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活拾零

4年的大學生活豐富多彩，選擇幾件記憶最深的事略記。

（一）走讀生

一方面是國家建設(shè)需要人才，考生眾多，另一方面是高校的宿舍、教室等硬件設(shè)備嚴重不足。1978年招生時，有關(guān)部門想到了“走讀生”的招數(shù)，即家庭所在地高校的學生，不能住校，只能住在家里。且規(guī)定，如果不同意“走讀”，則可能失去錄取資格。如此，可在不增加宿舍的情況下，多招生。

我家在南京，報考的是南京大學，錄取后，自然就成了走讀生。每天騎車去上課，課后回家，似乎與中學時沒差別。教室都滿負荷排課，南京大學甚至搭建了臨時教室，水泥桌凳，冬天上課很冷。唯一的公共空間就是學校圖書館的閱覽室，需要一開門就去搶占座位。課余時間，住校的同學尚有宿舍可回（8人一間，也相當擁擠），走讀的同學基本上就回家了。我班60多位同學，家住南京的走讀生10人，走讀生與住校生之間除上課、政治學習外，接觸機會不多。南京同學與外地同學之間，似乎有“圍城效應(yīng)”：外地同學羨慕南京同學每天回家，各種生活便利與自由；南京同學羨慕外地同學集體生活，學習便利，節(jié)省很多時間讀書。開始，個別外地同學還有誤解，認為南京同學是因為降低了錄取分數(shù)，所以只能走讀。

走讀生不僅喪失了與同學交流的機會，也損失了許多有用的信息。那時學校各系都請了不少學術(shù)名家來講座，走讀生往往不知道消息，錯失聆聽機會。有走讀同學開玩笑說，自己就是個“假大學生”。

我的自制力不夠，家里的環(huán)境學習提不起精神來，再說，自己是大學生了，特別想獨立于父母的管束之外，怎么還與工廠學徒時一樣吃住在家里呢？所以從入學起就申請，要求住校。大概在大二下半年，終于得到了學校的一個床位，從“走讀生”榮升為“住校生”。大部分南京同學4年一直未住校，走讀到畢業(yè)。

因為南京同學每天往返于學校與家之間，自行車就是必備的交通工具。那時大家收入都不高，有輛自行車與今天有部汽車也相差無幾，格外愛惜。外地同學有時要在城里辦事，也會向南京同學借車。借與不借，借到與借不到，成了衡量友誼程度的標準。許多年后，有位官至相當級別的同學還當面夸我：“你不錯，在校時跟你借自行車，基本上不會拒絕?！?/p>

（二）選課

剛?cè)氪髮W時，功課很重，多是上專業(yè)基礎(chǔ)課，差不多每天4課時。老師們也剛剛從牛棚中解放出來，上課熱情高漲，非常敬業(yè)，下課鈴聲響后仍拖堂的事，時有發(fā)生。我根本不知大學該如何學習，只是跟著上課記筆記，考試背筆記，也還用功，但絕對說不上有多熱愛歷史專業(yè)，所幸每次考試成績還不錯。

上大學后，讀到瞿秋白《多余的話》，其中說他成為中共領(lǐng)導(dǎo)人純粹是“歷史的誤會”，此話深獲我心，時常掛在嘴邊，我大學上歷史系，也是“歷史的誤會”。高考時，“傷痕文學”非常流行，哲學的社會影響力也很大，所以我理想的專業(yè)選擇第一是中文，第二是哲學，沒有歷史這個選項。但填志愿時，要想在南大讀書，就只能選擇歷史系。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心有不甘。到大三時，可以自由選課了，我就選修了中文系的“文學概論”“當代作家作品選”，哲學系的“心理學”“形式邏輯”，外文系的“英美作家與作品”等課程（名稱記不準確）。都只學了些皮毛，但知識結(jié)構(gòu)方面不至于太狹窄。作為代價，歷史專業(yè)的課選修的不多，甚至一些名教授的課（主要是中國古代史與世界史方向）都未完整聽過，現(xiàn)在想來，也是憾事。

我的中學語文老師1978年考上了南京大學中文系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的研究生，畢業(yè)留校。他知道我喜愛文學，就鼓勵我歷史系畢業(yè)后，轉(zhuǎn)而報考中文系的研究生，甚合我意，為此做了不少準備，挺有信心。1982年時各專業(yè)研究生招生名額很少，中文系是幾個專業(yè)輪流招生，我畢業(yè)那年，正趕上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停招。人算不如天算，我只能轉(zhuǎn)考本系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文學夢”至此基本終結(jié)。

蘇東坡解《周易》“命令”：“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痹降嚼夏?，越相信冥冥之中，老天自有安排，誰也逃不出“天命”。如果當初真的遂了愿，考上中文系，可能更失望，因為中文系教學的主要目標并不是如我所想象的培養(yǎng)作家。自己的天資與知識結(jié)構(gòu)，做歷史研究或許更合適。

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是位開明的教育家，他在國內(nèi)首先推行“學分制”。78級與77級實際只差半年。到77級畢業(yè)時，我們班也有包括我在內(nèi)的5位同學修滿了畢業(yè)所需的學分，我們5人一起去系里找領(lǐng)導(dǎo)，要求兌現(xiàn)學分制，允許提前畢業(yè)。系領(lǐng)導(dǎo)研究后同意提前畢業(yè)，但要求統(tǒng)一分配，且不能因為分配不滿意而反悔。5位同學中，有4位同學希望留在南京工作，他們各方面表現(xiàn)都比我好，年齡我最小。當時我已談戀愛，想留南京，覺得分配時如果有外地名額，肯定是派給我。臨到最后打了退堂鼓，沒有提前畢業(yè)。這其實是個錯誤的判斷，因為當時77級同學已分配完畢，南京需人的單位很多，根本無需去外地，而提前畢業(yè)的4位同學，均各遂所愿，發(fā)展得很好。

（三）蘇州實習

1979年春夏之交，我們大學一年級的下學期末，任課老師邱樹森帶著全班同學到蘇州實習，調(diào)查蘇州地區(qū)的碑刻史料。

是時，古代史學界正在熱烈地討論江南地區(qū)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南京大學明清史專業(yè)以洪煥椿教授為代表，在該課題研究上全國領(lǐng)先，正好帶領(lǐng)我們這班近百名同學，對散布在蘇州地區(qū)的明清碑刻進行全面的摸底調(diào)查。我對到蘇州實習感到很興奮，主要不是能學到什么課堂之外的東西，而是當成一次外出旅游的機會，抱同樣想法的同學不在少數(shù)。

歷史系78級除我們本科班外，還招收了一個40人的?？瓢?，基礎(chǔ)課是一起上的。兩個班近百位同學先在蘇州集中了兩天，住在江蘇師范學院（現(xiàn)蘇州大學）的教室里，學校里蚊子多到令人恐怖的程度，用臉盆在空中揮舞，盆底就有一層蚊子。之后，同學按地區(qū)分成若干小組，到蘇州下屬的各縣調(diào)查。

我分在昆山那組，與吳曉晴、王琛、蔣曉星、胡友祥、谷建祥等一起，被安排住在昆山教師進修學校。王琛同學是昆山人，他未婚妻就是該校的職員。在昆山，我們?nèi)ミ^震澤、同里、黎里等古鎮(zhèn)，去圖書館查資料，到田野找明清石碑抄錄，并拓成拓片。昆山在明清時期絲織業(yè)發(fā)達，市鎮(zhèn)繁華，但我們看到的這些歷史上的名鎮(zhèn)，破敗潦倒，沒有特別的感覺。后來，旅游業(yè)發(fā)展，江南古鎮(zhèn)重新修整開發(fā)，再現(xiàn)繁榮。

這次蘇州實習搜集到的碑刻，經(jīng)洪煥椿教授與蘇州方面合作，整理出版了《明清蘇州工商業(yè)碑刻集》。

與吳曉晴、蔣曉星在蘇州

蘇州實習過程中，我們利用周末去杭州游覽兩天。實習前，老師們一再強調(diào)實習紀律，“不得擅自外出”，但我們幾位還是合計著到附近的杭州考察一番。大家都未到過杭州，吳曉晴同學年紀長，當過兵，見多識廣，我們就跟著他走，純粹是“窮游”，晚上睡在浴室的躺椅，很便宜，大概是5角錢一晚，必須等到浴室的最后客人離開后才能入住。杭州號稱“天堂”，西湖確實綺麗，目不暇接，但我們所住浴室的老城區(qū)，也是破屋殘墻。

我們在西湖邊逛時，突然發(fā)現(xiàn)，本班其他組的兩位同學就在前面，顯然，他們也是利用周末出來的。他鄉(xiāng)遇同學，自然格外親，我們要趕過去打招呼。但吳曉晴制止了，說大家避過去，不要讓他們發(fā)現(xiàn)。后來全體回到蘇州集合總結(jié)時，那兩位同學去杭州的事情“敗露”，老師為了嚴肅紀律，要他們在全班面前檢討。我們這組去杭州的大隊人馬，反而僥幸逃過。

蘇州實習，我一次就領(lǐng)略蘇、杭兩座江南名城的風采。更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在年過半百時，調(diào)動到杭州工作，成為“新杭州人”。人生軌跡，早有因緣。

（四）體育鍛煉

讀大學時，國家百業(yè)待興，國人奮進，共謀“振興中華”。體育比賽在凝聚國人，振奮精神方面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中國女排奪冠，掀起了“排球熱”。我們課外也積極參加體育活動，強身健體，豐富生活。

我身體條件不佳，笨手笨腳，卻不甘人后，自得其樂。有段時間，每天下午課后，借個排球與同學玩起來，大汗淋漓，再穿衣服騎車回家，各種狼狽。

我本是“旱鴨子”，大三時才學會游泳，那年學校不知為何到秋天也未關(guān)泳池，但不再換水，也無人值守。我們一幫學生就堅持去游泳，直到12月。秋風秋雨變冷后，在室外游泳確實有點掙扎，但也挺刺激。最冷的時候，大概在水里只能游個3—5分鐘，趕緊爬上來?？斓侥甑?，學校怕出事，下令放水禁游。除了安全問題外，長期不換水，泳池的水質(zhì)極差，呈綠色，上面漂浮著青苔。如果是現(xiàn)在，逼我也絕對不會去游的。我們集體到學校請求繼續(xù)開放，提交書面保證一切后果自負，不會牽連學校。學校不為所動，果斷放水，我唯一的一次“冬泳”被迫中斷。

與冬泳同時發(fā)生了一件趣事，那年我不知犯什么傻，不但冬泳，整個冬天只鋪涼席睡，還真不覺得冷。正合了一句東北諺語—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旺。班上換來個新輔導(dǎo)員，他巡視宿舍，一看我的床嚇一跳：班上怎么還有這么窮的學生，冬天只能睡涼席，趕緊要給他困難補助。同宿舍的人全笑了—人家是鍛煉身體與意志的。

大學期間形成的鍛煉習慣，雖然沒有練成什么拿得出手的運動特長，但卻堅持到現(xiàn)在，身體與工作均受益頗多。

（五）愛情

我的愛情故事開始于上大學時，與校園生活有關(guān)，但好像算不上標準的“校園愛情”。

上大學，全方位地改變了我們的命運。有些同學考試前已有了心儀的對象，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高考的結(jié)果，改變了生活的節(jié)奏與軌跡。大家有了新的生活與價值觀，對原來的婚戀對象難免要重新審視。

恢復(fù)高考與大批知青返城后，不少知青或上大學的人與原先的婚戀對象分手，演成了社會問題，主流輿論一邊倒地譴責“新陳世美”。南大77級哲學系有位同學“拋棄”了原來的戀愛對象，分手過程中好像牽到兩個家庭，并有肢體沖突。女方告到學校。學校下重手，給予該學生“留校察看”的處分，大有殺雞儆猴的意味。學生們?nèi)颊驹谕瑢W這邊，主張“戀愛自由”，校園里貼了不少大字報，抗議學校的決定，釀成轟動一時的全校性“事件”。

有位同學家庭出身不好，在農(nóng)村被歧視，考上大學金榜題名，村里的書記立即將自己長相不錯的千金許配給他，他家人（包括他自己）覺得攀上高枝，到學校報到前，兩家熱熱鬧鬧喝了訂婚酒。同學到校后，眼界大開，覺得跟那“村姑”沒有愛情，共同語言越來越少，從第二年起就想退婚。不料，那“村姑”誓死不同意，同學的老父親也反對兒子的退婚之舉。僵持到畢業(yè)，孝心頗重的同學只得讓步，與“村姑”結(jié)婚。但因為雙方差距太大，且同學始終覺得這是被迫的婚姻，結(jié)婚幾年有了孩子后，雙方還是以離婚告終。對同學、對他的太太、對孩子都是傷痕累累的悲劇，沒有人從這次婚姻中得益。我想，他太太最后肯定后悔，早知如此，還不如最初就放手。

我們?nèi)胄r，同學年齡最大的30歲，最小的16歲，不少人都處于婚戀期。學校的“學生守則”里，卻對在校生談戀愛嚴格限制，顯然不合理。對于談戀愛的同學，只要不出格，學校也睜只眼閉只眼。

我戀愛對象同是南大的學生，但首先是鄰居。我們的父輩系同在南京某部隊機關(guān)一個科里的同事。我長她兩歲，10歲時從山東老家來到南京，第一個落腳點與她在同一幢樓里。后來，我們都搬離了原先住的院子，又相遇在一個叫作“留守處”的院子里，院子不大，大概二三十戶人家。因為有圍墻與民房明顯區(qū)隔，有士兵門衛(wèi)，還是有人稱其為“部隊大院”。我家搬到留守處一年后，她家也搬過來。這應(yīng)該算是最初的緣分了。

我們住同一院，讀同一所中學，彼此的父母走得挺近，但好像整個中學四年也沒有說過什么話。無論校內(nèi)校外，那個年代的小孩們有嚴格的“男女界限”，男生女生各玩各的，互不來往。1977年高考時，我已在工廠做學徒，她是應(yīng)屆生，從小學到中學都是乖學生，成績不錯，當年就考上南京大學的計算數(shù)學專業(yè)，是院子里當年唯一考上大學的孩子。而我“二進宮”，第二年才考上，但也算是院子里考得最好的男孩子。

我們在復(fù)習迎考時有了些接觸，后來同在南大，她本是中學低兩級的“師妹”，到大學卻成了高一級的“師姐”。因為同校的關(guān)系，校內(nèi)校外有了不少接觸，有時相約一起騎車上學，逐漸走近。我去她班上聽過英語課。那時沒有電話，她一直是走讀的，我住校后，家母有事情吩咐，就直接讓她轉(zhuǎn)達。

我們的戀愛，許多人都覺得順理成章，院子里的大人們都說“般配”，各個方面都門當戶對。我們從最初認識，到進入談戀愛時已有10多年，家父與岳父同事的時間更長。家長對我們戀愛，可能比我們自己還滿意，有點知根知底“親上加親”的味道（當然，沒有問過他們）。

大學期間的戀愛本是私人事，但其間也與本班同學小有關(guān)聯(lián)：

一是，大家對別人談戀愛的八卦都好奇，我最先向一交好的同學“交待”過后，該同學沉不住氣，立即傳播出去。沒幾天在大禮堂上全校大課“詩詞賞析”時，他帶著幾個同學在禮堂入口，指指點點，從人流中指認出我的女朋友。當然，后來也沒有什么可保密的了。畢業(yè)前夕，岳父母搬家，我還請了幾位同學去出力幫忙。

二是，大三暑假，有兩位同學和我相約去黃山游玩，我跟他們商量，帶位女性朋友去，但沒有交代戀愛關(guān)系，只說是鄰居，他們同意。四人的黃山之旅圓滿愉快，自始至終，他們都認為是我鄰居、計算機系的校友。對此，到現(xiàn)在有位同學還常常批評我“不地道”，讓他們做了“電燈泡”。

與孫鴻、王為崧同學及女友在黃山頂

（六）畢業(yè)論文

讀大學時，基本上就是選課、聽課，除了教材外，很少看專業(yè)書籍。當時還惦記著考中文系的研究生，課余時間多放在了讀小說上，沒有接觸什么歷史名家的著作，在史學研究的門外打轉(zhuǎn)。更沒有想到要以歷史研究作為自己的終生職業(yè)。

與學術(shù)研究最接近的事情，就是寫畢業(yè)論文了。

準備寫本科畢業(yè)論文時，正好看到張憲文老師發(fā)表關(guān)于“學衡派”的論文。他在選修課“中國現(xiàn)代史史料學”專門介紹說，“學衡派”起源于南京大學的前身東南大學，學校圖書館有全套的《學衡》雜志。我想既然材料這么集中，寫起來一定省勁，便決定以此寫論文，請張老師指導(dǎo)。為寫論文，有段時間每天去圖書館期刊閱覽室的“過刊部”去看《學衡》雜志。兩位女管理員對一個本科生天天來看舊雜志，印象挺深刻，照顧有加，后來干脆“違規(guī)”，放我自己進庫房去取刊物。庫房條件很差，大量的舊報刊堆在一起，光線昏暗，進出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多數(shù)報刊上蒙罩著歷史的灰塵。后來，我讀研究生，留校工作，利用期刊閱覽室的機會很多，與兩位管理員更加熟悉，其中一位還曾托我為其女公子介紹對象。

寫論文過程中，我聽說“學衡派”成員、南京大學外語系的希臘語教授郭斌龢（郭斌和）教授就住在南園，遂去拜訪。已經(jīng)記不得是如何聯(lián)系上郭教授的。郭教授那時已年過80，他學識淵博、記憶力驚人，可惜我知識淺薄，提不出什么高深的問題，訪問郭教授，好像更多的是滿足好奇心。

本科論文的寫作雖幼稚，但初步接觸了原始資料，知道如何摘錄卡片，如何進行訪問調(diào)查。史學研究的種子大概是在這時埋下的。

我們本科班歷史專業(yè)的學生是54人，竟然有7位選張憲文老師指導(dǎo)畢業(yè)論文，超過全班人數(shù)的八分之一。7位分別是：唐立鳴、卜幼凡、劉金田、王虎華、徐冰、杜蒙樨和我。畢業(yè)前夕，我們7人請張老師一起去南京最有名的友誼照相館合影留念。張老師要出合影的費用，我們執(zhí)意不肯，他就在回校的路上請我們吃了冷飲。

與畢業(yè)論文相關(guān)的一個后話是，我可能是1949年后南大最早通讀過所有《學衡》雜志的大學生，以此寫本科畢業(yè)論文。但完全是為了應(yīng)付畢業(yè)，加上幼稚，并沒有意識到這個研究課題的價值，也沒有再做下去?，F(xiàn)在，學術(shù)界對《學衡》雜志與“學衡派”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頗多，南京大學也重視“學衡”的價值，專門建立了“學衡研究院”。北方有句俗話，“起個大早，趕個晚集”，我是連晚集都沒有趕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