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居時的斷想(之三)
一
人類建造的高樓,既可能毀于“9·11”那天的飛機,也可能毀于“9·11”之后的提款機。
戴維·卡勒漢在《作弊的文化》一書中披露說,世貿(mào)大樓相繼倒塌時,信貸聯(lián)盟的“提款機”聯(lián)機失常,“無論存款總額高低,會員想提多少就可提多少。風聲走漏出去之后,會員爭先恐后去提款。多達4 000名會員的提領總額超出存款”,“有一名會員在9月下旬至10月中旬使用提款卡超過150次”。信貸聯(lián)盟寄信催討,仍有1 500萬美元無法追回,只得報警處理,“逮捕了數(shù)十名嫌犯”。
人類出現(xiàn)危機,不能怪飛機,不能怪提款機,只能怪自己。
二
文化在起點上就作弊,使作弊形成一種文化。
“距離世貿(mào)大樓留下的柏油坑不遠處”,戴維·卡勒漢說,“有一所高中”,“整個校風繞著作弊打轉(zhuǎn)”,“超級聰明的學生有如太陽,作弊的行星則繞著這顆恒星團團轉(zhuǎn)”。為了在贏家通吃的社會中考入名校,“學校不太培養(yǎng)求學好奇心,一味專注在成績上”。
這樣的學校太多,竟使戴維寫了整整一章。
我們習慣于埋怨身邊的貓膩,殊不知,遠在天邊的同樣曖昧。
我曾寫詩說:“啊,起點,你最公道,人們平等地站在你這里,各就各位,預備——跑!”
現(xiàn)在,只得改成:“啊,起點,你有蹊蹺,人們平等地站在你這里,各懷心思,預備——偷跑!”
三
從《南方周末》得知:美國有個“羞辱項目”網(wǎng)站,其性質(zhì)“極左”。
為了鏟除“資本巨怪”,該網(wǎng)站把他們認定的“資本走狗”的相片,掛出來“游街示眾”,并自撰這些“走狗”的“罪行條文”,公布揭露“罪行”的大字報(他們自稱為“報告”)。
這種“大字報”,比中國當年的大字報,傳播得更快、更廣。
“極左”不是某幾塊國土的“土特產(chǎn)”,“極左”是人類天性中的寄生物,不管在地球哪個角落,只要一有適當?shù)臏囟?,它就會從人性的“盒子”里,堂而皇之地爬出來?/p>
四
從理論上推算,“極左”不喜歡孔夫子。
比如,孔夫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薄凹t色高棉”則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男女之間談對象,由組織安排時間地點;擇妻時如個人無合適者,由領導指定;結婚后,新婚夫婦度過“蜜周”后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工地或村子,彼此間不得通信,一年中只有兩次相會,每次45天。[1]
最近,喬森潘、農(nóng)謝坐在受審席上。不知法官是否抬出孔夫子的話,給他們洗洗腦子?或者追問一句:“你們的老婆是組織分配的嗎?”
五
9歲女孩意外打死教練的“槍擊案”,攪亂著美國人的心。
槍能打死人,控槍有利于社會治安——這是一條普世價值。但是,“美國可以改變許多事情,卻改變不了槍支法”。
普世價值一旦遇到“利益牽扯”,只好乖乖讓路,變得毫無價值可言——這會不會也成了一條“普世價值”?
別再“自我神圣”了好嗎?在對“普世價值”喊“Yes”或者喊“No”的時候,最好看一下自己的“臀部”:有沒有夾著“利益”的尾巴?
六
從得克薩斯州出來的那位美國前總統(tǒng),繪畫藝術進步得真快,色彩、線條、勾勒技巧,越來越逼近專業(yè)水平。他的閑情逸致,讓人想起三個字:淡定哥。
我卻納悶:面對今天伊拉克的一派亂象,他內(nèi)心不起一絲波瀾?那支描紅涂綠的筆,怎能如此輕巧,一點也不抖顫?當年不顧全世界反對,闖進去打了再說,一句“誤信了情報”,夠用嗎?
對“西方人有深深的懺悔意識”一說,本人表示深深的懷疑。
七
據(jù)說,男人移民有八大好處:大男子威風擺不起來了;一身官氣消磨得差不多了;再闊的身價也知道收斂了;吃吃喝喝再也沒啥機會了;和大陸紅顏知己都失聯(lián)了;洋妞辣妹面前知道自卑了;各類愛好被消磨得差不多了;家里雜事知道自己動手了。
結論:“要改造男人,移民是個最好的方法,沒有之一。”(引自加拿大《環(huán)球華報》文章)
謝天謝地!國民性的改造,總算找到唯一最佳的途徑——移民!這倒也省力,只需打點行裝,走出國門,男人的素質(zhì)立馬得到整體提高,于是女人的幸福指數(shù)隨之上升,社會和諧從天而降。
建議:國與國之間互相移民,實行史無前例的“大對調(diào)”!
八
法國前總統(tǒng)薩科齊說:“自由資本主義終結了,萬能權威的市場也終結了?!?/p>
史蒂夫·福布斯等人反問:“資本主義真的是一無是處嗎?”并以“重新審視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否道德”等一系列研究課題,證明了資本主義目前的生命力與市場的合理性。
前者的話,符合其個性——心血來潮,率性而說;后者的話,也符合其個性——冷靜思索,執(zhí)著探討。
否定,是省力的,宣布一下“終結”,就拍拍屁股走人??隙ǎ瑒t要花力氣,拿出證據(jù)來,拿出理論來,拿出方案來。
別以思維的偏執(zhí)取勝,別以調(diào)門兒的分貝爭強。20世紀在這方面留下的鑒戒,多了去了。
[1] 引自王爰飛:《波爾布特》,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