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辯士李斯：一位揣摩王權的高手

辯士，能言善辯之士，游說之士?！瓣巸?nèi)辯士，使圖其計。”(《管子》)“使其既據(jù)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宋·陳亮《酌古論》)

李斯出生在偏遠楚國，本是一個看倉庫的小吏。有一天，他毅然背職離鄉(xiāng)，越過一條又一條國境線，在數(shù)個國家間尋找布衣為相的機會。最后，他暫住在一個充滿活力的都城——秦國咸陽，開始了秦國夢。幾年后，他成為一顆政壇新星，一大批重要人物，如嬴政、呂不韋、韓非、蒙恬、趙高與他量力比權；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呂不韋專政、嫪毐謀反、嬴政收權、諫逐客書、統(tǒng)一戰(zhàn)爭、廢除封建、焚書坑儒、二世之立，均置身其中，甚至由他一手促成。

一尾小泥鰍躍升為一條云龍。追溯其發(fā)跡史，他的口才，即他的辨術，是擰開他人生事業(yè)魔盒的一把鑰匙。

1.辯才：是非討論偷換成立場問題

李斯(前284～前208)，戰(zhàn)國末年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早年為郡小吏，后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做了一名隨從侍官；后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yè)，被任為長史，即朝廷幕僚。秦王采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游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隨后任其為客卿，這樣，李斯便有了給秦王上書寫折子的資格，進入了決策層。不料，嬴政十年(前237)，由于韓國水利工程師鄭國的“疲秦計劃”東窗事發(fā)，秦王下驅(qū)逐六國客卿令。李斯亦在被逐的名單中，乃上《諫逐客書》。他抓住秦王要建天下強大國家的心理，力陳逐客對帝國事業(yè)的危害。三寸不爛之舌如巧簧，句句撩撥到了秦王的心思上，很快撫平了嬴政的煩惱；其辯論術猶如鋒利的鐮刀，一刃一刃削掉了對手觀點的鋒芒。“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边@次成功說服秦王改變移民政策，在一場論辯的表面背后，貫穿了制服異議的一個論辯絞殺套路。

首先，李斯的詭辯術是把邏輯問題偷換成立場問題，以善惡壓倒真?zhèn)巍Ｇ貒鹂驼叩钠鹨?，是韓國人鄭國以浩大的工程去消耗秦國的財力物力，使之無力軍備。李斯避開“逐客令”起因不談，逐客之后補益也隱而不提。只談來客對秦王的好處，談逐客對秦國的害處。實際是把逐客結果諸多可能中的一個，鉸接成必然危害的一種現(xiàn)實：“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yè)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借寇兵而赍盜糧’者也?！鼻赝踝畲蟮募芍M，是六國強大而秦國不足。李斯在逐客與國際優(yōu)勢消長之間建立邏輯聯(lián)系，抓住了政治正確性。同意逐客就使秦國弱，取消逐客便促秦國強。這樣一來，對一個具體政策的取舍，就上升到愛國、對秦王忠誠的高度。

另外，李斯的詭辯術同時還是打壓術，玩弄借力打力的游戲。一是因為這場辯論的裁判是人，情感好惡必然參與，打擊觀點不如打擊情感；二是個人利益也與這場辯論相關聯(lián)，抓住利益就是抓住輸贏；三是這個裁判者不是普通人，是一國之君，是威懾人的“勢”，站在“勢”一邊就意味著勝利。所以，揣摩秦王的心思是辯論勝負的關鍵。李斯當然吃透了秦王所思所想，拿準了秦王心理。秦王的最大心愿是兼并天下，那么李斯就說逐客就是資助六國，留客就是強大秦國。李斯的辯綱緊緊抓住秦國霸業(yè)成敗作為靈魂。這樣一來，逐客就是向秦王的意志宣戰(zhàn)。誰敢不退卻？

除了偷換概念的詭辯術、揣摩權威心理的打壓術，李斯第三用的就是恐嚇術。李斯自始至終、反反復復編織一張國難圖：逐客則秦國大廈將傾，留客則秦國大廈將立。把將來時說成完成時、可能性說成現(xiàn)實性，強大的想象產(chǎn)生真實。這樣，《諫逐客書》成了盛世危言，用詞、造句、概念和邏輯都盡其可能地無限夸大且文采飛揚，氣勢磅礴，其力量勝過千軍萬馬。

由此《諫逐客書》成為策論的歷史名篇，修辭邏輯大于事實邏輯，影響了中國后來文章喜好上綱上線的傳統(tǒng)。

2.辨術：邏輯、理論和事實不在同一個平面

辯論，亞里士多德叫對話的藝術，也叫對話辯證法。亞里士多德認為辯論原本是搭建普遍的理念，不是回答具體的見解。辯論提供的回答，不在歷史主張、具體見解的層次上，而是位于普遍的概念層次——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的明白清晰的理念。

相反，李斯的辨術則不然。李斯通過修辭術來搭建“情景”，先從歷史談起，談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國君召士納賢，得出重用客卿的好處這個“見解”。接著再在“見解”引導下談現(xiàn)實。列舉也是有選擇的，諸如昆山之玉，隨和之寶，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劍，所乘之纖離之馬，都是秦王之愛好，來自秦地之外、諸侯六國。秦王所恨六國的均不提，在“見解”的邏輯下也提不出。最后談立場，與亡國圖景相接。李斯大打感情牌，做的都是說服術，與真假并無必然關系。亞里士多德說辯論是從具體情景中找出事物的普遍理念，比如回答某某人在某某情況下的所作所為合理嗎？首先要追究什么是“理”——超越利害關系的一個普遍理念，其下才能得出一個普遍的結論。《諫逐客書》問的是“逐客令對秦王有好處嗎？”最終結論是“好”?！袄怼睂κ挛锒裕强陀^的；“好”對人而言，是主觀的。這就徹底排除了客觀性，或超脫利害關系的公正性。所以，最后“逐客不好”的結論，不一定合“理”，但一定很“好”。再加上其文采和氣勢，使《諫逐客書》有了強大的感染力和煽動性，恰恰沒有真理性。

3.辯士：李斯辯術在戰(zhàn)國策士中通用

李斯的辨術實際是戰(zhàn)國策士通用的方法。當年衛(wèi)國商鞅游歷到秦國，依靠孝公的寵臣景監(jiān)求見。前幾次與孝公談都不被接受，直到三次之后，商鞅的游說才被啟用。事實上，不是策士說服了國王，而是三談二崩后，商鞅吃透了秦孝公的心思，投其所好，換了一套國策滿足了孝公的心理。一見孝公時，商鞅用堯、舜治國的方法游說大王，不被用；二見孝公時，商鞅改用禹、湯、文、武的治國方法游說大王，仍不被用；三見孝公時，商鞅再用春秋五霸的治國方法游說大王，隨即受到大用。所以游士的關鍵是，與諸侯王一拍即合，并不一定有“理”(規(guī)律性)，但一定合“善”(目的性)。后來人問商鞅：“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鄙眺被卮穑?/p>

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shù)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

采用帝王治國的辦法，建立夏、商、周那樣的盛世，大王說時間太長，不能等幾十年、一百年。所以，商鞅游說強國之術的辦法，大王特別高興。這也就不能與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同理，李斯辯術也是讀懂了大王只為勝負輸贏、急功好利的心思。從邏輯上看，游士(策士)所依托的文化就是一種非理性文化?！八枷搿⒅R和信仰”這三個精神主體，西人亞里士多德將其關系處理成邏輯對立的。知識是學術而中立的，信仰是有立場和價值性的；而思想不過是知識和信仰在實踐中的運用和展開，而東方游士(策士)將三者混為一團。從歷史趨勢看，戰(zhàn)國介于割據(jù)亂世與統(tǒng)一治世之間。春秋諸子分為兩大治國理念，或分裂行霸業(yè)，搞封建割據(jù)；或復禮行王道，搞統(tǒng)一天下；到了戰(zhàn)國士人已經(jīng)清晰分為兩大陣營：一是以儒士為代表的先秦統(tǒng)一派(儒、墨、韓)，以王道理想反映著歷史統(tǒng)一的必然；二是以策士為代表的先秦割據(jù)派(縱橫、老、莊、兵、楊朱)，以霸道之術、“權謀詐用”，縱橫捭闔著割據(jù)的時局。

遺憾的是，游士(策士)盡占急功好利之機會，往往結果不能夠保全其身。因為簡單霸道僅為權宜之計，而非經(jīng)緯大業(yè)，邏輯與歷史謀略均背“道”而馳。秦國行簡單霸道，對耗時太長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不感興趣，使霸業(yè)隨霸主去世而遽亡，李斯也于秦二世二年(前208)被腰斬于咸陽市，并夷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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