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零度

導　言

埃貝爾在開始編寫每一期《迪謝納神父》的時候總要用一些“見鬼！”和“媽的！”字眼。這類粗俗字眼并不意指著（signifiaient）什么，但卻指示著（signalaient）什么。為什么呢？這是當時整個革命情勢的需要。因此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寫作的例證，其作用不再只是去傳達或表達，而是將一種語言外之物強加與讀者，這種語言外之物既是歷史又是人們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

世界上并不存在無標記的書寫語言，《迪謝納神父》的情況也同樣適用于文學。文學也應指示某種不同于其內(nèi)容和不同于其個別化形式的東西，文學也有自身的界域，正因如此，文學才被人們稱之為文學。文學中一組記號的表達與思想無關(guān)，語言也與風格無關(guān)，它們都注定了要在一切可能的表達方式的內(nèi)涵里，去規(guī)定一種慣例式語言的孤單性。書寫記號的這種神圣秩序，使文學呈現(xiàn)為一種制度，并顯然使其朝向著歷史的抽象領(lǐng)域，因為任何界域都有待于一種永恒觀念才能形成。但正是在歷史被排斥之處，文學的表現(xiàn)才最為明顯。因此有可能追溯一種文學語言的歷史，這既不是語言的歷史，也不是風格的歷史，而只是文學記號的歷史。我們只能推測，這樣一種表層形式的歷史，十分清晰地表現(xiàn)出了它與深層歷史的聯(lián)系。

當然，這一聯(lián)系的形式會隨歷史本身而改變。沒有必要依賴一種直接決定論去理解寫作流變中呈現(xiàn)的歷史：這一功能性特點使事件、情境和觀念沿著歷史的時間流動，在這里它所提出的與其說是效果，不如說是一種選擇的界限。于是對作家來說，歷史像是在若干種語言倫理中所面臨著的一種必要選擇。歷史迫使作家按照他無法掌握的諸可能性因素來意指文學。例如我們看到，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一性產(chǎn)生了一種獨特的寫作，而且在資產(chǎn)階級的（也就是古典的和浪漫主義的）時代，形式不可能分裂，因為人的意識尚未分裂。反之，當作家不再是一種不幸意識普遍性之證明時（大約在1850年左右），他的最初姿態(tài)就表現(xiàn)在其形式的選擇方面，或繼承或拒絕其過去時代的寫作。因此古典時代的寫作破裂了，從福樓拜到我們所處的時代，整個文學都變成了一種語言的問題。

此時文學（這個詞不久以前才產(chǎn)生）被明確地看成一種對象。古典藝術(shù)不可能被理解作一種語言，它就是語言，即透明性、無沉積的流通性，以及一種普遍精神和一種無深度、無責任的裝飾性記號等在觀念上的匯聚。這種語言的界域是社會性的，而非天然的。我們知道，大約在18世紀末，這種語言的透明性被發(fā)現(xiàn)了。文學形式發(fā)展了一種獨立于其機制和其委婉修辭學的第二種可能性；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種“重量”。人們不再把文學看成一種具有優(yōu)先性的社會流通方式，而看做一種自身一致、深刻和充滿隱秘的語言，它既被看做夢幻又被看做威脅。

結(jié)果，文學的形式自此以后就可激發(fā)那些和一切對象之孔隙（creux）相聯(lián)系的存在性情感，如異常感、熟悉、厭惡、滿足、慣習和謀殺等。因此，百年以來，一切寫作都是對這種“形式—對象”加以掌握或排斥的運作，對于這種“形式—對象”，作家在前進的道路上必然與其交遇，他必須正視、面對或接受它，他絕不可能將其破壞而不同時使作家本人毀滅。形式在目光面前搖晃，成為一個對象。雖然人們掌握形式，但它仍然是爭議的話題；盡管它多彩多姿，卻似乎已經(jīng)過時；雖然是混亂無序式的，但也是非社會性的；對于不同的時代和個人來說，它總是特殊的，無論表現(xiàn)方式如何，它總是孤獨的。

在整個19世紀，這種戲劇性的聚結(jié)現(xiàn)象取得了進展。對夏多布里昂而言，它還只是一種微弱的沉積，一種輕微的語言欣快感，一種自戀現(xiàn)象，在其中寫作幾乎與其工具性功能分離，寫作僅被看成是其本身。福樓拜（在這里只指出這一過程的一些典型因素）根據(jù)一種勞動價值觀的出現(xiàn)，明確地使文學成為對象，使形式成為一種“制作”的項目，猶如一件陶器或一件珠寶一樣（應當說，制作即“所指”，它首先被表現(xiàn)為景象，被強加于讀者）。最后，馬拉美通過一切客觀化的最終行為——謀殺（meurtre），完成了“文學對象”的構(gòu)造：我們知道，馬拉美的全部努力都針對著語言的破壞，因此文學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僵尸。

思想似乎在一片虛空中愉快地升起于裝飾性字詞之上，于是寫作從這片虛空出發(fā)，越過了整個逐漸凝固的狀態(tài)：首先是一種目光的對象，然后是一種勞作的對象，最終是一種“謀殺”的對象，今日它達到了其最后的變體——“不在”：在我們于本書中稱作“寫作的零度”之中性寫作中，不難發(fā)現(xiàn)一種否定的運動和在時延過程中無力將其完成的狀況，似乎文學在一個世紀以后越來越在一種無傳統(tǒng)的形式中改變其外表，除了在一切記號之不在中，再也看不到純粹性了，于是文學最終完成了俄耳菲式的如下夢想：一位無須文學的作家。白色的文學、加繆的文學、布朗紹的文學或凱洛爾（Cayrol）的文學，或凱諾（Queneau）的口頭語言寫作；這也就是一種寫作熱情的最后殘余，它一步步地追隨著資產(chǎn)階級意識的解體。

我們在本書中企圖對寫作和歷史的這種聯(lián)系加以描述，這就是肯定一種形式性現(xiàn)實的存在，它獨立于語言和風格；也就是企圖指出，形式的這個第三維面，并非不附加一種悲劇性色彩地使作家與其所處的社會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最后還要說明，任何文學都具有一種語言的倫理。本書使用材料的有限性（其中有幾部分曾發(fā)表于1947年和1950年的《戰(zhàn)斗》雜志上）足以表明，它僅是一部可能的寫作史之導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