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之二 清詩的嬗變特點——“朝”、“野”離立之勢

清代詩歌的價值闡釋，并不就是已揭示了一代詩史的流變特點。如果說，前者意在謀得克服認識上的偏差，進而論證清詩值得深入研探，并審慎嚴肅地去續(xù)成中國詩歌通史的這一特定斷代時期史程的把握的話，那么，后者則是要求研究者們從紛繁復雜的詩史現(xiàn)象中，梳理出一條縱貫整體嬗變過程的脈絡來，以避免斷代文學文體史只是斷線之珠般地成為詩人論的縫接，落入習見的窠臼。而且，這種特點又必定是相異于前朝前代的。所以，詩史特點的勾稽，無疑將增重一代詩歌所具有的價值，但散點式的價值評判則并非等同詩史特點。至于缺失了獨異性，即只剩有隔代之間的通同性，其不足予以言為特點，自無須贅述。

清代詩史嬗變流程的特點是：不斷消長繼替過程中的“朝”、“野”離立。這是迥然有異于前明的復古與反復古態(tài)勢的特定時空階段的詩史景觀，它滲透過“祖唐宗宋”、崇“才”主“學”等等的論爭現(xiàn)象之背后，成為洞見一朝詩史撲朔迷離、膠結紛紜現(xiàn)象的聚焦之點。

這里呈相對離立之勢的“朝”，是指廟堂朝闕；“野”，則是概言草野遺逸。清代詩史上作為離立一方的“朝”，固已非通常所說的館閣之體，實系清廷“文治武功”中“文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野”也不相同于往昔每與廟堂呈互補態(tài)勢的山林風習，乃在總體性上表現(xiàn)為與上述“文治”持離心逆向趨勢。可以毫不夸大地說，這是前無成例的斷代詩史態(tài)勢，之所以構成如此離立之勢的卻又正是史無前例的“恒以官位之力勝匹夫”（趙執(zhí)信語）^[1]的集權統(tǒng)治。至高至大的“官位之力”，不用說，便是愛新覺羅氏的以位居至尊的皇帝為首的宗室集群及其輻射的朝闕網絡。

是的，在中國詩史上從未有像清王朝那樣，以皇權之力全面介入對詩歌領域的熱衷和制控的！

只須稍稍回溯一下詩的歷史，不難看出，詩與政權的關系原本是很淡散的。如果說漢代設置“樂府”是很早的一個官方機構，那也無非只是“興、觀、群、怨”的儒家詩教的權力化體現(xiàn)，其具備的僅所謂“木鐸”功能而已^[2]。毋論其是否真的為觀“民風”以輔政，卻也未見有借此以箝制民心、禁錮黎庶之口的。至如后來六朝時的所謂“宮體”，那更與“文治”無涉，僅僅成為君臣聲色之娛的補充技藝。作為風雅之附庸或趨從，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詩充其量也只是頌圣德，飾升平，文學侍從之臣大抵起著幫閑功用罷了。北宋之初的“西昆”詩群，明代前期的“臺閣”之體，是詩史上著名的朝堂館閣現(xiàn)象，但那只是一種貴族士大夫傾向的審美趨求的表現(xiàn)，并未與政治權力直接掛鉤而挾以號令天下，皇室集團也沒有憑依之謀圖制約四海論壇。總之，王權還未曾發(fā)揮到自上而下地意欲定“一尊”于詩界，而有之，則始自有清一代之初。

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們全力實施詩文化的投入，作為一種特定的歷史現(xiàn)象，原導自滿族皇權集團固有的，有異于前朝皇室群體的復雜心態(tài)。說到底，它乃是漢人素持的“夷夏之防”觀念從負面投向新朝集權統(tǒng)治者心理上的陰影，推促著他們急遽的糅合有自信又自怯、自大又自卑的心態(tài)律變。要穩(wěn)固入主中原后的政權，必須在以“武功”起家平天下的同時，迅速輔以“文治”，來收拾民心，箝制民心。特重“文治”，強調到與“武功”并，對揮八旗鐵騎入關的清皇室來講，無疑是心智遠高于他們的先祖的。強化以儒治儒，較之一般所謂的以漢治漢，顯然更具有深遠的戰(zhàn)略眼光?！拔闹巍?，即強化文化統(tǒng)制，而舍去“儒”術，實無從“化”起，亦難收其效。而詩作為心靈之窗，作為高層面文化之一種，特別又與科舉文化密相復合，實在是變演風氣、制約心態(tài)的關鍵之環(huán)，足以帶動其他文藝之事。在“文治”之長鏈中，制控住詩這一最敏捷、最靈動、最易導播的抒情文體，對制約、網羅、籠絡、消納漢族士子的心性，也就把握了一種主動性和制控權。

所以，清王朝在入關前雖已深漸漢文化，但那只是前期準備階段。入主中原特別是平定東南以后，這種以儒學儒術為主體的漢族士人文化的養(yǎng)育、習成愈益強化，而且最為集中地體現(xiàn)于對皇子、宗室的教養(yǎng)上。而詩則正是強化教養(yǎng)的必修課目之重要一宗。關于這類皇室的強化教育，不妨讀一下趙翼《簷曝雜記》卷一《皇子讀書》的一節(jié)文字，這是乾隆朝對“永”字輩皇子早讀的記述：

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余內值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唯內府蘇拉數(shù)人往來。^[3]黑暗中殘睡未醒，時復倚柱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吾輩窮措大專恃讀書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體乃日日如是。既入書房，作詩文，每日皆有程課。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傅教國書、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則文學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嫻熟？宜乎皇子孫不唯詩文書畫無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敗理亂已了解于胸中。以之臨敵，復何事不辦？因憶昔人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如前朝宮廷間逸惰尤甚，皇子十余歲始請出閣，不過官僚訓講片刻，其余皆婦寺與居，復安望其明道理、燭事機哉？然則我朝諭教之法，豈唯歷代所無，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查《樞垣記略》卷十八，趙翼以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這就是說，清王朝已入主華夏一百十三年，皇子訓育仍嚴格如此。事實上，作為“天潢”的“家法”，這至少已是歷四代而堅守了?？滴醯坌钍前创恕凹曳ā迸囵B(yǎng)出來的，雍正帝及其“允”（胤）字輩兄弟、乾隆帝及其“弘”字輩兄弟莫不是這樣經歷過訓育。趙翼的記述已不是作為一個漢族士人對愛新覺羅皇室的折服，而是以臣子身分兼史家的眼光頌贊著皇室的家教。但他說得是準確的：“上下千古成敗理亂已了解于胸中。以之臨敵，復何事不辦？”皇帝們要他們的子孫深通文學，“詩文書畫無一不擅其妙”，絕非意在培植風雅于皇族內苑，不是張揚“閑”情；恰恰相反，乃是為了“臨敵”能勝任，無事不能辦?！拔膶W”和“武事”的齊習，正是為了“文治”與“武功”常備，目的是使王朝長治久安。

必須指出的是，從順治朝入關起，清廷帝王們對子孫們“詩文書畫無一不擅其妙”的養(yǎng)成現(xiàn)象，始終處在一種矛盾的、高度警惕的心理狀態(tài)中。因為他們謀求獲致儒化教養(yǎng)，絕不是認同漢文化而不憚漢化；正好相反，對漢化現(xiàn)象，皇帝們三令五申予以訓飭、警告，而且表現(xiàn)得深惡痛絕。這恰好反映了他們的“文學”和“武事”并重的真實的目的性。盡管事物的發(fā)展并不完全按他們的意志運行，深于“文學”的皇子、宗室群從們在嚴酷的宮廷權力爭斗和無情的懲處面前，不少成員竟轉化為一種奇特的“朝”中之“野”的心態(tài)，借詩歌以自娛或宣泄苦悶，這是后話。且先看皇帝們嚴防漢化的言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防范主要是針對大面積上的八旗子弟。如《清三朝實錄采要》卷四載順治十一年（1654）福臨下令宗室子弟永?！捌淞暆h書”，為的是恐懼于“習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洲舊制”。玄燁則在康熙十五年（1676）一度下令旗人子弟停止參加科舉之試，因為“偏向讀書”，“有誤訓練”（見《清朝文獻通考》）。胤禛則在雍正二年（1724）干脆說：“（旗中子弟即使力學，）豈及江南漢人？何必舍己所能出人之技，而習其不能及人之事？”（見《八旗通志初集》卷六十七）。到乾隆朝，“居久漸染漢習，多驕逸自安”，弘歷深多殷憂。這正是一種獨特的痛苦的取舍矛盾，所以說是自信又自怯。作為一個王朝的新建階段，既雄心自持，有力量統(tǒng)攝天下，而內心深處卻又頗畏懾著漢文化對其本民族的消融能量。然而從這樣的心態(tài)出發(fā)，恰恰又表明既要穩(wěn)固政基，不被同化而解體，必須更強有力地控制難以企及的漢族文人，特別是“江南漢人”！因此，愛新覺羅氏皇族在整個統(tǒng)治時期從未輕忽松動過對文化的包括詩文化的制控力，在前期尤為突出。

正是基于上述心態(tài)和嚴格的訓育，在康、雍、乾三朝間即已建構成龐大的朝闕廟堂詩歌集群網絡，覆蓋之面極為廣闊，從而嚴重地影響并改變著清初以來的詩界格局，導引著詩風走向：淡化實感，扼殺個性。

這一廟堂詩群網絡大體可分為三個層面，即：“天聰命筆”的帝皇詩群，皇子貝勒們的“朱邸”詩群，以科舉仕進為杠桿的“紗帽”詩群。這三個層面組構成一座寶塔型的詩文化實體，后兩個群體中的某些先后被綴在網絡上的漢族詩人雖時有易位，但基本狀態(tài)是穩(wěn)定的，而且通向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這確是任何一個前朝前代所未曾有過的詩史景象，其所呈現(xiàn)的翰苑化、貴族化、御用化風尚固是空前的，隨之而鼓脹起的紗帽氣、縉紳氣同樣是空前的。于是沖和、典雅、雍容、靜穆等審美意義上的氣體格調被“天家”又一次扶持、推舉為正宗的雅醇品格，詩壇一次次地樹起杏黃大纛而被“招安”著。

錢鐘書《管錐編》卷二有段關于現(xiàn)象與本質的論述：“‘現(xiàn)象’、‘本質’之分是流行套語，常說‘透過現(xiàn)象，認識本質’。愚見以為‘透過’不能等于‘拋棄’，無‘現(xiàn)象’，則‘本質’不能表示?！边@就是說，“本質”從某一視角言，也只是一種現(xiàn)象。同樣，換句話說，現(xiàn)象有時就是本質之示。作為一代詩史的本質特點，上述寶塔式三個層面的景象就已是具現(xiàn)這個特點的一側，即“朝”、“野”離立之勢的一側。為此，很有必要就這三個層面構成的態(tài)勢分別予以略作例舉，這不只是可從數(shù)量的密集度上感受到一種氛圍，而且還足以顯現(xiàn)出清代詩史流變過程中的特有的背景色調。

先看“御制”詩。封建時代，天子之言就是金科玉律，因而“御制”之詩包括諸種“御選”，不啻是示以典型，起著一種神圣的倡導以至導向作用。至于“御制”詩是否出于文學侍從捉刀或補苴足成？乃屬別一范疇的討論，無礙于“典型”的存在。清代前、中期三位皇帝的“御制”詩數(shù)量是可觀的，乾隆大帝尤為驚人：

康熙朝“圣祖仁皇帝”玄燁有《御制文》共四集，存詩一千一百余首。

雍正朝“世宗憲皇帝”胤禛《御制集》仿康熙帝例，以詩從文，凡詩共十卷。前七卷為《雍邸集》，即登基前為“雍親王”時所作，后三卷為《四宜堂集》。

乾隆朝“高宗純皇帝”弘歷著有《樂善堂全集》，《御制詩》共為六集，前五集即不包括《樂善堂集》及《余集》，已有詩四百三十四卷四萬一千八百首。

此外還有《圓明園詩集》、《全韻詩》等。

各種筆記、詩話均載述弘歷“賦詩好與詞臣商榷”，“又每出詩稿令儒臣注釋”^[4]，沈德潛等即是其文學侍從中的代表人物。至于康熙帝玄燁身邊的詞臣，只須舉他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十四日《升平嘉宴同群臣賦詩用柏梁體》一篇的由其首唱、群臣聯(lián)句的名單，足以見出共奏“雅頌之音”的群體的龐大。此中除去大學士勒德宏、明珠因不通漢文，由玄燁代句，其余數(shù)十人中正不乏名揚一時的詩壇聞人。他們是大學士李霨、馮溥，吏部尚書黃機，戶部尚書梁清標，禮部尚書吳正治，兵部尚書宋德宜，刑部尚書魏象樞，工部尚書朱之弼，左都御史徐元文，吏部左侍郎張士甄，吏部右侍郎楊永寧，戶部左侍郎李天馥，右侍郎李仙根，倉場侍郎馬汝驥，禮部左侍郎楊正中，右侍郎富鴻基，兵部左侍郎焦毓瑞，右侍郎陳一炳，刑部左侍郎杜臻，右侍郎葉芳藹，工部左侍郎趙璟，右侍郎金鼐；內閣學士李光地、張玉書，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學士張英；左副都御史宋文運，巡撫江寧右副都御史余國柱，通政使王盛唐，大理寺卿張云翼，詹事沈荃，太常寺卿崔澄，順天府尹熊一瀟，光祿寺卿馬世濟，太仆寺卿張可前，僉都御史張吉午，左通政崔官，右通政吳琠、陳汝器，大理寺少卿榮國祚、徐旭齡，少詹事王澤弘、崔蔚林，翰林院侍讀學士蔣弘道、胡簡敬、朱之佐，侍講學士嚴我斯、孫在豐、盧琦，國子監(jiān)祭酒王士禛，右春坊右庶子祖文謨，侍講朱典，侍讀王封溁、董訥、王鴻緒、高士奇、郭棻；左春坊左諭德陳論，右諭德朱世熙，司經局洗馬田喜，通政使司左參議趙士麟、趙之鼎，右參議張鵬翮、鄭重，大理寺寺丞徐誥武，右中允吳珂鳴，左中允李錄予，右中允鄭開極，左贊善徐乾學、鄭之諶，右贊善沈上墉、王尹方，國子監(jiān)司業(yè)劉芳喆，翰林院修撰歸允肅，編修王頊齡、曹禾，檢討潘耒、嚴繩孫，編修杜訥……^[5]

這是一張包括顧瞻大臣、六部九卿、詞翰講讀等在內的百官名單，卻不能因為烏紗不等于詩冠而輕忽之。從文化背景看，正是他們擁戴著天子一起統(tǒng)制“文治”，左右著中樞的文化機制。何況此中有梁清標、李天馥、葉方藹等著名文人，而陳廷敬、王澤弘、高士奇、王鴻緒、王頊齡、潘耒、嚴繩孫諸人成就都非同凡響，至于王士禛作為一代宗師，徐乾學所具有的多方面影響，張玉書、張英等后來長期握大柄，無不為康熙一朝的文化要人。從這張名錄中人們可以窺探到廟堂詩群的綿密網絡，以及由此而尋繹出錯綜多層次的深廣外延。前面提到的典雅、雍和的審美觀規(guī)范的風源正在此類網絡上。

其次說“朱邸”詩群。

這是嚴格“家法”強化育成的，簇擁于“御制”周圍的一股雄大“文治”力量。

“朱邸”詩群中行輩最高的要數(shù)鎮(zhèn)國公高塞，即號稱敬一道人者，著有《恭壽堂集》^[6]。敬一道人又稱敬一主人，是皇太極（太宗文皇帝）的第六子，也就是福臨之兄，玄燁之伯父。他留居滿清發(fā)祥地白山黑水間的“盛京”，善琴工畫，并“禮賢下士”。遣戍遼東的詩僧函可以及科場案犯常熟孫旸（赤崖）均曾得到敬一的照料^[7]，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留守關外正起到淡化遣戍者的幽怨心緒的作用，是別一種特殊的“文治”之化。與江南文化圈有深厚淵源的武進蔣（馭鹿，1625—1698）嘗客于敬一之邸，蔣氏曾輯成《清詩初集》十二卷。在敬一去世后，蔣馭鹿曾落魄流浪，以至閻爾梅贈詩有“西風吹散梁園客，獨有枚皋哭孝王”之句^[8]。從敬一主人與漢族名士間的關系上，已透出了不少“朱邸”詩群的“文治”之功，在化解“夷夏”之防的心理界限上尤見突出。

“朱邸”詩群中康熙諸子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雖然由于爭奪儲位而大半鎩羽，人們注意力不大關注他們在“文治”方面的表現(xiàn)，其實這批親王、貝勒除卻本身工于詩外，還各自養(yǎng)有一批著名的漢族文人。即以廢太子理密親王允礽（1674—1724）而言，太倉王氏中的王掞，以至王士禛，均與之有程度不同的聯(lián)系。他如康熙第三子誠親王允祉（1677—1732）著有《課余稿》，其邸中養(yǎng)有主纂《圖書集成》的陳夢雷等。陳夢雷（1650—1741）字則震，號省齋，晚號松鶴老人，曾一度深得康熙眷寵。又如康熙第五子恒親王允祺、第七子淳親王允祐、十二子履親王允祹、十三子怡親王允祥、十五子愉親王允禑、十六子莊親王允祿、十七子果親王允禮等皆能詩。允禮著有《春和》、《靜遠》諸集，論者以為“不在慎恪郡王下”^[9]。慎恪郡王就是著名的號紫瓊道人的允禧（1711—1758），乃康熙第二十一子。著有《花間堂詩鈔》、《紫瓊巖詩鈔》、《續(xù)鈔》，詩風“高朗瀟灑”，以韋應物、柳宗元為宗；《嘯亭雜錄》稱之為“詩筆清秀”，“擅名畫苑”，是一位受漢文化熏陶極深的詩畫名家。允禧好結交漢族文人在康熙諸子中是突出的一個，慎王府邸撒開的網絡，在乾隆前期自成一番景觀。當時的詩文別集中隨處可見奉和“紫瓊道人”之作品，連《鄭板橋集》亦不例外。

雍正諸子的“朱邸”詩群緊相銜承叔輩的風氣，與允禮、允禧同時構成興盛格局。其中如第五子和親王弘晝（1711—1765），與其二十一叔父允禧同齡。著有《稽古齋集》，詩風亦沖淡清遠，諸如“地寬月到中天小，氣爽風過野水長”（《秋日讀書》），一派“觀物無心”、超然現(xiàn)世的淡逸風范，典型地表現(xiàn)“盛世”時期天潢嫡裔的氣度。弘晝之弟果親王弘瞻（1733—1765），幼時學詩于沈德潛，恪守“三唐遺軌”，著有《鳴盛集》。弘瞻號經畬道人，在“弘”字輩皇子中詩名最高，其雖一度觸忤乾隆帝（即其胞兄弘歷），降為貝勒，后又進封郡王，憂郁早逝，但以詩“鳴盛”，則特質依然是貴胄的襟抱。

“朱邸”詩風的高潮期在乾隆諸子“永”字輩時已大抵趨告結束。這個判斷并不是簡單地套用“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語，事實上其后清朝國祚未終，皇室宗親以詩文藝事名世的仍代不乏人。如乾隆的曾孫一輩中奕繪就很突出，與其側福晉西林春（顧太清）并著詩名。但朱邸人文盛況確也與愛新覺羅氏王朝國力同沉浮，特別是就影響力，即對國中南北詩壇的潛移默化之功而言。

乾隆諸子中以詩稱的至少有三個，一是履親王永珹（1739—1777），其年僅幼于弘瞻六歲，著有《寄暢齋詩稿》。永珹的詩同樣典型地表呈斂性守心的閑逸境界?！队^鶴舞》之“軒翥亦已久，斂翼還自持”，《古劍》之“靈寶善藏鋒，不須商利鈍”云云，誠然是殘酷的皇家權力斗爭和動輒殺戮或高墻圈禁的另一種“家法”在心理上深刻投影折射；然而皇子們已成為習慣性的個性精神的藏斂，豈不正從一個深層側面表現(xiàn)了負面效應？朱邸裔親尚且“不須商利鈍”地“藏鋒”，遑論其他？這難道還不能說明“朱邸”詩群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和對詩界的“軟”威懾作用么？皇子們的“意度高華，風格雋上”的詩風，歷數(shù)代而持續(xù)地發(fā)揮其導向作用，該是洞若觀火的。

永珹之弟，乾隆第六子質親王永瑢（1743—1790）著有《九思堂詩鈔》，這又是一位善書工畫的玉牒貴裔；而乾隆第十一子成親王永瑆（1752—1823）則成就和影響尤大。永瑆有《詒晉齋集》，世稱“學詣并美，為有清一代朱邸之冠”?！锻砬绾m詩話》說他的詩：“年事既高，著作遂富。詩以言志，卓爾不群。同時上齋酬唱諸人，往往附見，具知所法，蔚有本原。唐宋以來帝子工文，實罕其匹也?！卑雌湫心?，可知這是位歷經乾隆、嘉慶兩朝而卒于道光之初的天潢詩人，詩集中屢見與朱珪、洪亮吉、秦承業(yè)、鄭際唐、茅之銘、姚頤等人酬應之什。在《送稚存先生給假還里》即送洪亮吉的詩中，他寫道：“一杯酒，相情親，人生安得無故人？”“去年春寒花未開，穀人先生搖艇走。庭虛情滿思念深，一日何嘗不在口？”穀人即名盛于乾、嘉兩朝的“浙派”后期詩人吳錫麒（1746—1818）的號。從詒晉齋主人與洪、吳二人的交誼，就足知“成王府邸”連結的人文網絡不僅面極寬廣，而且層次極高。

以上還僅局限于皇子集團的幾代朱邸范疇，事實上，“朱邸”詩群的量遠不止此。福格《聽雨叢談》卷一的《八旗原起》說：“凡我顯祖宣皇帝位下之嫡派子孫謂之宗室。伯叔兄弟之裔，謂之覺羅。自圣祖仁皇帝位下之子孫，謂之近支宗室，凡命名皆隨天潢用弘、永、綿、奕、載衍派。嗣圣位下子孫凡在三代服以內者，并下一字偏旁亦排用玉、心、絲、言也?！备８竦臄⒄f實還脫漏了“弘”字之前的“允”（胤）字，但不管怎樣，這簡潔的紹述不僅為治清史者必須知解，而且也是治清詩者應該明了的，不然則很難理清統(tǒng)稱“宗室詩人”的流衍脈絡及其在“朝”、“野”離立之勢中的位置和影響力。

作為緒論之一章，不可能也不必要詳論“八旗”詩群的全貌，但從作為朝堂廟闕詩風的背景考察言，則又務必于“近支宗室”之外，對“宗室”詩人予以考查，后者在清代詩史特別是前中期衍變中關系至大。為省頭緒，僅以昭梿（號汲修主人）《嘯亭雜錄》卷二“宗室詩人”一則為審視點。昭梿云：

國家厚待天潢，歲費數(shù)百萬，凡宗室婚喪，皆有營恤。故涵養(yǎng)得宜，自王公至閑散宗室，文人代出。紅蘭主人、博問亭將軍、塞曉亭侍郎等皆見于王漁洋、沈確士諸著作。其后繼起者，紫幢居士文昭，為饒余親王曾孫，著有《紫幢詩鈔》；宗室敦誠，為英親王五世孫，與弟敦敏齊名一時，詩宗晚唐，頗多逸趣。臞仙將軍永忠，為恂恪郡王嫡孫，詩體秀逸，書法遒勁，頗有晉人風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書異籍，必買之歸，雖典衣絕食，所不顧也。樗仙將軍書，鄭獻王六世孫，性慷慨，不欲嬰世俗情，年四十，即托疾去官，自比錢若水之流。邸有余隙地，盡種蔬菜，手執(zhí)畚镈從事，以為習勞；晚年慕養(yǎng)生術，每日進食十數(shù)，稍茹甘味即哺出，人皆笑其迂，然亦可諒其品矣。先叔嵩山將軍諱永，詩宗盛唐，字慕榮祿。晚年獨居一室，人跡罕至，詩篇不復檢閱，故多遺佚。……

這里提到的皆清朝宗室中最著名的才人和奇士。昭梿的敘述具有特定的認識價值，首先從政治視角言，“厚待天潢”云云，實系在入關鼎定天下以后，皇帝對宗室功勛殊巨者的后裔的一種贖買政策，而且是在剪除、誅戮之余的補充手段。如紅蘭主人蘊端（岳端）乃饒余郡王阿巴泰之孫，與康熙玄燁同為努爾哈赤之曾孫；博爾都（問亭）則與紅蘭主人為再從兄弟，其祖輔國愨厚公塔拜亦系努爾哈赤之子；塞爾赫（曉亭）乃努爾哈赤弟穆爾哈齊曾孫。此三人與玄燁均屬同曾祖或同高祖兄弟，父祖幾輩無不戰(zhàn)功顯赫。文昭亦系出阿巴泰，為蘊端從孫；敦誠、敦敏是阿濟格后裔，英親王即入關初人稱“八王”者也；永忠是雍正帝在朱邸時奪儲勁敵胤之孫；書則系舒爾哈齊之子齊爾哈朗后裔，而永又是皇太極之兄瓦克達的四世孫。以上八九人，除塞爾赫外，全系努爾哈赤的裔孫，然而在順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歷史里，這“宗室”網絡上的血親關系間已發(fā)生過無數(shù)刀光劍影的血腥事件，所謂“厚待天潢”、“涵養(yǎng)得宜”云云，其實已扭曲了幾多人性。于是諸如“不衫不履”、“慕養(yǎng)生術”、“獨居一室”之類“不欲嬰世俗情”的“朝”中之“野”的人文景觀，在宗室詩群中日漸展現(xiàn)而愈趨明晰。

其次，從文化意義上說，“涵養(yǎng)得宜”又確實培植著宗室的“文人代出”。失勢王公與閑散宗室憑借這種“涵養(yǎng)”作為心靈的逃避淵藪，尤其是漢族文人的閑遠隱逸風習更迎合他們特定的心性。就形態(tài)上看，這是一支貴胄逸士。可是游離于“朝”之群，不正表明“朝闕”之集群的堅實存在么？這種游離又豈非從特定層面加深著“外結舌而內結腸，先箝心而后箝口”的氛圍么？所以，閑逸蕭遠、流連光景的“朝”中之“野”，究其特質仍為清華氣體，與草野之士殊不同類。何況在奪爵削位之前，他們固屬“近支”朱邸的拱衛(wèi)之群，即在失去襲封之后也仍團聚著一群東南名士，這在前期更屬普遍，從而在淡化現(xiàn)實沖突觀感上依然起著在“朝”的作用。茲以蘊端為例。

蘊端（1670—1704），一名岳端，字兼山，又字正子，號玉池生，別號紅蘭主人、東風居士、長白十八郎。他與博問亭（1649—1708）、塞曉亭（1677—1747）以及文昭（1680—1732）的行年正好表明，這是一群活躍于康熙中期到雍正以至乾隆之初的宗室詩人。蘊端家世顯貴而勛重，祖父阿巴泰是太祖努爾哈赤第七子，伐明建殊功，順治元年（1644）進封為郡王；父岳樂爵進安親王，平定“三藩之亂”時功尤著。蘊端初襲勤郡王，時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年后降貝子，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又黜革貝子爵位?！肚鍖嶄洝份d玄燁“諭旨”說是“固山貝子袁端（即蘊端，譯音），各處俱不行走，但與在外漢人交往飲酒，妄恣亂行，著黜革”，這當然是借口，實質上為政斗所殃及。蘊端的外祖索尼為康熙初年輔政四大臣之一，舅父即大學士、領侍衛(wèi)內大臣索額圖，乃附擁廢太子允礽者，后又與允禩有聯(lián)系。岳樂一家先后為康熙、雍正所惡，壽僅三十五歲的蘊端只是受株連者之一。關于蘊端的詩歌成就的評價實無關詩史大局，他盡管詩詞曲劇兼擅，然在八旗文人中較之同時的納蘭性德等均要遜一籌。重要的乃是其邸中曾構成過十分壯觀的漢族文士的網絡。他與博爾都一樣，遍交東南才士，在這網絡中有顧卓、朱襄、孔尚任、顧彩、沈樹本、陳于王、張潮、蔣景祁、柯煜、周彝等等，甚至還有查士標、龔賢以及黃鼎、張振岳等名畫家，而與王士禛、姜宸英等亦頻多交往。其中朱襄、顧卓二人以布衣而久客“安邸”，顧卓《暮秋重游紅蘭主人蓼汀園》有句云：“盡道賢王能好士，布衣常到此園來?！敝焓舷禑o錫人，與顧彩同里，顧卓是吳江人，三吳文化人的結交蘊端大多經此二人中介，而朱襄被聘入邸，又與朱彝尊、顧貞觀、王士禛的推譽其詩才有關。從這張網絡上，“朱邸”詩風的盛起，具體而微地可以考見。從岳樂之聘湖南布衣陶之典入邸為蘊端塾師，到蘊端的禮遇朱、顧二布衣，從而推波助瀾地溝通江湖野遺，此種“朱邸”養(yǎng)士并化解現(xiàn)實沖突感的風氣，又足以有助于悟解王士禛等在任職外官時“多交布衣”的行徑。此乃清詩衍變過程中的重要關目，為梳理一代詩史走向不容忽略的脈絡。

綜上所述，“朱邸”詩群實系“御制”詩風的羽翼和擴充。猶如整個畫面上的一重濃郁的底色，為展開并巡視全幅詩史長卷所必須認真加以審視的，故特先拈出。

最后一個層面即“紗帽”詩群。其依托科舉仕進之途的構成，將在后文各章節(jié)中有專論和例舉，這里不予細述。唯大體態(tài)勢，即其左右、支配的影響力，大抵正同于“朱邸”詩風，盛衰起伏一與清廷國威相契合。康熙朝以王士禛為宗師的“神韻”之派，乾隆朝以沈德潛為代表的“格調”詩風，以及法式善、鐵保等一度祭酒詩壇的八旗“詩文化”領袖人物的活躍，是清詩朝闕廟堂之風熾盛的幾個階段。道光以后，“朝”風不振，已難“一尊”；同治“中興”，則形成了以曾國藩等為旗幟的又一代“紗帽”詩群，但其問鼎詩壇的時日已不可久長，色調也猶同殘陽落照了。

離立之勢一旦把握了相對之一側，那么，“離坐離立，無往參焉”（《禮記·曲禮上》）的另一側必容易清晰以顯。事實上，甲申、乙酉之變所導引起的詩界裂變和復合，即是詩史行程在清初的轉機。遺民詩群乃典型的“野遺”集體，毋論就詩人的人格自我完善抑是詩風的百派融匯而言，都是對“一尊”詩教的嚴重沖擊并有力淡化，可惜佳景未長。趙執(zhí)信的奮袂相抗?jié)O洋，以詩文化角度視之，乃一場“詩界興亡，匹夫有責”式的在“野”挑戰(zhàn)。其后袁枚的“性靈”之倡，無疑又是一次對“一尊”秩序的沖蕩，盡管已多少帶有變形走向，有時甚至調侃、揶揄而不免油滑。而自乾隆朝始，日趨密集的寒士詩群則是“紗帽”集群的詩國勁敵，這是截然有異于前朝清客、山人型的群體，清代中后期的詩史性活力有賴于這詩群而得以勉為鼓揚。去“國”（朝）而亡命于“野”的詩界英才則每是寒士群體心靈的盟友，趙、袁等人是如此，后此的龔定庵其實亦是同此，在時代劇變之期，尤易見出。

歷史的復雜性和多變性普遍表現(xiàn)于社會的各領域，作為精神文化高層面上的心靈憑借寄托形態(tài)的詩，其流變衍化過程更難以簡單化條理梳其辮。言清代詩史的變衍過程的特點是不斷消長的“朝”、“野”離立之勢，是就整體態(tài)勢而言之。規(guī)律不是模式，特點尤非標簽。在具體到各別的詩人以至群體、流派時，它們或“朝”或“野”的詩史位置于不同時空的運動中完全有可能相對易位。事物從來不是靜止不變的，一切皆在運動中，人及人之心靈尤為如此。所以，“朝”、“野”離立絕非機械論式的站隊劃線，更不是隨意性的臆測和杜撰，它客觀存在于二百六十七年的一代詩歌的嬗變行程中。

[1] 詳見本書第二編第六章。

[2] 《周禮·天官·小宰》：“徇以木鐸?！编嵭ⅲ骸澳捐I，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論語·八佾》：“天將以夫子為木鐸?！?/p>

[3] 趙翼于“蘇拉數(shù)人”下有注云：“謂閑散白身人在內府供役者?！?/p>

[4] 嘉慶十年（1805）襲禮親王爵位的昭梿（1776—1830）的《嘯亭雜錄》于此類載錄中最屬可信，卷一有云：“（純廟）御制詩文至于十萬余首，自古騷人詞客，未有如此之多者。每一詩出，常命詞臣注釋，不得原委，即許歸家涉獵。”

[5] 《升平嘉宴同群臣賦詩用柏梁體》，《晚晴簃詩匯》卷一選錄。

[6] 高塞（1637—1670），其封鎮(zhèn)國公爵在康熙八年，即卒前一年。詩集名又作《壽祺堂集》。

[7] 函可（1612—1660），順治五年（1648）流放沈陽。孫旸（1626—1701），字寅仲，號赤崖，又號蔗庵。“丁酉科場案”罹難者之一，流放尚陽堡。常熟《孫氏宗譜》載有“浙西六家”之一沈皞日撰《清故孝廉蔗庵孫公傳》。

[8] 見《徐州二遺民集》卷八“白耷山人詩四”：《贈蔣馭鹿有引》三首之二。

[9] 見《晚晴簃詩匯》卷五《詩話》。《詩話》以為其詩“篤雅沖和，具有矩度”；“自來談藝者多推紫瓊而不及《春和》、《靜遠》諸集，殆非篤論”。按允禮（1697—1738）享年僅四十二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