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代表作。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三十三篇《清之諷刺小說》里說：“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他又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里說：“諷刺小說從《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謂之絕響?！?sup>魯迅的這些見解，獲得了學術(shù)界的廣泛認同。
一、吳敬梓的生平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是一位具有儒生情懷的小說家。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晚年自號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全椒吳氏在明清科舉史上頗有名氣。金和的《儒林外史·跋》說：“吳氏固全椒望族，明季以來，累世科甲；族姓子弟聲氣之盛，儼然王謝?！?sup>吳敬梓的曾祖輩，五人中有四人中過進士，曾祖吳國對是順治年間的探花。故吳敬梓自己在《移家賦》中寫道：“五十年中，家門鼎盛?！?sup>不過，到了吳敬梓的祖父一輩，興衰就有了分別。他的族曾祖吳國龍的后人繼續(xù)有位高權(quán)重者，而他的親曾祖吳國對的子嗣，即吳敬梓的祖輩吳勖、吳旦，生父吳雯延、嗣父吳霖起這兩代，已經(jīng)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人物了。吳勖是增貢生，吳旦是增監(jiān)生，吳雯延是秀才，嗣父吳霖起是拔貢，只做過一任蘇北贛榆縣教諭。吳霖起為人正直，不慕錢財，這對吳敬梓有較大的影響。
關(guān)于吳敬梓的身世，有一件事應(yīng)該提到，即他出生不久，便以吳雯延的親生之子出嗣給長房吳霖起為嗣子，這樣，吳敬梓就獲得了“宗子”身份。根據(jù)宗法制度，宗子在分配財產(chǎn)時可多得一份，于是吳敬梓成為族人嫉妒的對象。他二十三歲那年，嗣父吳霖起去世，遺產(chǎn)之爭隨之爆發(fā)：近房中有人率領(lǐng)打手，沖入?yún)蔷磋骷覔寠Z財產(chǎn)。賴長者劉翁和從兄吳檠加以調(diào)解，糾紛才漸漸平息。
這場變故對吳敬梓刺激很大。他厭惡族中某些人謀財奪產(chǎn)的卑劣行徑和丑惡靈魂，因激憤而變得偏激。在那些“豪奴狎客”式的朋友的引誘下，吳敬梓遂故意胡作非為，亂嫖、亂賭、亂花錢。族人愈是眼紅他的家產(chǎn)，他就愈不把錢財放在眼里。吳檠有一首《為敏軒三十初度作》的七古，其中說：
一朝憤激謀作達，左史妠恣荒耽。
明月滿堂腰鼓鬧，花光冉冉柳。
禿衿醉擁妖童臥，泥沙一擲金一擔。
老子于此興不淺，往往纏頭脫兩驂。
香詞唱滿吳兒口，旗亭法曲傳江潭。
以茲重困弟不悔，閉門嚄唶長醺酣。
國樂爭歌康老子，經(jīng)過北里嘲顛憨。
去年賣田今賣宅，長老苦口譏喃喃。
弟也叉手謝長老，兩眉如戟聲如甝。
男兒快意貧亦好，何人鄭白兼彭聃。
安能瑟縮如新婦，鉤較虀鹽手饋盦。
陳汝衡所作《吳敬梓傳》在引用了吳檠的詩后，評述道：“嫖娼狎優(yōu)，唱戲堂會，只要玩得高興，少爺們幾個臭錢是滿不在乎的。一班幫閑朋友，既是逢迎湊趣，吹吹捧捧，又合伙同傳主所狎玩的男女有計劃地布置迷陣，使他樂而忘返，而金錢就如泥沙一般，不斷地從傳主手中流入優(yōu)伶和女伎的腰包中去了。詩中的‘左史妠’是古代樂工和歌伎，指吳敬梓沉迷聲色，而‘醉擁妖童’，簡直到了狎弄孌童的地步。我們能說這時吳敬梓的生活和舊社會狂嫖濫賭的貴家子弟有什么不同？能說他這時生活還不糜爛嗎？”
吳敬梓迅速落到了“去年賣田今賣宅”的地步。蘇軾《志林·平王》說：“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可吳敬梓卻輕率地將田宅賣掉了。長輩苦口婆心地來勸阻他，他竟叉手豎眉，像老虎咆哮一樣對長輩吼叫。吳敬梓以任俠的姿態(tài)宣稱，“男兒快意貧亦好”，豈能學那才出嫁三天的新娘子，瑟瑟縮縮、斤斤計較地過日子！他對自己輕財放浪的行為絲毫也不感到慚愧。
在這種境況下，全椒人多把他當敗家子看，以致“鄉(xiāng)里傳為子弟戒”(吳敬梓《減字木蘭花》其三)。他有事去找別人，常常得不到通報，無法與主人見面；偶爾到了別人家中，主人會當著他的面故意呵責甚至杖擊奴仆，讓他難堪。他受夠了家鄉(xiāng)人的白眼和冷遇。
對于故鄉(xiāng)全椒，吳敬梓傷透了心，決意離開。三十三歲那年，他變賣了祖產(chǎn)，舉家遷至南京，寄居秦淮水亭。早在吳敬梓二十來歲的時候，他就多次到過南京，對六朝古都十分眷念。遷居一年以后，他寫的《移家賦》這樣描繪南京：
金陵佳麗，黃旗紫氣。虎踞龍盤，川流山峙。桂槳蘭舟，藥欄花砌。歌吹沸天，綺羅撲地。實歷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爰買數(shù)椽而居，遂有終焉之志。
吳敬梓覺得秦淮河畔的人情比全椒美好得多。他晚年自號“秦淮寓客”，表明他對秦淮的好感延續(xù)到了人生的終點。
在南京，吳敬梓結(jié)識了許多朋友，除程廷祚(《儒林外史》中莊征君的原型)、吳蒙泉(《儒林外史》中虞博士的原型)、樊明征(《儒林外史》中遲衡山的原型)外，還有詩人朱卉、李葂、徐紫芝、姚瑩、黃河，詞人陳希廉，畫家王宓草、王溯山，學者劉著、周榘，以及嚴長明、涂長卿、馮粹中等。他和朋友們集資，修復(fù)了南京雨花臺的先賢祠。這些交往和活動，為他以后創(chuàng)作《儒林外史》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礎(chǔ)。
年輕時的吳敬梓功名心極強，一直渴望著為家族爭光。可他在十八歲考取秀才后，一直困于科場，心頭的陰影一年比一年重。二十六歲那年，他去滁州參加科考——鄉(xiāng)試之前的預(yù)試，成績不錯，但試官聽說他平日為人古怪，斥責他“文章大好人大怪”，吳敬梓慌了，害怕一旦被黜影響進取，于是向試官“匍匐乞收”。其功名心之強，由此可見?？伤冀K未能博得一個舉人。這使吳敬梓傷心至極，痛感對不起家族，對不起祖先。他三十四歲寫下《乳燕飛》一詞，感嘆道：“令節(jié)窮愁里。念先人生兒不孝，他鄉(xiāng)留滯。風雪打窗寒徹骨，冰結(jié)秦淮之水。自昨歲移居住此。三十諸生成底用？賺虛名，浪說攻經(jīng)史！捧卮酒，淚痕滓。家聲科第從來美。嘆顛狂，齊竽難合，胡琴空碎。數(shù)畝田園生計好，又把膏腴輕棄。應(yīng)愧煞谷貽孫子。倘博將來椎牛祭，總難酬罔極恩深矣。也略解，此時恥?！?sup>沮喪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吳敬梓垂頭喪氣寫下《乳燕飛》詞的第二年，命運向他露出了玫瑰色的微笑。清廷詔開博學鴻詞科，江寧訓導(dǎo)唐時琳將吳敬梓推薦給上江督學鄭江，又由鄭江推薦給安徽巡撫趙國麟。對于推薦他的唐時琳、鄭江，許多年后，吳敬梓依然感戴不已。其《西子妝》詞說：“旌門幕府，有多少感恩知遇?！?sup>《送學使鄭筠谷(江)夫子還朝三十韻》詩也說：“知遇真難報，蹉跎尚若斯。”
乾隆元年(1736)，吳敬梓三十六歲，三月，他預(yù)試合格，安徽巡撫趙國麟正式薦舉他入京應(yīng)博學鴻詞的廷試。偏偏在這節(jié)骨眼上，吳敬梓病倒了，不能成行。一次意外的機遇竟意外地失去了，令他十分懊惱。這年年底，他作《丙辰除夕述懷》詩，感慨自己因病不能赴試，有如網(wǎng)羅中的鳥，失去了奮飛的可能。
清代由皇帝特詔舉行的博學鴻詞科共兩次：一次在己未年即康熙十八年(1679)，稱己未詞科，參加考試的共143人。計錄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授翰林官。其中李因篤、朱彝尊、潘耒、嚴繩孫等以布衣入選，稱“四大布衣”。這次考試，網(wǎng)羅了大量“奇才碩彥”，影響深遠。另一次在丙辰年即乾隆元年，稱丙辰詞科，參加考試的共202人，錄取的僅20人，一些著名學者如桑調(diào)元、顧棟高、程廷祚，著名文人如厲鶚、沈德潛、劉大櫆、袁枚等均鎩羽而歸。丙辰詞科遠比己未詞科遜色。
在這些鎩羽而歸的學者名流中，程廷祚是吳敬梓的“至契”之交。
丙辰詞科，兩個主考官張廷玉和鄂爾泰之間摩擦頗為激烈，都想利用閱卷的機會網(wǎng)羅人才，培植各自的勢力。程廷祚，字綿莊，是當時顏(元)李(塨)學派的傳人之一，致力于提倡禮、樂、兵、農(nóng)等實學。
以程廷祚的才學和聲望，加上同鄉(xiāng)的關(guān)系，他理所當然成了張廷玉籠絡(luò)的對象。據(jù)程晉芳《程廷祚墓志銘》介紹，張曾托人致意，如果程肯歸附他的門下，翰林不成問題云云。但程對此頗不以為然，他給張寫了一封《上宮保某公書》，云：“……以閣下之貴盛，天下之士，思一見以為榮而不可得。若是者，則唯閣下之命可矣；然不足為離群絕俗者道也……”寧可落選，也不攀附權(quán)貴，令吳敬梓十分佩服。程廷祚等人的經(jīng)歷，促發(fā)了吳敬梓對科舉制度的反思。他后來在《儒林外史》中把程廷祚塑造成莊征君，著意渲染其辭征辟之舉，就與丙辰詞科有關(guān)。
吳敬梓四十二歲的時候，從繁華熱鬧的秦淮水亭搬到大中橋畔，過著灌園種菜的清貧生活。大約在這個時期，他開始創(chuàng)作《儒林外史》。
程晉芳是吳敬梓的摯友之一。他寫《文木先生傳》，對吳敬梓這個時期生活的記敘以下面三個片段為核心：
乃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huán)堵蕭然，擁故書數(shù)十冊，日夕自娛。窘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圣謨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shù)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yīng)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
余族伯祖麗山先生與有姻連，時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此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沙置兹?，錢二千，往視之?！敝羷t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呶，未嘗為來日計……
余生平交友，莫貧于敏軒。抵準訪余，檢其橐，筆硯都無。余曰：“此吾輩所倚以生，可暫離耶？”敏軒笑曰：“吾胸中自有筆墨，不煩是也?！逼淞黠L余韻，足以掩映一時。
程晉芳的記敘令人想起蕭統(tǒng)筆下的陶淵明，樂天知命，安于貧窮。的確，吳敬梓身上頗有晉人風度，晚年還常倒戴著白色的頭巾，一個人獨自飲酒自遣，“鄉(xiāng)里小兒或見之，皆言狂疾不可治”。面對貧窮，他自有一種豪邁氣象。
乾隆十九年(1754)深秋，吳敬梓去游揚州，程晉芳正準備離開揚州返回淮安。程家原本是兩淮有名的富家，幾代人都在淮安做鹽商。但這個時候由于鹽務(wù)經(jīng)營不善，家境已急遽衰落了。當吳敬梓得知程晉芳比以前更加貧困時，他握著程的手，流淚感嘆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言語間流露出難以遣釋的凄涼之感。
這是十月七日，過了七天，吳敬梓就去世了。據(jù)說，去世前幾天，他把剩下的一點錢都買了酒，召朋友來痛飲。醉了，還在吟誦唐代詩人張祜的《縱游淮南》一詩：
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
程晉芳《哭吳敏軒》詩這樣哀悼他：
生耽白下殘煙景，死戀揚州好墓田。
涂殯匆匆誰料理，可憐猶剩典衣錢。
據(jù)金和《儒林外史·跋》，吳敬梓最終安葬在“金陵南郊之鳳臺門花田中”，又說葬于南京城西北的清涼山腳下，今已無遺跡可尋。
吳敬梓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經(jīng)歷了巨大的變化。生活上，他早年揮金如土，“傾酒歡呼窮日夜”；四十一歲以后，賣文為生，窮困異常，“日惟閉門種菜，偕傭保雜作”，有時甚至無米下鍋。思想上，他早年熱衷于功名，對“家聲科第從來美”津津樂道；三十六歲后，吳敬梓開始反思“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的問題。由于家庭的教育和影響，吳敬梓的思想主要是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但他的在野儒生的身份，使他保持了較強的反思能力，他一方面用顏(元)李(塨)學派的見解充實程朱理學，另一方面又呼吁以禮樂兵農(nóng)挽救社會。
吳敬梓寫作《儒林外史》，大約用了十年的時間，全書才基本完成。乾隆十四年(1749)，吳敬梓的朋友程晉芳作《懷人詩》云：“《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儒林外史》最初以抄本形式流傳，在作者去世十幾年以后，由金兆燕(號棕亭)刊刻于揚州(據(jù)1869年蘇州書局活字本《儒林外史》金和跋)，此本今不存?，F(xiàn)存最早的刻本是清嘉慶八年(1803)的臥閑草堂本，原書藏北京圖書館，197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出版。197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校點的排印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李漢秋輯校的匯校匯評本《儒林外史》。其他排印本甚多。
除《儒林外史》外，吳敬梓還著有《文木山房詩文集》十二卷和《詩說》七卷。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詩說》已經(jīng)失傳，只能從金和的《儒林外史·跋》及金兆燕的《寄吳文木先生》中窺其一斑。1999年，《文木山房詩說》舊抄本在上海圖書館被發(fā)現(xiàn)(發(fā)現(xiàn)者，周興陸)，有周延良箋注本(齊魯書社，2002年版)。
二、《儒林外史》側(cè)重表現(xiàn)科舉制度的負面
科舉是中國古代最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淵源于漢，始創(chuàng)于隋，確立于唐，完備于宋，興盛于明、清兩代。如果從隋大業(yè)元年(605)的進士科算起，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被廢止，科舉制度在中國有整整1300年的歷史。科舉制度還曾“出口”越南、朝鮮等國，擴大了漢文化的影響。始于19世紀的西方文官考試制度，其創(chuàng)立也與中國科舉的啟發(fā)相關(guān)。孫中山在《五權(quán)憲法》等演講中反復(fù)強調(diào)，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適也說，“中國文官制度影響之大，及其價值之被人看重”，“是我們中國對世界文化貢獻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
科舉的產(chǎn)生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國家的權(quán)力不再掌握在世襲貴族手里。只有在沒有世襲貴族掌握國家權(quán)力的時代，才有可能發(fā)生科舉。換句話說，在“封建”(封邦建國)時代，不可能產(chǎn)生科舉。這種沒有世襲貴族掌握國家權(quán)力的時代，中國從秦王朝就正式開始了；西方比較晚，日本更晚。沒有掌握國家權(quán)力的世襲貴族，就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一個王朝與誰共享權(quán)力？反過來提問或許更好：這個時候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希望與王朝共享權(quán)力，他們經(jīng)由什么途徑達到這個目的？從治理天下的角度來看，有能力的人，主要在讀書人里面。余英時的一個觀點是，采用科舉制度，不僅僅是帝王的意愿，更是讀書人的意愿，是帝王與讀書人“協(xié)商”的結(jié)果。這個“協(xié)商”過程很長，兩漢魏晉南北朝，經(jīng)歷了好幾百年的時間。漢朝實行的是推薦與考試相結(jié)合的察舉制。察舉制有一個最大的麻煩，就是你再有才能，只要沒人推薦你，你就失去了機會。這是它跟科舉制最大的不同。科舉制的特點是只要我有能力，想考就考，誰也不能阻止我。為什么隋朝開始有了科舉制度之后，它不斷得到讀書人的擁護？就是因為那些有能力的讀書人意識到，這種方式是對他們最有利的方式，別的方式很容易堵塞其仕進之路。結(jié)論是：科舉之所以在中國產(chǎn)生，是因為中國比較早地結(jié)束了封邦建國的政體，沒有了掌握國家權(quán)力的世襲貴族；科舉制度是有能力的讀書人與帝王共享權(quán)力的一種制度，是知識階層與帝王“協(xié)商”的結(jié)果，是知識階層在社會生活中有巨大影響力的一個證明。如北宋蘇軾《戰(zhàn)國任俠論》一文所說：君主要保持國家的安寧，務(wù)必與天下的“秀杰”共享富貴；優(yōu)秀的人才被籠絡(luò)住了，那些“椎魯”的人，想鬧事也無人領(lǐng)頭，自然就鬧不起來了。而“隋、唐至今”的科舉制度，則是君王與“秀杰”共享富貴的一種較好的體制。這里，蘇軾說出了科舉制度對讀書人有利的一面。
科舉制度在保證“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優(yōu)越性。官員選拔的理想境界是“實質(zhì)的公正”，即將所有優(yōu)秀的人才選拔到最合適的崗位上。但這個境界人類至今未達到過。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為優(yōu)先選擇?！爸袊糯毺氐纳鐣Y(jié)構(gòu)是家族宗法制。家長統(tǒng)治、任人唯親、幫派活動、裙帶關(guān)系皆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與關(guān)系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若沒有可以操作的客觀標準，任何立意美妙的選舉制度都會被異化為植黨營私、任人唯親的工具，漢代的察舉推薦和魏晉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證?！?sup>“古往今來科舉考試一再起死回生的歷史說明：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人情社會，人情與關(guān)系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為了防止人情的泛濫，使社會不至于陷入無序的狀態(tài)，中國人發(fā)明了考試，以考試作為維護社會公平和社會秩序的調(diào)節(jié)閥。悠久的科舉歷史與普遍的考試現(xiàn)實一再雄辯地證明，考試選才具有恒久的價值?！?sup>從這一角度看，科舉制度不但在誕生之初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而且在整個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了不起的創(chuàng)造。較之前代的選官制度，如漢代的察舉、征辟制和魏文帝時開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舉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1951年，錢穆發(fā)表了《中國歷史上的考試制度》一文。針對民國年間人事管理腐敗混亂的狀況，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舉制“因有種種缺點，種種流弊，自該隨時變通，但清末人卻一意想變法，把此制度也連根拔去。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系傾軋，結(jié)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不可不說我們把歷史看輕了，認為以前的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鐵鑄成大錯”。1955年，他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進一步指出：“無論如何，考試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中一項比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綿歷了一千年以上的長時期。中間遞有改革，遞有演變，在歷史進程中逐漸發(fā)展，這絕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還知采用此制度來彌縫他們政黨選舉之偏陷，而我們卻對以往考試制度在歷史上有過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氣吐棄了，不再重視，抑且不再留絲毫顧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詫怪的事。”這些話都是說得很中肯的。
在充分肯定科舉制度合理性的同時，對其負面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覺。漢代以降的歷代帝王，一方面有意無意地向讀書人開放權(quán)力，另一方面也有意無意地致力于強化讀書人對帝王的依附性?！耙责D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帝王在將功名利祿給予“英雄”的同時，也以此為工具實施對“英雄”的駕馭、控制和改造。毋庸置疑，考試標準是帝王定的，考試題目是揣摩帝王的心思出的，所以，并非所有的“英雄”都可從帝王那兒分享功名富貴，有幸“入彀”的，只是那些合乎標準的、順乎帝王心意的人。倘若不合標準而又歆羨富貴，則只好委屈自己，千方百計去適應(yīng)、遷就，到頭來，這些人就可能成了晚清龔自珍《病梅館記》所說的“病梅”，并因長期處于體制之內(nèi)而喪失了批評的勇氣和能力，成了所謂“俗儒”。科舉制度的這種負面影響，是蘇軾《戰(zhàn)國任俠》所忽略了的，卻正是《儒林外史》所集中表現(xiàn)的，吳敬梓對“俗儒”的針砭至今仍有其振聾發(fā)聵的效果。
據(jù)五代王定?！短妻浴酚涊d，唐貞觀(627—649)初年，進士考試放榜的那天，太宗來到端門，看見進士們在榜下成行出來，高興地對侍臣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何以如此興奮呢？
“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薄短妻浴匪玫倪@兩句詩道破了帝王以科舉制度馴服臣民的動機：帝王對讀書人仕進關(guān)口的控制，有助于確立中央集權(quán)的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科舉制度是中國大一統(tǒng)的特有產(chǎn)物，只有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quán)的王朝才能大規(guī)模地實施這一制度。因此，這一制度在向讀書人敞開權(quán)力大門的同時，也威風凜凜地宣告了帝王(“勢”的代表者)對士(“道”的承擔者)的優(yōu)勢。如李弘祺所說，“西方一開始就是以城邦國家為建國的典型”，“因此一統(tǒng)的學說，很少能被人接受。羅馬帝國統(tǒng)治少數(shù)民族，一般來說，對各種文化的容忍度都比較高。這使得他們即使是采用很好的制度，像我們所謂的任賢制度來做單一的統(tǒng)一理念變得比較困難；中國提倡選舉及科舉的人，卻是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漢武帝同時把這兩樣東西放到一起”。一統(tǒng)的觀念，有助于采用統(tǒng)一的考試制度和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卻也加強了對思想的鉗制。
實行科舉制度的理論宗旨之一是把讀書人培養(yǎng)成熟悉儒家經(jīng)典并根據(jù)它來為人處世的君子，但“主賣官爵，臣賣智力”，這種潛在的買賣關(guān)系卻促使一部分讀書人從開始就以“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為目的，眼睛直盯著功名富貴。民間社會對功名富貴的迷信、仰慕又鼓勵了這種傾向?！度辶滞馐贰分械鸟R二先生說：人生世上，除了文章舉業(yè)，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所謂“出頭”，其一是揚名顯親；其二便是物質(zhì)利益了，如范進中舉后，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chǎn)的，有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仆圖蔭庇的。不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使王惠、王德、王仁、嚴貢生、匡超人等孜孜以求科名的，不也同樣是名、利的力量嗎？
匍匐在權(quán)力與利益腳下的體制內(nèi)的“俗儒”，年復(fù)一年地被科舉制度制造出來，也日漸銷蝕著儒家的活力。與體制內(nèi)的“俗儒”不同，作為在野儒生，吳敬梓在失去了太多現(xiàn)實利益的同時，也因其在野的視角而獲得了觀察的深度和批評的力度。作家執(zhí)著于知識階層的歷史使命，痛苦于“俗儒”對道義理想和獨立人格的放棄，滿懷悲壯之情地展示了科舉制度下士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向社會、向歷史、向未來發(fā)出了響亮的呼吁：讀書人，保持你的自尊和高貴！作為“道”的承擔者，必須保持超然于“功名富貴”的儒生情懷，吳敬梓以在野儒生的身份反思體制的弊端，重新激活了儒家思想。
《儒林外史》對科舉制度負面影響的描繪，乃是基于吳敬梓的厚重的儒生情懷和敏銳的社會觀察。吳敬梓對人生問題的關(guān)注和思考從《儒林外史》的基本內(nèi)容便可看出。第一回“說楔子敷陳大義，借名流隱括全文”，寫王冕的故事，表達否定功名富貴的思想。從第二回到第三十三回，吳敬梓集中筆力諷刺那些追名逐利的讀書人。他們或是熱衷于科舉，或是津津于名士風流，但目的卻是相近的。從第三十四回到第四十四回，《儒林外史》著力刻畫一批品行高尚、學識淵博、才能卓特的士人。他們集合在禮樂的旗幟下，有志于移風易俗，但其結(jié)局都很不妙，或投閑置散，或降級使用，或連一個安寧的歸宿都沒有。從第四十五回到第五十五回，《儒林外史》集中表現(xiàn)以儒林為中心的整個社會的灰暗現(xiàn)實，“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消磨盡了”，倒是“市井中間”出了四個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貴之外的奇人。第五十六回《幽榜》是否系吳敬梓原作，學界尚有爭議。
《儒林外史》前有楔子，后有尾聲，在結(jié)構(gòu)上頗具匠心。楔子是為了籠罩全局而設(shè)計的。吳敬梓在描寫王冕與危素、時知縣等人的糾葛之外，還別具深意地展開了七泖湖畔一個對比鮮明的場面：王冕決心做一個超塵脫俗的畫家，而三個不知姓名的讀書人卻一邊野餐一邊談?wù)撝γ毁F。這三個讀書人，正是《儒林外史》中絕大部分讀書人的寫照；而危素、時知縣，則又象征著一系列混跡官場的士人；至于王冕，讀者從他身上不難想到虞育德、莊紹光、遲衡山、杜少卿等鄙棄功名富貴的正人君子以及尾聲中的四位市井奇人。吳敬梓透過對這三種類型人物的勾勒，展現(xiàn)了全書的大致格局；而《儒林外史》主體部分與楔子、尾聲之間，則構(gòu)成了相互映襯、相互生發(fā)的關(guān)系。王冕是吳敬梓為書中人物設(shè)置的一個參照系。
三、《儒林外史》是吳敬梓的“有激之言”
科舉時代相當一部分讀書人的墮落是一個客觀事實，作為對照，吳敬梓設(shè)置了一個令讀者深感震撼的命題：不讀書，不求功名者倒有可能是君子。
《儒林外史》中有幾位不讀書而風標照人的商賈，他們在第三回就出場了。周進苦讀了幾十年書，秀才也不曾掙得一個。一天，他來到鄉(xiāng)試的考場——貢院，想到自己因不是秀才，無權(quán)參加鄉(xiāng)試，不禁放聲大哭。同行的幾位生意人在弄清周進的心事后，慷慨地幫他捐了一個監(jiān)生，使周進得以參加鄉(xiāng)試，周進的潦倒生涯也就此畫上了句號。
吳敬梓為何要寫這種古道熱腸的生意人？僅僅因為商人中確有品行卓特的君子嗎？清沈垚《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一文指出：比起士大夫來，商人中講義氣的人更多，原因何在？他認為這是由于“天下之勢偏重在商”的緣故。天下之勢偏重在商，所以許多豪杰便廁身其中。“其業(yè)則商賈也，其人則豪杰也?！毕嘈沃?，“為士者轉(zhuǎn)益纖嗇，為商者轉(zhuǎn)敦古誼。此又世道風俗之大較也”。吳敬梓的意思是否與沈垚相近？
這話題不妨展開來談。
中國古代作家，其心理結(jié)構(gòu)可粗略地分為兩類：一類偏于狂狷，如屈原、司馬遷、李白、蒲松齡；一類偏于渾涵，如班固、杜甫、紀昀。偏于狂狷的，倜儻不羈，以個人感受為中心，因而發(fā)言吐語，不怕過火；偏于渾涵的，渾厚穩(wěn)重，以寬恕平和為坐標，因而批評現(xiàn)實，相當節(jié)制。我們試以清代的兩個文言小說家蒲松齡和紀昀為例來說明這種差異。
蒲松齡和紀昀都是富于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對生活中的丑類懷有強烈的不滿。但當他們鞭撻丑類時，前者憤激，但求一吐為快；后者持重，努力說得中肯，其區(qū)別極為明顯。
比如，《聊齋志異》卷四《胡四相公》記述：張?zhí)撘皇菍W使張道一的兄長。因生活清貧，“往視弟，愿望頗奢。月余而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嗒喪若偶”。就在張?zhí)撘话贌o聊賴之際，他的狐友胡四相公送來滿簏白銀。這故事表達一個什么意思呢？說來簡單，即“人不如狐”。清人余集《聊齋志異·序》由這類描寫提煉出蒲松齡在藝術(shù)表達方面的個性：他出于憤世嫉俗的動機，故意把狐、鬼寫得比人美好。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也拿人與鬼對比過。卷二轉(zhuǎn)述了朱青雷講的一個故事：
有避仇竄匿深山者，時月白風清，見一鬼徙倚白楊下，伏不敢起。鬼忽見之，曰：“君何不出？”栗而答曰：“吾畏君?！惫碓唬骸爸量晌氛吣羧耍砗挝费?？使君顛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隱。
朱青雷講這故事的言外之意即“人不如鬼”。這跟蒲松齡“人不如狐”的旨趣相同。那么，紀昀的看法如何呢？他認為朱青雷的用意可以理解，但罵世罵得過火了些，失于偏激，因此在結(jié)尾處特別指出朱的話是“有激之寓言”。紀昀的態(tài)度遠比蒲松齡平和。
吳敬梓的性情看來也偏于狂狷。他批評政府無能，痛斥社會風氣敗壞，這都值得稱贊。但他因此而主張正派人全去當隱士，卻只能視為偏激之論。吳敬梓想來也明了這一道理，不過他太憎惡腐敗的社會風氣，沒法平和地表達出他的不滿。
用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是吳敬梓著力抨擊的對象。“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他將社會風氣的敗壞全歸罪于八股取士制度，這當然不夠公允，但部分“讀書人”的墮落則是客觀存在。為了將“讀書人”的墮落這一命題寫透，吳敬梓故意設(shè)置了一個與之相對的偏激命題：“不讀書”不做官，倒有可能保持心靈的高尚和清白。圍繞這一命題，吳敬梓熱情洋溢地塑造了一個“不讀書”不做官的君子系列，包括秦老、包文卿等人。
秦老是第一位。幫助周進的幾位生意人是第二批。這些人，不讀書，不做官，但偏是他們做了天下極豪俠、極義氣的事。作者為他們樹碑立傳，正如臥閑草堂評語所說，“此是作者微詞”，“作者于此寄慨不少”。
寫“不讀書”的君子，吳敬梓在鮑文卿身上著墨最多。而且，不只是寫他的君子行為，還進一步由向鼎來評議一番，有意拿他與“中進士、做翰林的”比較。經(jīng)由向鼎的言談，作者的“微詞”明朗化了；不妨說，那正是吳敬梓本人的聲音：“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jīng)，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經(jīng)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這鮑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yè)，倒頗頗多君子之行?！?/p>
市井奇人荊元從事的亦是“賤行”。他開了一個裁縫鋪，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作詩。雖然喜歡作詩，卻從不相與“學校中的朋友”。什么原因呢？“學校中的朋友”，他們的“見識”是以八股文博取功名富貴；不結(jié)交他們，“不貪圖人的富貴”，這便維護了人格的獨立與純潔。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回答前面的提問了。吳敬梓大寫商賈及其他“不讀書”、不做官者的俠行義舉，就對題材的處理而言，乃是“有激之言”；現(xiàn)實中的大量“不讀書”、不做官的人，未必當?shù)闷饏蔷磋鞯馁澷p?！叭瞬蝗绻怼?，莫非真的不如鬼么？但不這樣處理，又怎能宣泄出胸中的憤慨？“有激之言”，這是藝術(shù)的特權(quán)，讀者不宜挑剔，當然也不能“一一作實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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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李漢秋輯?！度辶滞馐贰穮R校匯評本附錄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87頁。本書所引《儒林外史》原文、序跋及回評等，均據(jù)此本，余不另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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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敬梓：《文木山房集》，見《續(xù)修四庫全書》14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43—4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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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何澤翰《儒林外史本事考略》一書問世，將小說的重要人物與原型依次對照，蔚為大觀，向為學術(shù)界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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