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之三 黑暗的王朝與迷亂的詩壇

——晚明詩史述論 在進入清代詩史的探討之前，有必要回溯返觀一下前續(xù)時期的詩風流變。與任何一代封建王朝統(tǒng)治時期的詩史一樣，明詩既有它自身演變發(fā)展的道路，又有其極為繁富復雜的因變內涵。加之歷來對明詩的偏見、成見以及簡單草率的一些論斷，比起前朝詩歌來，要理清其脈絡絕非三言兩語所能明，本書無法也無須承擔此義務。至于在有關章節(jié)中牽涉到明代詩風的某些問題而必須予以辨認時，筆者將陳述管窺蠡測之見。但是晚明詩史在這里不應繞開，因為它直接與清代詩歌的因變承啟有著深層潛在的復雜聯(lián)系，而且晚明詩歌所呈現(xiàn)的多種獨異的現(xiàn)象，以及清初詩壇的一些領袖式人物對此類現(xiàn)象所持的同樣顯得非常獨異的態(tài)度，足供詩史研究者審視參酌，從中引出認識和教訓來。這后一點，也就是本章所以較多地注意竟陵詩派以及對其所施加的諸多嚴厲抨擊文字的原因，其他有關明清之交的詩風啟變承續(xù)問題，稍為簡略，當俟后文補苴。

晚明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位置。在尊“道”還是崇“文”，守“格”還是主“情”，昵“古”還是重“今”等一系列重要的關系到文學生命力的問題上，從明代中葉以來幾經爭辯和實踐，到晚明時期可說是已漸見端倪，消長之勢亦頗顯豁了。戲曲、小說的張揚個性，對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反撥和挑戰(zhàn)固甚鮮明，散文小品的求“真”主“情”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也掀開了古代散文發(fā)展的新一頁。基于城市商業(yè)經濟的興隆、市民階層的擴展、世俗審美追求的變更而促動的文學新變浪潮，在封建文學最稱主要傳統(tǒng)形式的抒情詩領域內，同樣發(fā)生巨大反響。這就是被正統(tǒng)人士稱之為“時調”、“時習”以至“末流”、“邪說”的公安、竟陵二派的崛起。盡管詩這一抒情體有著自身形式的制約，加之歷史的由積極的和消極的因素糅成一氣的負擔特重，故而其變革的步子其實遠沒有其他文學樣式跨得大；可是由于這是最為文化圈中的才士普遍運用的“載”情之體，所以一旦新變，即風靡南北，從而深為傳統(tǒng)守護派們所惡，從心底里視為異端怪物，甚而惡之為洪水猛獸，驚呼此乃“亡國之音”！而緊接著公安“三袁”而起的竟陵派所遭到的抨擊和被冠戴的惡謚尤見兇狠。這個從萬歷后期方興，盛行于天啟、崇禎二朝，實際上在晚明最有影響，詩風覆蓋面最為廣袤的流派，終于在連經討伐，特別是清初錢謙益、朱彝尊等的定讞下，一蹶不振?！敖跁r調”、“為竟陵薰染”云云已成最不光彩的評騭，誰也怕沾其邊。應該說，竟陵派比起三袁來遭際要不幸得多。在清代主張“性靈”說的詩人并不諱言及公安一派的承續(xù)，可絕對沒有哪個詩群愿聲稱與竟陵有瓜葛。鞭尸倒不少，香火已斷絕。然而，這卻是結束有明一代詩歌的流派群體，它是晚明詩歌最具新鮮活力的一種群體風格。

為什么竟陵派得以風靡大江南北？又為什么以錢謙益為代表的詩界大老們要如此討伐這個詩派？

就詩學主張的淵源言，以湖北竟陵（古時又稱景陵，今為天門縣）人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這一詩派是沿承了公安派袁宏道三兄弟的“性靈”主張而來。公安的倡導“性靈”是為抗爭前后“七子”以來愈演愈烈、大違初衷的昵古、擬古之風，李夢陽、何景明等追求“真詩”的意愿，演化成了一片白葦黃茅般的復古泥淖。袁氏三兄弟追求的其實也是“真”，同時更多地要表現(xiàn)新，屬于詩人自己的個性的新鮮感受。真則靈，靈必然以新為依歸。關于公安詩派的意蘊，歷史多有評定，亦為人們熟知，包括它的弊端，即率意性伴隨而來的淺與滑。當一個流派初成，帶來一片新鮮景象時，必然會團聚進而蠭起一個群體來。當宗法某種理論主張或創(chuàng)作實踐時，又必然在將積極因素發(fā)揮淋漓盡致時，消極的東西也一起被推向極端。鐘惺在《問山亭詩序》中說，當年袁中郎為“惡世之群為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焰不復見于世”，所以抨擊這位后“七子”領袖李攀龍；誰知道“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為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1]石公，即袁中郎之號。開派人物大抵屬于頭腦較清醒者，鐘氏說此話就顯得很冷峻。所以三袁中最小的那位袁中道在《花雪賦引》中說，他和鐘惺及另一友人周伯孔在這一點上引為了同調，以“清綺邃逸”的“胸中無一酬應俗語”的創(chuàng)作實踐，“誓相與宗中郎之長而去其短，意詩道其張于楚乎”！^[2]

從現(xiàn)象上看并不復雜，竟陵詩觀淵源公安，在袁宗道、袁宏道相繼逝世后，中道作為一派的主要代表不僅認可而且支持了鐘惺等的補苴之舉。而再從審美情趣上言，當年三袁為反對復古風氣，掃除“雅”的保護體，是極力張揚“俗”的傾向；現(xiàn)今為校正“俗”的審美觀念不流于油滑、淺薄，再從“雅”的走向上來強調一下。竟陵派鼓揚的“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游于寥廓之外”（鐘惺《詩歸序》）^[3]，正是收外向之勢為內斂，返俗趨雅，以雅濟俗之舉。同樣是講“性靈”，現(xiàn)在于“真”之外還要求“厚”，厚就是為救淺??；而“厚”之得來，是需要沉靜以思，默察以辨，積聚個性內在的潛藏力量和對對象的感悟深度的。按理說，雅俗之辨和雅俗相濟，在中國文化史上包括文學文體史在內，屬并不鮮見的運動形態(tài)，何以這一次竟風靡起來，迅捷地從鐘、譚合編成《詩歸》之時算起，不到三十年時間里，在貴族化的和寒士圈內各個層面上“風移俗易，滔滔不返”了呢？這，必須從那個特定歷史時代去審辨。竟陵詩風作為一個精神的窗口，正好順應了特定群體心緒的自我抒展的需要，一種憂郁、迷茫、孤寂、苦澀的時代病態(tài)心理的需要。

明神宗朱翊鈞是個貪酷又昏聵的無道之君，在他君臨的四十八年間，朱明王朝走向了最為黑暗的時期。接著光宗朱常洛似乎有意整飭朝政，卻服“紅丸”中毒，旋即死去，視朝僅一月左右。熹宗朱由校又是一個混賬皇帝，大權旁落到客氏與魏忠賢宦官集團手中，于是閹黨橫行，清流屢遭毒手。此時山海關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建立的“后金”軍事政權已銳勢蓄成，虎視而西。而關河上下、大江南北餓殍千里，民怨積深，憤火內郁，只需一把火勢將燎原。所以，待得朱由檢承大統(tǒng)時，雖清除了閹禍，卻已國力四潰，無以應對“遼事”，抵御咄咄相逼的愛新覺羅軍事集團，同時也治絲益棼地為揭竿而起的以李自成為代表的農民武裝所困，終至于在崇禎十七年（1644）他一條繩自縊于景山，宣告朱明中央政權的崩潰。這就是晚明政局。史事紛雜，細說甚繁，此處主要交代的是萬歷十七年后的社會現(xiàn)實。陳田《明詩紀事》庚簽卷八有一段按文，言甚簡賅，陳氏說：

萬歷中葉以后，朝政不綱，上下隔絕，礦稅橫征，縉紳樹黨，亡國之象，已兆于斯。而公安、竟陵之苦音側調應之，聲音之道與政通，應如桴鼓。^[4]

陳田是清末民初人，在同樣是不喜公安、竟陵“時調”的詩學家中，陳氏較為客觀平允。他的按語要言不煩地講了“政”和“文”（聲音之道）的因果關系，一個“應”字下得十分精確。關于“政”，萬歷帝二十年不視朝，殿閣大僚們自張居正罷相后唯以自保為要，顢頇之臣充斥朝堂，能無“不綱”？能不“上下隔絕”？礦稅橫征事，《明史·食貨志》說“或征市舶，或征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采”，是太監(jiān)們跋扈天下、凌虐商民的惡行之一。而“縉紳樹黨”，造成的門戶之見，沆瀣一氣，黨同伐異，可說是在歷史上最為惡性膨脹時期。被視為也是挹竟陵詩風流波的浙江平湖人趙韓有句說：“孤主河山如瓦注，群公門戶自金湯?！?sup>[5]可說是對這現(xiàn)象很深刻的抨擊和生動寫照。如果說，橫征暴斂、皇莊圈地、貴戚侵民，導致四海瘡痍，那么縉紳樹黨則是在相互攻訐的同時又壁壘自守，并造成師心自用、用人唯親惡習。這對舉賢薦才、求同存異以養(yǎng)士風來說無疑是倒逆之流。于是真正有志積極用世的才士必然備遭扼制，恬嬉機巧之輩則為虎作倀。這種風氣在文化圈子內也已嚴重剝蝕著生氣，劃地自守的痼疾在明代中葉的詩壇文苑隨處得見。明代前后“七子”的領袖們好標榜，又容不得異己的褊狹氣量就是這一風氣的具體表現(xiàn)，至于歷屆臺閣文人的排他性的貴族化作風更不待言。處于文人們個性自覺愈來愈強化的時期，網(wǎng)絡自緊，門戶森嚴，唯我獨尊的風習必然遭到大批位處下層的才士，特別是寒士布衣們的逆反抗爭和不平。對此，鐘惺有一段很憤懣的議論，他在為奇窮詩人陳昂作的《白云先生傳》之末論曰：

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為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于世者多矣，況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于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6]

因為以壟斷造就權威形象，對“非其交游品目”者“不使得見于世”，于是尖銳地構成特定文化層面上的矛盾沖突。鐘、譚為代表的竟陵派中人，畸士、布衣、孤寒貧賤之輩特多，顯然與鐘氏力破“二三君子”的自以“明詩”典范模式和他們所固守的樊籬有關。試看鐘惺接著上文之后的另一段話：

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云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這是為廣泛地處于“市門”的才人爭席地的大聲疾呼。竟陵“楚風”之所以遍于九州，只要從文化背景上予以觀照，應不難理解的。事實上，如陳昂這樣的特多心苦語硬之唱的布衣寒士，在竟陵詩廊里真也不少，吳門朱隗、徐白，浙西陳則梁、趙韓，閩中商家梅，徽州王野等等，后先數(shù)十年間，名單長長一列。然而這些孤僻寡合，傲對縉紳，甚至“下簾賣藥，雖甚饑寒，人不得而衣食之也”（《列朝詩集小傳·沈野》）^[7]的文人既有異于明末盛多的“山人”之屬，又并非只具小慧才，譜幾首寒酸歌的角色。以陳昂來說，據(jù)說其有集十六卷，五言律就達七百首，今已佚。僅據(jù)《明詩紀事》所錄七首中如《夜泊》表現(xiàn)其家鄉(xiāng)福建莆田遭倭寇之擾，破城后的情景，即屬甚佳之作，詩云：

此地知何處？扁舟系小亭。

孤村低臥水，野屋大于瓶。

卻少犁鋤樂，尚余鋒鏑腥。

白頭萬里客，仰愧老人星。

馬之駿《妙遠堂集》序其詩時稱陳昂系“挫名憤世”之人，陳田在所加按語中又說“孤迥清峭，稱其為人”，并進而認為：“袁中郎識徐青藤，鐘伯敬推陳白云，可謂孤情絕照?！?sup>[8]

所謂“孤迥”、“孤情”以及鐘、譚常常標拈的“孤懷”、“孤詣”、“幽深孤峭”，實際上正是“挫名憤世”的社會心態(tài)的凸現(xiàn)。所以，與其說是冷靜地自娛，倒不如講此種心緒是幽憤自燃。因此，指責他們漠視現(xiàn)實，自得其樂，恰恰誤會大矣。

其實，這是一個失落了笑的時代，即使狂放也已抽空了自我平衡的骨架，狂不成形，放難展懷。在鐘惺、譚元春樹幟詩壇的時候，袁中郎式的瀟灑脫略、清狂放逸行徑已失去相應的社會氛圍，盡管他們之間前后相隔不多年。黑暗王朝在進入全面潰爛時期，戕害民氣，傷蝕人心，精神的窒息所導致的社會沉淪周期本不需要一代人時光的，何況文化人獨持有某種敏感性。不妨簡單地排一個年表：

袁宗道（1560—1600嘉靖三十九年—萬歷二十八年）

袁宏道（1568—1610隆慶二年—萬歷三十八年）

袁中道（1575—1630萬歷三年—崇禎三年）

鐘惺（1574—1625萬歷二年—天啟五年）

譚元春（1585—1637萬歷十三年—崇禎十年）

從五人的行年和明王朝政況的更變相觀照中，可以把握到公安、竟陵二派領袖人物的心態(tài)差異或者說心緒底色的差異。袁宗道、袁宏道的早年多少仍感受及明代中葉以來相對繁榮、穩(wěn)定的現(xiàn)實氣息。宗道于萬歷十四年（1586）進士第一，時年二十七，正當風華；宏道幼于其兄八歲，于萬歷二十年（1592）中進士，年僅二十五，尤見英俊。宗道早卒，宏道早歸，但京華人文、吳門風流烙在他們各自心底上的色調是明暢居多，溫煦閑雅居多。鐘、譚則不同了，鐘惺晚生于袁宏道十四年，袁家二兄弟高中之年他們或尚少年或才及冠，中進士則在萬歷三十八年（1610），時已三十七歲。也就是說，袁氏伯仲清放狂逸之年，鐘惺尚在苦讀謀仕時期，其中進士之年也就是袁中郎謝世之時。他不僅沒能趕上略可放懷的歲月，而且入仕途之初便身難由己地被卷入黨爭中去。他的兩面得罪，有論者喻之于晚唐李商隱，心境之寒苦可以想見。至于譚元春更幼于鐘惺十一歲，萬歷、天啟、崇禎的黑暗、動亂年代他經歷了全過程。

對年表粗略的很不深入的分析比較，為理解竟陵替代公安而起的特定條件和基因應多少有助益的。這確實是已失落了歡笑的時代，即使名為笑，那也是較哭更痛苦的笑。王思任是被錢謙益譏之為“入鬼入魔，惡道坌出”的竟陵旁派人物，這位以祭于謙墓詩“社稷留還我，頭顱擲與君”句以及《讓馬瑤草》檄文中“夫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警語著稱于史的詩文名家曾以謔庵自號。他的“雖謔而莊，雖迂而急”實系他那一代文人憤慨激越、痛心疾首的情態(tài)的變異表現(xiàn)，最堪說明時代的凄楚心理。王思任的《屠田叔〈笑詞〉序》有“極笑之變，各賦一詞，而以之囊天下之苦事”^[9]一語，道盡了以笑為哭，世失笑影的那個時代氛圍，同時也是竟陵“楚風”遍南州的演進過程中的典型景觀，個中之味是鮮活可覺的。

本章無意對竟陵詩派，對鐘、譚以及相關詩群作全面的評析，這需要別有專著來完成。上述點式剪評，只是想論辨史實，表明“后進多有學為鐘先生語者，大江以南更甚”（沈春澤《隱秀軒集序》），世人“效慕恐后”的現(xiàn)象是時代使然，并非鐘、譚諸人有什么魔法誘人入“惡道”。鐘、譚倡導的詩風，當然與詩史上任何流派風格一樣，往往是利弊相伴，功過兼任的，再說這詩派盛行期只不過三十年左右，要想在運動中揚長避短，取精用宏，不時校正，還未允予以足夠的時間，一場對封建文人來說無異于山崩海立的易代之變就急風驟雨般地狂襲而來了。而對竟陵詩派來說，還不只是遭逢時代的共性噩運，來于詩國的兇猛的綏靖尤見致命，其命運著實凄涼之極。

鐘、譚在詩界其實是屬于位卑名微的小人物。他們編成的《詩歸》被舉世奉為“金科玉律”，“一時紙貴”，并非靠權勢，賴大有力者的鼓吹。如前所述，這本是一個歌哭無端的年代，需要有此一格來反撥褒衣博帶，甚至是肥皮厚肉式的詩歌腔調。即使談不上敢哭敢笑，而僅僅是多出寒苦幽峭之吟，畢竟真而不偽，沒有描頭畫足之陋習。處于月黑風高、凄霖苦雨之時，瘦硬苦澀之音無論如何要比甜軟啴緩之聲更接近歷史真實。何況《詩歸》編著宗旨說不上離了什么大譜的，鐘惺在《詩歸序》中說“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意在“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為歸也”；而“以古人為歸”，就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很顯然，他們并不是無法無天、踩倒傳統(tǒng)的狂妄之徒，對“古”絕無不尊之心，“古人之精神”仍視作“接”之規(guī)范的。問題在于他們絕不棄去“后人之心目”，一味昵古、迷古，而這正是竟陵的精神旨歸點?！肮乱庀嘟窆牛搼鸭词欠恰?，鐘氏在《友夏見過與予檢?！丛姎w〉訖還家》詩中提出的“孤意”二字也就是“后人之心目”，具體講即他們自具的手眼。既然自具手眼，就必然跳脫出前人所定的一切定式和框框。譚元春《詩歸序》中有一段很關鍵的話：

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為法；趣不強括，以詣所安為趣；詞不準古，以情所迫為詞；才不由天，以念所冥為才。^[10]

“法不前定”，是強調“我”；“趣不強括”，是主張“真”；“詞不準古”是倡導文隨情生，不為文造情，著眼在“情”；“才不由天”在此主要指的是：人無貴賤，無親疏，只要“以念所冥”，即有真感受，作深思考，出真情意，就是冥合人天，人皆能“才”；不靠天賜，也不必要由誰來封賞、確認。這些事實上是對“后人之心目”的具體闡述，無疑帶有對傳習成見很大的反叛性。習慣于將“古”與“傳統(tǒng)習見”等同者總以為反對了傳習之見也就是欺師滅祖，不要傳統(tǒng)。這已成了一種“傳統(tǒng)”。于是，鐘、譚之論的反叛色彩在這樣的背景底色上被硬是強化了，他們無非講一些符合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的實在話，卻被視為旁門左道，妖言惑眾。因為，封建傳統(tǒng)的詩教規(guī)范是：中和醇雅、溫柔敦厚、怨而不怒。這種詩的承傳家法似乎也并不排除“我”、“真”、“情”等等因素；但實質上高懸此一架框子，一切都必須合此框架，不然即離經叛道?！肮乱庀嘟窆拧?，這“孤意”的堅持，勢必會游離詩教的“是非”標準，此種離心傾向在傳統(tǒng)守護者來說最易敏感地嗅及?！耙栽勊矠槿ぁ?，必非規(guī)范之趣，歌哭笑罵，你“安”了，傳統(tǒng)就不安了，因為這不敦厚?！耙郧樗葹樵~”，幽深孤峭的內心獨白式踽踽行吟，你的情被“迫”為了詩，但不醇雅，不心平氣和了。諸如此類，全被誚為“尖新”、“尖酸”、“詭變”。尖，銳之謂也。銳氣鋒芒之出原是“詣所安”、“情所迫”、“筆所至”的結果，但這被定為“惡道”，可見宗法之嚴酷。寧鈍，寧舊，寧甜，寧模擬，寧因襲；不可蛻變，不必趨新，不能多凄苦（小人才常戚戚），更不容怨而怒，這正是潛居于傳統(tǒng)成見中的是非觀。竟陵詩派的所以痛遭貶斥，其問題的要害即在這里。于是，并沒有立盟，也未結社的這個詩的流派被惡謚為“楚咻”，成為詩國的亂臣賊子而被討伐。誠然，定讞者們也是各有自己的“心目”，所以用意和目的各自有異同，需要分辨。

應該說，出于藝術審美情趣的差異，風格追求的各趨，從而與竟陵詩風持反對態(tài)度，是詩界正常事。本來，流派雖不免存門戶之見，但終究不應是王霸式統(tǒng)治集團，更非獨吃一路的草寇或行幫。文學流派固然在自身流變中始能葆其生命力，同時也是在與外部的別的流派或風格群的爭辯競妍、切磋摩蕩以至攻守折沖中獲取新發(fā)展。凡故步自封、只此一家、唯我為尊之類陋見惡習，恰恰都是流派演進的大敵，也是自戕生氣的腐蝕劑。所以，在詩的美學觀念上存在爭論倒是詩的事業(yè)的幸事，對峙的哪一方都不必存有你死我活之念頭，重要的是通過實踐來爭得自己應有的位置。

晚明時期，反對竟陵詩風的本就不少見，其中以陳子龍為代表的，由“幾社六子”、“云間三子”及宋征輿、宋征璧兄弟子侄群從等為骨干的云間詩派，就是從詩的風格、情趣上與竟陵異趣的最有影響的群體。這個詩派覆蓋面甚廣，在時空延續(xù)的跨度上也甚大，其余音流響直到清代初期以至往后傳存很久。

陳子龍（1608—1647）和他的盟中詩友大抵都是松江府屬人，此地古稱“云間”，故以是名派。較之鐘、譚來，陳子龍已是晚一輩人，當他名著詩壇時，竟陵派二位領袖正相繼去世。但“楚風”正盛，他在《遇桐城方密之于湖上，歸復相訪，贈之以詩》^[11]的第二首中唱道：

仙才寂寞兩悠悠，文苑荒涼盡古丘。

漢體昔年稱北地，楚風今日滿南州。時多作竟陵體。

可成雅樂張瑤海？且剩微辭戲玉樓。

頗厭人間枯槁句，裁云剪月畫三秋。

此詩作于崇禎五年（1632）秋，陳子龍二十五歲時，方以智（密之）《膝寓信筆》“壬申游西湖，遇陳臥子，與論《大雅》而合”可證，臥子系陳氏之字。其時方以智年二十二，彼此均尚未入仕，正當風華英俊，“流連聲酒”之際?！拔氖分荆鬟B聲酒”是陳子龍自撰《年譜》崇禎六年條下原文。方以智后來被稱為“明末四公子”之一，其父方孔炤，崇禎朝官至湖廣巡撫。以智少承家學，隨父宦游，此時則正值其“曼游”南北，裙屐風流之年。陳子龍在詩中厭“人間枯槁句”云云，應該說是他們特定的生活情趣陶冶成的審美傾向的合理表現(xiàn)。而且必須看到的是，當其時陳子龍等出之于具體生活情境以及心境，所反映的追求“裁云剪月”的詩美情趣，屬于情愛抒述的性格需求為主，尚不是為抒露“忠愛”情。但不管怎樣，以詩作為“情”之載體這一要旨他們是確認的，所以，一旦家國遭變，山河失色時，其所崇尚的詩風仍能繼續(xù)載負故國忠愛情而在“體”與“情”的相副上并不乖隔。這當是認識和評價云間派詩的一個關捩，舍此則不可能準確闡釋詩史上的許多現(xiàn)象。

但在當時，陳子龍確實只是從審美異趣出“微辭”，不扣大帽子。因為他并非從政治權術來繩衡詩風，故不失爾雅文士的風度。詰問以“可成雅樂張瑤?！?，不雅即俗，如此而已。

他所面對的是“楚風滿南州”，他所企望的是“漢體稱北地”。這是晚明詩史史實的概括，“楚風”取代了“北地”李夢陽為代表的“七子”風尚；又是陳子龍及云間派詩法的淵源所自的表述，他們意欲振“漢體”以御“楚風”，實施轉變“荒涼”的“寂寞”，使心目中的“雅樂”重張。陳子龍是晚明時期紹承“七子”派最稱得法，從而深孚名望者，也可以說，是“七子”詩風得以歷晚明而入清延續(xù)不斷的一個關鍵的中介。關于陳氏的詩史貢獻，他的追仰者有不少論述，其中稱扼要的如《明詩綜》引的錢瞻百語：

大樽（按：此系明亡后陳子龍所改稱之自號）當詩學榛蕪之余，力辟正始，一時宗尚，遂使群才蔚起，與弘、正比隆，摧廓振興之功，斯為極矣。^[12]

明弘治、正德時代是李夢陽、何景明等“七子”稱盛之際，與后繼的嘉靖、隆慶年間李攀龍、王世貞“后七子”樹幟詩壇時期，向被正宗詩論家奉為明代詩歌最隆盛的歷史階段。錢氏是以“中興”七子詩派功臣推陳子龍的。子龍曾與李雯、宋征輿共主《皇明詩選》之政，在《序》中揭示有他們的詩學觀：

攬其色矣，必準繩以觀其體；符其格矣，必吟誦以求其音；協(xié)其調矣，必淵思以研其旨。于是郊廟之詩肅以雍，朝廷之詩宏以亮，贈答之詩溫以遠，山藪之詩深以邃，刺譏之詩微以顯，哀悼之詩愴以深，使聞其音而知其德和，省其辭而推其志愨。^[13]

此《序》所述，主要有二個方面，一是音聲體格，即審美取向；一是旨意情志，即詩的功能價值觀。前者特別講究宏亮之音，“準繩”就是“七子”追慕的盛唐音韻；后者則未出于溫柔敦厚詩教，主守雍容不迫的中和氣度，功能則仍然可歸結為“致君堯舜上”式的上贊皇德，下化民風。很顯然，云間派所倡導的詩學觀很正統(tǒng)，是大多數(shù)封建文士樂于標榜的穩(wěn)健的雅醇正始之論。

然而，宣言必須堂堂正正，實踐可以自出手眼。云間詩派與“七子”有不同處，這就是陳子龍詩中的“裁云剪月畫三秋”的裁云剪月的審美情趣。前已提到，這是一班既懷濟世之志，又甚為風流倜儻的英華青年，歌榭舞樓、花前月下，演出過不少他們的纏綿悱惻、哀樂悲歡的韻事。情愛之寫，有明亡之前不絕于陳子龍等的歌詩中?！霸崎g七律，多從艷入。大樽味特深厚，而詞更娟秀”，錢瞻百氏這話是合事實的。只是何止七律“多從艷入”，他那著名的《秋潭曲》、《水仙謠》等等指不勝屈的樂府體、歌行，何嘗不“多從艷入”？如果認為陳子龍等云間詩人筆下全皆“香草美人”式寄托有家國之情，那是不實事求是的過譽和夸大，是拿甲申前后的一部分作品以偏概全。但是，情愛之歌，大多真有感受，不徒鏤月雕花，才華藻飾，而這恰恰與“七子”余風的空枵、“瞎盛唐”涇渭別分，有真情總會顯得靈動多精神的。

所以，云間派的成功在于承沿“七子”詩體形式美的外殼，既加以麗澤，又充實以實情真氣，從而使詩的本體獲得活力。如果不是這樣，怎能有“一時宗尚”、“群才蔚起”的局面？然而，在明末，陳子龍等的詩與社會現(xiàn)實相切的不多，他們那特定層面上的生活寫照是主體。至于后來聲名愈振，與陳子龍抗清殉難、與夏完淳以十七齡之少年壯懷激烈賦“南冠”、與雖非云間籍而詩風相從，又同樣悲壯殉亡明國君的張煌言等等的忠愛報國的堅貞形象分不開。在封建時代，忠愛之情是崇高之甚的，連清廷都知道必須抓這面旗幟以順民氣民心，“陳忠裕公”就是乾隆帝追謚的尊號。盡管明末清初殉難盡忠的不只是云間派中有，竟陵詩派中著名的忠愛慷慨之士似更可列舉，但云間畢竟正宗色彩濃，于是水漲船高，在詩壇地位愈見顯要。

然而，云間派的局限性也是顯然的，他們的藝術偏頗和排他性格很突出。具體的表現(xiàn)集中地見于陳氏等編的《皇明詩選》，對此，清初王士禛在《古夫于亭雜錄》中已指出過：

陳大樽《明詩選》，于弘、正間持擇甚精；嘉靖以來，便稍皮相，十得七八耳。至“擬早朝”應制之體闌入，未免可厭。萬歷以下，如湯義仍、曹能始，不愧作者，概置之鄶下無譏之列，此則大誤，須合牧齋《列朝詩集》觀之。弘、嘉間，虞山先生之論，不足為據(jù)，當以陳為正。^[14]

清初所有意在開宗立派的詩苑巨擘以及力求從紛紜雜陳的風尚中自走一路的詩家，莫不要對明代詩歌作一番檢討，進而揭明自己的認識和觀點。王漁洋是其中比較能博容的一個，上面一段話表示他既不滿云間派對“七子”詩風之外的詩人的一概排斥，又不同意錢謙益《列朝詩集》全盤否定“七子”一派。陳子龍等不取湯顯祖（義仍）、曹學佺（能始），其實就是蔑視公安、竟陵詩風，王漁洋在行文中顯得很謹慎，他不是從正面來涉及極敏感的問題，以免給自己惹一身虱子。

湯顯祖的詩以清勁孤秀著稱，后來詩為戲曲成就所掩，人們不大熟知，其實在當時詩名甚著。這位曾被很正統(tǒng)的論家視為“師古較有程矩”的詩人，只是因與袁宏道詩審美觀認同，“舍七子而另辟蹊徑”^[15]，被云間詩群排斥在視線之外了。至于那位在明末官至按察使，后又入南明唐王（即隆武帝）抗清政權，官拜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銜，最終兵敗自盡的曹學佺，詩既秀骨清聲，多弦外之音，又編有著名的《石倉歷代詩選》，盛行于世，竟也被置于“無譏之列”！其原因也無非曹氏“不甚學盛唐”（《閩小紀》），而且頗好竟陵詩風，幕下邸中招聚了不少“楚咻”詩人。曹學佺也被輕忽，足見綏靖尺度在詩界的嚴刻，竟陵派的遭致蔑視是不待言說的。

說王士禛謹慎而近于世故，是指他在關于湯、曹的評價時，認為《明詩選》“大誤”，但在主張合參《列朝詩集》時，又只就“七子”的問題，指出錢氏之論“不足為據(jù)”。王漁洋回避了竟陵“楚風”問題。其實錢謙益對湯、曹二人的詩是嘖有微辭的。對湯顯祖只是肯定了他“自王、李之興，百有余歲，義仍當霧雺充塞之時，穿穴其間，力為解駁，歸太仆之后，一人而已”，即對其反對“后七子”有所肯定，而且主要是指古文方面，歸太仆就是歸有光。并還盛稱湯氏的戲曲“洗蕩情塵，銷歸空有”云云，至于詩，僅“四十以后，詩變而之香山、眉山”，進而引湯氏自己一句禿頭禿腦的話為結語：“于詩曰變而力窮?！?sup>[16]錢氏在不置可否之中所透現(xiàn)的褒貶之意是清楚的。對曹學佺，他說得具體些，在《小傳丁集·下》先引程嘉燧的賞語，認為曹氏詩“以清麗為宗”，這在古代詩評語言中不算很高評價。接著對“其后”的變易多有貶辭，如“而入蜀以后，判年為一集者，才力漸放，應酬日煩，率易冗長，都無持擇，并其少年面目取次失之。少陵有言：‘晚節(jié)漸于詩律細?！兄荚掌溲灾玻　?sup>[17]此語中“率易”、“無持擇”是要害處，熟知錢氏詩論文字者一看即知，這些詞句正是他力斥竟陵時常用文字。所以，結論是“晚節(jié)”趨于詩律“不細”，借杜詩來否定曹氏詩。王漁洋的聰明處，在于取其所需，不取其所不需，持一種“各取所需”的態(tài)度。他在指責陳子龍等“大誤”時，提出參照《列朝詩集》可以合而觀之，卻又采取視而不見錢氏較陳氏“大誤”之見更有過之的論斷。不能輕忽這一點，王漁洋所表現(xiàn)的不是模棱兩可的取向，此中有深層的意義，關系到清初“神韻說”內核基因的組合問題。對此，研究家均未予注意，故順筆及此，具體論述則是后文的事。然而王漁洋何以如此“各取所需”于二家詩選呢？實在因為錢謙益給予竟陵派詩所定的罪案令人不愿正面蹚此渾水。如果說陳子龍等只是人各所好地對竟陵派不屑一顧，還屬于詩歌藝術范疇的異同之爭，那么，《列朝詩集》以及稍后的朱彝尊的《明詩綜》的對鐘、譚詩體的論定，已遠遠超出了詩藝高下和是非問題，轉演成禍國殃民的功罪的判語。其言辭之尖刻、態(tài)度之嚴厲、抨擊之兇狠、結論之酷重，在中國詩歌史或文學批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這對竟陵一派的打擊所造成的后果卻又是致命的，成為在封建歷史時期不容辨白、無可甄別的鐵案。特別是錢謙益的《列朝詩集》，成書于清順治六年（1649），正處于二代詩風交接承轉之時，更由于錢氏既是舊朝東林黨中巨魁后勁，又是入新朝后息影虞山執(zhí)東南詩壇牛耳這樣特定的身分地位和所具的影響；尤其是他聲稱說“伯敬為余同年進士，又介友夏以交于余，皆相好也”，在鐘、譚生前就“深為護惜，虛心評騭”，只是“往復良久，不得已而昌言擊排”^[18]。這自然更具有權威性，他是仁至義盡，“不得已”而如此的。

問題是錢氏既然在鐘、譚生前當“吳中少俊，多訾議鐘、譚，余深為護惜，虛心評騭”，那么何以要在友人身后“昌言擊排”到以為他們的詩風“為孽于斯世”，是“詩妖”以至于“國運從之”的地步？而且《列朝詩集》問世之時，正已是明朝覆亡之后，于是“詩妖”之說似不只是預言，竟完全成為卓具詩識之論，也起到追究禍根的實證作用。由此，錢牧齋的以大義為重而不顧友情私誼的這一“擊排”，予人的印象已不僅僅是詩統(tǒng)的護法，更高的意義還在于對政統(tǒng)的衛(wèi)護，是出于家國之情的義憤。在《列朝詩集丁集·中》，他對鐘、譚確是如此討伐的，茲節(jié)錄如下：

伯敬少負才藻，有聲公車間。擢第之后，思別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驅駕古人之上。而同里有譚生元春，為之應和，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謂之鐘譚體。譬之春秋之世，天下無王，桓文不作，宋襄徐偃德涼力薄，起而執(zhí)會盟之柄，天下莫敢以為非霸也。數(shù)年之后，所撰《古今詩歸》盛行于世，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刪定。而寡陋無稽，錯繆迭出，稍知古學者咸能挾策以攻其短?！对姎w》出，而鐘、譚之底蘊畢露，溝澮之盈于是乎涸然無余地矣。當其創(chuàng)獲之初，亦嘗覃思苦心，尋味古人之微言奧旨，少有一知半見，掠影希光，以求絕出于時俗。久之，見日益僻，膽日益粗，舉古人之高文大篇鋪陳排比者，以為繁蕪熟爛，胥欲掃而刊之，而唯其僻見之是師。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余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嘗論近代之詩，抉擿洗削，以凄聲寒魄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剝，以噍音促節(jié)為能，此兵象也。鬼氣幽，兵氣殺，著見于文章，而國運從之，以一二輇才寡學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國家之盛衰，可勝嘆悼哉！……

唐天寶之樂章，曲終繁聲，名為入破；鐘譚之類，豈亦五行志所謂詩妖者乎！余豈忍以蚓竅之音，為關雎之亂哉！

在附于鐘惺之后的譚元春小傳中則有：

譚之才力薄于鐘，其學殖尤淺，谫劣彌甚。以俚率為清真，以僻澀為幽峭，……無字不啞，無句不謎，無一篇章不破碎斷落。一言之內，意義違反，如隔燕吳；數(shù)行之中，詞旨蒙晦，莫辨阡陌?！蛔灾渥R之墮于魔，而趣之沉于鬼也。……

而承學之徒，莫不喜其尖新，樂其率易，相與糊心瞇目，拍肩而從之。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學而已。亦以一言蔽從之者之病曰：便于不說學而已。天喪斯文，余分閏位，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峰之禪，旁午發(fā)作，并為孽于斯世?！?/p>

綜錢氏之論，鐘、譚之罪可以歸結成：（一）“驅駕古人之上”、“唯其僻見之是師”，此謂“犯上”；（二）在“天下無王”之衰世，僭稱詩國王霸，是“作亂”；（三）撰《詩歸》“盛行于世”，造成“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刪定”，是“篡法統(tǒng)”，壞了宗法規(guī)矩；（四）以“寡陋無稽，錯繆迭出”的“不學”之見，愚蒙喜“尖新”、樂“率易”的“糊心瞇目”的“不說學”之輩，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或者說是趁人昏昏而兜售一己之昏昏。于是（五）：成為“詩妖”而“為孽于斯世”，天下大亂，終竟“國運從之”，朱明王朝在竟陵詩派所操“斯文之柄”的指揮下，轉致亡國矣！

這是多可怕的罪名，又是多可怪的邏輯！“國運從之”四字的因果背反，本末顛倒真可謂何其悖也！對這關涉敗國之罪的定讞，今天固可不予置論，不必為此種荒謬之說花費口舌，但對上面四點具體的罪狀須作必要澄清。

關于“驅駕古人之上”云云，很簡單，今超于古，并不有罪，各抒己見，更屬正常，何況鐘、譚其實沒有舍棄“古人為歸”、“古人之精神”。其次，在“天下無王”之際“起而執(zhí)會盟之柄”一條，也有點莫須有，竟陵派沒有也不可能有亂中篡詩國統(tǒng)治權的能量，他們無非是春鳥秋蟲，各自鳴吟而已。至于第三，編《詩歸》而被人即使“奉之如尼丘之刪定”，也不應歸罪于他們。因為《詩歸》盛行不是他們以權力硬派，規(guī)定必讀，編詩選的在當時又不是他們竟陵一家，王法也沒規(guī)定誰不能編。錢氏這類言論全屬霸道手段，無限上綱，最能說明不顧事實地橫加訾議的是竟陵詩風是“不學”或“不說學”的不根之說。人的學問有大小，本屬世間正常事，學問大者嘲其小者，很輕薄，而且此類行徑也不像大學問家的品行表現(xiàn)。何況鐘、譚又豈真是“不學”之徒？至于說趨從或好尚“楚風”的均系“樂其率易”、“相與糊心瞇目”之輩，更屬誹謗，是厚誣了一大批飽學節(jié)烈的名宿。對此，須擺一點事實，以見真相。

黃道周，明末大學者，抗清殉難的名臣。清人陳壽祺《左海文集》中稱其“德性似朱紫陽，氣節(jié)似文信國，經術似劉子政，經濟似李忠定，文章似賈太傅、陸宣公，詩則崛奇獨造，不施鞚勒，所謂天人之才，獨立無儔”。其詩實系宗尚竟陵風氣，所以《靜志居詩話》認為“詩才亦未免踳駁”^[19]。

倪元璐，明末著名學者，也是盡忠殉明王朝的名臣。劉宗周認為“京師甲申殉難者，以詩而言，倪元璐第一”（《自靖錄》），而其詩亦系公安竟陵一派。黃宗羲在《南雷文約》中說道：“崇禎末，大臣為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李，屈指六人?！笔墙浴熬雠c亡”、“國亡與亡”的“一代之斗極”^[20]。其中劉、黃、倪于詩則均屬染“時習”者，難道可以定之以“不學”？

此外，如畢拱辰的“博綜鴻秘”，馮一第的“廉頑立懦”，“尤精史學”，而詩皆“不能盡脫鐘、譚習氣”（《沅湘耆舊集》）；類似的殉難名臣名士還有如文翔鳳、楊士聰、陳函輝等等，在晚明卓稱才學人品俱佳而皆“沾染”竟陵詩風，凡此不勝枚舉，豈可誣稱為“糊心瞇目”者？至于清亡后隱居山野、誓不與新朝合作的遺民詩人中如吳中徐波（元嘆）、浙西徐白（介白）以及浙東、閩贛等地許多遺逸群均為竟陵一派中人，更是難加一一縷述，有的本書后章中將有涉及。這些又豈是樂于“率易”的輕佻淺薄之徒？

由此足見，說詩學竟陵就是“天喪斯文”，純屬惡言相加，博學如錢謙益如此橫斷，是越出了常理，令人詫異的。誠然，鐘、譚都已于明亡前先后去世，人們無法斷定如果他們存見于社屋既傾之時，將何去何從？但據(jù)文獻所載，以他們的孤僻耿介，不喜與俗人周旋的品格看，或不至于熱衷到喪失氣節(jié)。而“深幽孤峭”的詩品既然是黑暗王朝的社會氛圍的反映和逆離，那么當山河易主于漢族以外的民族時，深受“夏夷大防”思想教化的忠君愛國之心必會更益發(fā)揮他們的“深幽”之情和“孤峭”之性的。

是的，在殘酷的鐵蹄蹂躪下，在血與火的現(xiàn)實前，要么挺身浴血，要么逃跡山野，不是抗爭，就是沉默。沉默，是憤苦之火的內焚形態(tài)，雖則跡近消極，但畢竟也是一種抗爭，至少勵志自守。這樣，或許更顯得“凄聲寒魄”是必然的，“噍音促節(jié)”是自然的，“作似了不了之語，以為意表之言”是需要的，甚至在某種高壓下，“啞”和“謎”也是無可厚非的。如此一想，不能不感到錢謙益在順治六年（1649）編成并刊刻《列朝詩集》，如此地借舊時友人作為箭靶，作為“擊排”對象，狠予鞭尸，到底是孰人痛孰人快？筆者無意深文周納，要鍛煉錢牧齋的罪名，但從歷史大文化背景的辨認中，從特定社會政治特性的思考中，不能不有所感觸。退一步言，錢氏將竟陵派與“西國之教、三峰之禪”并列為“為孽于斯世”的“妖”物，已是封建儒教中最保守最悖固的一翼的言論，對昌言朱程理學并欽定為規(guī)范思想模式的王朝統(tǒng)治者無疑是配合默契，不說是秋波暗送，至少有點借詩進諫的味道。這是不是也涉嫌越出詩的范疇作政治定評呢？并不，錢氏《列朝詩集》之選本來就不是沒有政治因素的考慮，如一大批在順治六年（1649）前南北殉難的史稱烈士節(jié)士之作他就未選，這些該列名于《列朝詩集小傳》的人均屏退了，陳子龍、夏完淳、徐汧、戴重以及黃道周、劉宗周等等，錢氏全都一刀切開，取消了他們也是明代“列朝”詩人的身分。這不是一種出于政治考慮？避嫌就是為了政治，避嫌和勇于自見往往是某特定時期舉止的正負二面表現(xiàn)，可以互為表里。

從詩本身講，從詩史角度看，錢謙益《列朝詩集》選政之操持，使得詩歌領域內“真”與“贗”、“情”與“格”之爭，回歸到詩的體格范圍內的異同之辨，于是導致了有清一代詩歌在整體上長期膠結于宗唐祧宋、唐音宋調的爭辯和宗法的轉換。我以為，這是詩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和關目。由公安、竟陵鑿寬渠流的強調詩人個性自覺的歷史，到清代重新接續(xù)時由此而顯得那樣步履維艱，那樣地迂回曲折、隱蔽。清代詩人，特別是才性飆發(fā)的詩人走自己的道路時，負荷顯得太重，花的代價也更大了。

在這問題上，緊接錢氏之后推波助瀾最力，也是影響最大的得數(shù)朱彝尊的《明詩綜》?！睹髟娋C》的選詩標準不盡同于《列朝詩集》，規(guī)模、數(shù)量也超過錢氏之選，從文獻價值言亦更大，如對崇禎朝詩人及遺民群的甄錄，大多足補錢氏有意無意的缺失。這是因為《明詩綜》編成并開雕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朱彝尊七十四歲時，上距《列朝詩集》的刊刻已半個世紀有余，易代之際的故國之思問題的敏感性和沖突感已淡化，當然朱氏在選編時仍是非常謹慎穩(wěn)妥的。對于詩人的評價，朱氏較錢牧齋要少一些門戶之見，議論也力持公允、簡略?？墒沁@部“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明詩綜序》）的總集，在對竟陵詩派的抨擊上，與“別裁末流，垂戒后學”的《列朝詩集》如出一轍，“亡國之音”的裁定同樣極為嚴厲。朱氏說：

《禮》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狈潜厝瘴g星變，龍漦雞禍也，唯詩有然。萬歷中，公安矯歷下、婁東之弊，倡淺率之調，以為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為寄突；用助語之辭，以為流轉；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題，必期于不通。《詩歸》出而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既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無不奉一言為準的，入二豎于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

此論見于該書卷十七“鐘惺”的評語，在卷十八“譚元春”條下又說：

鐘、譚并起，伯敬揚歷仕途，湖海之聲氣猶未廣，借友夏應和，派乃盛行?！对姎w》既出，紙貴一時，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聞者皆為所攝，正聲微茫，蚓竅蠅鳴，鏤肝腎，幾欲走入醋甕，遁入藕絲。充其意不讀一卷書，便可臻于作者。此先文恪斥為亡國之音也。

朱彝尊的斷語亦未出二個方面，一是“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一是“不讀一卷書”的“不根”無學。但他的“亡國之音”說卻又申明是其曾祖父“文恪公”之見，這就使得此判斷更具權威性，助證了錢謙益之論并非臆斷，是早有此見的人在，朱彝尊稱的“文恪公”就是朱國祚，萬歷十一年（1583）進士，天啟朝官至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銜，卒贈太傅，謚文恪。《明詩綜》引陸圻的話說：“景陵詩派初行，公覽之，驚曰：‘安得此亡國之音，吾不忍見之也?！睆亩J為這位文恪公“知幾其如神乎”^[21]！但仔細一辨，會發(fā)現(xiàn)朱國祚的“不忍見之”之說并非斷言“詩亡而國亦隨之”的必然性，他的“不忍見”多少是不忍見竟陵詩風中透現(xiàn)的衰颯悲涼之氣。如果說詩風導自于現(xiàn)實，應和著衰世之象，那么，這因果關系沒有倒置。當朱彝尊和錢謙益等將“亡國之音”與“國運從之”（錢氏語）、“詩亡而國亦隨之”（朱氏語）聯(lián)構一氣，就成了國以詩亡、詩亡其國，這樣，原屬知微見漸、得風氣之先的詩風，當然轉換為“為孽于斯世”的“詩妖”了。

亡國“詩妖”之說能被多少人認同？對此倒不必過于認真，但在這惡謚之下的“不根”、“不學”、“不讀一卷書”的抨擊，影響則很實際。從因果的另一層關系上，著有《經義考》等巨編的大學者朱彝尊強化了錢謙益的觀念，人們會引出這樣的結論來：何以會墮入似魔道、似夢囈的“亡國之音”的惡障的？“不學”，“不根”！根，根本，具體到詩上來即是詩的依托基礎，安身立命的詩道教義。簡言之，就是儒家詩學觀、詩教。而要有“根”，必須與“不學”作斗爭，從“學”中獲知“根”，醇己之情、雅己之格、正己之心、厚己之聲，歸依向“思無邪”，“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等等“根”上來。唯有如此，始能挽頹風，救詩之亡，免致“以蚓竅之音，為關雎之亂”，從而以雅正之音征兆國家之盛、政綱清明。

關于“學”，錢謙益在談到他最為稱賞的詩友程嘉燧時，曾就以這位“松圓詩老”為楷式強調了“學”的內容：“以為學古人之詩，不當?shù)珜W其詩，知古人之為人，而后其詩可得而學也。其志潔，其行芳，溫柔而敦厚，色不淫而怨不亂，此古人之人，而古人之所以為詩也?！?sup>[22]這是將“學”主要納入對“古人”的行為規(guī)范上去，而這行為規(guī)范則又正是儒家詩教的“根”，是詩之本原所出。詩教原出之于儒家行為典型，是后者的詩形態(tài)的外化。《靜志居詩話》對此則從詩的儒家功能觀之外，別補以詩的體格上、氣韻上等本體規(guī)范性的“學”，同樣是論及程松圓，朱彝尊以為程氏“格調卑卑，才庸氣弱”，“如此伎倆，令三家村夫子，誦百翻兔園冊，即優(yōu)為之，奚必讀書破萬卷乎”？與捧“兔園冊”的村夫子相對言，就是飽學經史富五車的碩儒。朱氏所著眼點即在此。

錢氏著重指出學“古人”之為人，朱氏則強調格調，即學古人之詩的體格，但“學”的獲取是一致的：“讀書破萬卷?！边@五個字出于杜甫詩，緊接一句是“下筆如有神”?？雌饋沓珜А白x書破萬卷”似無大錯，問題在于當規(guī)范詩的“學”只能學“古人之為人”以及體格，那么詩人自身所具的主體意識和個性自覺是否重要呢？而后者正是詩的命脈所系。按錢、朱二人之論，必然導入有“古”無“我”、知“古”昧“今”格局，特別是引向唯知從書本中討生活以為本原的牢籠。明代“七子”主張不讀唐以后書，原也是“學”的范疇；清人在力求擺脫“七子”流弊時，卻又不斷往返反復地膠結在學唐還是學宋的爭論上，事實上未跳出“學”的這個受正統(tǒng)思想制約的怪圈。

對于“學”的問題，唐宋詩人固然從來不曾持過“不學”、不屑學的主張，可是也從未見過如清人那樣以“學”為詩的生命線，把“學”提到不“學”無詩、不“學”亡詩的嚴重程度。清代詩人視“學”為詩的原動力源泉，以至發(fā)展到以學為詩，大量學人詩的出現(xiàn)，實非偶然事。其邏輯性推進的前提就是上述錢、朱等人對明詩“得失”的斷語?！懊魅瞬粚W”，竟陵詩派之所以淪為“亡國之音”、“為孽于斯世”則是不學之尤的結果。至此，對竟陵派口誅筆伐的征討，其對一代清詩的影響當可明晰地意識到。

“學”與“創(chuàng)”應該是互補為益的兩面，而且“學”是為了“創(chuàng)”，失落了“創(chuàng)”的“學”勢必陷入“因襲”、“模擬”的復古泥淖。創(chuàng)造性才是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事業(yè)的生命線。錢謙益等人對竟陵詩派的討伐，已不只是藝術審美的異趣的沖動，更主要的乃在于對儒家詩教的捍衛(wèi)，是宗法統(tǒng)緒的守護。然而，當他們樹起自己的詩壇領袖的旗纛時，損傷和戕害的恰恰首先是詩的創(chuàng)造力，詩的生氣活脈。這就是前面說的，清代那些才華飆發(fā)的卓異詩人在創(chuàng)造性建樹中須花更大代價的緣故。錢、朱等人自身創(chuàng)作實踐中的成就得失是另一回事，此中還有各種具體而復雜的基因，這里并非對他們詩史位置作全面評估；但就他們對明詩，對晚明詩歌，特別是對竟陵詩風的兇猛的抨擊，導致中國詩史的某些走向繞出彎路，深刻地影響著一代清詩的發(fā)展道路，則是一個客觀存在，人們應認真地符合史實地予以清理，逐步深化去認識它。

應該說明的是，對晚明詩史的檢討，在清初詩人自省怎樣做詩時，人各有自己程度不同的思考，也并不盡認同錢謙益等的論斷。這樣的例子隨處得見，試以周亮工編的《藏弆集》中的某些詩人在書札中所談文字為例，書信較之序文、詩話來更易見真切，直截了當。董以寧《與倪公》一信說：

今之談詩者，邪說漸消，無不知攻竟陵者，而其弊即在于攻竟陵。知其俚鄙而學為華靡，知其纖曲而學為率直，聯(lián)篇累牘，詡詡然自號能詩。卑者忘格調而競風華，高者離性情而言格調，是學竟陵而詩亡，攻竟陵而詩愈亡也！猶之功令既嚴，無不知摹先輩者，然知浮華之掩理，則趨于枯寂矣；知怪僻之累體，則趨于平庸矣；淺者有波瀾而未老成，深者有理會而無神化，此其弊亦即生于摹先輩，譬如古人已往，為土木以像之，衣冠是而人非矣！乃優(yōu)孟復過而笑之曰：是不如我之能笑能顰，或歌或泣也。嗚呼，將遂得為古人乎哉？^[23]

這信說得很干脆利落、淋漓痛快。董以寧（1630—1669），史稱其工詞，其實詩文俱精，與陳維崧、黃永、鄒祗謨并稱“毗陵四子”，后肆力經史，尤通《易》學。董氏年四十即逝，于錢牧齋屬于江東后輩，從他這信中充分表現(xiàn)了順治末期康熙初年一批思有創(chuàng)獲的詩人對由“攻竟陵”而造成的怪圈現(xiàn)象的不以為然，深為厭煩。清代詩歌的得以繼續(xù)發(fā)展，真氣不絕，正有賴于三百年間時有清醒認識的才智之士。

更有興味的是鄧漢儀的《與孫豹人》信。鄧漢儀（1617—1689）是《詩觀》的編纂者，這是清初的一部大型“當代”詩選，共四集。孫豹人即孫枝蔚，隱居揚州的陜西籍遺逸詩人。請看鄧氏信中所言：

竟陵詩派，誠為亂雅，所不必言。然近日宗華亭者，流于膚廓，無一字真切；學婁上者，習為輕靡，無一語樸落。矯之者陽奪兩家之幟，而陰堅竟陵之壘，其詩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鐘譚之嫡派真?zhèn)饕?。先生主持風雅者，其將何以正之？^[24]

這很幽默。信中說的“華亭”，即指云間派；“學婁上者”，說是宗吳偉業(yè)“梅村體”的“太倉十子”等詩群。至于“陰堅竟陵之壘”是指誰？鄧氏未說，在后面章節(jié)中將有論述，此處不贅述，以免枝節(jié)。引此信文字，只想說明一個事實，竟陵派經錢牧齋的討伐后，“名”固亡而“實”猶存續(xù)。其所以存續(xù)的標志，據(jù)鄧氏說是“真切”、“樸落”，賴以不亡的正是這種“胎氣”。此種現(xiàn)象能不發(fā)人深思？鄧氏頗見幽默的文字中透現(xiàn)有詩的某種史實在。

據(jù)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中吳韓君望，西吳韓子蘧皆輯明一代之詩，君望曰《詩存》，子蘧曰《詩兼》，惜其書均未布通都?！?sup>[25]韓子蘧（1625—1703），名純玉，浙江湖州人，《詩兼》不見存，卻留一篇序，此序文對明初詩評價過高與否不必細究，但對中期以至晚明詩史流變以及錢謙益《列朝詩集》的誤失，講得很中肯，特迻錄某些片斷作為本章結束：

景泰流而為纖麗，成化疏而為清越。北地、信陽，合七子以前；歷下、婁東，合七子以后，踵事增華，守而勿化。竟陵淘汰過當，而溺于幽涼；云間欲還正始，而近乎膚廓，各殊其趣，各持其見。學者又各師其說，操一格以繩天下，必欲人面如我，強我樂為子樂，語言歌嘯，異口同聲，而始稱入彀。是則優(yōu)孟衣冠，長存千古；新豐宮室，遍列九垓矣。他如石倉濫登庸冗，莫辨淄澠；虞山廣肆譏評，偏揭曹鄶。一失之寬，一傷于忮，其為病也，又與固執(zhí)等。余博搜而約采，……從前諸家之褊心局識，悉舉而銷熔之。^[26]

“褊心局識”應棄去，很不易，“銷熔”而能互補之，更難得。然而韓氏有此意愿，堪稱具史識者，是值得三致意的。

[1] 《隱秀軒集》卷第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 《珂雪齋近集》卷三，上海書店1982年重印本。

[3] 同①，卷第十六。

[4] 萬有文庫本《明詩紀事》第二十冊二二四七頁“于慎行”條后。

[5] 見《明詩紀事》辛簽卷二十三“趙韓”條陳田“按語”所引錄。

[6] 《隱秀軒集》卷第二十二。

[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丁集（下）。

[8] 陳昂詩及諸人評語均見《紀事》庚簽卷二十五。

[9] 《王季重十種》頁二○，浙江古籍出版社《兩浙作家文叢》，1987年版。

[10] 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詩歸》。

[11] 見《陳子龍詩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2] 此語可與朱彝尊載于《靜志居詩話》中之評并參：“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焰頓興，一時好異者诪張為幻……臥子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盡蒼蠅蟋蟀之聲，其功不可泯也?！比嗣裎膶W出版社1990年版。

[13] 《皇明詩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4] 見該書卷五，中華書局1988年版。

[15] 《明詩紀事》庚簽卷二。

[16]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17] 同②。

[18]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附見：譚解元元春”條。

[19] 卷二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按，此句后緊接有“要其光焰，不啻萬丈也”云，則為贊其氣節(jié)。

[20] 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載《南雷文約》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版《黃宗羲全集》收入第十冊，頁二三四。“忠襄”即浙江嘉興（檇李）徐石麒?！稗健敝竸⒆谥?，“漳海”即黃道周，“始寧”即倪元璐，“吳橋”是范景文，“吉水”指李邦華。

[21] 見卷十五。此語前尚有：“易稱知幾，詩詠明哲，朱文恪足當之。聞利瑪竇進異物，公曰：‘此輩小智，足以惑人，將來必有助之更歷法者。’”

[22]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下文尚有“知古人之所以為詩，然后取古人之清詞麗句，涵泳吟諷，深思而自得之。久之于意言音節(jié)之間，往往若與其人遇者，而后可以言詩。蓋孟陽之詩成，而其為人已邈然追古人于千載之上矣”。

[23] 民國廿五年五月初版《藏弆集》卷六。

[24] 《藏弆集》，卷七。

[25] 見卷二十二。

[26] 見《明詩紀事》辛簽卷二十八載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