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高考

2020年，是考入大學42周年。昔日風華正茂青年，已成年逾花甲之老翁。將當年奮力高考與大學生活片斷記下，雪泥鴻爪，聊以自慰。

（一）學徒工報考 初戰(zhàn)失利

我出生在山東泰安，10歲后全家移居南京，1976年高中畢業(yè)。父親是軍人，母親是工人。我參加高考前不久，剛分配在南京的一家拖拉機配件廠做學徒工。在當時，不用上山下鄉(xiāng)，且在一個地方國營性質的工廠上班，在所有中學同學中，屬于很幸運的了。

恢復高考的消息，是1977年秋天聽一位中學同班同學說的，同學的父親是南京工人醫(yī)院的醫(yī)生。有天神秘地告訴我，他父親說，要恢復高考了。這個神秘的“小道消息”，并未在我心里發(fā)生太大影響，也就是知道了，覺得它和我的關系不那么大。一是我對上大學沒有更多的概念，更不會想到自己能上大學；二是我高中畢業(yè)不用下農(nóng)村，也是滿足了不少苛刻條件才留在南京的。在分配過程中，父母托關系才分到這家中型地方國有企業(yè)，就是比起其他留城而分到街道小作坊工廠的，也不知要好多少倍，我挺知足。

那家工廠已多年未招工，當年一下子就進了300多名中學生。高考消息確實后，很多青工都表示要去參加大考，躍躍欲試。但我最初沒有下決心，說一點沒有想法，也不真實。主要是對能否考上完全沒有底，沒自信，怕報名考不上丟人。

一件偶然的事，改變了我的想法，促使我下決心去考試。有天上夜班，工間休息閑聊，一位女工師傅問我，車間里好多青工都要報名考大學了，你打算報名不？我說，我們家里沒這種背景，自己也不行，所以就不考了—說沒有背景，是指父母文化都不高，且自認為不行，沒有自信心，完全是個安于現(xiàn)狀的人。那位女工的下一句話，激起了我內心的騷動。她說：“我看車間里新來的年輕人里，就你還不錯，其他人都敢報，你怎么就不報呢？何況高考報名也不要交錢。你配而不配地去考一次嘛。”“配而不配”是南京話，意為不做白不做。人生有時候就是因為他人無意間的一句話，引發(fā)自己內心的震動而發(fā)生改變的。我也因為這位師傅的激勵，鼓足勇氣去報了名。

這位女工師傅其實平時沒多少接觸，她的名字叫張莉，我永遠感謝她。后來招了位研究生，也叫張莉。因為與那女工同名，我對她比其他同學要多些關照。

報名之后開始復習，發(fā)現(xiàn)一片茫然。不知道怎么去準備，不知道將怎么應考。一方面是無從找資料，什么也沒有，連教材都找不到，根本不知道要復習些什么；另一方面，我的中小學教育正好與“文化大革命”重合，完全是混過來的，那時的教材無非都是“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革命化”知識，如語文主要是毛語錄、階級斗爭、革命英雄故事之類內容，化學多是學化肥農(nóng)藥，物理是學“三機一泵”—拖拉機水泵這類東西，要么跟政治運動有關，要么跟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有關，與基礎教育相差很遠。沒辦法，只好找到什么資料就看什么資料，“惡補”一陣子。

我在中學時，數(shù)學之類課程考試成績在班里是頂尖的，曾做過學習委員，原以為自己理科還湊合，起先是準備報考理科，結果一復習才發(fā)現(xiàn)自己基礎差，加上已高中畢業(yè)兩年，學校里學到的也忘得差不多了，就決定改考文科。考文科還是考理科，在當時只是為提高錄取率的權宜決定，后來卻決定了自己一生的職業(yè)走向。

復習備考那段時間，白天要上班，干體力活累到死，主要靠晚間那點時間抓緊復習。根本不敢請假，怕考不上，落個“不安心本職工作”的印象。這時，那些下鄉(xiāng)的同學都從農(nóng)村請假回來，全天復習，反倒時間充裕得多。

1977年江蘇的高考，因積壓了10年的人才，報考人太多，分初考和復考兩個階段。車間里有幾位青年工友一同參加初考，他們都考理科。出考場后大家聚在一起對對答案，結果好像就我不行，要么沒答出，要么不正確。我覺得自己考砸了，肯定考不上。初試結束，就停止復習，給自己放假休息。大概是一個月后，初考成績出來，那些覺得考得好的工友都沒考過，車間里只有我與另一工友進入復考。這結果有點滑稽，“落榜者”很有些不服氣，我也挺納悶。后來推想，可能我們初試后核對答案，真正有確定答案的是數(shù)學，我確實考得不好，但語文等科目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初試結果公布到復試的間隔好像很短，我只能憑著之前復習的東西去應考。一時的誤判，讓我未能在初試后再接再厲，反而馬放南山，耽誤了最關鍵而寶貴的一個多月時間。

復考以后，我確定自己考砸了，因為數(shù)學考得太差，除了第一大題里有5小題考基本概念的送分題外（大概做出4小題），其他的我都不會做。不料，過些日子結果公布，又來了通知讓我去參加體檢。1977年高考，始終未對考生公布考試成績與錄取分數(shù)線，能參加體檢說明成績還是不錯，車間里一同復試的那位工友就未體檢。然而，好運沒有伴我到終點。

雖然事先不自信，也知道考得不好，但體檢后有點想入非非了，盼望被錄取。自知上不了好大學，祈求能有個學校上就好。到錄取工作結束，沒有等到通知書。1977年是中止高考10年后的首次高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錄取率極低。

過了一段，又傳來好消息，國家極需人才，要從體檢過的“落榜生”中再擴招一批。我又產(chǎn)生了幻想，以為或許能柳暗花明，但最后仍未接到錄取通知書。

首次高考，三關過了兩關，最后還是名落孫山。

（二）落榜生再考 誤入歷史

首次參加高考雖失利，卻讓我信心大增，因為我原先不自信，最初都不敢報名，居然可以走到體檢這一步，廠里工友們對我有點“刮目相看”—我是廠里最大牌的落榜生。再次備考，信心氣勢上很不同。

1977年全國高考因是臨時決定進行，等錄取結束，差不多是1978年2月了，離1978年高考只剩下半年時間。一位工友的母親是一所中學的領導，他帶我參加了那所中學辦的夜間高考補習班，每周有幾天下班后坐很遠的公交車去補習。那是所水平很一般的中學，辦補習班其實有收錢“創(chuàng)收”的考慮，補習老師屬于“摸著石頭過河”，也不知道該教哪些文化知識，該怎么應考。但上一上這樣的補習班，還是有用處的，知道了不少信息，至少有基本的復習資料。只是白天上班，晚上補習，人挺辛苦。上大學后，知道許多農(nóng)村同學，每天干農(nóng)活，沒有復習資料備考。高考很公平，這體現(xiàn)在最后結果上，其實備考過程是不公平的。城里的考生在資料、信息上占了不少便宜。

如果說1977年高考自己完全是懵懵懂懂經(jīng)歷了一番，沒有充分準備；那么1978年再考，自己心里就有底了，說是復習，其實是突擊學習，掌握了不少中學從未學過的知識。

第一次落榜，使我認識到自己的“短板”與數(shù)學成績的重要性。推算1977年自己的高考數(shù)學分大概只有20分左右。那年只考4門，數(shù)學、語文、政治，外加歷史地理合一張卷子，數(shù)學只考了20多分還能進入體檢，說明其他科應當考得還不錯。因此，再次備考復習時，我就把有限的時間與精力用在數(shù)學上了。甚至想，能否成功，就看數(shù)學考分了。1978年高考成績就全部公布透明，我的數(shù)學考了55分，加上其他幾門的分數(shù)，如愿進了南京大學。自己重點突擊數(shù)學的策略，是成功的。55分，對文科考生的我是個極高的分數(shù)，一度很還頗為沾沾自喜。待入學后才發(fā)現(xiàn)，我班同學數(shù)學普遍考個七八十分，最夸張的是，有位同學竟然是99分！即使在理科考生中，也絕對是高分了。

印象中，1977年江蘇省高考語文作文題目是《苦戰(zhàn)》，當時葉劍英有一首詩，號召全民向科學進軍—“科學有險阻，苦戰(zhàn)能過關。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边@樣的題目應景當時的國家形勢，是很好寫的，至少各種水平都能說上幾句。到了1978年改為全國統(tǒng)考，作文題竟然變成了縮寫題，將一篇社論《速度問題是個政治問題》壓縮成500—600字之內。這種縮寫的形式，好像后來再未用過。

我看到作文題目，有點懵—作文怎么可以這么考？那時也不知道主題詞、主題句這些，基本上是按比例“壓縮”，寫了好一會，文章還未壓到三分之一，數(shù)下字數(shù)，已有300多字，心里一驚，肯定要超過600字扣分的。我就將前面的劃掉，重新開始壓縮。這個過程，既浪費了時間，更重要的是擾亂了心緒，一邊寫一邊自責前面沒有考慮好壓縮比例，甚至后悔為何要劃掉前面的重起爐灶，其實后面多壓縮些，也能控制在600字以內的。生怕超過600字，寫一會，數(shù)一會字數(shù)。作文未考好，對其他題目也沒時間仔細考慮，整個語文考試亂了方寸。

1978年高考過程中，有兩個難忘的細節(jié)：一是第二天下午的考試，到達考場時，我突然發(fā)現(xiàn)準考證沒有帶。考場在寧海中學，離我家不遠，騎車回去取還來得及。但匆匆趕來趕去，肯定影響情緒。在那緊要關頭，我居然做出了一個超出自己智商的決定，很從容地去辦公室找到監(jiān)考老師，說明情況，請求允許在考試結束后再送準考證給她審查。真是謝天謝地，那位女老師竟然很爽快地答應了。這事要擱在現(xiàn)在，門也沒有??！那位女老師說，沒有問題，前面三科考下來，我看這個考場就你考得好。我這才想起，她巡視考場時經(jīng)常停在我旁邊看答卷。這位老師的開恩，不但免了我趕回家取準考證的折騰，她的話，更使我增添了極大的信心。當天下午是考地理，我絕對超水平發(fā)揮，個別不會的題懵著答，也都對了，居然考了92.5分，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更巧的是，多年后，我在另外場合下遇到了這位女老師，才發(fā)現(xiàn)她竟然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方之光教授的太太—竇老師。冥冥之中，是師母當年暗助了我考上大學啊。

另一個細節(jié)是，同車間的兩個工友一同報考，他們報理科，考場離我家較近，每天中午他們就到我家吃飯，省去路上奔波。第三天下午考外語。那年外語是選考，不計入總分（外文專業(yè)除外），我們三個都沒有選。但上午考試結束時，監(jiān)考老師宣布，沒有報考的考生下午仍可來考。中午吃飯時，他們就說，反正是最后一門了，下午沒事，不如去試試。我堅決不去，天這么熱，不如休息一會兒。沒想到我剛躺下，還沒睡著，他們就回來了。我問，怎么沒考就回來了？他們說，考完了，打開卷子，什么都不認識。就在選擇題上胡亂畫勾，10多分鐘就交卷了。等英語成績出來，他們竟然都在15分上下。要知道英語試卷選擇題總共是25分，按四分之一的概率，胡亂選應該是在7分左右。最終他們一人考上南京工學院（現(xiàn)東南大學），后來去了美國；一人上南京醫(yī)學院口腔?？?，成了有名的牙醫(yī)。

1977年填志愿的時候，我什么都不懂，是亂填的。1978年南京的考生是知道成績再填志愿，各學校的錄取分數(shù)線也確定了，填志愿比較有把握（到校后，南京之外的同學說，他們只知道自己的分數(shù)，并不知各校的錄取分數(shù)線。我最想上的是中文系，其次是哲學系，沒想到要學歷史，因為中學從沒學過歷史。結果那年政治考了78分，語文78分，歷史85分，地理92.5分，數(shù)學55分，總分388.5分，超過了南京大學錄取線。但南京大學的哲學系和中文系，除了要求總分達到分數(shù)線，還要求單科80分以上，所以我上不了南大中文系。如果非要選擇中文系的話，可以報考南京師范大學的中文系?，F(xiàn)在想不起來到底為什么非要上南大，其實自己也確實對大學各專業(yè)都了解很少，也就談不上對哪個專業(yè)有特別的興趣，想上中文系是以為中文系培養(yǎng)作家，而自己一向作文寫得還不錯。當時社會上大學生較稀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能成為一名大學生就“升天”了，和留在工廠有天壤之別，因而學什么專業(yè)對我而言，是無關緊要的。

后來在改革大潮中，我工作了一年多的那家工廠被兼并，沒報考或者沒有考上大學的工友們，有些人40多歲就多下崗了，成了時代的犧牲品。當然，我那時并無清醒的認識，只是覺得要有個機會讀書，也有點當大學生的虛榮心。沒想到其后的人生境遇會與工友們有那么大的差別。

大學錄取通知書寄到家庭所在的街道。事先，家里拐彎抹角找到一位在省級機關工作的朋友，他將我的高考分數(shù)與南京大學的錄取分數(shù)線都查清楚，提前告訴，我報南京大學歷史系的話，單科分數(shù)達到了，總分也超過不少，很有把握。雖然估計被南京大學錄取的概率較高，但是，畢竟沒有最后確定，等待錄取通知書期間，還有點煎熬。那段時間父母好像也有些焦慮，至今也沒有問過父母對我考大學的感想，他們的文化不高，在學業(yè)上幫不了我，好像也想不起高考那些天對我的生活有特別的關照。這樣也好，我沒有特別大的壓力與負擔，考試反而能超水平發(fā)揮。

大學同學（后排右二為作者）

拿到錄取通知書那一天，對我們家族也很重要。1978年10月初，嫂子住院待產(chǎn)，當時哥哥遠在青海服役，無法回來。7日晚上，家母突然要我騎車帶她去醫(yī)院探望（醫(yī)院較遠，她不會騎車）。到醫(yī)院后等了很久，也沒有嫂子生產(chǎn)的消息，只好回家。到家時，已是半夜，人很累。我決定第二天上午不去上班，請假半天補補覺。沒有想到，8日上午8點多鐘，就有人到家里通知，讓到街道去取錄取通知書。因事先有預估，拿到通知書只有心里一塊石頭落地的感覺，并沒有許多同學接到通知書時的狂喜。同時，醫(yī)院也傳來了喜訊，嫂子生了一個兒子。這一天，我們家雙喜臨門。

那幾天，家父逢人就說，他一天之內降了幾級工資。意即馬上要供養(yǎng)上大學的我和剛降生的長孫，負擔重了。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正話反說，心里不知道有多美呢。

有個后話是，后來才知道我的導師張憲文是1978年高考的歷史命題組成員，也即我們考的歷史卷子，是他參與出題的，覺得挺神奇。而1998年至2004年，我也成為教育部考試中心的命題專家，連續(xù)7年參與全國高考歷史考試的命題工作，這更是作為考生應試時做夢也不敢想的。

（此文主要內容曾刊于朱慶葆《我的高考：南京大學1977、1978級考生口述實錄》，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