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中重新理解創(chuàng)世神話

我不是作為一個神話專家去撰寫有關創(chuàng)世神話故事的，而是因為受命寫鯀和禹的故事，遂被迫一腳闖入一個原本知之甚少的領域，幾個月鼴鼠飲河式的閱讀加上淺嘗輒止的寫作，本身雖完全談不上能有什么新見新得，但對于舊見和舊得，以及寫作中才會遭遇的困難，多少有一點切身的體會。

中西神話的區(qū)別，諸如為什么中國神話僅存零星而不成系統(tǒng)，為什么漢民族缺乏與神話緊密相連的史詩傳統(tǒng)，等等，自魯迅、茅盾以來就是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然而大多數(shù)的解釋，都有一個默認的前提，即認為神話已經(jīng)是一個過去完成時的、不可改變的既定存在，現(xiàn)代人能做的工作，是辨?zhèn)?、鉤沉、搜集整理，乃至適度的系統(tǒng)化構造。也就是說，默默地用神話學來取代神話，如同用觀念史取代觀念，用文學史取代文學。

這方面，現(xiàn)代以來，大抵以茅盾《中國神話研究ABC》為發(fā)端，隨后，因為中國神話與上古史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基本上是由古史辨派和考古學者接管了神話領域的發(fā)言權，神話研究和古史學交融在一起。因此，我們今天要了解中國神話，首先要研讀的，非得是上古史方面的著作不行。而這意味著，從簡單的家喻戶曉的神話故事折返，先回到幽暗混沌的古典想象中去。以大禹為例，自顧頡剛、童書業(yè)合著的《鯀禹的故事》之后，禹至少在漢代已為社神這一說，幾為定論，又經(jīng)丁山（《古代神話與民族》）、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等學者之后，我們會發(fā)現(xiàn)，類似大禹治水、合諸侯于涂山等故事可以被還原為一系列先民禱雨神話，禹本身也隨著東夷和西羌諸民族在這塊陸地上的起伏，經(jīng)歷了一個從雨神到山川之神再到社神的變遷。這里面有兩重升格，一是從上古至春秋，禹從傳說人物被官方或民間慢慢升至某種社會需要的神格；一是從宋明到現(xiàn)代，禹在被儒家從神壇拉下并賦予圣人之格后，又被現(xiàn)代史學逐漸恢復其更原始的神格。

古史的研讀與訓練，不是教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某個歷史或創(chuàng)世神話形象的本質(zhì)，而是讓我們明白和體會在任何歷史或神話形象背后的種種具體復雜與含混多變，以及一代代人的想象與要求如何在這些形象身上附著與體現(xiàn)。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不會糾纏在諸如“禹的祖籍一定在（不在）某處”或者“禹一定做過（沒做過）某事”這樣的簡單斷論中。又比如在《尚書·禹貢》中出現(xiàn)的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重點就不在于這是否為禹的真實事跡，而在于通過這樣的事跡描述我們可以看到戰(zhàn)國時期的中國人對于這塊大陸的地理認知。某種程度上，創(chuàng)世神話人物都是類似0的存在，我們不是通過歷代典籍和史料去捕捉這個0的所謂本質(zhì)，而是借助這個0與每個時代不同的真實關系，去理解每個時代，乃至最后理解我們自身。

但與嚴肅學者對于幽暗復雜的艱苦探尋相對立的，永遠是民間對于簡明和確定性的執(zhí)著要求。因此，在創(chuàng)世神話領域，與古史研究一直并舉的，就是民間故事和口頭傳說。然而，與列維-斯特勞斯對于美洲原始部落的諸多富有啟示意義的人類學調(diào)查不同，由于中華民族作為整體早已是一個被高度文明化的民族，即便是你從某個鄉(xiāng)村九十歲老叟那里聽到的故事，其所謂的民間內(nèi)核，也不過是幾代人口耳相傳，最多不過是上溯至明清罷了。民國時候有一本很奇特的書叫作《中國上古神話演義》，作者是余杭人鐘毓龍，用類似《封神演義》的章回體小說形式寫上古神話，雖然想象力不凡，但里面貫穿始終的卻依舊是后世才有的君臣思維和儒家理想，而就是這種來自鄉(xiāng)紳的想象落到民間，匯聚成所謂的口頭文學和民間文學，其距離原初神話精神之遙遠，可想而知。

我們看到已經(jīng)有的兩條理解中華創(chuàng)世神話的進路，歷史的和民間的。神話遂暗暗分裂成兩種形式，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神話，和作為通俗故事的神話。類似袁珂這樣的現(xiàn)代神話學者所做的努力，也就是在學術研究和通俗故事之間做一種盡可能的整合。但假如我們把西方神話作為參照物進行比較（這種平行參照其實從一開始就存在），會發(fā)現(xiàn)在種種表面的差異背后，事實上我們的創(chuàng)世神話一直少了另一個維度，少了另一種人的參與，那就是強力詩人。

希臘奧林波斯山的諸神不是一開始就待在那里，如同地下文物或海底沉船一樣被發(fā)掘或打撈的，而是有了荷馬和赫西俄德這樣的杰出詩人，古希臘諸神的譜系才得以成形；同樣，是先有了維吉爾和奧維德，古羅馬民族才確認了自己的神話源頭。這些史詩詩人不僅僅是整理者、研究者、講述者，更重要的，他們還是創(chuàng)造者。是這些詩人，將那些在時光流轉中抵制變形的、散亂又堅硬的神話素材，與自身所處的時代，與人類的各種基本欲望，糅合在一起，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個民族的精神源頭。

在中國，曾經(jīng)最有可能成為類似這種創(chuàng)世詩人的，是屈原。他的《天問》，可以視為一個大混亂時代起意追尋精神源頭和整體性的創(chuàng)世神話總綱，因為任何神話，都起源于人的疑問，和對疑問的解釋。假使屈原可以活得長久一點，那些他所提出的看似沒有答案的問題，或許會一點點逼迫他給出自己的答案，而這答案也不是真理或事實，只是對人的重新理解和意義的創(chuàng)造。

在屈原之后，那些中國人未曾完成的神話欲求，遂朝著兩個方向遁離，即文人筆記體小說和道教，這其中的枝節(jié)蔓衍，不是這篇小文章有能力概述的。然而干寶《搜神記》序云：“有所感起，是用發(fā)憤?！币斫飧鞣N“神道設教”中的那顆唯獨屬于寫作者的感發(fā)之心，當是今日諸君從事創(chuàng)世神話工作的前提。

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