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研究的出版接力
——《孫中山全集續(xù)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編輯印象

歐陽紅

孫中山研究領(lǐng)域的最新成果《孫中山全集續(xù)編》（5卷5冊，以下簡稱《續(xù)編》）、《孫中山史事編年》（12卷12冊，以下簡稱《編年》）分別于2017年7月、8月出版，并于11月11日在中山大學舉行新書發(fā)布?！独m(xù)編》由中山大學歷史系邱捷、李吉奎、林家有、周興樑諸位先生編纂?！毒幠辍酚芍猩酱髮W歷史系桑兵教授主持，該系十余位青年學者參與編撰?！独m(xù)編》《編年》分別于2012年11月、2014年1月通過立項方案，2014年10月、2015年9月最終完成初稿。此后編輯組用了一年時間審稿加工，一年時間送審備案、修改完善，從發(fā)稿到最后付印，前后達六七次校樣。期間，我個人利用去廣州開會的機會，分別與《續(xù)編》《編年》的編寫組討論書稿體例兩次。2017年3月，編輯組專程赴粵，與《編年》的十余位作者在中山大學歷史系現(xiàn)場辦公，集中解決遺留及疑難問題。該兩書的編輯出版過程，前后歷時五年。

中華版的《孫中山全集》（1981年—1986年，以下簡稱《孫集》）出版至今，已三十余年，目前除中華版外，臺北有兩種《國父全集》，大陸有人民出版社尚明軒先生主編的《孫中山全集》、廣東人民出版社黃彥先生主編的《孫文全集》?！独m(xù)編》的編輯出版，或許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為何不重編全集，而是對《孫集》續(xù)補呢？”關(guān)于《孫集》存在的價值及編纂《續(xù)編》的意義，書局的資深編審陳錚先生和我的同人李聞辛、張玉亮相繼在《中國出版史研究》上刊發(fā)了專文，不贅（參見陳錚：《〈孫中山全集〉出版始末憶述》，《中國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李聞辛、張玉亮：《〈孫中山全集續(xù)編〉的編輯出版——兼談〈孫中山全集〉的修訂，《中國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4期）。

兩種新書在中山大學發(fā)布，恰逢孫中山誕辰151周年紀念和中山大學93周年校慶，之所以選擇廣州舉辦活動，一是因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是國內(nèi)孫中山研究重鎮(zhèn)，于孫學研究有深厚的學術(shù)積淀；一是讓書本身見證編纂方和出版方半個多世紀的密切合作，向?qū)W術(shù)致敬，向友誼致敬。

作為兩書的項目負責人和責編，談點編輯印象。

一

算起來，我跟孫學出版的緣分，是在中山大學歷史系結(jié)下的。1998年—2001年，我跟隨李吉奎教授攻讀碩士研究生，他在書房給我和張金超、劉海彬講授“孫中山研究”的課程，后又到廣東省社科院孫中山研究所講授“辛亥革命史研究”，我跟著去聽課。就在那時，我得知黃彥先生正在編輯《孫文全集》，印象頗深。

畢業(yè)論文答辯后，歷史系陳樹良老師問我為何選擇去中華書局，大概因為那時中華正走下坡路，也不做近代史出版了。但接著桑兵老師的一句話讓我深受鼓舞，很清楚地記得他說：“中華有什么不好，瘦死的駱駝總比馬大！”2001年，我成為一名編輯，入局也晚，當時《孫集》原責編陳錚先生已退休，近代史編輯室亦無建制。2004年，我負責《孫集》的版權(quán)續(xù)簽，此事便成為我關(guān)注孫中山研究與出版的開始。曾多次動念，報告書局領(lǐng)導重新修訂或重編《孫集》，同時修訂重版《孫中山年譜長編》，然而蹉跎數(shù)年，未有實際行動。

真正讓我提振信心的，是一篇文章給的啟發(fā)。2009年10月，《近代史研究》上刊發(fā)了徐秀麗撰寫的專論《從引證看中國近代史研究（1998—2007）》。文章從引證的角度，分析了1998年—2007年中國近代史研究領(lǐng)域?qū)W者、學術(shù)論著、學術(shù)機構(gòu)、學術(shù)期刊的學術(shù)影響力，以及研究重心和議題的集中與轉(zhuǎn)移。大量數(shù)據(jù)和表格表明：該研究領(lǐng)域的“高被引作者名單”中，即被引200次以上的作者名單中，孫中山位列第一位，后兩者是梁啟超、毛澤東。文章隨后列出被引200次以上的37種著作，排在首位的是《孫中山全集》，接著是《毛澤東選集》《飲冰室合集》（參見徐秀麗：《從引證看中國近代史研究（1998—2007）》，《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看到上述數(shù)據(jù)與表格，深感孫中山對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90年代以來孫學已算不上顯學，但他留下的著作，對其本人的研究，始終受到關(guān)注。中華版《孫集》，如果不進一步完善，日后隨著新出史料的刊布，勢必被淘汰，成為過往。

2012年7月，近代史編輯室恢復建制，并改名為近現(xiàn)代史編輯室。5至7月間，團結(jié)報社的楊博文先生三次來局，送來他新刊于《團結(jié)報》的文章（《試為〈孫中山全集〉照片補注》，刊于《團結(jié)報》5月24日等）。據(jù)楊先生透露：他擬對中華版《孫集》編輯補編，建議我們修訂或重編全集，他表示可以先寫樣張交給編輯部。當時，我已聞尚編《全集》即將出版，黃編《全集》也在緊鑼密鼓進行中。楊先生的來訪，給了我很大觸動，必須行動了，這么重要的書不能在我們這代就這么沒了。

我立即向陳錚先生請教，希望重新開啟《孫集》的續(xù)編工作，談了初步的想法和計劃。據(jù)陳先生憶述，上世紀90年代初，中華就有編纂《孫集》“索引”和“補編”的動議，后因種種原因擱置了。我仔細查閱書稿檔案，檔案中完整地保存了編著雙方的往還信件，以及其他珍貴的文字記錄。如1994年3月28日陳先生致函黃彥先生，有謂：

年前承告《孫中山全集》補編與索引共2冊。據(jù)此，我們已將此項列入二季度發(fā)稿計劃……年初已與中大聯(lián)系過，他們已同貴所商妥，索引歸你們編制……補編名稱如何稱謂，也請在交稿時確定。我們初步考慮有兩種稱謂，即（一）《孫中山全集補編》；（二）《孫中山全集續(xù)編》。

1996年9月26日，黃彥先生給陳先生的復信中說：

全集補編未能完成，至感歉疚。補編之所以未能完成，一因工作量大而時間未抓緊；二因當時補入資料除移植臺北、上海二版本所收外，新添的不多……

還有其他編者如林家有、李吉奎、邱捷等先生寫給陳先生的信，從收集資料、書稿體例，到交稿、處理校樣、編制索引等，關(guān)乎書稿的所有事情，都與陳先生有商討。

2012年10月20日，陳錚先生很認真地給編輯室撰寫了一份《出版〈孫中山全集續(xù)編〉的粗略設想》，提出八條實施意見，重點指出：“《全集》不全，早有補編計劃”，建議“補編書名改稱《孫中山全集續(xù)編》”，“既出《續(xù)編》，理應對《全集》加以必要的修訂”。29日，我向書局提交了《〈孫中山全集續(xù)編〉工作開展思路》的正式報告，重點介紹《孫集》續(xù)補的必要性，各家孫集的編輯、出版情況。鑒于原《孫集》的編纂三方，已有兩方在新編全集，建議由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獨立承擔《續(xù)編》的編纂工作。理由如下：該所有長期的學術(shù)積累，學術(shù)梯隊完整，原《孫集》編者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周興樑教授均是領(lǐng)域內(nèi)資深專家，于史料及編輯體例熟稔，質(zhì)量有保證。次日，時任書局總編輯的徐俊同志迅速批下意見：“應抓緊辦理?！?/p>

11月5日我去拜訪來京開會的桑兵教授，向他請益。桑老師建議如中大一方獨立承擔，最好“分時間段、分卷，每人單獨編寫”。他向我透露，他正組織人力準備編寫《孫中山史事編年》，表示今后“《史事編年》遇到的新資料，可以共享”。他說2016年出版，正是孫中山誕辰150周年紀念，時機剛剛好。我又給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吳義雄諸位教授打電話，一一聽取他們的意見。邱老師表示，“須有人能主持協(xié)調(diào)，《續(xù)編》不必求全，但國內(nèi)期刊、報紙等已有資料不能遺漏。外文有好的譯本可選用，不好的要重譯。須年輕人加入，檢索資料，新老搭配”。我立即決定赴粵，面商整體事宜，爭取能較快落實，并特地將陳錚先生請出山，一同前往。

11月13日我先期赴粵，陳錚先生和張玉亮編輯于次日晚到達廣州。李吉奎老師得知我們已入住中大紫荊園，15日上午特來拜訪陳先生。下午，我們?nèi)藖淼接婪继觅F賓廳，歷史系主任吳義雄、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桑兵、歷史系黨總支書記趙立彬，以及林家有、李吉奎、周興樑教授等（邱捷教授臨時有事未到會，由其博士生李興國代表），很高規(guī)格地接待了我們。雙方就續(xù)補《孫集》舉行座談，交換意見。

會議首先由陳錚先生發(fā)言，他回顧了中華與該系長達半個世紀的深厚友誼，以及中華版《孫集》《孫中山年譜長編》出版過程中他與老師們的交往，介紹了編輯《續(xù)編》的必要性，提出了一些設想，如人員構(gòu)成、編纂總則等，希望繼續(xù)得到老朋友們的支持。在座的教授們一一發(fā)言表態(tài)，林老師、李老師、周老師欣然接下編輯《續(xù)編》的任務，桑老師表示愿意共享《編年》的資料，吳老師則表示愿在經(jīng)費、資料等方面給予支持。經(jīng)過討論，雙方議定：由林家有、周興樑、李吉奎、邱捷教授組成編寫組，以林家有教授為編寫組召集人，陳錚先生為編輯組聯(lián)絡人。會后編者依《孫集》體例，劃分任務，收集資料。預計2014年底前交完定稿，2016年出版。為了解決網(wǎng)絡使用、電腦操作諸問題，李興國博士協(xié)助邱捷老師參與項目。

回京后，我復次向林家有等幾位老師確認以下事宜：一、資料收集和編纂，質(zhì)量第一，近年公布而中華版《孫集》漏收的要齊全，同題異文或不同人翻譯的酌情處理。二、初稿由陳錚先生統(tǒng)一審讀一遍，再交編輯部審稿，以便與《孫集》體例銜接。三、編寫組個人承擔的內(nèi)容獨立署名，按年代、按卷，分工負責。新人參與，署名同等對待。四、1912年以前部分由邱捷、李興國負責，1913年—1919年由李吉奎負責（后該系張文苑老師亦參與進來），1920年—1923年由林家有負責，1924年—1925年由周興樑負責。

二

2013年12月6日—8日，受暨南大學劉增合教授之邀，我去廣州開會。彼時《編年》已申報國家社科重大課題，雖此前我多次向桑兵教授表示過出版意向，但并未簽約。7日下午我單獨拜見桑老師，溝通了一些細節(jié)，定下在中華出版，預計2014年底完成初稿，2015年完成定稿，2016年出版。屆時《編年》《續(xù)編》兩書同時出版，同期上市，一并趕上孫中山150周年誕辰紀念，意義不言而喻。

幾年間，兩部書的編者、作者耗費了大量精力編寫書稿，校訂資料，核對史事，修改書稿。初稿交來后，編輯部作了分工，我總責兩新書，2016年初李聞辛加入《續(xù)編》，潘鳴、李聞辛加入《編年》。《孫集》的修訂重版，由張玉亮、李聞辛負責。編輯組亦按卷、按冊劃分任務，落實審稿、退返、送審、修改、通讀等責任。編輯審讀初稿與校樣，及時核實問題，并向編者、作者反饋疑問，很快就能得答復。該兩書編輯出版中，雙方溝通十分有效?！独m(xù)編》的四位編者，不辭辛勞，前后兩次勘定文字，隨時補充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并寫信來報告進展、溝通情況。第一次校樣看完后，2015年11月11日李吉奎教授來信囑咐：

孫給小池張造函件及“中日盟約”，段云章、俞辛焞等人的書已收入，望能堅持收入。

2016年2月24日，周興樑教授來函，意味深長地說：

還是要認真細看，即如梁啟超先生所謂的“字字經(jīng)心經(jīng)血”。

2016年8月10日，邱捷教授發(fā)來郵件，講述了他當時的狀況：

補編是我?guī)资陙碜铍y做的一件工作。我的視力不行，看電腦要戴眼鏡，看文稿卻不能戴眼鏡，所以每打一句都要重復戴眼鏡脫眼鏡的動作。查網(wǎng)絡資料也特別辛苦。我自己也算盡了很大力……把問題減少到最低限度。

定稿后，林家有、李吉奎老師還不斷寄來新收資料，哪怕是從新刊文章中收集到的只言片語。2016年8月18日，李老師來信：“郵上幾篇處理稿，請麻煩補入《續(xù)編》?！?1日，林老師也說：“又有一件孫中山的佚文，請你在《孫中山全集續(xù)編》上加上?！本庉嫛独m(xù)編》的幾位先生，均已七八十歲高齡，期間李吉奎、周興樑老師曾經(jīng)住院，林家有老師也是帶病完成初稿的。這其中的辛苦，是外人很難體會的。但只要是和書稿有關(guān)的事，哪怕是核對一條資料出處，一個標點，他們一點都不含糊，嚴謹負責，精神令人感佩。

撰寫《編年》的作者，均為中青年學者，每一卷均有直接負責人。編著雙方專設“孫中山史事編年編輯”的QQ群和微信群，通過文字、截圖等方式，把問題放在群里，相互切磋，無距離溝通。從內(nèi)容、體例、引文、索引，到某一個記事日期、一個人名、一個字，編輯的疑問與作者的反饋，群里隨時討論。當然這其中離不開主編桑兵教授的大力督促和跟進。凡遇到書稿修改、體例調(diào)整、核實文字等，桑老師總是囑咐我：“務必要在群里通知到具體作者，作者即使沒有及時看到，也有人會通知的。這其實對他們也是個監(jiān)督?！边@方法直接高效，省了許多環(huán)節(jié)和時間。但是前言、凡例、后記等，最后均由桑老師親自改定，其他流程，他也直接把關(guān)，嚴格要求。書稿付印前，桑老師還發(fā)來微信：“最好將封面、內(nèi)封、版權(quán)頁等有相關(guān)信息的部分，讓我再看一下，以免出現(xiàn)問題?！睂徤鲊乐敚诖丝梢?。

參與兩部書編寫的，從七八十歲的退休教授，到三十多歲的青年學者，是一個齊整的學術(shù)隊伍。最大的編輯感受就是中大歷史系深厚的學術(shù)積淀和優(yōu)良的學術(shù)傳統(tǒng)，在兩書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相信編輯組同人在編輯過程中學到的不僅僅是專業(yè)知識，更能從這個豪華的學術(shù)陣容、龐大的學術(shù)梯隊中汲取更多的養(yǎng)分，那就是認真嚴謹、能堅持、不怕苦的精神。在兩書出版后，《孫中山全集》亦修訂重版，改正了文字錯訛和硬傷，也以全新的面貌出現(xiàn)?！秾O集》出版三十年后，有了《續(xù)編》，二書合成完璧。《孫中山年譜長編》出版二十年后，又有了《孫中山史事編年》，成功地將孫中山研究往前推進一步。

三

2017年8月28日晚，中華書局官微發(fā)布了《孫中山史事編年》出版的消息，一直關(guān)注該書出版的上海師大歷史系邵雍教授，第一時間發(fā)來微信，示以祝賀。他預言：“孫學研究范疇，多少年后能真正留下的，中華子孫都接受的，也許就是此三書了?！边@些話，姑且當成勉勵。時間是試金石，一切好的東西，有價值的東西，終究是會抵得住大浪淘沙。孫書出版之前，我又翻閱了四大函《孫集》的書稿檔案，慢慢讀，細細品味，感慨前輩的工作細致又扎實；好的傳統(tǒng)須繼承和發(fā)揚，學術(shù)研究如此，編輯出版亦如此。如今，我們的編輯隊伍不斷壯大，從陳錚先生到年輕一代，已順利過渡。如今孫學研究也得以振興，欣欣向榮，希望孫學出版領(lǐng)域，同樣長盛不衰。

《編年》《續(xù)編》的樣書出來后，我向陳錚老師報喜，告以孫中山三書的出版情況，也表達我對他的敬意，并約他寫點文字。中華書局在中國近代史領(lǐng)域的出版，前世故事最清楚的莫過于他了。得知前兩書即將上市，另一種也付印，陳先生很高興地應下了寫文章之事。當時我便大發(fā)其感慨：“中山大學的孫學研究，從陳錫祺先生、陳勝粦先生到段云章、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周興樑諸先生，到桑兵教授、趙立彬教授，再到八〇后學者安東強等，有四五代人了。他們在孫學研究路上堅持、堅守半個多世紀，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出了許多高質(zhì)量的成果，非常了不起；而中華書局呢，在此領(lǐng)域做出版，默默耕耘數(shù)十年，甘于幕后。從劉德麟、陳錚先生，到李占領(lǐng)副總編輯，到我自己，再到張玉亮、李聞辛等年輕編輯，四五代編輯不也是同樣在堅持和堅守嗎？”

兩部書，共17卷，740余萬字，凝結(jié)了許多人的心血，作為責編，其實我最想表達的是一份敬意，感謝一切應當感謝的人，若非背后有強大的作者團隊，若非有諸多中華人的努力，是做不出好東西的。因此應向編輯《續(xù)編》的老先生們致敬，向主持《編年》的桑兵教授和他的團隊致敬，向中華的編輯同人致敬。正是因為有許許多多人的辛苦付出，對學術(shù)近乎偏執(zhí)的執(zhí)著追求，今天我們才能做得更好，走的更遠。

（原載2017年12月13日《中華讀書報》，作者系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部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