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學沛然出乎醇正——吳小如先生的古典文學研究

吳小如先生的學問，絕非古典文學一個學科所可范圍。有人稱他是“文武昆亂不擋”的全才，的確，在文學研究之外，其京劇研究與書法藝術，也俱臻一流。近些年，他有感于社會文化之滑坡，做力卻陳俗的呼吁，其聲音更越出一己的書齋，進入公共文化領域；然而究其學術的重心，還是在古典文學方面。在大學講壇上，他講授古典文學逾四十年；作為學者，已出版近二十種著述，主要是關于古代詩文與戲曲小說之研究。

在古典文學領域，吳先生的研究也以其通達廣博，給人難以名狀的感覺。講文學史，他可以從《詩經》講到梁啟超；研究詩文，從先秦貫通于明清與近代；對戲曲小說也有深入的發(fā)掘。在學術日趨專門化的今天，這樣的治學格局已經越來越成為空谷足音。博涉與專精，本為矛盾，但吳先生的研究，多自出手眼，精義紛披。學問上宮室既富，就往往難以識其門徑。吳先生沒有一得之見，絕不落筆，寧可被人譏為“雜家”，也不愿堆砌蕪辭以追求表面化的體系和完整，許多成果都出之以札記的形式，因此，其內在學術理路的認識，亦非淺嘗所可得。

吳先生的學術，養(yǎng)根俟實于二十世紀，在這一世紀里，古典文學舊學新知，群星璀璨，一大批學術大師，以其深厚的學養(yǎng)，開拓出風光各異的研究道路。論學養(yǎng)之廣博深厚，吳先生取法前輩大師而得其仿佛，至于其學術道路，則頗具獨特的個性。具體來講，他繼承乾嘉考據學而益之以通貫古今的眼光，為中國傳統(tǒng)的詩文批評之學打開新的格局。其研究在充分尊重傳統(tǒng)的基礎上融會新知，取精用宏，浩乎沛然而皆出于醇正。在經歷了古典文學研究新聲舊曲的喧嘩之后，體會吳先生為學的獨特境界，會有許多新的啟發(fā)。

一、通古今之變的考據學

吳先生被學生陳丹晨教授稱為“乾嘉學術最后的守望者”。在詩文考證、字義訓詁方面，他有大量為學界矚目的成果，其《讀書叢札》即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前輩學者周祖謨、吳組緗、林庚、周一良諸先生，都給此書以高度評價。美國夏志清教授，曾經認為這本書，凡教中文的老師，當人手一冊。

但是，吳先生對考據學的態(tài)度，前后有過很大變化。在四十年代為傅庚生《中國文學欣賞舉隅》所作的書評中，他認為“自有清乾嘉以來，帝王們存心遏塞學者的思想，文字獄的把戲屢次在社會上公演，弄得知識分子一個個噤若寒蟬，只想在故紙堆中討生活，于是樸學的風氣便盛極一時……直至清末，余風猶烈，凡文人欲求有所建樹，也大抵先從考據下手，終亦必據考據名家，真有舍此非學問之概。至于義理辭章，都可撇開不談，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弊端吧”⁽¹⁾。

吳先生早年對考據學如此苛評，并非偶然。提到自己的學術成長道路，他認為自己受教最深的老師有三位：吳玉如先生、俞平伯先生、朱經畬先生。吳玉如先生是吳先生的父親，為一代書家，學殖深厚。吳先生幼承庭訓，于傳統(tǒng)詩文打下堅實的基礎；俞平伯先生絳帳恩深四十年，全面影響了吳先生的學術道路。朱經畬先生是吳先生的中學老師，他以學術新知，最先給吳先生以啟迪。在其他先生講《詩經》而必遵毛傳鄭箋的時候，朱先生讓還是中學生的吳先生第一次知道了五四以后的新學術，知道了胡適、顧頡剛，知道了從清代姚際恒、方玉潤以來，對《詩經》的新闡釋，知道了古史辨派的觀點，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青年的吳先生深刻地感染了五四的學術精神。朱自清先生的《詩言志辨》從五四以來新《詩經》學的方向，對《詩經》的重要問題做了新發(fā)掘。吳先生在朱先生去世后，為此書撰寫書評寄托哀思，其點評朱先生學術之精要切中肯綮，今天讀來仍極具啟發(fā)意義。對學術新風尚的感染，還體現在吳先生對待現代文學的態(tài)度。二十世紀上半葉，治舊學的學者，常鄙薄新文學，西南聯大教授劉文典對同為聯大教授沈從文的偏見，即足以見出新舊間的畛域。吳先生在四十年代，對當時的新文學涉獵甚廣，撰寫過許多書評、評論，其中對穆旦、沈從文、張愛玲、蕭乾、李健吾等人的評論，至今仍受到治現代文學者的關注。穆旦之《詩八首》，今天已為各類新詩選本所必選，吳先生是最早闡揚其詩學價值的學者之一。

五四以來的新學術，如古史辨派，其實與乾嘉之學有十分密切的聯系，不加區(qū)別地斥乾嘉為舊學而一概抹倒，不過是對五四學術之真精神未能探本的皮相之論。吳先生在四十年代對考據學的態(tài)度，當然包含了很明顯的局限，不過它更多地反映了一個剛剛踏上學術之路的青年，積極感染學術新風的熱情。

真正使吳先生意識到考據之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執(zhí)北大教席時編注《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和《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吳先生承擔了前者的全部以及后者近八成的篇目注釋。他沉潛故訓，研安字義，傾注了全部的精力。這兩部書出版后因選材精當，注釋詳明可信而廣受贊譽，而吳先生自己對考據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深刻的轉變。在注釋過程中，他對乾嘉時期戴、段、錢、王等人的代表著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紦拇吮凰暈閷W術不可或缺的基礎。從五十年代出版《讀人所常見書日札》，到八十年代出版《讀書叢札》，他在考據學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吳先生的考據，主要是關于詩文字義的考證，深得乾嘉之學的精髓。這主要體現在注重通假和講求故訓。清代考據學之成就與古音學的發(fā)展息息相關，顧炎武“六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即成為乾嘉之學的核心精神。以古音為基礎，注重通假之分析，即可以不為字形變化所左右，探究古書之真相。吳先生對此有直接的繼承，他說：“古今語言之通轉，詞義之通假，皆以字音為主，音同則義通，固不必泥于字形之異也?！?sup>(2)例如，《詩經·周南·靜女》“靜女其姝”，“靜”，《毛傳》訓為“貞靜”，朱熹《詩集傳》訓“閑雅”，歷代說詩者都固執(zhí)貞靜閑雅之訓，五四以來亦無新的發(fā)明。吳先生則引《說文》《方言》《廣雅》《國語》韋昭注等，以“靜”訓“好”，靜女即美麗女子，并指出漢魏以來，訓“好”之“靜”，多用“靚”字?！都崱贰办o”韻：“靚，女容徐靚?！薄办o”“靚”為通假⁽³⁾。乾嘉學者每博極群書，廣引詁訓以為佐證，吳先生之考據亦講求故訓之廣博，例如《詩經·周南·芣苢》“薄言掇之”的“掇”，《毛傳》：“掇，拾也。”而他引宋楊簡《慈湖詩傳》，以“掇”訓“掐”，并指出“拾”從“合”得聲，而“洽、恰字亦皆從合得聲，與掐音近，故疑‘拾’即古‘掐’字”。林庚先生翻譯《詩經》即取此說而譯為“撿大的掐”⁽⁴⁾。又如《左傳》宣公二年靈輒對趙盾語中“宦三年矣”的“宦”，吳著發(fā)現杜注以訛傳訛，并引阮元《詁經精舍文集》卷六所載金廷棟《魯詩三歲宦女解》中的意見，以“宦”為“為人臣隸”的意思⁽⁵⁾。這些意見，都體現出吳著對故訓考察之廣。乾嘉考據廣求故訓這一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在今天也許會隨著諸如《故訓匯纂》之類大型工具書的編纂和電子數據庫的建設而變得相對容易，但在吳先生寫作的時代，堅持這一傳統(tǒng)，意味著艱苦的考察和一絲不茍的搜檢。即使在檢索變得相對容易的今天，這種竭澤而漁的態(tài)度和謹嚴的精神，仍然有很深的啟發(fā)意義。

如前所述，吳先生是在積極吸收五四以后新學術風尚的基礎上，隨學術的成熟而深刻認識考據學之意義，因此他對于考據，并未完全因襲乾嘉之舊路。乾嘉學術因崇古而泥古的弊端，在吳先生的考證中，被通古今之變的眼光所回避。他曾說：“清儒對章句訓詁之學有所發(fā)明和發(fā)現，固然是對我國古代學術的一部分貢獻，但工作做得并不算徹底。有的墨守古人舊說，有的則缺乏觸類引申、旁通隅反的精神，往往孤立片面地看問題，即使一字一詞之微，也往往沿襲因循，不能跳出古人窠臼?！?sup>(6)當然，乾嘉學術本身有復雜的脈絡理路，對待故訓舊說，吳派和皖派即有不同的表現。吳先生十分尊重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正》等著作的考據成就，而他的考證，則鮮明地呈現出不迷信舊說的特點，例如，《論語》所謂“文獻”之“獻”，漢儒訓為“賢”，吳先生則認為此說于文義未能恰當，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能活到幾百歲以上?！矮I”當為“鬳”之通假，“文”泛指文字記載，“鬳”泛指前代器物。有了文字記載和前代器物，古禮始可取征。因此，“文獻”之初義與今天所謂“文物”接近⁽⁷⁾。對于通古今之變，吳先生尤為著力。他注意古今語音的關系，關注為清儒所忽視的方言資料，其《讀楊樹達〈長沙方言考〉、〈長沙方言續(xù)考〉札記》，就深入發(fā)掘了方言所保留的古音。又如對《史記·滑稽列傳》之“滑稽”，他認為當訓為“圓轉滑利。具體言之，則指言辭辯捷，出口成章而不窮竭”，并無俳諧可笑之義。他舉例說，自己1964年秋至1965年夏到湖北江陵參加農村四清運動，發(fā)現天門、江陵、沙市、公安諸地方言，皆以“滑稽”為狡獪、圓滑、能言善辯之義，而無用為俳諧可笑之義者⁽⁸⁾。

對于魏、晉、唐、宋人的意見，清儒往往執(zhí)漢儒舊說而加以非議。吳先生則認為，唐宋訓詁多有通情入理之處，一律排斥，顯然是門戶之見在作祟。例如，《左傳》昭公二十年之“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預注云：“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贝苏f把“形”作本義解，宋人以下都認為“迂回難通”。而吳先生認為孔穎達《左傳正義》之疏解甚為暢達：“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依此形模而用民之力，而無有醉飽盈溢之心也?！倍K軾在《志林》中的解釋也明順可喜。清代考據學大師王引之和俞樾的注解，則對字義展轉考求，實不免穿鑿⁽⁹⁾。故吳先生每為考據，必博觀而約取，求通達而忌穿鑿。

通古今之變的眼光，使吳先生為乾嘉考據學的古老傳統(tǒng)，增添了開闊的視野和通達的方法論，這無疑得益于五四以來新學術的影響。他曾說：“我相信辯證法這個足以攻克學術堡壘的武器乃是與人類俱生并且與人類共存的，是人類社會向前發(fā)展不可須臾離開的一把鑰匙?！?sup>(10)其通達的考據格局，無疑可以看到辯證法的影響，由此所取得的考據學成果，許多都經受了時間的考驗而得到廣泛的接受，代表了二十世紀詩文字義考證所達到的高度。

二、批評之學的新境界

雖然在考據學上用力甚勤而成就斐然，但吳先生是將考據看作文學研究的起點和基礎，其研究涉及古典文學更為廣闊和豐富的層面。在詩文方面，他的《古典詩文述略》《古典詩詞札叢》《古文精讀舉隅》《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吳小如卷》《莎齋筆記》是集中代表，內容由先秦通貫于近代；在古典小說方面，他先后出版了《中國古代小說講話》《中國古典小說漫稿》《小說論稿合集》（合著）等著作，其《關于〈紅樓夢〉的后四十回》《關于曹雪芹生卒年問題的札記》《鬧紅一舸錄》三篇文章，是紅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戲曲方面，其《吳小如戲曲文錄》《京劇老生流派綜說》《吳小如戲曲隨筆集》《吳小如戲曲隨筆續(xù)集》《吳小如戲曲隨筆集補編》等著作對京劇研究的重要貢獻，已經不是古典文學研究這個題目所能范圍，值得做專門討論。

吳先生曾有詩論學書之法：“學書必自二王始，譬猶筑屋奠基址。”那么，他本人如此堂廡特大的學術廣廈，其“基址”又在哪里？仔細尋繹，可以發(fā)現，吳先生的學術與中國傳統(tǒng)的批評之學有極為密切的聯系。

文學批評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研究的核心，二十世紀，隨著文學史學科的建立，文學理論日益受到重視，批評之學也改變了傳統(tǒng)的面貌而開拓出新的格局。批評是文學研究的基礎，二十世紀所有在古典文學上卓有建樹的學者，雖研究方向雖各有側重，但無不在詩文批評上有相當的根基與素養(yǎng)，有些學者還在批評之學上開拓出新的面貌，如王國維的詞學批評，引入新的理論視野，俞平伯先生的詩詞批評，有了新的學術內涵和文學觀念。但另一方面，對批評之學的忽視，也是二十世紀文學研究不能不面對的問題。在文學史和文學理論體系性、理論性的反襯下，傳統(tǒng)批評之學顯得散漫而缺少理論深度。有的研究者甚至認為，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可以無需以批評的素養(yǎng)為基礎，受此影響，相關的研究也越來越脫離文學內部的問題，弊端重重。五六十年代“以論帶史”的風氣，更使得僵化的理論完全取代了對作品的嚴肅批評和對文學史的深入探討。

吳先生經歷了二十世紀文學研究的劇烈變動，但始終對直面作品文本的批評之學，傾注了最大關注。即使是在僵化的理論風氣盛行的五六十年代，他仍然在撰寫《讀人所常見書日札》這樣的詩文字義訓詁之作。八十年代后，新理論、新觀念、新方法流播一時，而他仍然把研究重心放在深入文本的批評之學上。當然，吳先生并非是對理論探索和方法創(chuàng)新閉目塞聽，而是在繼承傳統(tǒng)批評之學精髓的基礎上，將新的理論意識和研究方法融會其間，因而既能深入作品內部，又能有開闊的視野來提煉和點化，為詩文批評打開新境界。如今，在新的世紀里，當許多曾經風行的理論潮流已如過眼云煙，吳先生的大量見解，反而歷久彌新，給人以啟發(fā)，這正是其批評之學高度成就的體現。

中國古代的批評之學，雖然在方法上不夠系統(tǒng)，但有許多值得珍視的傳統(tǒng)，例如以“知人論世”來探討作家作品和時代的關系，探究作品的風格、意象、體制源流，以精妙的藝術體驗對作品的審美特點做整體把握，強調批評者要兼具藝術家的藝術敏感與學者的學養(yǎng)與識見。吳先生的批評之作，相當全面地繼承了這些傳統(tǒng)，其中，他尤其加強了尊重文本實際的求實態(tài)度、強調博觀精鑒的學者素養(yǎng)，在此基礎上融會高度的藝術感悟，形成學力與感悟妙合無間的批評之境。

吳先生在大學講壇上分析詩文，每每給學生留下極為難忘的印象，待要向他請教該如何理解古典的詩文，他的回答則樸素到了極點：“我本人無論分析作品或寫賞析文章，一直給自己立下幾條規(guī)矩，一曰通訓詁，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歸結到揆情度理這一總的原則，由它來統(tǒng)攝以上四點?！?sup>(11)這些“平淡無奇”的方法，卻每每能把詩文解讀得令人神旺。

吳先生認為，詩文字義訓詁，是詩義解讀不可或缺的基礎，故授課撰文，每倡“治文學宜略通小學”。他以精湛的考據功力，研討字義，推敲訓詁，抉舊注之非，發(fā)詩句之隱。例如《詩經·周南·芣苢》共三章，傳統(tǒng)上認為三章是并列復沓關系，而吳先生從訓詁上認為，第一章與下兩章并非并列，第一章之“采之”呼應第二章之“掇之”與“捋之”，第一章之“有之”，呼應第三章之“袺之”與“襭之”。此說俞平伯先生認為是“定論”。漢樂府《長歌行》“焜黃花葉衰”之“焜黃”，李善注訓“色衰貌也”，五臣注“華（花）色壞”。此說多被沿襲，而吳先生遍檢漢晉古書，認為此“焜黃”，即當時通用詞“焜煌”，是形容華（花）葉在春夏時繽紛燦爛⁽¹²⁾。又如張衡《四愁詩》“側身東望涕沾翰”之“翰”，李善注引韋昭曰“翰，筆也”。而吳先生認為此“翰”當是《漢書·江充傳》所載之“交輸”：“充衣紗縠單衣，曲裾后垂交輸?！比绱咀ⅲ骸敖惠敚钫挂活^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后?！泵魅肆柚陕　段遘図嵢稹啡ヂ暥搴矖l引此條傳注皆作“交翰”，疑通行本《漢書》“交輸”為“交翰”之誤。因此，《四愁詩》之“翰”當為衣裾之義，“沾翰”與下文之“沾襟”“沾裳”“沾巾”文義協(xié)調⁽¹³⁾。通訓詁而能發(fā)詩義之隱的又一出色例子，是吳先生對《木蘭詩》“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之“思”與“憶”的分析，他遍考《詩經》、漢樂府中“思”的用法，認為“思”與“憶”當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思”和“憶”無所不包，而狹義的“思”和“憶”則專指男女間的互相思憶。因此，木蘭所說的“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就意在說明自己并非少女懷春，而是想到父親年老，出征作戰(zhàn)不易。北朝《折楊柳枝歌》“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日無消息”，即可旁證⁽¹⁴⁾。又如韓愈著名的作品《師說》云：“師者，所以傳道、受業(yè)、解惑也。”其中“受業(yè)”之“受”，《古文眉詮》《唐宋文醇》等坊間選本多作“授”，而世彩堂本《韓集》以下諸本作“受”，吳先生認為，韓文此處從學者立論，當從后者作“受”，意思是“學者求師，所以承先哲之道，受古人之業(yè)，而解己之惑也”⁽¹⁵⁾。

考據是閱讀文本的基礎，但僵化機械的“考據家”，往往會以文害意。吳先生特別注意到詩文訓詁的獨特性，他說：“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篇》提出‘《詩》無達詁’的看法。‘達’者，通也。鄙意此言講詩是沒有一通百通的訓詁的，即一個詞語本有多種解釋，不宜執(zhí)一義以遍釋一切詩作。但詩無達詁不等于詩無定詁或詩無確詁，后人固不得引董說為借口，而任意胡亂解詩也?！?sup>(16)例如詩文中之“落”字，可以解為下落，也可以解為“遺”“留”“余”“?！敝x，孔稚圭《北山移文》“青松落陰”之“落”，即當作后一種解釋。北朝薛道衡《人日思歸》“人歸落雁后，思發(fā)在花前”，杜甫《重過何氏五首》其二“鴉護落巢兒”，其中的“落”都是此義。孔稚圭《游太平山》“陰澗落春榮，寒巖留夏雪”，其中“落”與“留”相對，意謂山中幽澗的背陰處，竟還保留著晚謝的春花⁽¹⁷⁾。

吳先生對典故的解讀，有許多精彩的意見，例如，他認為辛棄疾《水龍吟》“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是以張翰由洛歸吳，比喻淪陷于中原、思歸未得之人：“意謂莫道吳中鱸魚味美，今河洛尚有思南歸而未得之人也。蓋‘歸未’云者，正是期待遠人歸來語氣，近人或解為辛不欲效張翰之忘情世事、棄官還鄉(xiāng)云云，疑非是?！边@種解釋，顯然更貼合詞中“歸未”一語所表達的語氣⁽¹⁸⁾。又如南宋末年劉辰翁小詞《柳梢青》，其中有“輦下風光，山中歲月，海上心情”之句?！昂Ｉ闲那椤保⒓叶噌尀楦袊@陸秀夫負帝投海，或是張世杰、文天祥在沿海一帶抗元。但吳先生認為此解頗牽強，應是用蘇武在北海牧羊之典。這樣更切合劉辰翁困處元朝統(tǒng)治下的心情，在被異族控制的杭州城，他過的是隱士一樣的日子，心情則像蘇武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