫被損害的婦女內(nèi)心的痛苦”，并認為李白是“用平等的態(tài)度，同情的筆觸，塑造各種類型的婦女形象，確是難能可貴，這與詩人的叛逆性格是緊密相連的”。^注陳書良《試論李白怨婦詩的人民性和藝術特點》一文闡明李白“對人民的熱愛，關心他們的生活和痛苦，控訴、譴責統(tǒng)治階級對于他們的迫害和摧殘，是李白詩歌的重要的思想內(nèi)容。怨婦詩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因而也就具有深刻的人民性”^注。這一時期，日本當代研究李白的著名學者松浦友久在其《李白———詩歌及其內(nèi)在心象》一書中分專題論述了李白的女性詩，且將李白所描寫的女性形象分為三種類型：宮中的女性；征人婦的“思婦”形象；生活在民間的庶民女性形象。同時，松浦友久對李白女性詩歌創(chuàng)作的特點作了相當精辟的分析：“李白所描繪的女性形象，特別是他的代表作，都是第三者的，第三人稱的。美貌的女性，可愛的女性，客觀存在的女性；不是作為自己的愛慕的對象，而是作為普遍的美、普遍的可愛而存在的女性形象。總結為一句話，就是貫穿在李白的詩歌風格中的客體化表現(xiàn)手法?！?sup>注這一論斷具有宏觀的知識視野和縝密的邏輯思辨性，是對李白女性題材詩非常深刻且精確的闡釋。

九十年代的李白女性題材詩研究，開始擺脫其“人民性”和“現(xiàn)實性”觀點的影響，并以新的視角從各個層面深入挖掘其所反映的李白思想和情感世界，如趙曉嵐《李白愛情詩述評》一文認為，李白的愛情詩往往糅合了作者的人生體驗，且“李白愛情詩的審美體驗是多樣化的……這其中更多地體現(xiàn)了道家的審美認識”。^注傅紹良《論李白的婦女詩及其人格美》一文中論述了李白婦女詩中所描寫的四種婦女類型：自由、悲怨、游樂和勇武，且這四種婦女類型與李白的性格是相對應的，“它們補充和豐富了李白人格的基本內(nèi)容”。^注蔣景明分析了李白以大量描寫婦女詩歌來控訴整個封建社會的不平等，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婦女的痛苦與希望，并體現(xiàn)了詩人的人格美與其詩歌的進步性。^注張浩遜、史耀樸專門研究了李白的贈內(nèi)詩，得出其贈內(nèi)詩反映了李白“可貴的民主意識和進步的婦女觀”的觀點。^注這一時期以孟修祥的研究最具理論深度和創(chuàng)見，他認為在李白詩作中，許多美女形象是表達政治之戀的喻指符號，禮贊女性美質(zhì)，也大多是政治理想失落后得到的一種心理補償；李白的“贈內(nèi)”詩表現(xiàn)了他對愛情的珍視，即使是對婚外性愛的表現(xiàn)，也是為了求得精神的慰藉，而“宮怨”“閨怨”詩更蘊含著沉重的現(xiàn)實感^注。周敏在《男女之情———李白比興言志的重要手段》一文中認為，李白詩中“固然不乏單純歌詠女性、傾訴戀情的作品，像《越女詞》《寄遠十二首》等等，但相當一部分則是比興言志、另有寄托的政治抒情詩……是繼承了源于《詩》、《騷》的優(yōu)良詩歌傳統(tǒng)。醉酒美人常常不是他的創(chuàng)作目的，而是比興手段，曠男怨女之情往往表達的是他孤臣孽子之心”^注。當然，也有承續(xù)八十年代的觀點來研究的，如楊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中所闡述李白的婦女觀：“李白一生堅持人道的、平等的、民主的態(tài)度關懷婦女、尊重婦女、歌頌婦女，從而顯示其開明進步的婦女觀”。^注

此時期海外學者的研究很有些新銳的觀點，因較早地觸及女性主義的批評維度，在當時是一種全新的突破，如日本神戶大學的筧久美子持續(xù)地關注了李白的女性題材詩：《李白結婚考》論述了李白同許氏、宗氏兩個女性結婚及其于李白的意義，認為李白與許氏的婚姻是李白基于人生仕途的考量，“即使李白的祖先出身是與李唐王室有關聯(lián)的貴族血統(tǒng)門第。可是，一旦跌落為工商雜類最低庶民，不管他以多么富裕的商人階級的經(jīng)濟實力為后盾，也無法出入政界。為了踏上社會，步入仕門，無論如何也需要一個體面的社會身分。對李白來說，同名門許氏結婚是相當合適，非常必要的”。而許氏就是看重“李白的人品、才華和對未來所寄予的希望”^注，因此兩人締結婚姻；而李白晚年與宗夫人的婚姻應是基于共同道教信仰而跨越身份差別的婚姻，屬于志同道合的婚姻，因此她在李白下潯陽獄時積極奔走營救，患難與共；在《“贈給妻子的詩”與“愛憐妻子的詩”———試論李白和杜甫詩中的妻子形象》一文中將李、杜詩中的妻子形象相較，認為李白是“采取一種與對方保持一定距離，平等相待的態(tài)度贈詩以妻子。李白在詩中是把妻子作為一個獨立的客體而論的，并以其幽默的手法抒發(fā)自己的感情。這種超越時代的夫妻關系真是饒有趣味”；而杜甫詩中的妻子形象卻是生動鮮活的：質(zhì)樸自然、溫和賢惠，一生勤勉操勞，與詩人相依為命。也可以說杜甫的妻子是具有主體性的，“透過其詩可自然感受到他們的夫婦關系是同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無緣的，其夫妻感情是真切而牢固的”^注；而《以“女性學”觀點試論李白杜甫寄內(nèi)憶內(nèi)詩》從“女性學”的角度出發(fā)研究李杜的寄內(nèi)憶內(nèi)詩，認為李杜二人在對待妻子的態(tài)度上是不同的，杜甫的“夫妻感情是真切而牢固的”，而李白卻是“跨時代地一對等關系相處的夫妻?！畎走@種自由而先進的夫妻關系，在他所生活的唐代不能為一般常識理解與接受，完全是可以想見的”。^注加拿大漢學教授方秀潔《新、舊、現(xiàn)實———李白詩中的女性形象》一文從女性主義批評出發(fā)，批駁把李白的女性題材詩當作反映現(xiàn)實的詩作，指出李白是在文學歷史、文本傳統(tǒng)中進行創(chuàng)作的，李白詩中的女性形象是他所建構的女性形象，“很難說給人以現(xiàn)實主義感”，而是通過女性形象表達一種自我認同。^注這種分析雖與中國“比興言志”的觀點相似，但更見其研究的深度與力度。日本學者松浦友久繼續(xù)其對李白詩歌的研究，在其《中國詩歌原理》第二編《唐詩中表現(xiàn)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觀》中進一步涉及了李白的女性題材詩，并以此來說明唐詩中所表現(xiàn)的女性形象帶有極大的類型化特色，所描寫的手法是客觀的、客體化的方法。^注

注：徐嘉瑞：《頹廢派之文人李白》，見《中國文學研究》，商務印書館 1927 年版，第 152 頁。

注：汪靜之：《李杜研究》，商務印書館 1928 年版，第 12—22 頁。

注：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36 年版，第 153 頁。

注：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簡編》，開明書店 1932 年版，第 60—61 頁。

注：蘇雪林：《唐詩概論》，商務印書館 1934 年版，第 80 頁。

注：參見《思想與時代》24 期（遵義），1943. 7. 1。

注：公盾：《李白研究》，見《李白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 1964 年版，第 68 頁。

注：游國恩、王起、蕭滌非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二），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85 頁。

注：孫殊青：《論李白詩歌中的婦女形象》，見《李白詩論及其他》，長江文藝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99 頁。

注：參見《安徽師范大學學報》1974 年第 4 期。

注：參見《吉林大學學報》1979 年第 4 期。

注：吳企明：《論李白〈別內(nèi)赴征三首〉的真?zhèn)螁栴}》，載于《江蘇師院學報》1979 年第 4 期。

注：參見《西北大學學報》1980 年第 1 期。

注：參見《中州學刊》1984 年第 6 期。

注：劉憶萱、管士光：《李白新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 頁。

注：參見《中國文學研究》1986 年第 1 期。

注：［日］松浦友久：《李白———詩歌及其內(nèi)在心象》，張守惠譯，陜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52—53 頁。

注：參見《中國文學研究》1990 第 2 期。

注：參見《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91 第 1 期。

注：蔣景明：《李白筆下的婦女之歌》，載于《邵陽師專學報》1994 年第 3 期。

注：張浩遜、史耀樸：《從贈內(nèi)詩看李白的愛情生活》，載于《陰山學刊》1997 第 1 期。

注：孟修祥：《論女性與李白的情感世界》，載于《湖北大學學報》1996 第 4 期。

注：《中國李白研究》（1997 年集），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5—234 頁。

注：楊海波：《李白思想研究》，學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5 頁。

注：《李白結婚考》，見《中國李白研究》（1990 年集·下），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5 頁。

注：《中國李白研究》（1991 年集），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5 頁。

注：《唐代文學研究———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三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8 頁。

注：《中國李白研究》（1998—1999 年集），黃山書社 1999 年版，第 379—387 頁。

注：［日］松浦友久：《中國詩歌原理》，孫昌武、鄭天剛譯，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3—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