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西潮東漸與舊學新知

倘若從事學術史研究，章太炎或許是最佳入口處。原因在于，“他是中國近代第一位有系統(tǒng)地嘗試研究學術史的學者”。正如侯外廬所說的，章氏對于周秦諸子、兩漢經(jīng)師、五朝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以及清代學術等，均有詳細的論述，不難從其著作中整理出一部“太炎的中國學術史論”[1]；對于身處其間的晚清學界，章氏也有不少精彩的評說，只是不像梁啟超那樣形成專門的著述。其實，作為一代名篇的《清代學術概論》，也只是梁氏擬想中的《中國學術史》之第五種[2]。

晚清那代學者，之所以熱衷于梳理學術史，從開天辟地一直說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識到學術嬗變的契機，希望借“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來獲得方向感。同樣道理，20世紀末的中國學界，重提“學術史研究”，很大程度也是為了解決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進入視野的，必然是與其息息相關的“二十世紀中國學術”。

沒有章、梁“從頭說起”的魄力，自是深感慚愧；退而集中討論“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目的是凸顯論者的問題意識。表面上只是接過章、梁的話題往下說，實則頗具自家面目。選擇清末民初三十年間的社會與文化，討論學術轉型期諸面相，揭示已實現(xiàn)或被壓抑的各種可能性，為重新出發(fā)尋找動力乃至途徑。這就決定了本書不同于通史的面面俱到，而是以問題為中心展開論述。

一　學術轉型與兩代人的貢獻

自從余英時借用庫恩（Thomas S.Kuhn）的科學革命理論，解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近代史學革命上的中心意義[3]，關于學術轉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說便頗為流行。就像余先生所概括的，所謂“典范”或曰“范式”（Paradigm）的建立，有廣狹兩義，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的改變，后者指具體的研究成果發(fā)揮示范作用，既開啟新的治學門徑，又留下許多亟待解決的新問題。依照庫恩的思路，科學進步的圖景可以這樣描述：典范的建立—常態(tài)研究的展開—嚴重危機的出現(xiàn)—在調整適應中尋求突破，并導致新典范的建立。如何在傳統(tǒng)與變革之間維持“必要的張力”，乃是成熟的學者所必備的素質：可對于史家來說，最為關注的，很可能是危機已被意識、新范式即將浮現(xiàn)的“關鍵時刻”[4]。依余先生之見，“清代三百年的考證學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關頭”，《中國哲學史大綱》又恰好提供了“一整套關于國故整理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系統(tǒng)”，故理所當然地成為新典范的代表。[5]此說有力地闡明了胡適的學術史地位，但并非對于現(xiàn)代中國學術轉型的完整敘述。倘若輔以王國維、梁啟超的思路，或許可以更好地詮釋這一學術史上的“關鍵時刻”。

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王國維以“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來概括有清三百年學術。此說常被論者引述，連帶也被用來為王氏自家學術定位。其實，王國維并不認同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道咸以降之學”，因“其所陳夫古者不必盡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適中當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就像他極為推許的沈曾植一樣，王國維也是“其憂世之深，有過于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后于戴、錢”。承繼清學而又不為清學所囿，乃章、梁、沈、王等晚清學人的自我期待，借用王國維的話來說，便是：

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chuàng)來學者亦以此。使后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6]

并非只是“舊學邃密”，更難得的是其“新知深沉”，晚清那代學人的貢獻，實在不可低估。沈、王諸君，深刻意識到危機所在，走出“或托于先秦西漢之學，以圖變革一切”的“道咸以降之學”，追求的正是新范式的建立。

可與王說互相發(fā)明的，不妨舉出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梁氏分學術思潮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而衰落期中，必有豪杰之士崛起，其推舊與創(chuàng)新，即導入“第二思潮之啟蒙期”。對于自家所處學術潮流，梁氏以全盛期正統(tǒng)派的眼光多有挑剔，但強調破除漢學專制、接引西方學術、回歸經(jīng)世之學，實際上將其視為“第二思潮之啟蒙期”。如此自我定位，目光所及，在于“開來”，而不是“繼往”。正如梁氏所稱，啟蒙期之所以值得懷念，在于“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7]晚清的社會轉型與學術嬗變，或許不如五四新文化運動面貌清晰，但其對于20世紀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足證其絕非只是“清學的殿軍”。

強調新典范的真正確立與發(fā)揮示范作用，胡適當然值得大力表彰；可要是更看重危機中的崛起以及學術轉型的全過程，章太炎那一代學人便不可避免地進入視野。在我看來，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名如日中天，晚清一代的貢獻多少受到了遮蔽。即便如此，談論20世紀中國的思想與學術，仍能找到不少喜歡“從晚清說起”的知音。

認準“言近三百年學術者，必以長素為殿軍”的錢穆，在其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為康有為專列一章。而梁啟超的同名著作，對康氏著墨甚少，因其認定“清末三四十年間，清代特產(chǎn)之考證學，雖依然有相當?shù)牟糠诌M步，而學界活力的中樞，已經(jīng)移到‘外來思想之吸受’”[8]這一思路，在其此前所撰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已有所體現(xiàn)，即認定康有為經(jīng)學成就不高，其貢獻在于“成為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9]。如此立說，表面上相當謙恭，實則蘊涵開創(chuàng)新時代的大抱負。作為世風推移及學術轉變的樞紐，康、梁、章、王等人的角色及功能也確實無可替代。

經(jīng)學史家周予同稱康、章為今、古文經(jīng)學的最后大師，并斷言：“以后便沒有大師了，作為經(jīng)學，至此完結。”[10]如此單獨摘引，容易引起誤解，似乎康、章只屬于以經(jīng)學為主流的清代學術。實際上，周氏相當重視康、章新見迭現(xiàn)的經(jīng)學研究對于“新史學”的貢獻。比如，將殷周以來的中國史學，分為萌芽、產(chǎn)生、發(fā)展、轉變四期，而轉變期則“從清末民初以至現(xiàn)在”——周氏此文撰于1940年代，斷言“新史學”的崛起“實開始于戊戌政變以后”，最初的動力來自康氏為代表的今文經(jīng)學[11]。經(jīng)學、史學如此，哲學也不例外。賀麟撰《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稱“要敘述最近五十年來從舊傳統(tǒng)發(fā)展出來的哲學思潮，似乎不能不從康有為開始”[12]。至于使得西方哲學“與中國思想界發(fā)生關系的第一人”嚴復，也是康有為的同代人。文學革新方面，康有為影響甚微，但其弟子梁啟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詩界革命”與“小說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學，其歷史功績正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重視。

侯外廬1940年代撰寫《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時，將17世紀的啟蒙思想、18世紀的漢學運動以及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葉的文藝再復興作為整體敘述；五六十年代開始醞釀分而治之，1980年代因注重“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國的現(xiàn)實解決”，方才明確從百日維新說起的論述策略[13]。侯氏的思路頗有代表性：1980年代中期以后，晚清社會及學界生氣淋漓的新氣象，日漸吸引研究者的目光，即便不喜歡“20世紀中國文化”這樣的大題目，也都傾向于將康、梁、章、嚴、羅、王等從清學中分割出來。

不管是章太炎、梁啟超，還是羅振玉、王國維，都喜歡談論清學，尤其推崇清初大儒的憂世與乾嘉學術的精微。對于清學的敘述成為時尚，并非意味著復古，反而可能是意識到變革的歷史契機。假如將蔡元培、錢玄同、胡適、顧頡剛等五四一代學人對待清學的態(tài)度考慮在內，此一走向更能得到清晰的呈現(xiàn)。從宗旨、問題到方法，中國現(xiàn)代學術都將面目一新。之所以談論清儒家法，很大程度是為了在繼承中超越、在回顧中走出。即便主張保皇的前清遺老（如沈曾植、羅振玉等），學術上也都頗具創(chuàng)新意識，絕非一句“清學的殿軍”所能簡單描述。晚清以降，不管是否曾經(jīng)踏出國門，傳統(tǒng)的變異與西學的沖擊，均有目共睹。面對此“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學界雖有“激進”與“保守”之分，但上下求索、為中國社會及學術闖出一條新路的心態(tài)，卻是大同小異。

承認晚清新學對于當代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具有某種潛在而微妙的制約，這點比較容易被接受?？杀緯⒉粷M足于此，而是突出晚清和五四兩代學人的“共謀”，開創(chuàng)了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新天地。如此假設，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清，這里先概述一二，具體的討論請參見書中各章。

有幸“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諸論”的史家陳寅恪，對其時治經(jīng)頗尚公羊春秋、治史喜談西北史地的風氣有深切的體會，強調其影響超越專門學問，而及于整個社會思潮：

后來今文公羊之學，遞演為改制疑古，流風所被，與近四十年間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聯(lián)系。[14]

相信“學為政本”或主張學術能轉移風氣的老輩學者，多能領會此中難以實證的奧妙。比如，錢基博曾提及王闿運“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的說經(jīng)，一轉手而為廖平、康有為，再轉手而為吳虞之“決棄一切”——后者已入“重新審查一切價值”的五四時代；錢穆則由晚清學風之“非怪誕，即狂放”，未能為即將到來的新時代“預作一些準備與基礎”，論證何以辛亥革命后幾十年，中國社會依然沒有走上正軌[15]?；蛴山?jīng)學轉為文學，或從學風延及政治，二錢的論述，均不為現(xiàn)代學科設置所限。

五四一代學人，似乎更愿意在具體學問的承傳上，討論其與先賢的聯(lián)系。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導言”部分，胡適高度評價章太炎用全副精力“發(fā)明諸子學”且能“融會貫通”，并稱“《原名》、《明見》、《齊物論釋》三篇，更為空前的著作”。顧頡剛1926年為《古史辨》第一冊撰寫長篇自序，突出康有為、章太炎的影響；晚年所作《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則強調“我最敬佩的是王國維先生”。類似的論述，如魯迅懷念章太炎、鄭振鐸追憶梁啟超以及錢玄同談論康、梁、章、嚴、蔡、王等十二子的“國故研究之新運動”[16]，均能顯示晚清與五四兩代學人的勾連。

后世史家論及晚清與五四兩代學人的歷史聯(lián)系，多兼及學業(yè)與精神。如余英時稱“不但五四運動打破舊傳統(tǒng)偶像的一般風氣頗導源于清末今古文之爭，而且它的許多反傳統(tǒng)的議論也是直接從康、章諸人發(fā)展出來的”，以及王汎森討論章太炎對于錢玄同、吳虞、魯迅、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新文化運動健將的影響，均著眼于精神的承傳[17]；而恰好又是余、王師徒，格外關注胡適、顧頡剛對于史學革命的貢獻[18]。

不過，倘若由此得出結論，晚清、五四可以合二為一，則又非立說者的本意。周予同在高度評價康、章貢獻的同時，不忘強調“使中國史學完全脫離經(jīng)學的羈絆而獨立的是胡適”，理由是，胡適“集合融會中國舊有的各派學術思想的優(yōu)點，而以西洋某一種的治學的方法來部勒它，來涂飾它”，更能代表新范式的確立[19]。此說是否過譽姑且不論，有一點是肯定的：胡適那一代學者，確實不為傳統(tǒng)經(jīng)學的家法與門戶所限，對西學的汲取與借鑒，也比上一代人切實且從容。

事實上，五四那代學者，對上一代人的研究思路與具體結論，都做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就以常被論者提及的顧頡剛對康、章學說的借鑒而言，“顧氏對他們的學說都只取一部分，舍一部分，對康有為，舍的是尊孔的精神，取的是疑偽言論，對章太炎，取的是反孔精神，舍的是章氏對古文經(jīng)的信仰”[20]。而顧氏之所以有此膽識、有此創(chuàng)獲，與清末今、古文經(jīng)學激烈沖突，“各各盡力揭破對方的弱點，使得觀戰(zhàn)的人消解了信從宗派的迷夢”有關；更離不開曾出入今古兩家的錢玄同之指引以及胡適對“西洋的史學方法”的介紹[21]。古史辨運動與晚清經(jīng)學的聯(lián)系脈絡清晰，常被論者提及；至于哲學、文學的變革以及考古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新學科的建設，也都適合于戊戌生根、五四開花的論述思路。

討論學術范式的更新，鎖定在戊戌與五四兩代學人，這種論述策略，除了強調兩代人的“共謀”外，還必須解釋上下限的設定。相對來說，上限好定，下限則見仁見智。在我看來，1927年以后的中國學界，新的學術范式已經(jīng)確立，基本學科及重要命題已經(jīng)勘定，20世紀影響深遠的眾多大學者也已登場[22]。另一方面，隨著輿論一律、黨化教育的推行，晚清開創(chuàng)的眾聲喧嘩、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黨派與主義之爭，20世紀中國學術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二　“西潮”“古學”與“新知”

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兩代學者創(chuàng)立的新的學術范式，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碼可以舉出走出經(jīng)學時代、顛覆儒學中心、標舉啟蒙主義、提倡科學方法、學術分途發(fā)展、中西融會貫通等。構成如此紛紜復雜的圖景，既取決于社會思潮的激蕩、個人機遇及才情的發(fā)揮，也有賴于學術演進的內在理路。三者兼而有之而且誰也逃避不了的嚴峻課題，則是如何協(xié)調“西潮”與“古學”之間的縫隙與張力。

晚清人眼中的“西潮”，一如其關于“古學”的言說一樣五花八門。反過來說，每個人心目中的“西潮”，往往與其關于“古學”的定義密不可分。倘就具體學者而言，主張“西學東漸”的，與提倡“舊學新知”的，很可能勢同水火；可對于理解歷史進程來說，二者缺一不可。

相對來說，“西學東漸”來頭更大，也更引人注目，即便心有疑慮者，也不便公開反對。尤其是從甲午慘敗的反省，到五四運動的崛起，中國西化步伐之疾速，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在時賢眼中，西學就是“新知”，中國變革的動力及希望，即在于傳播并借鑒西學。起而抵御西化狂潮的，有極端保守派，但也有自認深知西學利弊，且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持有信心的，比如《國粹學報》諸君。

《國粹學報》第七期上有一宏文，再三論證“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實為愛國者須臾不可離也云爾”[23]。如此曲為辯解，就因為其時的新學之士，已將“歐化”等同于“新知”。但實際上，《國粹學報》“痛吾國之不國，痛吾學之不學”的創(chuàng)刊宗旨，直接針對的，正是此“醉心歐化”的狂潮[24]。不妨以主辦人黃節(jié)、鄧實的兩篇文章為例。前者稱：“不自主其國，而奴隸于人之國，謂之國奴；不自主其學，而奴隸于人之學，謂之學奴”；后者則希望借表彰周秦諸子，“揚祖國之耿光”，進而實現(xiàn)“亞洲古學復興”[25]。依此思路，比起推動“西潮”來，復興“古學”更能獲得“新知”。這自然只是一家之言，可聚集在其旗幟下的，除了鄧、黃，還有章太炎、劉師培等一大批重要學者，實在不可等閑視之。

雖然也有“本報于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特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fā)”的表態(tài)，《國粹學報》依然“以發(fā)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26]。甲午戰(zhàn)敗后，時人普遍“觀歐風而心醉，以儒冠為可溺”，提倡西學者理直氣壯，反而是鄧實等人的“攄懷舊之蓄念，發(fā)潛德之幽光”[27]，顯得有點不合時宜。可是，從晚清的《國粹學報》，到二三十年代的《學衡》《制言》，再到90年代悄然升溫的“國學熱”，20世紀的中國，并非“西學東漸”一枝獨秀。

1923年1月，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創(chuàng)辦《國學季刊》，提出“整理國故”的三大策略：“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用系統(tǒng)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理解”[28]。這篇由胡適起草的“宣言”，強調“國故”與“國粹”的區(qū)別，除了“擴充國學的領域”，更重要的是突出批判意識。“輸入學理”與“整理國故”并重，這本是“新思潮”的重要特征[29]；可落實到具體語境，則往往各執(zhí)一詞，互相攻訐。不少新文化人出于對“復古派”的高度警惕，很難認同“整理國故”思潮。像陳獨秀那樣破口大罵的固然不多，但憂心忡忡者不少[30]。實際上，經(jīng)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學人，即便日后從事國學研究，也都很少完全拒斥西學，成為真正的“國粹派”。

同樣“整理國故”，《國粹學報》與《國學季刊》的論述策略頗有差異。對前人的思想學說，到底是突出批判意識，還是強調“具了解之同情”，取決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判斷。作為西化的代表人物，胡適為了緩和同人的不滿，強調自己鉆進“爛紙堆”，是為了“捉妖”“打鬼”。將“整理國故”的目的簡化為“化神奇為臭腐，化玄妙為平常”[31]，這與其極力劃清界限的“愛國主義史學”，同樣屬于“主題先行”。某種意義上，這正是強調反叛傳統(tǒng)的五四新文化人的尷尬之處：為了與復古派劃清界限，不便理直氣壯地發(fā)掘并表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至于具體論述中，傾向于以西學剪裁中國文化，更是很難完全避開的陷阱。即便如此，20世紀的中國學界，仍以“疑古”而不是“信古”為主流[32]。

在國學與西學、信古與疑古、抵御西學與批判復古截然對立的論述框架中，很難平心靜氣地體會對方的合理之處。于是，兼采東學西學、超越非此即彼的言說，成為20世紀中國學者的最大愿望。王國維“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之說[33]，雖系至理名言，卻有些懸的過高；不若陳寅恪“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以及錢穆“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的說法[34]，有其直接的針對性。撇開20世紀中國學界以反叛傳統(tǒng)、表彰異端為主流，便無法理解陳、錢立說時深切的憂患。在社會思潮中，確有盲目復古的“愛國的自大狂”；可在學術界，最大的弊端，還是以西學剪裁中國文化。

章太炎《國故論衡》中有一段名言，常被論者所引用：

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日中國不可委心遠西，猶遠西不可委心中國也。[35]

主張文化多元的太炎先生，表面上不偏不倚，可在“西潮”洶涌的歷史時刻，如此立說，明顯是為處于劣勢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辯護。同樣道理，賀麟以下的這段話，也是有感而發(fā)：

從舊的里面去發(fā)現(xiàn)新的，這就叫做推陳出新。必定要舊中之新，有歷史有淵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種表面上五花八門，欺世駭俗，競奇斗異的新，只是一時的時髦，并不是真正的新。[36]

不同于清學之“以復古為解放”[37]，眾多現(xiàn)代中國學者之強調“舊中之新”，著眼的主要不是論述對象，而是價值取向。除了現(xiàn)實的刺激（如西學的泰山壓頂以及傳統(tǒng)的流水落花）以外，更因其普遍認同陳寅恪所表述的文化理想：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38]

比起學科之中外、對象之古今、方法之新舊來，是否對在歐風美雨沖刷下顯得日漸衰敗的傳統(tǒng)中國抱有信心，方才是關鍵所在?！拜斎胪鈦碇畬W說”，此乃當世之顯學，其價值及意義無須論證；所有的言說，實際上最后都落實在“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如此立說，似乎過于“因循守舊”。這里有幾點必須說明。首先，“西學東漸”乃大勢所趨，章太炎等人之“救學蔽”，至多不過是“扶微業(yè)，輔絕學”[39]。這一點，當事人心里很清楚，絕無取而代之的野心，因而也就談不上走向自我封閉。其次，以上提及的，基本上都是以中國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人文學者，其職業(yè)特征本就傾向于守護精神，抵抗流俗與時尚，在對待傳統(tǒng)中國的態(tài)度上，必然與信仰進步、講求效率的科學家群體有很大差異。再次，這些被后人籠統(tǒng)地歸入“國學大師”或“文化保守主義者”行列的學者，大都對西學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立說時不一定東西比較縱橫捭闔，但其談論“古學”，確與清儒有很大差別。最后，之所以強調“新知并不獨占西學”，既有對于晚清“古學復興”的歷史闡釋，也蘊涵著本書的論述框架：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建立，并不只是“西學東漸”的順利展開。

三　走向專門家之路

從“進士”到“留學生”——晚清讀書人身份及地位的急劇轉變，容易引起認同危機。對于20世紀中國文化的發(fā)展來說，科舉制度的取消，無疑是頭等大事。因其既是教育與學術的轉型，也涉及文人學者的安身立命。由“不出如蒼生何”的“王者師”，一變而為學有所長的專門家，對于許多讀書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事實。撇開個人的功名利祿，也不談“致君堯舜上”的偉大抱負，單是由推崇“通人”轉為注重“專家”，也可見學術風氣之轉移。原有的學派家法之爭，比起如此生死攸關的大轉折來，全都相形見絀。現(xiàn)代中國學者的“走向專門家”，有幾道重要的關卡，值得認真評說：首先是學術與政治，其次是學科與方法，再次是授業(yè)與傳道，最后是為學與為人。

“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jīng)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經(jīng)學而治經(jīng)學’之本意”——《清代學術概論》所描述的困境，并不限于康、梁一派。晚清學界之爭論，有政治路線（?；?革命），有門戶家法（今文/古文），有文化理想（中學/西學），更有將三者混為一談的“求是與致用”——后者因其抽象與含混，跨越不同的時空，成為20世紀中國學界的共同話題。

古代中國的讀書人，既是官吏，也是學者，講求的是政與學的統(tǒng)一。這種知識傳統(tǒng)，晚清以降，受到嚴峻的挑戰(zhàn)。1898年7月，嚴復發(fā)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批評古來“讀書做官”“野無遺賢”的理想，強調政與學的分離：

國愈開化，則分工愈密。學問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40]

比起康、章之爭論“以經(jīng)術作政論”的得失，嚴復將學問政治的分而治之，作為文明開化的標志，似乎技高一籌。針對傳統(tǒng)經(jīng)學缺乏獨立品格，淪為意識形態(tài)工具的弊病，新學之士多喜歡強調“學術自身的使命與尊嚴”。用賀麟的話來說，便是“學術有了獨立自由的自覺”，既可“反對當時污濁的政治”，也“培養(yǎng)國家文化上一點命脈”[41]。

基于此“學為政本”的理念，于是有了“二十年不談政治”，專注于思想文化建設的自我表白；也有了借提倡學術獨立，“多少保留了一片干凈土”，并進而影響未來中國走向的良好愿望[42]。辛亥革命后，熊十力、黃侃、陳垣等人之退出政界，轉而專心治學，既基于其性格與才情，也與其對政壇及時世的判斷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后，蔡元培“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的理想更是深入人心[43]，千古傳誦的“學而優(yōu)則仕”的神話，終于被真正打破。

蔡氏本人對其改革大學教育，進而鏟除“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頗為自得[44]。倘若此說只是針對滿腦子升官發(fā)財迷夢的壞學生，評價不會有分歧；一旦涉及政學不分的舊傳統(tǒng)，可就沒有那么簡單了?？纯凑绿自凇扒笫桥c致用”之間的抉擇、胡適之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徘徊，起碼不會覺得這話題很輕松。所謂“為學問而學問”，在20世紀的中國，雖屢被作為旗幟揮舞，卻不是一個普遍受歡迎的口號。除了學理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如此抉擇，與知識者憑個人良知干預時政的愿望背道而馳。

談論此類話題，必須充分尊重個人志趣，方不至于陷入非此即彼、入主出奴的境地。另外一點同樣不能忽視：不同學科的專家，與現(xiàn)實政治的關系親疏有別，很難一概而論。比如，語言學家趙元任、佛教史家湯用彤與經(jīng)濟學家馬寅初、政治學家張君勱，其議政、干政的愿望與能力，本就有很大的差異。不管是否以“通儒”自許，大學者一般都不會將視野封閉在講臺或書齋，也不可能沒有獨立的政治見解，差別在于發(fā)為文章抑或壓在紙背。

在一個急劇轉型的時代，兩種截然相反的力量，很可能各有其合理性。在走向專業(yè)化的過程中，學科的建設固然值得夸耀，對于學科邊界的超越，同樣值得欣賞。與“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的傳統(tǒng)迥異，現(xiàn)代學術講求分工合作，分途發(fā)展?，F(xiàn)代學者之專治一科，與清代儒生之專治一經(jīng)，其含義大不相同，前者所代表的，不只是研究領域的拓廣，更是知識類型的變化。借助于大學、中學課程的設置，“新學知識”之必須分門別類，這一觀念得到了迅速推廣。晚清以降的讀書人，即使從未踏出國門，其知識結構，也與前人大不相同，最主要的，便體現(xiàn)在此知識譜系的建構。

中西學的并立、文史哲的分家，已經(jīng)讓20世紀初的中國人眼花繚亂；這還不算剛剛輸入但前途無量的經(jīng)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新學科”。面對如此紛紜的局面，有兩種趨勢值得關注：一是新學科的建立與拓展，如胡適、魯迅在北大的講課以及《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小說史略》的開山辟路；一是憑借豐富的學識與敏銳的直覺，挑剔并敲打那似乎牢不可破的學科邊界，比如，章太炎便對以“哲學”涵蓋先秦諸子不太以為然[45]。對比章太炎、胡適之關于中國學術思想史的描述，不難明白學科的界定，其實與治學方法互相勾連。

談論治學方法，胡適無疑是最佳例證，因其各種著述，據(jù)說均可作方法論文章讀。晚年口述自傳，適之先生稱“‘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46]。簡便而又萬能的“科學方法”的提倡，從一開始便受到不少專家的質疑；即便如此，“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字箴言，依然成了流傳最廣、影響極深的“方法論”。胡氏口訣之廣泛流傳，表征著近百年中國持久不衰的“方法熱”。這一點，遠比口訣本身的利弊得失更值得關注。熊十力對此曾有過相當精辟的論述：

在五四運動前后，適之先生提倡科學方法，此甚要緊。又陵先生雖首譯名學，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適之銳意宣揚，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邏輯，視清末民初，文章之習，顯然大變。但提倡之效，似僅及于考核之業(yè)，而在哲學方面，其真知慎思明辨者，曾得幾何。思想界轉日趨浮淺碎亂，無可導入正知正見之途，無可語于窮大極深之業(yè)。

在熊氏看來，哲學乃智慧之學、精神之學，力圖解決的是人生之根本問題，故需要拓展心胸，窮究真理。至于考核之業(yè)，“只是哲學家之余事”?，F(xiàn)代中國的教育體制，使得“學者各習一部門知識”，缺乏通識與悟性，且“無大道可為依歸”。于是，一切典籍，皆被“當做考古資料而玩弄之”[47]。熊氏的抗議，直接針對的，正是將“哲學”等同于“哲學史”的適之先生。

批評時賢之于文字訓詁中求哲理，表面上接近康有為當初的反叛；可添上一句哲學不是天文學，一轉而為對于現(xiàn)代學科建設的反省。在章氏看來，不同學科應有不同的路徑與方法，比如，“經(jīng)學以比類知原求進步”，“哲學以直觀自得求進步”，“文學以發(fā)情止義求進步”[48]。將一切學問的評價標準，歸結為“拿證據(jù)來”，此等融合“科學精神”與“清儒家法”的迷思，頗有以實證史學一統(tǒng)天下的野心。章、熊所爭，似乎是胡氏方法的適應范圍，實則涉及對文化傳統(tǒng)的尊重、對研究對象的體貼以及區(qū)分內面與外面（主觀與客觀）兩種不同的言說。從外面描述，與從內面體會，路徑不同，得出的結論必然迥異。本來，二者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可由于“科學”在20世紀中國學界的崇高地位，無法實證的“主觀之學”明顯受到了壓抑[49]。

隨著現(xiàn)代學科的建立，原有的“師門”與“家法”，作用不太明顯。倒是學科之間的隔閡以及由此而萌發(fā)的“傲慢與偏見”，構成了學術發(fā)展的巨大障礙。圍繞學者胡適以及《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一系列論爭，凸顯了中與西、內與外、史與哲、文與理等不同學術路數(shù)的分歧，撇開其中無法完全避免的個人意氣之爭，不難窺見現(xiàn)代中國學術發(fā)展的各種可能性。

對于現(xiàn)代中國學術而言，大學制度的建立至關重要。廢除科舉，只是切斷了讀書仕宦之路：推廣新學，方才是轉變學術范式的關鍵。有感于“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學堂決無大興之望”，清廷只好于1905年“諭立?？婆e以廣學?！?span >[50]。此前公布的《奏定學堂章程》（1903），使得新教育在制度上真正確立；此后的《大學令》和《專門學校令》（1912），規(guī)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以設立大學”或“專門學?！?span >[51]，又使得高等教育有可能以較快的速度發(fā)展。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官辦的高等教育固然迅速成熟；大量私立或教會大學的出現(xiàn)，也使得中國的高等教育完全走出了“國子監(jiān)”。

20世紀的中國大學，雖有官辦、私立之分，但從教育體制講，全都是“西式學堂”。對比1902年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與1913年的《教育部公布大學章程》，“綱領”有別，學科劃分與課程設置，卻是大同小異。不同時期不同地區(qū)的不同大學，由于師資力量及社會風氣的影響，所傳授的知識以及傳授知識的方法途徑，會有很大差別，但已非昔日的書院課業(yè)所能比擬。要說“西化”，最為徹底的，也最為成功的，當推大學教育。學科設置、課程講授、論文寫作、學位評定等，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已使天下英雄不知不覺中轉換了門庭。對于所謂的西方學術霸權，你可以抗議，也可以挑戰(zhàn)，可只要進入此“神圣”的大學殿堂，你就很難完全擺脫其控制。

正是有感于此，力主“救學弊”的章太炎、馬一浮等，堅持傳統(tǒng)的書院講學，目的是“專明吾國學術本原，使學者得自由研究，養(yǎng)成通儒，以深造自得為歸”[52]。不管是章氏國學講演會，還是復性書院、勉仁書院，就辦學的成效而言，談不上成功；其意義在于昭示中國高等教育的另一種可能性。這一點，不妨引用熊十力1950年代的兩篇重要文章。在《與友人論六經(jīng)》中，熊建議恢復內學院、智林圖書館及勉仁書院，直接針對的是“歐化東來，吾固有學術思想，似日就湮廢”。并非取而代之，而是補偏救弊，借傳統(tǒng)書院來改變西化大學的一統(tǒng)天下局面。熊氏等人所爭，表面上只是為了“保存國學”，實則關系重大?！杜c友人論張江陵》中，熊對張因“惡理學家空疏，遂禁講學，毀書院”表示不滿，理由是：

學術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chuàng)造之風氣，否則學術界思想錮蔽，而政治制度，何由發(fā)展日新？

將教育、學術、政治三者掛鉤，特別強調“自由研究、獨立創(chuàng)造”的意義，這與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教育理念相當吻合。實際上，1920年代初北大、清華之陸續(xù)創(chuàng)辦研究院，以及1920年代末中央研究院的設立，都力圖整合中西不同的教育與學術傳統(tǒng)。

倘講具體學問，融會中西，幾無疑義。提及安身立命，可就見仁見智，無法步調一致了。古來國人對于學者崇高人格的講求，晚清以降，不再“理所當然”。在專業(yè)化大潮沖擊下，立竿見影的知識被推到前臺，大而無當?shù)木癖贿z落在曠野。從章太炎之表彰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隱不以求公車征聘，仕不以名勢相援為朋黨”，到陳寅恪的強調王國維乃“為此文化所化之人”，故“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53]，都是感慨士風之墮落。歷朝歷代，均不乏曲學阿世之徒。問題在于，現(xiàn)代社會之傾向于讓“學”與“人”脫鉤，讀書人更加無所顧忌。大學者尚且可以阿諛奉承[54]，“世風日下”的感慨，并非只是屬于九斤老太。

陳寅恪之表彰王國維，既強調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會，而示來者以軌則”，更突出其“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同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55]。學者的胸襟與情懷，與具體的著述或許關系不大，可切實規(guī)定著其學問的規(guī)模與氣象。正因如此，本書的觸角，不限于著作之成敗，方法之得失，更希望叩問學者的心路歷程。或者說，在思想史背景下，探討學術思潮的演進。

四　章、胡交誼及其象征意義

本書希望涉及的問題很大——“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可論述的著眼點卻很?。簶O而言之，不過討論了章太炎、胡適之的文化理想、學術思路、治學方法以及晚清、五四兩代學人的文化心態(tài)。依照慣例，著書立說，必須先有相對確定的理論框架，而后才好設計章節(jié)并展開論述。本書的寫作，并非如此“順理成章”；若干作為論述主線的設想，大多屬于“事后追認”。在具體問題的深入探討中，逐漸領悟題旨所在，并找到自認為恰當?shù)谋磉_方式。一句話，本書所呈現(xiàn)出來的，并非完滿自足的“理論體系”，而是尋尋覓覓、眾聲喧嘩的“探索過程”。

對我來說，“學術史研究”既是一項著述計劃，也是一種自我訓練[56]。將學術史研究作為一種“自我訓練”，故強調“親手觸摸”，對動輒抬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治學準則”很不以為然。至于作為一項“研究計劃”，同樣不信任首先確立理論框架，而后逐步演繹開去的思路。我更欣賞“法從例出”的策略：在剖析個案的過程中，不斷反省原有的構想，逐漸形成自己獨立的眼光與立場。在這里，個案的選擇至關重要，因其決定了最初的視角。

談論思想史視野中的學術轉型，注重的是研究思路的演進，而不是具體著述的品評，因而，本書作者毫不猶豫地選擇章太炎、胡適之作為論述的中心。這一選擇，明顯超越具體學科的專業(yè)評價，兼及學與政、學與人、學與文。這是因為，本書希望著力辨析的，不是作為經(jīng)學家的章或作為史學家的胡，而是開一代新風的“大學者”章太炎、胡適之。

所謂“大學者”，除了在專業(yè)范圍內做出杰出貢獻，足以繼往開來外，更因其乃學術史上的中心人物，你可以引申發(fā)揮，也可以商榷批評，卻無法漠視他的存在[57]。此等“有思想的學問家”[58]，既是社會思潮激蕩的表征，其引領風騷，更構成思想史上絢麗的風景線。至于個中人對自身處境及潮流的深刻反省[59]，更使后人得以近距離地觀察那早已逝去的時代——雖則不免帶有自述者獨特的眼光。史家之所以格外關注某些“大學者”，還因其與師友弟子及論敵共同構成的網(wǎng)絡，本身便能初步勾勒一時代的學術走向——以上所有假設，全都適合于章太炎與胡適之。

除此之外，我還很看重以下三點。首先，章、胡作為晚清及五四兩代學人的代表，其教養(yǎng)、經(jīng)歷、學識、才情，均有明顯的差異；由于知識類型不同，而發(fā)展出大有差異的文化策略，這一點，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創(chuàng)立期，尤為重要。其次，借助于章門弟子（如錢玄同及周氏兄弟等）的勾連，原本可能產(chǎn)生嚴重“代溝”的章、胡及其代表的兩代學人，獲得了某種理解與溝通——在我看來，此乃新文化運動得以迅速展開并大獲全勝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倡國學、爭持墨辯、嘗試白話詩、寫作哲學史、評論現(xiàn)代教育制度以及掀起軒然大波的“訂孔”與“疑古”，章、胡二人的立場并不一致，但“共同的話題”卻很多。這既表明章、胡二人學術思想上的“交誼”，更突出兩代學人思路及追求的連續(xù)性。正是這一點，回應了本書的基本設想：晚清及五四兩代學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國學術的轉型。

入手處為個案分析，著眼點卻是學術轉型——這一“以小見大”的論述策略，使本書的體例，既不同于“通史”，也不同于“學案”，乃是以問題為中心的專題研究。主要目的是展現(xiàn)中國學術轉型的復雜性，尤其是發(fā)掘各種被壓抑、被埋沒的聲音，挑戰(zhàn)已經(jīng)相當嚴密的以西學東漸為代表的“現(xiàn)代化敘事”。因而，本書對章、胡的生平及其學術經(jīng)歷，未做認真梳理；反而在后三章，借討論“游俠心態(tài)”“文藝復興”以及“自我陳述”，展現(xiàn)學術轉型期的諸面相。前六章雖也不時插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王國維、劉師培、蔡元培、魯迅、顧頡剛等人的聲音，但畢竟以章、胡為論述主線；后三章之平視諸子，不再唯章、胡馬首是瞻，著眼于影響全社會的思想潮流，某種意義上，更能顯示論者的視野及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