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疏篇
壹、《毛詩注疏》之《詩經(jīng)》詮釋及其得失
一、前言
《毛詩》為今日所見最早之《詩經(jīng)》完整傳本，故世人習以《毛詩》作為《詩經(jīng)》之代表。其實《毛詩》家對《詩經(jīng)》之詮釋僅是《詩經(jīng)》詮釋流派中之一支。在東漢末年之前《毛詩》學尚不顯于世，至鄭玄（127—200）作《毛詩箋》之后，《毛詩》學始逐漸凌越今文三家《詩》，后三家《詩》相繼亡佚，《毛詩》學派乃成為《詩經(jīng)》詮釋之主流。今日流傳之《毛詩注疏》為研究《毛詩》詮釋之重要材料，然《毛詩注疏》乃由《序》、《傳》、《箋》、《正義》等不同之著作所組成，不同著作間又具有傳承與發(fā)展之復雜關系，構成一完整之詮釋系統(tǒng)。本文擬就《毛詩注疏》之形式結構、詮釋內(nèi)容、歷史發(fā)展及詮釋得失等方面加以析論，期能對《詩經(jīng)》此一階段之詮釋傳統(tǒng)有較深刻之認識。
二、《毛詩注疏》之形式結構
今本《十三經(jīng)注疏》中之《毛詩注疏》包含經(jīng)文、《序》、《傳》、《箋》、《正義》等部分，[1]然此種結構乃自漢代以來逐漸發(fā)展積累而成。以下試對其形式結構略作分析。
《漢書·藝文志》著錄“《詩》經(jīng)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2]又載“《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頁1708）。由《漢志》所載，可知漢代《毛詩》經(jīng)文為二十九卷，與今文三家《詩》作二十八卷有別。又：《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乃單行，不與經(jīng)文相連。有關漢代《詩經(jīng)》經(jīng)文卷數(shù)《毛詩》與三家《詩》間之差異，以及《毛詩》經(jīng)文與毛《傳》間卷數(shù)之差異，其原因?qū)W者雖嘗有所推論，[3]然于文獻無征，仍難知其詳。
西漢盛行今文三家《詩》，《毛詩》尚不受重視?！妒酚洝分形匆娪嘘P《毛詩》之記載，至《漢書·藝文志》中乃云：
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医粤杏趯W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頁1708）。
又同書《儒林傳》云：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頁3614）
此二處所言之“毛公”，當即是《毛詩故訓傳》之傳述者，故此學派所傳之《詩》號曰《毛詩》?！稘h書》以后之著作中或復言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別，[4]然其說似有可疑。[5]
習《毛詩》之學者，據(jù)史傳所載，西漢有貫長卿、解延年、徐敖、陳俠等；[6]東漢有尹敏、孔僖（？—88）、謝曼卿、衛(wèi)宏（約25—57年前后）、賈逵（30—101）、鄭眾（？—83）、馬融（79—166）、鄭玄等。[7]史傳中述及此等學者間亦有關于《毛詩》之著作，[8]惜除鄭玄《毛詩箋》外，余今皆不傳。
鄭玄于其《六藝論》中，曾自述其作《箋》之宗旨云：
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9]
鄭玄為《箋》，乃在《序》、《傳》之基礎上，對《毛詩》復作注解。其作《箋》之時，當即于《序》、《傳》之下為之，為免與《傳》文相混，故《傳》下之注特標“箋云”以別之。[10]《毛詩》在《詩經(jīng)》詮釋史上能取得主流之地位，鄭《箋》具有關鍵性之因素。
《傳》、《箋》之外，《毛詩》另有《序》。有關《毛詩序》之作者及時代，后世學者論述紛繁，尚難定論。[11]今尚未得見早于鄭玄作《箋》以前之《毛詩序》單獨流傳于世。據(jù)鄭玄之說，《毛詩序》乃子夏所作，各詩之《序》原本相連，獨立成篇，至毛公為《傳》時，始分眾篇之《序》，置于各詩之首。[12]鄭玄此說，乃為符合其經(jīng)說，詳后文所論。
鄭玄作《箋》之后，有魏王肅（195—256）為《毛詩注》，申毛難鄭。自魏迄晉，雖鄭、王之學迭有爭勝，[13]至南北朝，則鄭《箋》獨立國學。[14]南北朝時，義疏之學興起，[15]學者多據(jù)鄭《箋》以作義疏。至唐初，唐太宗為統(tǒng)一經(jīng)義，乃命孔穎達等修撰《五經(jīng)正義》，其中《毛詩正義》乃以隋代劉焯（544—610）之《毛詩義疏》及劉炫（約546—613）之《毛詩述議》為底本增損而成。[16]《毛詩正義》原本單行，不與經(jīng)、注相連，后人稱為“單疏本”。[17]將《毛詩》之《正義》與經(jīng)、《序》、《傳》、《箋》等合刻，始于南宋光宗紹熙（1190—1194）年間之“八行本”。[18]其后，至南宋晚年之“十行本”，又將陸德明（556—627）《經(jīng)典釋文》之《毛詩音義》附入注疏本中，稱為《附釋音毛詩注疏》，[19]此即是今日所習見《毛詩注疏》之基本面貌。[20]
由以上簡略所述，可知《毛詩注疏》今雖將經(jīng)文、《序》、《傳》、《箋》、《正義》等合為一書，其中實包含幾種不同時代有關《毛詩》詮釋之著作。若分析其相互間之異同，當可考見此階段《毛詩》詮釋傳統(tǒng)之沿襲與發(fā)展。
三、《毛詩注疏》之詮釋內(nèi)容
《毛詩注疏》對《詩經(jīng)》之詮釋，所涉及范圍極廣，茲就其中較重要數(shù)項，舉例略作析論。
（一）詩旨闡釋
對《詩經(jīng)》各篇詩旨之闡釋，主要由《序》定其基調(diào)，故《毛詩》學者或稱《序》為“義”。[21]鄭《箋》注《序》，時或?qū)Α缎颉妨x加以補充詮解?！墩x》則多據(jù)《序》、《箋》之說以覆述詩旨，或更論述《序》說與經(jīng)文間之對應關系。例如《王風·黍離·序》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卷4之1，頁3）
鄭《箋》注《序》云：
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于《國風》焉。（卷4之1，頁3）
《正義》疏《序》云：
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于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為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為平田，于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宗周宮室盡為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伴h周顛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敘其所傷之由，于經(jīng)無所當也。（卷4之1，頁4）
據(jù)《序》所述，“閔宗周也”乃此詩之主旨，“周大夫行役”以下，至“而作是詩也”則釋此詩寫作之背景。[22]鄭《箋》注《序》，解釋《序》所謂“宗周”即指“鎬京”?！墩x》除依《序》說覆述詩旨外，亦指出《序》中各句所述與經(jīng)文間之對應關系。[23]本篇毛《傳》對詩旨之說明并不明顯，然首章：“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泵秱鳌吩疲骸氨?，彼宗廟宮室。”（卷4之1，頁4）則其解似與《序》說相符。又：據(jù)今存有關三家《詩》之資料考之，《韓詩》說謂：“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sup>[24]可知《韓詩》對《黍離》一詩詩旨之闡述乃異于《毛詩》。
詩旨之確立對詩篇內(nèi)容之詮釋方向具有指針性之影響。由《序》、《傳》、《箋》、《正義》等所組成之詮釋體系，其有關詩旨之闡釋涉及許多《毛詩》學之重要理念，如“以史釋詩”、“美刺”、“風雅正變”等，詳下文所論。
（二）字詞訓解
字詞訓解為對詩文內(nèi)容詮釋之基礎。[25]《毛詩注疏》之字詞訓詁主要見于《傳》、《箋》及《正義》中，《序》中亦偶見訓解之語。[26]字詞訓解之例，如《周南·芣苢》首章：“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泵秱鳌吩疲?/p>
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薄，辭也。釆，取也。（卷1之3，頁3）
鄭《箋》云：
薄言，我薄也。（卷1之3，頁3）
《正義》疏《傳》“芣苢，馬舄”云：
《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機[27]《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shù)?。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shù)酪?。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28]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chǎn)?！薄浴耙藨讶巍闭?，即陸機《疏》云所治難產(chǎn)是也。（卷1之3，頁3—4）
又疏《箋》、“薄言，我薄”云：
毛《傳》言“薄，辭?！惫噬曛?，言“我薄”也?！拔摇庇柦?jīng)“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為“辭”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于義無取，故為語辭。《傳》于“薄污我私”不釋者，就此眾也。（下略）（卷1之3，頁4）
案：此處經(jīng)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薄秱鳌丰屍渲小安刹伞?、“芣苢”、“薄”、“采”四詞之義?！豆{》云：“薄言，我薄也?！币陨辍秱鳌?，并解“言”字之義?！墩x》疏解《傳》文“芣苢，馬舄”之說，首云：“《釋草》文。”此謂毛《傳》所據(jù)乃《爾雅·釋草》之文。[29]以下《正義》又引《爾雅》郭璞《注》及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之文以補充說明“芣苢”之名稱、形狀、功能等。《正義》疏《傳》，一則闡明其解之來源，一則補充其說之不足，此皆“疏”體之常例也。另《正義》疏《箋》，以為《箋》乃在申述《傳》義，謂《箋》言“我薄”者，乃訓經(jīng)中之“言”為“我”。此外，《正義》又討論《傳》解“薄”為“辭”之理由，以及《傳》何以不在前《葛蕈》篇“薄污我私，薄澣我衣?！本湎箩尅氨 弊?，而于此處為解之由。[30]
以上為《毛詩注疏》詮解字詞之一例。然全書中有關字詞之詮釋，實有更復雜之現(xiàn)象。例如：《傳》、《箋》對經(jīng)文之詮解是否相同？二者若有歧異，《正義》如何處理？即為其例。[31]此外，字詞訓解與其他詮釋內(nèi)容之間亦具密切關系。如本篇毛《傳》謂芣苢“宜懷任”，《序》解本詩之詩旨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卷1之3，頁3）“樂有子”之說與《傳》解芣苢“宜懷任”正可以相應，可見“字詞”與“詩旨”之詮釋具有密切之關連。[32]
（三）章句篇次
《毛詩注疏》對《詩經(jīng)》各篇之章句區(qū)分及三百篇比篇之義等亦有所詮釋，以下試分別論之。
今《毛詩注疏》中，每篇皆見標示章句，如首篇《關雎》篇末云：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33]四句，二章章八句。（卷1之1，頁24）
此為對《關雎》章句之區(qū)分。唐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毛詩音義》解此云：
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后放此。（《毛詩音義》上，頁2）
若據(jù)陸德明之說，則此詩毛、鄭之分章有異：毛分《關雎》為三章，首章四句，二、三兩章各八句；鄭分為五章，每章皆為四句。據(jù)此而推，其他諸篇，若未以“故言”區(qū)分新、舊章句之別者，即是毛公所分。然《正義》對《毛詩》中所附章句之著作年代，則持較審慎之態(tài)度，其疏《關雎》章句云：
定本章句在篇后?！读囌摗吩疲骸拔从腥艚駛饔栒戮洹?，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后人，未能審也。（卷1之1，頁26）
此言“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后人，未能審也?！彼撐慈簟夺屛摹分_定。
此外，《序》中亦偶見對詩文分章以述其義者，如《豳風·東山·序》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下略）（卷8之2，頁6）
此《序》列舉《東山》詩中各章所述之重點，為《毛詩序》中唯一之特例。[34]考此詩所標之“章句”云：“《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卷8之2，頁12）亦分《東山》為四章，與《序》說相合。
《毛詩注疏》對于《詩經(jīng)》中《風》、《雅》、《頌》之次第及各體篇次之先后皆認為其具有深意，[35]《正義》對此論之尤詳。如《關雎·序》[36]云：“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卷1之1，頁9—10）《正義》疏《序》云：
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后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后，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后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后雅、頌，為此次故也。（卷1之1，頁10—11）
此處《正義》雖主在疏解《序》中所言“六義”以“風、雅、頌”為次之義，實亦同于詮解《詩經(jīng)》以《風》、《雅》、《頌》為次之由。再者《正義》對十五《國風》之先后順序以及《風》、《雅》、《頌》中各詩比篇之由，亦皆有所詮釋。據(jù)《正義》所釋，十五《國風》先后次第之依據(jù)乃是：“蓋跡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37]另《正義》疏解鄭玄《詩譜》[38]亦一一闡明諸《國風》及《雅》、《頌》詩篇次第之義。[39]考《隋書·經(jīng)籍志》嘗著錄劉瓛所著《毛詩篇次義》一卷，[40]又：《毛詩正義》乃據(jù)二劉義疏增損而成，由此可推，南北朝、隋代之學者對《詩經(jīng)》篇次問題當頗有討論。
（四）政治教化
闡揚《詩經(jīng)》在政治教化上所產(chǎn)生之作用，可謂《毛詩注疏》詮釋中最重要之內(nèi)容?！睹姟穼W之所以成為“經(jīng)學”，乃由此等相關理論所構成?？肌蛾P雎·序》云：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卷1之1，頁7—9）
《正義》疏《序》“故正”至“于詩”[41]云：
上言播詩于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于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為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于詩者，言詩最近之，余事莫之先也。（卷1之1，頁8）
又疏“先王”至“風俗”云：
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此皆用詩為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為此五事也。（卷1之1，頁9）
案：《序》謂詩具有“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之功能，此即強調(diào)《詩經(jīng)》在政治教化上之作用?！睹姟穼W派基于此種基本理念，故其種種詮釋乃由此出發(fā)，以達到教化之目的。以《國風》而論，《關雎·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保ň?之1，頁11）此謂“風”具有“風化”及“諷刺”二義。與此理念相應者，《毛詩》學派乃有“美刺”與“正變”之說，即謂正《風》為治世之詩，其詩述“風化”之功，為美；變《風》為衰世之詩，其詩陳“諷諫”之道，為刺。[42]“美刺”與“正變”成為《毛詩》詮釋中之重要理論。
《毛詩注疏》以政治教化之角度詮《詩》，其具體之例，如《關雎·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保ň?之1，頁3—4）又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保ň?之1，頁18）《關雎》首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泵秱鳌吩疲?/p>
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后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卷1之1，頁20）
此種以褒美“后妃之德”作為詮釋《關雎》篇之主要觀點，[43]以期達到“王化成”之最終目的，亦可見《毛詩》詮釋之重要特質(zhì)。
因《毛詩》學派以闡揚《詩經(jīng)》政治教化之作用為主體，故其詮釋特強調(diào)“禮”、“禮樂”或“禮義”。鄭《箋》以禮釋《詩》，此前人已多有討論。[44]即以毛《傳》而言，亦屢見其言及“禮”者。如《鄭風·子衿》：“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薄秱鳌吩疲骸把远Y樂不可一日而廢?！保ň?之4，頁7）又如《陳風·澤陂》：“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卷7之1，頁16）此外，《正義》釋經(jīng)文及注，對于《序》、《傳》、《箋》中所言似與禮文有所違異者，每加疏通，使其合理通暢，此種詮釋，亦頗具特色。
（五）文法修辭
《毛詩》學者闡釋《詩》義，時亦論及經(jīng)、注中之文法、修辭現(xiàn)象，或從文法、修辭觀點以說明詮解之合理。此類說解，從《傳》、《箋》至《正義》，由簡而漸繁，為今日研究古漢語文法、修辭理論之珍貴材料。[45]
毛《傳》釋《詩》，屢云：“某，辭也。”如《鄭風·山有扶蘇》：“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薄秱鳌吩疲骸扒?，辭也?！薄墩x》疏《傳》云：
下《傳》以“狡童”為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為義，嫌“且”亦為義，故云：“且，辭?！保ň?之3，頁9）
又《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傳》云：“思，辭也?！薄墩x》疏經(jīng)云：“毛以為……思，語辭，不為義?！保ň?6之1，頁9）此二處，《傳》解為“辭”者，當如《正義》所謂“不為義”之“語辭”，即后世所言之“虛辭”。此種對虛詞之說明，至《正義》乃更詳密。此外，如《鄭風·褰裳·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编崱豆{》云：“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保ň?之3，頁12）《正義》疏《序》云：
作《褰裳》詩者，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己之辭，以國內(nèi)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己。（下略）（卷4之3，頁12）
此處《正義》解《序》“見”字之義，云：“見者自彼加己之辭”，故《序》云：“思見正”，即謂“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已”。此種對此類“見”字文法作用之解釋，屢見于他篇，亦值得重視。[46]
在修辭方面，《周南·關雎·序》言及詩之六義，《正義》以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保ň?之1，頁11）此以賦、比、興為作詩之法，屬修辭之范圍。毛《傳》釋《詩》，屢標“興也”，鄭《箋》亦每對《傳》言“興”之義有所闡釋或補充。如《周南·桃夭》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薄秱鳌吩疲骸芭d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薄豆{》云：“興者，喻[47]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保ň?之2，頁15）此處《傳》僅言“興”而未解興義，《箋》則以“喻”釋興。[48]《正義》嘗于《關雎·序》疏云：“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保ň?之1，頁10）后世對《傳》、《箋》、《正義》言“興”之義，頗多論述，[49]茲不細論。
《毛詩注疏》詮《詩》，有關修辭者，除“興”之外，亦嘗論及“省文”、“互文”、“倒文”、“變文”、“重言”、“假言”、“甚言”等現(xiàn)象。[50]因篇幅所限，僅舉一例以論之。如《衛(wèi)風·淇奧》首章：“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薄秱鳌吩疲骸胺耍恼旅?。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guī)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保ň?之2，頁11）又同詩第三章：“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傳》云：“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zhì)。”《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保ň?之2，頁13）《正義》疏三章《傳》“金錫至有質(zhì)”云：
此章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秱鳌芬越疱a言其質(zhì)，故釋之，言此已練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zhì)，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zhì)，練之故益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卷3之2，頁13）
據(jù)《正義》此釋，《傳》、《箋》所解，皆視本詩一、三章之間具有“互文”之關系。[51]若依此種以修辭角度所為之詮解，則本詩之內(nèi)容含義，乃更顯深刻豐富。
以上所述，為《毛詩注疏》對《詩經(jīng)》詮解之重要內(nèi)容?！睹娮⑹琛吩徑庵畠?nèi)容極為繁富，此處僅言其大略。
四、《毛詩注疏》中所見《毛詩》詮釋之傳承與發(fā)展
今日所見由漢代至唐初之《毛詩》詮釋著作，僅《毛詩注疏》中所含之《序》、《傳》、《箋》、《正義》為完帙，[52]余皆亡佚不全。故《毛詩注疏》為研究由漢至唐《毛詩》學最重要之材料。由《序》、《傳》至《箋》及由《箋》至《正義》，因相互之關系及時代之差異，其詮釋乃具有傳承與發(fā)展之二重現(xiàn)象，此亦即《毛詩》詮釋歷史之發(fā)展。以上試分為二階段論之。
（一）《箋》對《序》、《傳》之繼承與發(fā)展
《序》、《傳》間時代之先后問題，因牽涉復雜，尚難定論。唯在《毛詩》學發(fā)展過程中，《序》、《傳》間具有相應之關系，似可斷言。[53]
至東漢末葉，鄭玄作《毛詩箋》，由于其對《序》、《傳》遵從之程度有異，故其詮釋乃得有發(fā)揮之空間?？监嵭葟膹埞ё鎸W《韓詩》，[54]通今文家義，后得《毛詩》，乃依毛《傳》作《箋》，故其《六藝論》中云：“注《詩》宗毛為主。”然鄭《箋》除申毛、補毛之外，亦有易毛之處，此前人嘗多論之。[55]相對于《箋》對《傳》之態(tài)度，其于《序》則較尊重，此蓋因鄭玄以《序》乃子夏所作，[56]子夏既“親承圣旨”，[57]依《序》為釋，亦即在闡述孔子圣意，此可提高《毛詩》之經(jīng)典價值。故鄭玄作《詩譜》，即依《詩序》所述各詩之本事以立譜。又《詩譜·序》明白揭示正、變《風》、《雅》之篇目，此種“風雅正變”之說亦承襲《序》說而有所發(fā)展。[58]
然鄭玄對于《詩序》并非全然遵從，亦有改正《序》文之處，唯鄭玄將《序》文之訛誤歸因于毛《傳》之改易。如《小雅·十月之交·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鄭《箋》云：
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豆?jié)》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兇?！墩隆窅喊缰埽淮似财G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卷12之2，頁1）
鄭玄提出數(shù)事以論證此非幽王時詩，故言《序》“刺幽王”當為“刺厲王”之訛。又因《序》所述諸詩之時代乃與詩篇之先后順序相應，此篇若為厲王時詩，則篇第不宜在此，故《箋》謂“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考鄭玄謂《毛詩》各篇之《序》本合編相連，“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云”。[59]故當其欲改動《十月之交》以下四篇《序》文“刺幽王”為“刺厲王”時，乃云《序》嘗為毛公所改易，已非《序》文之舊。鄭玄此說是否有其實據(jù)，今難以驗證，然可視為其詮釋之一種策略。
鄭《箋》中有以讖緯解《詩》者，如《大雅·生民》、《商頌·玄鳥》二詩，以感生之說釋周、商二代始祖之誕生，此為《序》、《傳》所未言。[60]鄭玄以讖緯解經(jīng)，與其所處之時代風氣有關，后人對此則頗有批評。[61]
此外，鄭玄生當東漢末葉，于時政衰世亂，后世學者指出《箋》中寓有感傷時事之語。[62]今考鄭玄箋變《雅》之詩，順經(jīng)為釋，所言恰與其所處亂世之情境相符，本為情理之常，似不宜過度穿鑿《箋》中所指涉漢季之時事。
（二）《正義》對《序》、《傳》、《箋》之繼承與發(fā)展
自鄭《箋》至《正義》間之《毛詩》學著作，今亦皆亡佚不全，僅能從史書及《正義》、《經(jīng)典釋文》等所引中得其梗概。南北朝時，義疏之學興起，《毛詩》學亦由“注學”轉而為“疏學”。[63]義疏乃依一家之注以詮釋經(jīng)文，經(jīng)、注并釋，故義疏之詮釋相對于注文而言，可謂一種“再詮釋”。義疏本無“不破注”之體例，然因唐初修撰《五經(jīng)正義》，乃為統(tǒng)一經(jīng)義以作為科舉考試之依據(jù)，故《毛詩正義》據(jù)二劉義疏修撰，乃刪去疏中多數(shù)駁注之文。[64]
《正義》既依《序》、《傳》、《箋》以釋經(jīng)，則其詮解大體即沿襲注說。然因《傳》、《箋》之解間有歧異，《正義》于闡釋及辨別毛，鄭二家之同異時，乃有較大之詮釋空間?！墩x》除繼承注說外，其詮釋亦有所發(fā)展，茲分以下四項以論之。
1.以文學修辭角度解《詩》
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對文學理論及文章寫作技巧之探討日益深刻綿密，[65]儒者解經(jīng)，當亦受此風氣之影響?！墩x》中時見以“互文”、“省文”等角度以釋經(jīng)，已如前節(jié)所述。此外，如《衛(wèi)風·河廣》首章：“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薄秱鳌吩疲骸昂?，渡也?！薄豆{》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不往耳，非為其廣?！保ň?之3，頁11）《正義》疏《箋》云：
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wèi)已在河南，自衛(wèi)適宋不渡河。（卷3之3，頁11）
案：《序》云：“《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wèi)，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编崱豆{》云：“宋桓公夫人，衛(wèi)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保ň?之3，頁10）據(jù)《序》、《箋》之說，此詩為宋襄公母宋桓夫人被出之后在衛(wèi)思襄公而作，而詩中有“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之語。然以地理位置考之，當時由衛(wèi)至宋，實不用渡河，《序》、《箋》之說似有可疑，故《正義》云：“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币允柰ㄖ?，此據(jù)修辭“假喻”之說以釋經(jīng)義也。
此外，《正義》對《詩經(jīng)》中因“取韻”、“韻句”之需所作之修辭現(xiàn)象亦時有闡述，如《鄭風·豐》第三章：“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薄秱鳌吩疲骸耙洛\褧裳，[66]嫁者之服?！保ň?之4，頁2）《正義》疏《傳》云：
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愿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婦[67]人之服不殊裳，而經(jīng)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經(jīng)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褧裳互言之。（卷4之4，頁2）
此以“經(jīng)須韻句”釋經(jīng)中婦人之服衣、裳別言之由，可見《正義》對《詩經(jīng)》取韻現(xiàn)象，頗有深刻體會。
《正義》以文學修辭角度解《詩》尚不止上述所論，因篇幅之故，此處僅言其大略。
2.以情理解《詩》
《正義》解經(jīng)，每論及“人情”及“理”，蓋經(jīng)之所陳為人生常道，解經(jīng)者詮釋經(jīng)典，須合乎人情及常理，始得適切。如《小雅·正月》：“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薄秱鳌吩疲骸案改钢^文武也。我，我天下。愈，病也?！薄豆{》云：“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看撕尾怀鑫抑?，居我之后？窮苦之情，茍欲免身?！保ň?2之1，頁10）《正義》疏《箋》云：
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文武[68]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69]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卷12之1，頁10）
“父母生我”一句，《傳》、《箋》異解，《正義》釋《箋》易《傳》之由，謂“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雖在推闡《箋》意，其重視人情，亦可見矣。[70]
此外，如《小雅·鶴鳴》：“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薄秱鳌吩疲骸傲剪~在淵，小魚在渚?！薄豆{》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保ň?1之1，頁8）《正義》疏《箋》云：
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于理為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卷11之1，頁9）
《正義》闡釋《箋》易《傳》之由，其一乃因“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于理為密?！贝思础墩x》以“理”作為準繩以權衡解經(jīng)是否適當之例也。
3.對《詩》中情境、義理之闡釋
因《正義》為“疏”體，故對《詩》中之情境能有較詳明之闡釋，甚或推衍《傳》、《箋》所未道者。如《衛(wèi)風·木瓜·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wèi)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wèi)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保ň?之3，頁15）其首章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薄秱鳌吩疲骸澳竟希瑮疽?，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薄豆{》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己國之恩也?！保ň?之3，頁16）《正義》疏經(jīng)云：
以衛(wèi)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今國家敗滅，出處于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71]何以報之。（卷3之3，頁16）
此處《正義》據(jù)《序》、《傳》、《箋》為說，對《詩》中之情境，所釋頗為詳明。
《正義》對《詩經(jīng)》中所蘊含之義理，亦時有闡述。如《小雅·十月之交》首章：“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薄秱鳌罚骸爸?，日月之交會。丑，惡也。”《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下略）”（卷12之2，頁2）《正義》疏《箋》，論述“圣人以神道助教”之義云：
然日月之食，于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shù)自當然，而云“為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圣人假之靈神，作為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shù)，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圣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圣之深情；中下之士，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于大通而已矣。經(jīng)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為發(fā)無不應，是知言征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卷12之2，頁4）
此段疏文對圣人“假靈神以為鑒戒”之理剖析甚為精微，可作為研究古代中國知識分子宗教觀之珍貴材料。此外，《正義》詮《詩》，對“天命”問題亦有所闡釋，[72]茲不具引。
4.闡釋義例
《正義》詮釋經(jīng)、注，對其中所蘊含之義例或“不為例”之處，常有所論析。如《正義》疏《周頌·譜》云：“《風》、《雅》比[73]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保ň?9之1，頁4）此謂《風》、《雅》、《頌》篇次之排列，皆有其義，已見前節(jié)所論。又如《周南·關雎·序》：“《關雎》，后妃之德也?！薄墩x》疏《序》云：
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拢幻虑筚t，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為重，所以《詩》之為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fā)揚圣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為此行也。正經(jīng)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為惡者多，茍能為善，則賞其善事。征伐
狁，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jīng)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卷1之1，頁4）
案：依《序》說，《關雎》既旨在贊美后妃之德，然《序》文僅言“《關雎》，后妃之德也?！辈谎浴懊馈?，故《正義》此處釋《序》，乃揭示《序》文“正經(jīng)例不言美”之體例也。
此外，《正義》對經(jīng)、注“無義例”之處，亦加以辨析。如其疏首卷“周南關雎詁[74]訓傳第一”標題，對《詩經(jīng)》篇名之取名，認為“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才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余”。并推測其原因，云：“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保ň?之1，頁1）《正義》蓋以為《詩經(jīng)》篇名系作者所自定，因作者非一，故其名篇乃無一定之“義例”也。
自漢代以來，解經(jīng)著作中即有“條例”一類，由經(jīng)或傳注中推求其條例。[75]然《毛詩》《序》、《傳》、《箋》中未特言“例”，《正義》詮解經(jīng)、注之義例，對《序》、《傳》、《箋》而言，亦為一種發(fā)展。
由以上所論，可知自漢至唐，詮釋《毛詩》之著作間，除有承襲之關系外，因時代之推移，其詮釋亦有所發(fā)展。
五、《毛詩注疏》詮釋之得失
《毛詩注疏》之詮釋系統(tǒng)由《序》、《傳》、《箋》、《正義》等四部分所組成，代表中國自東漢至唐代間《詩經(jīng)》詮釋傳統(tǒng)之主流，其影響既深且遠。今日欲充分評論其得失，實非易事。以下擬就“解經(jīng)方式”、“解經(jīng)特性”、“解經(jīng)價值”等三方面略作討論。
（一）解經(jīng)方式方面
《毛詩注疏》中之四種著作，以類別區(qū)別，《序》、《傳》、《箋》為注，[76]《正義》為疏。前三者雖同為注體，其詮釋方式及作用仍有不同。大體而言，《序》以闡釋《詩》旨為主，罕言訓詁?！秱鳌方饨?jīng)文訓詁，兼及修辭、史事、典故、義理等?！豆{》解經(jīng)、《序》、《傳》之訓詁、名物制度、修辭、史實、義理思想等。相對于漢代今文家盛行之詮釋著作，《序》、《傳》、《箋》之詮解代表古文家之傳統(tǒng)，即重視古字、古義之訓解，與今文家章句之學繁文縟說有別。[77]又：據(jù)《毛詩正義》所述，“就經(jīng)為注”之解經(jīng)形式始于東漢馬融（79—166）之《周官傳》。[78]馬融為古文家，鄭《箋》就經(jīng)、《序》、《傳》為注蓋即襲自馬融。就經(jīng)為注，則所解有所限制，故較不易泛濫。此種注經(jīng)形式乃成為東漢以降解經(jīng)著作之主流。
《正義》為義疏之體，南北朝義疏之興起，遠紹漢代章句之學，近承晉代經(jīng)義，且受佛家講經(jīng)風氣之影響。其體依一家之注以解經(jīng)，經(jīng)、注并釋。《正義》依《序》、《傳》、《箋》為疏，所解較注為詳明。然其弊則易流于細瑣。如《大雅·靈臺·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编崱豆{》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保ň?6之5，頁1）《正義》疏《箋》云：“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保ň?6之5，頁2）其下《正義》歷引許慎（約58—147）《五經(jīng)異義》、鄭玄《駁五經(jīng)異義》、盧植（？—192）《禮記注》、蔡邕（132—192）《月令論》、穎子容《春秋釋例》、袁準《正論》等說，以論述靈臺、辟廱、明堂、太廟、太學間之關系，其結論謂袁準《正論》“可以申明鄭意”。[79]《正義》此疏，以二千余言論述有關“靈臺”問題，實未免于繁瑣矣。[80]
《毛詩注疏》由《序》、《傳》、《箋》、《正義》構成一完整之詮釋系統(tǒng)。前人屢言“注不駁經(jīng)”、“疏不破注”，[81]此就大體而言，誠有其理。然注以解經(jīng)，解經(jīng)者依其所持之經(jīng)義以詮釋經(jīng)文，藉經(jīng)文以寄寓理想，此種“寓作于述”之方式，雖未駁經(jīng)，實已達“經(jīng)為我用”之目的。又義疏本無“不破注”之體例，至唐修《正義》，始刪去多數(shù)違注之說?！墩x》解經(jīng)，雖多依《序》、《傳》、《箋》為說，然并非全無新意，已如前述。
《毛詩》由《序》、《傳》、《箋》、《正義》間之傳承與發(fā)展，組成一完整之詮釋系統(tǒng)，此為其優(yōu)點。然《毛詩》以政治教化為主要目的之詮釋性格，自漢迄唐皆未改變。此種強烈規(guī)范性造成經(jīng)典詮釋風格之穩(wěn)定，然亦限制其創(chuàng)造性。直至宋代，對《詩經(jīng)》之詮釋方向始有較大之改變。
（二）解經(jīng)特性方面
《毛詩注疏》以闡釋《詩經(jīng)》在政治教化上之作用為其最主要之詮釋內(nèi)容。為能使《詩經(jīng)》發(fā)揮其政治教化之作用，故《毛詩》學派之詮釋乃比附史事，區(qū)分《風》、《雅》正變，藉美、刺以達鑒戒之功能。在實際詮釋過程中，為使詩文與此詮釋架構密合無間，則須藉種種方法以求經(jīng)義之通暢，于此乃顯現(xiàn)其解經(jīng)特性。如《鄭風·有女同車·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保ň?之3，頁6）其首章云：“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毛《傳》云：“親迎同車也。（下略）”鄭《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薄墩x》疏《序》云：
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jīng)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卷4之3，頁6）
又疏首章經(jīng)文云：
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翱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jié)也。又嘆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卷4之3，頁7）
案：《有女同車》于《毛詩》詮釋系統(tǒng)中屬于“變風”，《序》解其詩旨，謂此詩乃刺鄭公子忽不昏于齊，以至于見逐，此蓋比附鄭國史事以見公子擇偶之重要。然此詩二章皆陳同車女子之美與德，未顯“刺忽”之義，故須藉“假言”之角度以詮釋，使詩文與詩義密合也。由此例可以見出《毛詩注疏》之解經(jīng)特性。基于此種特性，其詮解使《詩經(jīng)》提升至經(jīng)典之層次，可以作為政治教化之指南，然其缺點，則易使《詩》之詮釋流于穿鑿附會。
《毛詩注疏》之解經(jīng)特性，使其重視《詩》與“禮”之關系，此亦顯現(xiàn)《毛詩》學者將《詩》“經(jīng)典化”之企圖。然后世學者對此則頗有批評，如宋王應麟（1223—1296）《困學紀聞》卷3云：“鄭學長于禮，以禮訓《詩》，是案跡而議性情也?！?sup>[82]清皮錫瑞《經(jīng)學通論》云：“鄭《箋》之失在以禮解《詩》?！?sup>[83]因重視禮樂教化而忽略《詩經(jīng)》中豐富之性情，此尤為現(xiàn)代學者指摘《毛詩》詮釋缺失之重點。[84]
（三）解經(jīng)價值方面
《毛詩注疏》代表中國自東漢至唐代《詩經(jīng)》詮釋傳統(tǒng)之主流，欲了解此階段中國知識分子對《詩經(jīng)》之觀點，則《毛詩注疏》為最重要之材料。清代學者頗強調(diào)注疏之重要，如阮元《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jīng)注疏書后》云：
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jīng)學始，經(jīng)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研索，終身不知有圣賢諸儒經(jīng)傳之學矣。[85]
阮氏此在強調(diào)注疏對研經(jīng)之重要性。自宋代之后，因治經(jīng)風氣之轉變，故漸廢棄漢唐注疏而另立新途。然宋代學者亦有惋惜注疏之廢者。如南宋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毛詩正義》四十卷”條云：
右唐孔穎達等撰。據(jù)劉炫、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繁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圣人之意，而刑名度數(shù)亦已詳矣。自茲以后，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用，甚無謂也。[86]
此對《正義》之價值亦頗予肯定。考六朝《毛詩》學之著作，今皆亡佚不全，其中存于《正義》所征引者，則可藉以知其梗概。今人潘重規(guī)先生《五經(jīng)正義探源》一文中云：
余嘗以為六朝義疏之學，百川并流，而以唐人《正義》為壑谷。蓋六朝義疏之制，實漢學之津梁，而唐人經(jīng)疏，又六朝經(jīng)說之總匯。唐疏之底蘊明，而后六朝之經(jīng)說出。[87]
據(jù)此可知，《正義》可作為研究六朝《詩經(jīng)》學之重要憑借。
《毛詩注疏》除作為解經(jīng)著作而存在外，其自身亦為研究中國思想史之珍貴材料。如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即對《正義》在“中國精神史”研究上之價值，給予極高之評價，吉川氏在《東方文化研究所經(jīng)學文學研究室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說》一文中云：
蓋作為中國精神史之資料，《正義》頗具價值。首先，無庸費辭，《正義》乃是對于作為中國人實踐規(guī)范之“五經(jīng)”及漢、魏人加諸其上之注，給予詳明之解釋，此種解釋超越其他注釋而成為最具勢力者。考察其勢力之由來，乃因?qū)Α拔褰?jīng)”之字句，自漢以來不斷反復討論，至此書乃顯現(xiàn)一種穩(wěn)定。所謂“顯現(xiàn)穩(wěn)定”者，不外乎言：歷經(jīng)數(shù)世紀之討論，使“經(jīng)”之解釋得到洗煉與淘汰，乃至獲得最符合中國人常識之解釋?！斎?，《正義》中之解釋，被認為乃歪曲“經(jīng)”之原義者，亦為數(shù)不少。然此部分，就了解中國人之精神而言，仍為極重要之資料。有甚多情況，《正義》歪曲之解釋，較諸被推定為符合經(jīng)之原意者，更合乎中國人之普遍精神。[88]
吉川氏所言，雖泛論諸經(jīng)《正義》，然就《毛詩正義》觀之，其論亦頗中肯綮。
宋人研讀《詩經(jīng)》，逐漸廢棄注疏而另立他途。至清代，則又有求索毛、鄭古義者。[89]今日研《詩》，途徑既多，[90]糾《注疏》之失者，頗不鮮見?！昂箦隆薄ⅰ帮L雅正變”之說已成歷史陳跡，不復為今日學者詮《詩》之重要依據(jù)矣。
六、結論
本文從形式結構、詮釋內(nèi)容、傳承發(fā)展、詮釋得失等四方面論述《毛詩注疏》對《詩經(jīng)》之詮釋。經(jīng)由本文所論，可知《毛詩注疏》今雖集為一書，其中實包含《序》、《傳》、《箋》、《正義》等四種《毛詩》詮釋著作。東漢末葉，鄭玄據(jù)《序》、《傳》為《箋》，其時《箋》應已與《序》、《傳》相連。唐代修撰《毛詩正義》，其初《正義》乃單行，不與經(jīng)、《序》、《傳》、《箋》相并，至南宋始見注、疏合刻?！睹娮⑹琛分忈寖?nèi)容，除對詩旨、字詞、章句、篇次、文法、修辭等之詮釋外，其最重要之主體乃在闡揚《詩經(jīng)》在政治教化上之作用，故每從“禮”之角度以詮《詩》?！睹姟穼W派由《序》、《傳》至《箋》以及由《箋》至《正義》，其詮釋除具有傳承之關系之外，亦有所發(fā)展。《毛詩注疏》之詮釋雖得失各具，今日欲了解中國由漢至唐《詩經(jīng)》詮釋傳統(tǒng)之內(nèi)容與歷史發(fā)展，此書仍為最重要之材料。又：《毛詩注疏》雖為解經(jīng)著作，其詮釋內(nèi)容中蘊含極多有關古代文法、修辭、思想等之研究材料，值得現(xiàn)代學者參考。
《臺大中文學報》，第20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4年6月。
貳、論標點本《十三經(jīng)注疏·毛詩正義》中的幾個問題
[1] 十行本《毛詩注疏》另又錄入［唐］陸德明（556—627）《經(jīng)典釋文》之《毛詩音義》，然《經(jīng)典釋文》乃“音義”之作，其體例及性質(zhì)與疏體有別，故本文未將《釋文》納入《毛詩注疏》之系統(tǒng)中。
[2] 見［漢］班固（32—92）：《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影印點校本），頁1707。本文以下引書，若再次征引為同一版本，則徑標頁碼，不復加注。
[3] 如［清］王引之（1766—1834）：《經(jīng)義述聞》（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影印本），卷7，“毛詩經(jīng)二十九卷”條云：“《毛詩》經(jīng)文當為二十八卷，與魯、齊、韓三家同，其《序》別為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吨尽吩唬骸对姟方?jīng)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w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為三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八卷?！鳌秱鳌?，分《周頌》為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頁38—39。［清］陳奐（1786—1863）《詩毛氏傳疏·敘》說同。
[4] ［唐］孔穎達（574—648）：《毛詩正義》云：“《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币姟睹娮⑹琛罚ㄅ_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1之1，頁2。此引鄭玄《詩譜》之說也。另［三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卷下，頁18。
[5] ［清］永瑢（1743—1790）、紀昀（1724—1805）等所撰《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武英殿本）中論云：“今參稽眾說，定作《傳》者為毛亨。以鄭氏后漢人，陸氏三國吳人，并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本?5，頁5。此以鄭玄、陸璣之說為可據(jù)。然考西漢末班固僅言“毛公”，至東漢末鄭玄卻知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別，至三國陸璣則又知毛亨、毛萇之名，時代愈后而所知愈詳，實不能無疑。
[6] 《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頁3614。
[7] 見《后漢書·儒林傳》及賈逵、鄭眾等傳。
[8] 如《后漢書·儒林傳》云：“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信d后，鄭眾、賈逵傳《毛詩》，后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頁2575—2576。今謝曼卿之訓及馬融之《傳》皆不傳。衛(wèi)宏《序》則有學者疑其乃今之《毛詩序》，此問題牽涉復雜，容他文考辨，茲不細論。
[9] 《六藝論》今佚，此據(jù)［唐］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影印《通志堂經(jīng)解》本），《毛詩音義》上“鄭氏箋”條下引，頁1。
[10] 《序》下之《箋》則未標“箋云”，《經(jīng)典釋文》解釋其故云：“《序》并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币娡献?。
[11] 相關之論說，參見朱彝尊（1629—1709）：《經(jīng)義考》（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年），卷88、蔣善國：《三百篇演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張西堂：《詩經(jīng)六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等，另今學者論述頗多，茲不繁引。
[12] 見《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三詩《序》下《箋》文，卷9之4，頁10—11。
[13] 《經(jīng)典釋文·序錄》云：“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于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異同，朋于王。徐州從事陳統(tǒng)，難孫申鄭?！薄缎蜾洝?，頁19—20。
[14] 《經(jīng)典釋文·序錄》云：“《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序錄》，頁20。
[15] 有關義疏興起原因之探討，參見牟潤孫：《論儒釋兩家之講經(jīng)與義疏》，原刊香港《新亞學報》4卷2期（1960年12月），后收入氏著：《注史齋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及戴君仁：《經(jīng)疏的衍成》，原刊臺北《孔孟學報》19期（1970年4月），后收入氏著：《梅園論學續(xù)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等文。
[16] 有關《毛詩正義》修撰之底本及修撰經(jīng)過，詳參拙作：《五經(jīng)正義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17] 今尚存有南宋覆北宋本《毛詩正義》單疏本一種，闕前七卷，原為日本學者內(nèi)藤湖南所藏，1936年由日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出版。
[18] 此本每半葉八行，故稱“八行本”，為南宋浙東茶鹽司所刻，惜今已不得見。
[19] 此本每半葉十行，故稱“十行本”。又此本為注疏本之祖，明嘉靖間之閩本即祖此本，而閩本又迭衍為監(jiān)本、汲古閣本等，茲不詳述。［清］阮元（1764—1849）所刻“江西南昌府學本”亦稱據(jù)十行本重刊。
[20] 有關《毛詩注疏》之刊刻情形，參見屈萬里先生：《十三經(jīng)注疏板刻述略》，收入氏著：《書傭論學集》（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年）及拙作：《五經(jīng)正義研究》第二章《五經(jīng)正義之修撰與版本》。
[21] 如《毛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yǎng)也?！栋兹A》，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薄墩x》解“有其義而亡其辭”云：“此二句毛氏著之?！本?之4，頁11。鄭《箋》云：“此三篇者，鄉(xiāng)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于此。遭戰(zhàn)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云?！本?之4，頁11。此處鄭玄乃稱《序》為“義”。
[22] 學者考辨《毛詩序》之作者及時代，或有將各詩之《序》分為前后二部，稱“前序”、“后序”若“古序”、“續(xù)序”者。本文將《序》視為鄭玄作《箋》前已成形之著作，故以《序》之整體論之。
[23] 《正義》除指出《序》文與經(jīng)文間之對當關系外，亦有論及兩者所述內(nèi)容順序之同異者，如《魏風·伐檀·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薄墩x》疏《序》云：“經(jīng)、《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jīng)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下略）”卷5之3，頁9，即其例也。
[24] 見［宋］李昉（925—996）等奉敕纂：《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卷923《羽族部》引曹植（192—232）《令禽惡鳥論》文，頁6。相關之論說，參見［清］王先謙（1842—1917）：《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點校本），頁315。
[25] 相關之討論，詳參拙文：《字義訓詁與經(jīng)典詮釋之關系》，臺灣省新竹市：《清華學報》新32卷1期（2003年10月）。
[26] 如《大雅·召旻·序》云：“《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卷18之5，頁13—14；又《周頌·賚·序》：“《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卷19之4，頁19。
[27] “機”，明毛晉汲古閣本作“璣”，當從毛本為正。相關考辨，詳參陳鴻森：《禹貢注疏校議》，臺北：《大陸雜志》79卷6期（1989年12月）所論。
[28] “鬻”，［清］阮元：《毛詩注疏?？庇洝繁R宣旬“補?！敝^當作“
”，見阮刻本《毛詩注疏》卷1之3，頁18附。
[29] 《正義》于卷1疏“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標題云：“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而為《詩》立傳?！本?之1，頁1。故若《傳》訓與《爾雅》文相同時，每標其來源，謂《傳》文出于《爾雅》某篇也。
[30] 《周南·葛覃》篇次在《芣苢》之前，其詩中有“薄污我私，薄澣我衣”之句，而《傳》未解“薄”字，故《正義》有此釋。
[31] 邱惠芬：《〈毛詩正義〉詮詩之研究》（臺灣省中壢市：“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對此問題嘗有所探討。
[32] 另如《韓詩》則以為《芣苢》之詩旨為“傷夫有惡疾也”。故其解芣苢為“臭惡之菜”，對芣苢之性質(zhì)，所解與《毛詩》迥異。參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頁47—48。
[33] 盧宣旬：《毛詩注疏?？庇洝费a校云：“案：一章下例不重‘章’字，次‘章’字誤衍?！本?之1，頁32附。盧校是也。
[34] 鄭《箋》解此現(xiàn)象云：“分別章意者，周公于是志伸，美而詳之?！本?之2，頁6。
[35] 鄭玄《詩譜·序》云：“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jīng)?！薄墩x》云：“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后，乃成王即政之初，于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特言‘孔子錄之’?！薄对娮V序》，頁4。依此而論，則鄭、孔謂《詩經(jīng)》之比篇乃出于國史、孔子，而其次序皆具有深意也。
[36] 歷來對此《序》，或稱“大序”，或又就其中復區(qū)分為大、小序。考《經(jīng)典釋文》云：“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薄睹娨袅x》上，頁1。另孔穎達《正義》亦云：“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為篇端，故以《詩》之大綱并舉于此?！本?之1，頁4。二者并以此《序》為《關雎》之《序》，今從之。
[37] 見卷一“毛詩國風”標題下《正義》，卷1之1，頁2。
[38] 鄭玄《詩譜》原本單行，《正義》將《詩譜》總《序》，十五《國風》，小、大《雅》，三《頌》等之《譜·序》載入各體詩篇之前并加以疏解。《詩譜》原書至北宋時已亡，歐陽修（1007—1072）稱其于絳州得殘本，并為之補亡，然舛駁仍多。清代戴震（1724—1777）、丁晏（1794—1875）、胡元儀（1848—1907）、吳騫（1733—1813）等又先后加以訂正，思復鄭《譜》之舊。
[39] 如《正義》疏《周南召南譜·序》，以為二《南》比篇之原則乃：“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吨苣稀贰蛾P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苢》，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下略）”《詩譜序》，頁10。
[40] 見［唐］魏征（580—643）等撰：《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影印點校本），頁917。
[41] 此后世稱為標起止，因《正義》原為單疏，故須標示所欲疏解經(jīng)注之起止。
[42] 據(jù)鄭玄《詩譜·序》所述，正《風》包括《周南》、《召南》。自《邶》、《鄘》、《衛(wèi)》以下諸國之《風》為變《風》?！对娮V·序》云：“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吉兇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鑒?！薄对娮V序》，頁2—6。此即闡明美、刺之意也。
[43] 《毛詩》學派雖以歌詠“后妃之德”為《關雎》之主旨，然《傳》、《箋》對“后妃之德”內(nèi)涵的詮釋重點有異，相關之討論，詳參本書第三章：《〈毛詩·關雎〉篇〈序〉、〈傳〉、〈箋〉、〈疏〉之詮解及其解經(jīng)性格》。
[44] 有關鄭玄以禮說《詩》之情形及后人之評論，詳參彭美玲：《鄭玄毛詩箋以禮說詩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及車行?。骸抖Y儀、讖緯與經(jīng)義——鄭玄經(jīng)學思想及其解經(jīng)方法》（臺灣省新莊市：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等文。
[45] 今學者對此已有所探討，舉其要者，如馮浩菲：《從〈毛傳〉中有關語法問題的注解看戰(zhàn)國秦漢之際詞法學觀念》，《古籍整理研究論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年）；劉世儒：《孔穎達的詞類說和實詞說》，《訓詁研究》第一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石云孫：《孔穎達的修辭理論探》，中國華東修辭學會編：《修辭學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87年）等文。
[46] 有關《正義》所述此類“見”字語法作用之探討，詳參魏岫明：《古漢語主動意義之“見”字語法探討》，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54期（2001年5月）。
[47] “喻”，原作“踰”，據(jù)阮元：《毛詩注疏?？庇洝犯?。見［清］阮元輯：《皇清經(jīng)解》（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79年，影印重編本），卷840，頁13。
[48] 其他亦有“《傳》言興，《箋》不言興”及“《傳》不言興，《箋》言興”之情況，《正義》于《周南·螽斯·疏》中對《傳》、《箋》間言“興”之對應關系有詳細解析。見卷1之2，頁13。
[49] 如羅立乾：《經(jīng)學家“比、興”論述評》，江磯編：《詩經(jīng)學論叢》（臺北：崧高書社，1985年）；裴師普賢：《詩經(jīng)興義的歷史發(fā)展》，《詩經(jīng)研讀指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等文。
[50] 參見拙作：《五經(jīng)正義研究》第九章《五經(jīng)正義之修辭觀》。
[51] 所謂“互文”者，謂兩文各言其一而文義互相補足，故“互文”實亦為“省文”之一種形式。另《正義》論及“互文”，亦稱“互相見”、“互相足”。
[52] 此乃就大體而言，以余所考，今本《正義》仍有缺文，茲不細論。
[53] 黃季剛（侃，1886—1934）遺著：《詩經(jīng)序傳箋略例》“《傳》例”中列有“《傳》與《序》相應”一項，文刊《蘭州大學學報》10卷4期（1982年7月）。唯學者嘗指出《序》、《傳》間亦有相違異之處，如魏佩蘭：《毛詩序傳違異考》，臺北：《大陸雜志》33卷8期（1966年12月）。此似顯示《序》、《傳》當非出自同一人所為，唯兩者在傳承過程中應有互相影響之關系。
[54] 見《后漢書·鄭玄傳》（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影印點校本），頁1207。
[55] 參見賴炎元：《毛詩鄭氏箋釋例》，臺北：《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3號（1959年12月）；祝敏徹、尚春生：《論“毛傳”、“鄭箋”的異同》，蘭州：《蘭州大學學報》1983年1期（1983年1月）；文幸福：《詩經(jīng)毛傳鄭箋辨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等。
[56] 《經(jīng)典釋文》云：“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毛詩音義》上，頁1）?？肌缎⊙拧こｉΑふx》引《鄭志》中鄭玄答張逸之問，鄭玄云：“此《序》子夏所為，親受圣人，足自明矣?！本?之2，頁12。可見鄭玄乃以《序》為子夏所作。沈重之說恐非是。
[57] “子夏親承圣旨”，語見《齊風譜·序·正義》，卷5之1，頁4。
[58] 詳參拙文：《〈詩經(jīng)〉詮釋傳統(tǒng)中之“風雅正變”說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52期（2000年6月）。
[59] 見《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三詩《序》下之鄭《箋》。
[60] 如《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薄秱鳌吩疲骸靶B，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薄豆{》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后將興，又錫其姓焉。”卷20之3，頁14?！墩x》疏《傳》云：“毛氏不信讖緯。”卷20之3，頁16。又疏《箋》云：“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兑蟊炯o》云：‘簡狄行洛，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硕募爸T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jù)之以易《傳》也。”卷20之3，頁16。由此可知《箋》據(jù)讖緯為釋也。
[61] 如［宋］歐陽修（1007—1072）：《詩本義》（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79年，影印《通志堂經(jīng)解》本），卷13，《取舍義》評《商頌·玄鳥》毛、鄭之解，以為：“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為怪，宜其有之?！崒W博而不知統(tǒng)，又特喜讖緯諸書，故于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頁12。此即評鄭玄信讖緯之失。余參車行?。骸抖Y儀、讖緯與經(jīng)義——鄭玄經(jīng)學思想及其解經(jīng)方法》，頁211—212。
[62] ［清］陳澧（1810—1882）：《東塾讀書記》（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影印本）卷6云：“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渡ｌ琛罚骸魂浑y，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松w嘆息痛恨于桓、靈也?！缎⊥稹罚骸扔凶?，蜾蠃負之?！豆{》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嵕铀y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于經(jīng)文之外耳?！表?—8。其后學者對陳說頗多推衍，如劉成德撰有《鄭玄箋詩寄托感傷時事之情》（蘭州：《蘭州大學學報》1990年1期［1990年1月］）對《箋》文之寄托時事，更多指實，則或不免于穿鑿矣。
[63] 馬宗霍（1897—1976）：《中國經(jīng)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第8篇《南北朝之經(jīng)學》嘗謂：“至南北朝，則所執(zhí)者更不能出漢魏晉諸家之外，但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或旁引諸說而證明之，名為經(jīng)學，實即注學。于是傳注之體日微，義疏之體日起矣?！表?5。本文所謂“疏學”，乃指義疏之學，與馬氏取義略有不同。
[64] 今《正義》中仍可見少數(shù)訂注之語，參見拙著：《五經(jīng)正義研究》，第6章。
[65] 此時期之重要文學理論著作有［魏］曹丕（187—226）《典論·論文》、［晉］陸機（261—303）《文賦》、［南朝梁］劉勰（約465—532）《文心雕龍》、［南朝梁］鐘嶸（約468—518）《詩品》等。詳參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66] “裳”，原缺，據(jù)《正義》補。
[67] “婦”，原缺，據(jù)阮元《?？庇洝费a。
[68] “武”，原作“王”，據(jù)阮元《校勘記》改。
[69] “王”，原作“氏”，據(jù)阮元《?？庇洝犯摹?/p>
[70] 《正義》之前，已見解經(jīng)者標舉“人情”以討論經(jīng)義，如《大雅·生民·正義》引［晉］王基駁王肅之語云：“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為嫌，況于帝嚳圣主，姜嫄賢妃，反當嫌于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卷17之1，頁9?？梢姟墩x》重視人情，當前有所承而更加以發(fā)展。
[71] “知”，疑是“如”之誤。
[72] 參見《大雅·皇矣·序·正義》，頁16之4，頁1—2。
[73] “比”，原作“此”，據(jù)阮元《?？庇洝犯摹?/p>
[74] 《正義》所據(jù)本作“詁”，《釋文》本則作“故”。
[75] 如［漢］胡母生、荀爽（128—190）著有《春秋條例》，鄭興、穎容著有《左氏條例》。［魏］王弼（226—249）著有《周易略例》。［晉］杜預（222—284）著有《春秋釋例》。此皆“條例”之作也。
[76] 《序》亦是解經(jīng)形式之一，故歸為注體。又：“注”僅是一種泛稱，解經(jīng)著作以“注”為名大約起于東漢末葉，其后乃成為此類著作之泛稱。參見拙文：《儒家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中注與疏之關系》，《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文學院，2001年）。
[77] 有關漢代古文家解經(jīng)方式與今文家之異同，參見錢穆先生（1895—1990）：《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jīng)學今古文平議》（香港：新亞研究所，1958年）；林慶彰：《兩漢章句之學重探》，《中國經(jīng)學史論文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及拙文：《漢代章句之學論考》，臺北：《臺大中文學報》14期（2001年5月）。
[78] 《正義》于卷1“鄭氏箋”標題疏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jīng)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jīng)連，故石經(jīng)書《公羊傳》皆無經(jīng)文?！端囄闹尽吩疲骸睹姟方?jīng)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敲珵樵b訓亦與經(jīng)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后漢以來，始就經(jīng)為注?！本?之1，頁3。
[79] 見《毛詩注疏》卷16之5，頁4。
[80] 學者亦有贊美孔《疏》此類疏解為“殫見洽聞”者，如［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九云：“孔沖遠于三《禮》惟疏《禮記》，而實貫串三《禮》及諸經(jīng)。有因《禮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shù)千言者，如《王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瓒в嘧??！对铝睢?、《郊特牲》篇題皆三千余字，若此者頗多，其一千余字者則尤多。（原注：‘《毛詩》、《左傳》《疏》亦有之。’）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非后儒所能及矣?！表?81。此極言孔《疏》之博贍。案：陳氏此論，固有其理。然《正義》疏經(jīng)、注，若太過枝蔓詳盡，亦將造成繁瑣之弊，此當視其實際況而定，似不可一概而論。
[81] 如皮錫瑞（1850—1908）：《經(jīng)學歷史》（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影印周予同注本）云：“著書之例，注不駁經(jīng)，疏不駁注?！表?01。
[82] 見［宋］王應麟著，［清］翁元圻（1751—1825）注：《翁注困學紀聞》（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頁155。
[83] 見皮錫瑞：《經(jīng)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65。
[84] 如顧頡剛（1893—1980）在《古史辨》中對《毛詩》舊說之批評，可為代表。又如趙制陽在《鄭玄詩譜詩箋評介》一文中云：“鄭氏為禮學大師，世人都許其善于以禮說《詩》。實則《詩》有別趣，非關禮制，以禮說《詩》，反見其固?！币娛现骸对娊?jīng)名著評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頁95。
[85] 見［清］阮元：《揅經(jīng)室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正編》，影印本），卷2，頁17。
[86] 見［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影印清王先謙?？荆?，頁2。
[87] 見臺北：《華岡學報》1期（1965年6月）。
[88] 見《吉川幸次郎全集》（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98年），第10卷，頁446。此原為日文，中文由筆者所譯。
[89] 如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胡承珙（1776—1832）《毛詩后箋》、陳奐《詩毛氏傳疏》、馬瑞辰（1728—1853）《毛詩傳箋通釋》等皆是也。
[90] 如傅斯年先生（1896—1950）在其所著《詩經(jīng)講義稿》中云：“我們?nèi)パ芯俊对娊?jīng)》應當有三個態(tài)度，一、欣賞他的文辭；二、拿他當一堆極有價值的歷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當一部極有價值的古代言語學材料書?！荒盟斪鞴糯暨z的文詞，既不涉?zhèn)惱?，也不談政治，這樣似乎才可以濟事。”《傅斯年全集》（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1980年），第1冊，頁199。此種研究態(tài)度，頗異于《毛詩注疏》以闡揚政治教化為目的之解經(jīng)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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