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闖入哲學王國

自從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后，馬克思、列寧的著作越來越多地介紹到中國。世界勞動人民和進步的知識分子，擁戴列寧，信仰馬列，向往社會主義，已經(jīng)成為一種洪流。錢學森是同代青年人中較早接觸馬列主義的一個，這為他終生成為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奠定了基礎。錢學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及一切蘊含著深刻哲理的思想都能兼容并蓄，從而，擁有了對歷史和現(xiàn)實深透的洞察力。

1930年的暑假，錢學森患了傷寒病，在杭州老家臥床一個多月，后因體弱休學一年。在這一年里，他第一次接觸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他曾閱讀過一位匈牙利社會學家以唯物史觀論述的《藝術史》，這本書是用進步觀點寫成的，讀過之后，引起了他對社會科學和哲學的極大興趣，他想：“既然我是學科學的，那么，對于社會和宇宙的看法，就得有一個正確的科學態(tài)度！”接著他讀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也認真地閱讀了馬列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其中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學史，也看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等書。這一階段，錢學森也讀了許多中外歷史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

這些著作使錢學森大開眼界。他曾對父親說：“讀了這些書，我看到了另外一個嶄新的世界。那里很像我們的西湖，真是美妙極了?！彼械街挥形ㄎ锸酚^和辯證唯物主義才是有道理的，經(jīng)濟學也是馬克思的有道理，而資產(chǎn)階級經(jīng)濟學那一套理論則不能自圓其說。他說：“我們科學工作者如果掌握了它，就等于掌握了研究宇宙、人類社會和研究科學的鑰匙，就等于我們在人生道路上有了正確的方向?！?/p>

1931年9月，錢學森回到上海交大繼續(xù)他的大學生活。這時的錢學森更加留心于改造舊中國的問題，常常和進步同學一起，討論關系國家命運的現(xiàn)實問題。

錢學森著作

就在他返校不久，中國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日本軍國主義制造事端，將魔爪伸向了東北三省。蔣介石政府面對日寇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在短短的6個月內(nèi)，東北三省全部淪陷。

祖國的大好河山破碎了，全國人民發(fā)出收復失地的怒吼。學生們紛紛走向街頭游行示威。到學期末，又發(fā)生了日寇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件。

當時駐守上海的蔡廷鍇、蔣光鼐率領的十九路軍奮起抵抗，開始了淞滬抗戰(zhàn)。上海的工人、學生和市民全力支持軍隊抗擊行動，因而沉重地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剛回校不久的錢學森也加入到學生運動中去。他雖然不是骨干分子，卻也十分活躍。這血與火的洗禮，使錢學森對社會、對民族、對國家的認識更加深刻而具體。

當錢均夫得知自己的兒子也加入了上海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時，并沒有勸止，而是寫信提醒錢學森要講究策略，注意安全。母親章蘭娟卻放心不下，她擔心兒子萬一有什么閃失。錢均夫勸慰妻子說：“孩子已經(jīng)長大成人了，應該大膽地讓他到社會的風浪中去闖蕩，讓他曉得當今社會上的一切弊端，好從多方面認識社會，激勵自己，努力讀書，報效祖國。”

在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暫趨平緩時，錢學森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更加注意學習。他不僅重讀了普列漢諾夫、布哈林的有關著作，而且讀了更多的西洋哲學史籍。與此同時，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學習熱情越來越高，一個奇妙的哲學世界向他敞開了大門。

就是在這個時候，錢學森開始接觸到校內(nèi)中國共產(chǎn)黨的外圍組織，時常參加小組討論會。這個小組討論會的召集人是數(shù)學系的喬魁賢，參加小組活動的還有他的同學許邦和、袁軼群和褚應璜。后來，喬魁賢被學校開除學籍，小組活動停止了，錢學森與這個小組的聯(lián)系也隨之中斷。

失掉與共產(chǎn)黨外圍組織聯(lián)系的錢學森，自然感到茫然。不過，在他周圍還有許多好朋友，經(jīng)常在一起讀書、討論問題。那時，與錢學森很要好的朋友有林津、熊大紀、鄭世芬、羅沛霖、茅于恭等。凡是錢學森喜歡的書，他們也都喜歡閱讀。于是，一些早期的介紹馬列主義的著作，總是在他的朋友們手中輾轉(zhuǎn)傳閱。他們除了閱讀馬列主義哲學著作外，還讀了美國哲學家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從中吸取豐富的想象力；他們也讀了羅素的許多作品，羅素那準確的表現(xiàn)才能，使他們陶醉。

偉大的哲學家兼數(shù)學家羅素說：“哲學可以使我們的眼光放寬，思想開闊，并且使我們的思想從世俗的壓制下解脫出來。它使我們永遠不滿足于常人和科學家的知識，而是積極去探求更高的知識?！绷_素的這一精辟論述，使錢學森更加懂得了攻讀哲學的重要意義。

這年暑假，錢學森回到杭州，與表弟李元慶（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音樂研究所所長）有了較多的接觸。李元慶是學習音樂專業(yè)的，錢學森也酷愛音樂，二人志趣相投，所以很快就成為好朋友。在與李元慶的接觸中，錢學森感到他不僅擅長音樂，而且有廣泛的藝術興趣和很高的政治熱忱。他積極擁戴上海左翼文藝運動，敬重魯迅，對國內(nèi)的政治時局也十分關注。

這年寒假的一個冬夜，錢學森與李元慶圍坐在炭火盆旁，朗誦歌德的《浮士德》，那氣勢磅礴的詩句和深邃的哲理，使錢學森感奮不已。李元慶很認真地對錢學森說：“作為一個有知識的中國青年，除了懂得李白、杜甫和魯迅外，還要了解西方的一些優(yōu)秀文學作品。因為中國總不能這樣封閉下去，遲早是要走向世界的。”

在錢學森的印象里，表弟是一位有政治遠見的青年，他總是高瞻遠矚地期待中國美好的未來。

1933年暑假，錢學森依舊回到杭州。他幾乎天天和表弟李元慶在一起讀書，討論時事，散步漫游。由于國民黨南京政府對日本侵略者采取一再退讓的政策，“一·二八”之后在上海日租界多次發(fā)生日本軍隊槍殺中國居民的事件。東北三省淪陷后，日本侵略軍已經(jīng)將目光轉(zhuǎn)向關內(nèi)華北大地。然而，正在忙于爭權奪利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和各地軍閥卻對此毫無防范。沉悶的時局，使他們感到窒息，也預感到一種不幸。因此，兩人都不免有些心事重重。

杭州市錢學森故居

有一天，錢學森和李元慶在湖邊的草地上散步，錢學森突然看到一條比大拇指稍粗一些的小花蛇，正在與一只比它大好多的青蛙相斗。他們停下腳步，靜靜地觀察，只見那條蛇，吐著紅信子慢慢迫近青蛙，而那只偌大的青蛙已被嚇得動彈不得?；ㄉ咭娝呀?jīng)失去反抗能力，于是便張開大口，一下子咬住青蛙的頭部，盡管那青蛙大部分身體、四肢還露在外邊，但是，仍看不到它進行最后的掙扎和抗爭。再看那花蛇，它得寸進尺，正在一節(jié)一節(jié)地將青蛙全部吞入腹內(nèi)，然后，拖著沉重的身軀爬進草叢深處。

這悲慘的一幕結束了。他二人面面相覷，都沒有說話。然而，他們都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對于心地善良的錢學森來說，這種殘酷的場面給他的刺激太大了。他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靜。他心里反復念叨著一句話：這就是弱肉強食。不斗爭，不反抗，就要滅亡；只有強者才能生存。這就是哲學，盡管它是殘酷的。

綜觀錢學森的一生，可以斷定，也就是從這個時代開始，基本形成了他一生把科學、藝術和哲學作為一個整體的三大支柱，從而奠定了他一生學術事業(yè)的基礎。也就是從此開始，錢學森從未間斷過對人類智慧的結晶——哲學的研究探索。

哲學的希臘字意由愛（Phileo）和智慧（Sophia）兩個字組成，即愛智慧的意思。我國古代的“哲”譯為聰明或智慧。哲學是一切科學最普遍的總結。有人說：“一個科學家，如果沒有哲學思想，便只是一個做粗活的工匠；一個藝術家，如果沒有哲學思想，便只是一個供玩樂的藝人?！鄙钪谐錆M著哲理，哲理是生活中最本質(zhì)的東西。在錢學森的視野里，哲學的世界是一個生動活潑的世界，哲學世界是與現(xiàn)實世界同頻共振的世界，哲學源于生活實踐，而高于生活實踐、指導生活實踐。

錢學森經(jīng)常告誡身邊同志，要多讀一點有關哲學的書，講究科學方法，才能在科學研究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自己在一生中確實是從未中斷過對哲學的思考。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改革進程中發(fā)生了激烈的思想和文化沖突與辯論。青年學者何新發(fā)表過幾篇關于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問題的研究論文，受到正在關注思維科學發(fā)展情況的錢學森的關注和高度評價。何新后來總結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時說，奇怪的是，他的哲學研究并沒有引起哲學同行的注意，反而引起了著名科學家的重視……

1982年4月17日錢學森在給何新的信中談到了“何新樹”這個概念。信中說：

四月五日來信和尊作均收到。我對哲學和邏輯學都是外行，有時想想這方面的問題，也只是業(yè)余愛好而已。您來信問于我，不敢不答，謹述所見，敬請指正。

（一）黑格爾的東西誠然是倒立的，應把它順過來，他《邏輯學》的許多內(nèi)容實際上是人認識客觀世界的總結，即人思維的規(guī)律。這里面主要是抽象（邏輯）思維，所以叫邏輯學。正如歷來承認的，他的邏輯高超之處在于是辯證邏輯。但多少年來，辯證邏輯未能像形式邏輯那樣嚴格整理成數(shù)理形式。

（二）科學技術中當然要研究事物發(fā)展的過程，當然會涉及辯證法。科學家也有科學家的辦法，也就是用微分方程，把形式邏輯用于某一瞬間的關系，即

dx/dt＝fi（X1，X2，……，Xi……，Xn）

i＝1，2……，n

解出這一組方程，就得到Xi（t），即事物隨時間的發(fā)展過程。全過程就包含了辯證邏輯。所以微積分的應用使科學彌補了形式邏輯的局限性，而取得飛躍的發(fā)展。

（三）當然辯證邏輯如何數(shù)理化的問題仍未解決，您的“歷史概念集合”是一個創(chuàng)見，我贊成。

（四）但我認為您應該把集合論的Venn圖擴展到三維空間成為“何新樹”，也就是把一個時間的Venn圖作為“樹”的橫斷面，以時間順序把橫斷面一層層架在時間坐標上，再把外表聯(lián)起來。當然這“樹”可能不同于自然生長的樹，不同“樹”的“樹枝”會在“上面”結合起來。這一設想得之于上述（二）之把形式邏輯用于事物的某一瞬間的關系。

（五）有了“樹”，數(shù)理的辯證邏輯學就可以利用數(shù)學中的拓撲學建立起來了。

因此我想您所開創(chuàng)的歷史概念集合是有生命力的，將來一定會有更大的成就！

……

又：您研究過Godel定理嗎？我想用“樹”能解決他的難題，Hibert也將得救。

錢學森對何新的發(fā)現(xiàn)評價很高。但是為什么稱作“何新樹”？在現(xiàn)代數(shù)學中，“樹”是拓撲學和圖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指用點和線連通而成的一種像“樹”的圖形。概念的歷史系統(tǒng)發(fā)生，可以在二維平面上描述成“樹”的模型。認識這種概念系統(tǒng)發(fā)生的邏輯基礎，我們就可能構造一種新類型的邏輯系統(tǒng)。

何新先生后來介紹說，錢學森指出：1．這種遞歸性的動態(tài)歷史類集可以命名為“何新樹”。2．吸納符號邏輯和數(shù)學拓撲學的成果，可以使辯證邏輯理論形式化，可以將這種遞歸動態(tài)邏輯建立成一個系統(tǒng)化的新邏輯體系。錢學森當時并不一定完全了解他的全部想法，但是他的洞察力是驚人的。

1982年7月9日錢學森給何新的第二封信：

近接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胡世華同志來信，涉及“何新樹”的問題，茲抄錄奉告：

何新的文章我沒有看。關于您說的：‘把Venn圖的概念擴大，加上時間坐標，再用拓撲學研究“樹”，是否可以把黑格爾的辯證邏輯數(shù)理化？這是否有道理？’我認為可以，是有道理的。但是實際這樣做的人似已有了，只是他們沒有說這是‘把黑格爾的辯證邏輯數(shù)理化’，應該進行的具體的數(shù)學研究也進行得還很不夠就是了?！?/p>

胡世華同志還指出數(shù)理邏輯家R．Carnap的又一本書也有應用邏輯部分，與我們的問題有關。但這部分學問懂的人少，搞不動，也就未受重視。

何新同志：我想胡世華同志的這些意見很有用，看來您要做的工作已經(jīng)有了開頭，問題是吸取這些有用成果，把它們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結合起來，再一次把倒立著的東西順過來！您要辦的事是大有希望的！

但我也以為完成這項工作，光您一個人也難，不知您找到了同道沒有？總要有幾個人的研究小組才行。

錢學森的這封信實際上是轉(zhuǎn)達了中科院院士、數(shù)理邏輯學家胡世華先生對何新的這種新邏輯觀點所作的評價，這對于一個正在銳意進取的年輕學者來說是何等的珍貴啊！在這樣短的時間給何新同志兩次去信，同時表明錢學森對這個問題十分重視。何新后來說：可惜我辜負了錢老，直到現(xiàn)在沒有把這個課題做完。

1983年3月7日錢學森給何新的第三封信：

二月十八日信及大作《論概念思維與邏輯結構的客觀基礎》都收讀了。您文章的一些內(nèi)容，前年通信中似已出現(xiàn)，現(xiàn)在是進一步發(fā)展了。

我完全同意您關于主觀邏輯與客觀邏輯的論述，我在前年（見附呈抽印本）也是這么說的。關于主觀邏輯，即人的思維規(guī)律，核心問題似為數(shù)理化。目前只有所謂抽象思維有數(shù)理邏輯，而復雜的形象（直覺）思維和辯證法就沒有數(shù)理化，也就不能上電子計算機。所以我以為現(xiàn)在要攻下形象（直覺）思維和辯證法就沒有數(shù)理化，您以為如何？

1992年2月10日錢學森給何新的第四封信：

節(jié)日前收到您贈的尊作《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十分高興。在前幾天假期中閱讀后，更加高興！大概是十年前吧，我們曾因討論思維學問題有過通信，我也建議要研究“何新樹”。后來就再未聯(lián)系，原因是我對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有戒心。現(xiàn)在看來，這完全是我的對情況不明之過錯。

讀了您的書后，我又想起我在1984年曾向宦鄉(xiāng)同志建議，請他寫一本繼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之后的書，講今天和今后一個時期世界政治和經(jīng)濟的書。他未寫就離開了我們！現(xiàn)在我要請您考慮寫這本非常重要的書。可以嗎？

從這封信中我們又看到錢學森始終關心著一個非常重要的現(xiàn)實問題——今天和今后一個時期世界政治和經(jīng)濟。

1956年2月下旬，錢學森接受《中國新聞》記者的提問：“您認為對于一個有作為的科學家來說，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錢學森回答道：“首先必須有一個科學的人生觀、世界觀，必須掌握一個研究科學的科學方法。這樣，他才能在任何時候，都不致迷失道路。”錢學森深刻地從哲學的層次上指出了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于科學家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

何新先生認為自己由關注哲學、認識論、方法論即邏輯問題，轉(zhuǎn)向關注政治、歷史、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由形而上學走向了現(xiàn)實。對這種新方法、新邏輯工具的掌握，可以說令他畢生受益無窮。他之所以能夠經(jīng)常具有前瞻性地預測一系列歷史性事件，應該說正是受益于他所掌握和運用的這種新邏輯工具。另一方面，也深深地得益于他早年所作的哲學研究。真正無限強大的力量，是理性，是智慧（不僅是知識），是精神的力量。智慧實際上能夠左右一切，而且可以創(chuàng)造一切。

一個科學家需要哲學，一個民族需要哲學，一個國家需要哲學，一個崛起的大國不能沒有哲學、哲學家，不能沒有哲學的引領和燭照。事實上，每一種戰(zhàn)略的背后都有一種哲學的支撐，在思維方式、思想的深度和廣度、道德境界和人生理想等方面，哲學都有自己獨特的貢獻。戴高樂說，在亞歷山大的行動里，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亞里士多德。同樣，在拿破侖的行動里，可以發(fā)現(xiàn)盧梭和狄德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